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辩证法蕴涵

付文军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唯物史观 人类文明 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Ｂ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０１－１０

文化是民族生存、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①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然证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繁盛必须有其赖以存身的文化支撑，只有在文化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并充分发挥这种文化的持续性作用，这个民族和国家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才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更大的能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文化工作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积极探索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全新方案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并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道德滋养，堪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在学理上展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总体省思，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阐释：视域、原则与思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中国版本”，它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文化样态。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领会和解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此方能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在。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在“总体性”视角下完成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审视，以此充分彰显这一全新文化思想的整体图景。

以“整全的资源”完成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总体性省察。思想一般都是一系列论断、观点和命题的体系化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的学理化、系统化的结晶。就此看来，如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科学研讨，就必须充分借用手头已有的“全部资源”来科学阐释这一全新文化思想的生成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基本特质、原创贡献和时代价值等问题。这些“全部资源”，既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和教育工作等相关会议上的所有讲话内容，又包含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的“文化足迹”及相关论断，还包括党和国家提出的系列文化举措和实践方案等。除此之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４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２卷、《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等文本都详实地记录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只有把握这种“整全的资源”，方能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理性解读过程中，掌握“整全的资源”是必要且必须的。以“整全的资源”来充分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应成为当下学理性讨论活动的一种“自觉”。

以“发展的观点”完成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性考察。马克思是“发展论”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发展论”这一理论武器来完成他对社会历史的批判性考察的。一切社会现象与范畴都不是“神启”或“天命”的产物，而是“感性的人的活动”①的结果。唯物史观确认了“世界历史现实生成和演进的客观性与实践性意蕴”，②作为特殊社会现象的文化也就被历史地加以考察。“人的实践活动是文化生成的深层基础，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维理路前行。”③作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必然是一个生成性或过程性的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亦不例外。在系统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必须在生成论的视域中展开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考察，既要回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语境、历史时代中抽绎出它的历史逻辑，又要在实践推进和时代发展的过程中领悟它的开放性或发展性。当前学界基本上按照生成论的思路来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但对于生成“起点”的界分却存在一些分歧。部分学者按照“百年党史”的思路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即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来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脉络。这种做法虽力图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革命战争文化、改革开放文化的承继关系，但显然不属于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中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真实生成。这种做法虽然也属于生成论视角下的学理解析，但显然是“机械化”或“泛化论”的解读。这种“机械化”或“泛化论”的思路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全貌有一定的帮助，但对于准确而科学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并无多大益处。以生成论的视角来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逻辑，就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论断”、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建设和考察的“足迹”等来综合审量。当然，只要持生成论的视角来看待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就会自然地将其视为一个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完善的体系。

以“联系的视角”展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性抽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① 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考察”，这就决定了所有阐释或考察都必须在“普遍联系”中完成。这种“联系的视角”既要求我们充分结合根脉与魂脉、历史与现状、理论与现实、物质和精神、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内部与外部、守正与创新等多维辩证统一来完成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诠释，又要求我们必须结合２０１８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的“九个坚持”、２０２３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明确的“十四个强调”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等要求来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视域广阔、观点深邃、内容丰富、逻辑严密、实践性强的‘艺术的整体”，②要全面揭示它的逻辑结构，就“不能局限于对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之诸内容的逻辑梳理，而是要深入考察这一整体性思想本身的逻辑体系”。③ 围绕“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④总体上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文化领导论、文化价值论、文化目标论、文化建设论、文化主体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创新论、文化结合论、文化发展论、文化立场论、文化需求论、文化道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创新论、文化产业论、文化自信论、文化方法论和文化布局论等“具体论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科学梳理上述“具体论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清晰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

以“历史的思维”充分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方位。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思维，他所主张的批判思维就是要发起对形而上学“永恒论”的革命。历史思维要求以现实为基准而完成“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辩证，即要求人们统筹把握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之所以是“最好的教科书”，⑤其关键在于以史为鉴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洞悉发展规律和研判发展态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⑥ 以“历史思维”来审视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求我们必须置身于习近平文化思想萌发、推进的历史语境中来全面领悟其中所蕴藏的浓厚的历史底蕴，又要求我们在明晰文化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方位，还要求我们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实践中检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成效。具体而言，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审视至少需要做到两点：一是始终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事业中加以全面考察，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就文化谈文化”的线性思维窠臼之中，才能充分凸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的作用，才能有效确证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二是始终结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甚至是世界历史发展主潮流和主趋势）来科学审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历史影响，充分展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时代发展潮流和对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引领作用。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定向：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按照唯物史观的思路和逻辑，文化是人们特定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换言之，以“社会的劳动”①为源泉的文化不过是“物质形式观念化”②而已。正是因为社会劳动（或生产方式）的不同，才有了诸如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
正是因为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才有了诸如私有文化和公有文化的严格区分；
正因为不同生产方式所造就的时代差异，才有了原始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文化的区别。依循“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作用的发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类型。或者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版本”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在深度交融中形成的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类型，它是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扬弃私有文化弊病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先进文化。

