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教育家胡瑗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蔡 佳 林

(中央财经大学教务处， 北京 100081)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是“宋初三先生”之一，是宋代义理易学的先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史中一个卓有成绩的教育家[1]。他一生主要在学校讲学中度过，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主要有“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
身教重于言教的师德观；
尊重学生兴趣的分科教学思想；
重视音乐、体育和实地考察的教育思想以及在苏湖20年的办学期间所形成的“苏湖教法”。因为他的教育理论主要是针对北宋教育界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所以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将其教法在太学里大规模推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北宋教育的发展。基于此，本文拟通过探析胡瑗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以及胡瑗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取其精华，挖掘胡瑗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助力。

1.社会背景：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变革的需要

胡瑗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教育、人才的需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宋代前期，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历史教训，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实行宽松的人口政策，城市人口增多，商业迅速发展，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当时发展最快的是苏湖地区，苏州的“商税额”每年5.1万多贯，湖州的“商税额”每年是3.9万多贯，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明了苏杭的富庶；
“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湖农业发展迅速。苏湖这种快速发展的经济为胡瑗教育思想尤其是“明体达用”教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也契合当时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苏湖经济的发展，促使苏湖商业发展的行业变多，也就需要各种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胡瑗就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从“达用”方面下手，专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因而，经济发展为胡瑗提出苏湖教法提供了支持[2]。宋代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都城汴京有160多行当，6 000多个窗口。行业划分得越细，对人才的需求就越专业。培养专门应对科举考试人才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给胡瑗提出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基于国家对专门人才需求这样一种现状，胡瑗还要求学生“不废骑射，琴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饭后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进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2.学术氛围：滕宗谅的约聘及“睢阳学脉”的推动

首先，滕宗谅为范仲淹多年好友，而对胡瑗，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滕宗谅“知湖州”，并创办湖州州学，因欣赏胡瑗的才识和为人，“聘为教授”，为胡瑗之后提出分科教学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基础[3]。正是因为滕宗谅的约聘和支持，才让胡瑗提出了对宋代教育及后世的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分科教学的教育思想，将胡瑗的教育事业推向了顶峰。

其次，宋代教育的发展与“三宰相兴学”密切相关。“三宰相兴学”指的是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熙宁四年(1071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支持的“熙宁兴学”以及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到宣和三年(1121年)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北宋中期，出现“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的状况。对此，范仲淹指出“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
宋祈则提出“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的教育理念，之后也才有了三次兴学。这些为胡瑗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为胡瑗教育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生长的学术环境。

最后，“睢阳学脉”的推动。睢阳学脉是明清理学的主要流派。胡瑗与范仲淹门下孙复、石介等的紧密交流，为其日后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据史料记载，“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说明范仲淹经常宴请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去他家交流国家大事，当时“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这就造成“经世之学萎缩，粉饰虚张，暗移国本”。他们都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不是为国家本身的兴旺去做官的，这种局面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国家出现了危机。面对这种情况，胡瑗试图将教育和国家的兴旺繁盛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胡瑗希望通过“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来改变国家治者的声律浮华、风俗偷薄之风。

3.个人因素：科举考试的触动及胡瑗父亲为官的影响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触动使胡瑗严谨治学、投入教育事业。胡瑗家境贫寒，无力供其读书，但他依然“以圣贤相期许”[4]。在贵族门阀垄断知识的封建时代，身居下层的贫困子弟想要出人头地，比登天还难，好在那时候的科举制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走上仕途的道路，胸有鸿鹄之志的胡瑗也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能够一举成名。但遗憾的是，他“累举不第”。在有过失落和悲伤之后，胡瑗从几次科举不中的经历中认识到，可以改变人们贫穷命运的科举考试却不能够改变国家发展的航向。为纠正科举和教育的时弊，胡瑗后来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他强调“人要谦和”“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则事无乖逆，而下不能为奸”[5]。胡瑗希望通过教育从学生的内心唤醒学生的人格，培养学生能够肩负起传承民族文化重任的使命，教育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需要。正因为胡瑗几次科举不中，才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们的追求，也使他认识到国家的存亡与每个有志之士息息相关。因而，胡瑗力求通过教育来促进国家的发展。

另一方面，胡瑗父亲为官也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胡瑗生活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在朝廷任过职。祖父任过泰州司寇，“父纳为宁海节度使推官”。后来父亲因“审鞠刑狱，公正廉明，至贫无以自给”而离任，这对他触动很大。他认识到自己的父亲为政清廉，却因为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离任，若清正廉明的官员大都如此，那么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因而他希望国家官吏能不被生活所制约，始终如一为国家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力求用教育改变人们为官的心态，将教育思想与国家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嘉祐四年(1059年)，仁宗任命胡瑗到天章阁试讲，专管太学。这一举措为胡瑗日后提出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实践的舞台。

1.“明体达用”

“明体达用”是胡瑗提出的教育主张。“明体达用”是中国古代实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宋元明清以来的“实学”思潮肇始于二程。二程“实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从经学导入，并明确地提出了“治经，实学也”的命题。“明体达用”中的“体”指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就是万世不变的“体”，儒家的诗书典籍就是垂法后世的“文”[6]。将“文”和“体”在实践中应用，就可以泽被天下百姓，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从现代视角来看，“明体达用”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于理论指导实践。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但到宋仁宗时这种集权的措施导致国家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因而民间有志之士开始活跃起来，希望通过发展文化来增加国家的凝聚力，范仲淹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体现了他的爱国忧患意识。还有些人高唱“夫圣人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万世也，而不可易，易则乱矣”。在这股思潮中，胡瑗挺身而出，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符合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孟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思想。胡瑗从“明体”方面下手，力求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出所需要的人才。胡瑗的“明体达用”具有较强的时新性，其专门针对北宋社会当时科举为官的现象提出，试图利用教育，从学生的思想上来改变他们对于做官的认识，主张“例须就合阖门习仪，平生所读书为事君之礼”，试图将国家的发展同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2.分科教学及师德教育

在湖州的多年教学实践中，胡瑗提出了分科教学的教育思想。他提出“治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7]。这种分科教学也就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感兴趣的东西，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向，这样可以使不同学生的特长得以发挥。这种教育思想不仅可以培养治学人才，还可以培养技术人才，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展示。

胡瑗的师德教育思想中，办学讲求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希望通过老师自己的严以律己来感化学生。史载，“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8]。这一实践的成功使胡瑗认识到身教的重要性。同时，当胡瑗在太学的讲学受到质疑时，也依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先生在太学，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己仕者盛侨，顾临辈分置执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游。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说明胡瑗更加注重身教的重要性。正是胡瑗善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自己的学生，让他的学生认识到身教对于自身的影响，也为胡瑗后来提出身教重于言教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胡瑗“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正是由于胡瑗对待自己的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悉心照料，和学生无话不谈的交流，便于他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同时他凭借对待教育严谨的态度，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了专门的教育方案。“胡亦甄别，人物择其过，人远甚人畏服者，奖之激之，以劝其志又各因其所好，类聚而别居之故”。以至于后来他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特长，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分科讲学。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不仅能够培养出专门的知识人才，还可以加深学生和老师的感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可以使其教学得到学生的支持。

3.“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从广义上来说，包含了胡瑗的主要教育思想，但从狭义来说，“苏湖教法”主要是胡瑗在苏湖两地进行教学实践时提出的教育思想[9]。景祐初，范仲淹创立苏州州学，因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因”、又因“胡瑗的教学不随时尚，订立的目标在明‘体’达‘用’”，注重仁义道德和政事之学的教授，因而“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为胡瑗之后提出苏湖教法提供了实践基础。胡瑗在苏州教学的过程中规定“辄自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以此提出了许多符合学生实际的教育思想，被后来很多学者称之为“苏湖教法”。正是因为范仲淹的聘请，使胡瑗在苏湖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有了与学生交流的空间，因而提出了一系列与学生有关的教育思想，被称为“苏湖教法”。