私有文化必须以维护私有财产所有制为核心目的（甚至是终极目的），这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而作出的判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人类进入私有时代就塑造了带有明显私有标签的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都在此列。这些私有文化“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③这就决定了私有文化必然要维护私人利益。私有文化也就此极力兜售自私自利、精致利己、弱肉强食和冷酷无情等价值主张，整个社会也就为唯利是图的氛围所笼罩。除此之外，私有文化还是私人利益合法性的“辩护论”，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萨伊的《经济学概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定义》等都是“辩护论”的典型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精准地掀开了私有文化的伪善面纱，并对私有文化的具体表现及其社会历史后果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在“资本创造文化”④的格局中，一切文化生产、现象和要素都按照资本的面貌被不断形塑出来。资本创造出的文化就是一种极为典型的“牟利型文化”，这种文化配合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以使“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或“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⑤究其实，资本主义的“牟利型文化”就是最为严苛的剥削文化。在这种剥削文化的熏陶之下，整个社会文化的分裂格局得以成型。少数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把控社会文化的话语权、享有人类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而常年伴随广大无产阶级的却是贫苦不堪、精神空虚、文化荒漠和迷茫焦虑。就此看来，私有文化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程度会随着私有制度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之思”中，他们对于扬弃私有文化而构建与人的自由个性相匹配的文化类型是抱有期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建构的文化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期待变为现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文化。或言之，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底色”与“本质”。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社会主义本色，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文化类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新概括，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体方式、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等都是丝毫没有动摇过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冠以社会主义这一称谓的关键所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诞生的文化，自然而然地就带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色调，它也必然服务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经济根基。（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具体化”的产物，这一中国化、民族化了的文化类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始终自觉地坚持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②的方向，还将“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立场和文化繁荣的动力所在。③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④ 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这就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诸多举措和要求，比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无不直接显露出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元素和本质。（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贯彻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⑥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受制于国内发展状况，还要遭受外部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等风险挑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依旧能够稳步推进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因为有一个强有力且代表人民的政党的领导，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就有了掌舵者。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偏航、不变质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有效抵御风险、从容应对挑战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⑦这就表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所有工作与细节都要全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基本方案，在办报、办刊、办台和办新闻网站的过程中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四）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通达共产主义文化为最高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体系，它以服务社会主义事业为核心任务、以助推共产主义文化的成型为终极旨归。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⑨ 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导之下，汇聚民力民智共同构筑的理想形态，它充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① 从目标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习近平文化思想都朝向一个统一的目标和方向，即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环节和步骤。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贯彻落实，也是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和时代发展趋势而积极构建的带有典型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形态。

以社会主义为底色和本质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必然是先进文化的卓越代表。文化先进性与否的判定，既要考察文化与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符合程度，又要分析文化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贡献。更为简单地说，要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双向比照中判定文化的先进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是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文化依托于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力，并有效、有序地助推生产力健康、持续的发展。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制造业规模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②这些辉煌的成绩就是先进性的直接证明。如果没有有力、有效的文化思想作为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显然是不可能取得这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绩的。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总结文化发展规律与经验、不断研判文化发展趋势的结果，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沿而推出的引领风气之先的精神武器。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必然会随之不断完善，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必然会不断得到印证。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特质：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是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从历史传承来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时代延续。从生发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④综合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样态和文化范式。这里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特色决不意味着它就是与世界文化相脱离的特立独行的文化。恰恰相反，中国特色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型文化样态是在遵循人类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具体的国情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人民自己的文化道路。