“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即由胡瑗管理太学的全部工作。在教授太学的过程中，胡瑗注重实践“苏湖教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张让学生凭借自己的亲身感受去体会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受民间疾苦。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又设立苏州郡学，“以田五顷，延胡瑗主讲。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具备，以身先之”。范仲淹还将自己的儿子范纯祐交由胡瑗来教育，“纯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文章，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学规良密”。胡瑗在苏州教学的过程中规范学生的学习行为和习惯，并且在教学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符合当时人才培养方案的教育思想，也就是被后来称为“苏湖教法”的一系列教育理论，丰富了胡瑗的教育人生。

1.促进校地共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胡瑗的“明体达用”中的“体”指的是儒学纲常伦理，其应用到现代，“明体达用”的精神内涵已具有了现代意义：“体”指本体，既可以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可指立身之本。“明体”即明德立志，学会做人。而“达用”则是将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实践、回报社会[10]。目前，高校大学生“明体”与“达用”的分割问题得到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缺少实践的沉淀，不利于当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基于此，借鉴胡瑗“明体达用”提出时契合社会背景的方法，结合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将“明体达用”赋予现代意义，可以促进校地共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一方面，从面到点，提出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的“体”和“用”，加强高校与地方经济的互动，促进校地共同培养职业人才。根据各地地方的经济短板和人才发展需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凸显地方特色。另一方面，校地共育的落脚点是校企合作，地方政府要提倡企业为高校学子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将“达用”的实践模式扩大化、深入化，为培养地方高素质人才助力。

2.正视学生差异，锤炼教师艺能

一方面，借鉴胡瑗的分科教学法，正视学生差异，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挖掘，个性化培养不同方面的职业人才。胡瑗在治学的过程中，通过和学生的相处，零距离的接触，收获很多教育方法，也使胡瑗内心的教育思想得到实践和完善[11]。尽管胡瑗在办学之前就有一些教育理念，但是在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入地了解学生所需，提出的教育思想也更加符合学生实际和更加能够促进学生成长。这启示现代教师要正视学生差异，找到学生所需所求，通过细化教学科目、趣味教学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程设置能够契合学生个性和特长的需要。另一方面，现代教育要求教师只有对时事政治和本学科文化历史背景都具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好地带领学生，因此，教师需借鉴胡瑗的治学态度，锤炼自身艺能。胡瑗在科举不中的情况下，决定“往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同时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勤奋读书，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丰富了见识和学识，也使他自己认识到知识的强大和学问的力量。因而他后来提出要促进学生“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这样就避免了学识的单薄，又使学生能够一专多能，使学生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全面型的人才。

3.转变教育观念，适应社会发展

胡瑗的“苏湖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其所有教育思想的总结，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例如胡瑗《武学规矩》记载：“臣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表明这些实践使胡瑗认识到国家的兴旺发达需要人才，因而他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致力于将教育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12]。因此，现代教育工作者及学生都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使得教学活动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

首先，转变教育仅在课堂上进行的教育观念，多方组织线上教学和线下活动，使学生在课堂外也能够进行教学活动，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促进其终身学习。其次，自隋唐以来，当时的考试状况是“国家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识者，十无一二”。人们注重科举取士，而不太注重经世致用，宋初的学子们也沿袭了这种学习的风气，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当官发财，只是研究科举考试的科目。针对这种情况，胡瑗在范仲淹的郡学里面，制定严格的学规对学生加以管教，培养了许多经世致用的人才。学习胡瑗批判为“追求功名利禄”进行科举的办学思想，现代教师应当转变“分数为王”的教育思想，注重学生的实践成果，在考核中摒弃分数考核法，创新考核方式。最后，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高校应当创新开设选、必修课，例如目前新兴的“电竞”“短视频创业”等，在保留原有科目的基础上开设适应当今信息化社会发展的课程，让教育促进社会进步、适应社会发展。

总之，胡瑗抨击了当时北宋陈旧的教育方法，对当时北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许多有用的人才。胡瑗教育思想提出的原因除了他的家庭生活环境与教育、朋友的器重与推荐，还与他自身的才能与追求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胡瑗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他的反复思考与亲身实践，才使得它对中国古代甚至现在的教育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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