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凸显的中国特色，我们首先要看其间蕴含的中国元素。（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立足中国大地之上的文化结晶。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生存的地基和发展的空间，中国大地之上的各种资源、地形地貌、行为模式、民族分布和技术应用等催生的文化元素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依仗的重要资源。中国大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得以生成的基础，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带有“中国特色”的硬性约束条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依托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实践催生中国理论、创设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就是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这一“富矿”⑤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围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主题或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推出了一系列实践举措和行动方案，比如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在这些文化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论点和论断得以不断系统化，继而形成了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文化思想。（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服务中国人民的科学理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①还是检验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是否科学的标度尺。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② 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它是真正依靠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的人民并不是小众群体，它以实现全体十四亿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设想、论述与举措，无不关照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了人民的首创精神、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凸显了人民的主体价值。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之下，才汇聚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明探索的磅礴之力。（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展现中国气派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了中国智慧，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理念和发展模式不同，我们坚决不走西方文化殖民、意识渗透和颜色革命的歪路和邪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③ 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持续发挥作用，并不靠对外扩张、穷兵黩武，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④ 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决不认同“国强必霸”的论调与逻辑，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充分贯彻落实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在坚守人间正道的过程中塑造世界和平与自身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践行了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民族精神，凸显了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⑤文化发展道路也是如此，“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和“独特的基本国情”⑥ 决定了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具备“中国特色”的关键原因所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系列新举措、新提法、新论点和新思想其实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的提法和举措大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四个自信”，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⑦ 历史和实践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⑧ 我们之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自信，其关键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助力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文化自信除了对我们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以及“文化创造力”拥有“高度信心”⑨外，还表现为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及系列举措的心理认同。在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中，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和体会中，在对世界历史局势和思想资源的批判和借鉴中，我们不断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在文化、理论、制度和道路“一体化”的视域中，依托文化自信这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①而不断唤醒和汇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 （二）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开启“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不断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以巩固“文化主体性”。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和推进，既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第一个结合”），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第二个结合”）。“第一个结合”侧重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第二个结合”则强调文化领域内的交融与碰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追求、价值理念和政治观念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的结合呈现出“相互成就”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并“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④在传统与现代的深度交融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得以不断“现代化”，由此孕育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塑造，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也就此拥有了更深厚的底蕴和更强大的底气。（三）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下，积极完成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⑤ 在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面临全新的局面并拥有全新的机遇。“中华传统文明”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在场”并发挥作用，就需要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化；
“现代文明”要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场域和时空中持续发力，就需要与中国具体实际接轨并实现“中国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中不断“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⑥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易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是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创新，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践基础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⑦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代表的就是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方向，所表征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四）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⑧原则的指导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⑨ 作为系统性的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也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关键举措，不断革新文化服务理念、革新文化服务机制、更新文化服务人员、变更文化服务态度和提升文化服务质量以助力文化繁荣。尤其是要着力推进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全面发展，使文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竞争力。当然，在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或市场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将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以此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并为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支撑。（五）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性力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⑩ 并推出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都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工具而成为文明演进、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产物。“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①然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大国”，我们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②等方面还有所欠缺。面对这一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即紧密围绕“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③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④的基本思路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以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助力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化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⑤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关键所在。在与时代的深度接触和交互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积极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问题，它有效探索并积极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以及如何构筑强起来的时代文化等系列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回答时代发问的过程中形成的”，⑥它在“随时代而行”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过程中给出了科学回应“时代之问”的文化方案。在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聚焦于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夯实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等现实问题，它在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等理念的指引下，不断探寻着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就此看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⑦的文化建设方案，就是“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⑧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指挥棒”。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必须要有与之适应的文化形态的引领，在理论和现实、物质和精神的双向互动中切实推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它是防止文化领域的两极分化、解决精神层面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问题、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效对接的新型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探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正视由于经济发展、区位因素、地理环境和民族习惯等带来的文化发展差距等问题的基础上，积极探求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差距、解决不平衡问题的可行路径。文化润疆、文化扶贫、建设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基层文化场地设施建设等方案无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文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关键。不仅如此，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还要求在“两个结合”中赓续传统文明、对接现代文明。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中，既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适应现代发展需求并增添现代元素，又充分发掘现代文化中蕴藏着的传统底蕴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在新时代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成型。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记述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任务书”。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抱负，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职责所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对社会的批判性改造中不断迎接着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到来。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如何更好地理解并履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和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工作任务。“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的使命规定，其实就是要更好地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迎来文化的繁荣局面，这就使得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世界大同的谋划有了强有力的思想基奠，对于妥善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有着莫大的帮助。在具体的文化谋划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的系列论断和举措无不是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文明程度提供坚强而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文化条件。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时代发展态势、文明发展需求和文化传播路径等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化（或精神）的反作用来有效助力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履行自身发展的时代任务时始终秉持为人类社会整体进步贡献力量的自觉意识”。②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书写世界文明的华彩篇章的“路线图”。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郑重承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③这是基于时代发展趋势、中华文明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综合判定。中华文明并不狭隘，从不追求用单一文化取代多元文化，从不主张用暴力方式来化解民族矛盾，从不用强力或霸权来凝聚共识。中华文明在历史与实践中展露出独有的包容性，对于不同的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始终持以认同、包容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④中华文明还具有独特的和平性，极力反对隔绝闭塞、强人从己和丛林法则，而是以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仅如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还真诚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呼吁要积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⑤在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和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并有序推进文明交流、促成文明共存。这都是在充分尊重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文明趋势所作出的科学研判，为我们创造更为出彩的世界文明提供了基本思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当中，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全新认识和系统总结，也是“繁荣文化、创新文化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文化使命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⑥ 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之下，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继续将文化建设摆在社会主义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塑造能够妥善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新型文化类型，在积极落实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具体文化工作的过程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并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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