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景重脾胃思想之探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叶 进

重视脾胃是中医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其理论指导与临床实践意义众所公认。这一理念源自何处？有哪些内涵？笔者反复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并梳理脾胃学说的发展脉络后认为，这一理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仲景，当时已有丰富的内涵，是其诊疗疾病的核心思想之一。现就此作一探讨。

《黄帝内经》《难经》论脾，多与五脏并列而述，并未将其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言及胃则非同一般,“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1]111,“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1]104，“胃者五脏之本也”[2]，“胃者，水谷之海也，主禀，四时故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之变，病、死、生之要会也”[3]。重胃之意显而易见。

仲景秉承经旨，亦十分重胃，在防病、辨证、制方用药、预后判断、药后调理等方面都有体现。如“胃中干”“胃中冷”“胃中空虚”“胃气强”“胃气衰”“胃气下泄”“胃燥”“胃实”“和胃气”“调胃气”“令胃气和则愈”等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时时可见，此类原文约有50余条。

在《黄帝内经》《难经》理论的基础上，仲景看到了脾的重要性，在《金匮要略》首篇首条发展性地提出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论点，即只要脾气旺盛，则邪不可犯，强调了脾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仲景不仅继承《黄帝内经》《难经》重胃的思想，而且又重脾。脾胃并重，可谓是仲景的一大发展。对于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仲景原文所言之“胃气”，其实已包含脾的作用。如小柴胡汤能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这里的“胃气因和”少不了脾的转运，方中人参、炙甘草、大枣便是益气补脾之品。现代有学者认为，胃气是对整个脾胃机能的概括[4]，中医学的“脾胃”功能是一体化的[5]。

脾与胃的关系最为紧密。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纳腐熟，但必须赖脾气才能使水谷精微为人体所用，完成其长养四旁的“中土”作用。如脾病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脾伤则不磨”，胃作为“五脏之本”的重要性就难以体现。只有脾胃俱盛，人体才能气血充盈、五脏健旺，才能有效地抗病、愈病。因此，从医理上讲，重胃亦须重脾。

不论是辨治外感还是内伤，仲景无不以脾胃的盛衰来把握病情，作为辨病机、定治则、判预后的重要依据。

1.脾胃失常是发病的重要因素

仲景在《金匮要略》首篇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强调脾(胃)具有抗病能力。疾病的发生与脾胃的强弱密切相关。脾胃病机是诸多疾病的主要病机。

六经发病，皆涉脾胃 就外感病而言，外邪是重要原因，但脾胃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脾胃虚弱是外感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伤寒论》涉及脾胃的条文约150余条，每经均有。太阳发病的基础是营卫不和。脾胃为营卫之根，脾胃虚衰，则营卫之气失和，使卫外失固、外邪乘虚而袭，发为太阳病。阳明之病多因热盛胃燥津伤，腑气壅滞，燥实内结，胃失和降，或为经证，或为腑证。少阳发病的基础多为本有脾胃虚弱，木邪犯土，脾胃升降失司，以致枢机不利而发病。至于三阴之病，脾胃虚弱更是其发病和传变的关键。太阴病以脾阳虚弱为主，进而致脾肾阳虚、心肾阳虚而成少阴病。脾胃是气机之枢纽，若中气不运，升降失常，则阴阳气不相顺接，而见厥阴病。可见，六经病虽然各有特点，但究其发病原因实与脾胃功能相关[6]。

伤寒伴有痰饮、停水、宿食等兼夹症也与脾胃密切相关。

杂病亦关脾胃 《金匮要略》前22篇中与脾胃有关的涉及17个篇章约20多种疾病，如腹满、寒疝、宿食、呕吐、胃反、哕、下利、吐血、下血、痰饮、脾约、皮水、黄疸、肠痈、虚劳、胸痹等。研究脾虚证的学者认为，脾不仅与消化系统密切相关，而且与消化系统以外的其他系统亦有明显的联系。一些原发病灶不在消化系统的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妊娠中毒症、妊娠呕吐、重症肌无力、血小板减少、乳糜尿、白血病、肾炎、中心性视网膜炎、功能性低热等几十种全然不同的疾病，在病程某一阶段都可能出现脾虚证，应用健脾方药可取得明显疗效[7]。

笔者认为，脾胃功能直接关系人体物质的来源与运动，因而是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脾胃生化异常，导致精微物质无法正常产出，脏腑失濡，则诸症丛生；
脾胃升降障碍，使全身气机受阻，气血津液运行不利，则疾病百出。

2.脾胃强弱直接影响疾病的传变转归

外感与杂病之传变 外感病是否从三阳传向三阴，多取决于脾胃的强弱。

一般而言，脾胃气盛则不传三阴。如《伤寒论》270条：“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能食而不呕”说明脾胃气和，可不传三阴；
若胃气盛，或可见逆经传变，由寒变热，由虚转实，由阴出阳。如《伤寒论》187条：“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硬者，为阳明病也。”

若脾胃虚弱，邪气乘虚内陷，则势必传入三阴，甚至可越经传变。如《伤寒论》279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
《伤寒论》163条：“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乃外证未除而下之，中气大伤，脾胃虚弱，病邪越经内传太阴。三阴病传变同样与脾胃密切相关：太阴病脾阳虚弱，损及心肾，导致心肾阳虚，而成少阴病；
若脾虚失运，土虚木郁，肝气横逆，则又可形成寒热错杂的厥阴病。

杂病传变亦同理。《金匮要略》首篇述及五脏病时便注重从饮食看疾病的变化：“病者素不应食，而反暴思之，必发热也。”虚劳、痰饮、水气、黄疸、呕吐、下利等诸多疾病的变化都与脾胃功能密切相关。

判断预后取决于脾胃 《伤寒论》339条载：“伤寒热少微厥，指头寒，嘿嘿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指出由“不欲食”到“欲得食”为胃气渐复，可判断热厥轻证有向愈的转归。再比如“除中”，是中焦脾胃之气将绝的反常现象，可知当属病危。

有人探讨六经“欲解时”，认为所涉及的未、辰、戌、丑四个时辰在运气学说十二支配五行中都属于土，故六经欲解时也都需要借助中土的力量[8]。

笔者认为，脾胃的功能决定其主导自调功能：脾胃强则物质得到补充，正气易复，抗邪外出，机体能自调，邪不入里，或由里出表而病退，机能恢复，病可向愈；
脾胃弱则物质缺乏，正气衰，邪气盛，机体自调无力，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而病进，机能衰退，预后多危。

3.诊病别证重视脾胃

四诊时，仲景注意反映脾胃状况的外候。如《金匮要略》首篇论及面部望诊时，首先论望鼻：“问曰：病人有气色见于面部，愿闻其说。师曰：鼻头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
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因鼻为“面王”，内应于脾。仲景问诊十分关注饮食及大便，如《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反复提到“能食”“不能食”及大便的情况，这些都是了解脾胃状态最实用的指标。切诊中重视趺阳脉、腹诊等都反映了这一意旨。

4.治脾胃作为疗病之大法

陈瑞春先生指出: “《伤寒论》六经辨证，有关脾胃的治法，遍及全书。”[9]

立法组方关注脾胃 从《伤寒论》看：病在三阳者，祛邪兼顾脾胃。如太阳病，发汗解表, 必资化源，桂枝汤及其类方都以调和脾胃为基；
阳明病治以清下邪热，兼以保存胃阴，用白虎汤，方中有甘草、粳米和中；
少阳病予扶正达邪，用小柴胡汤，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为调和肝脾之良方，对消化系统有调节作用。另，辛开苦降, 升降脾胃的三首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旋覆代赭石汤等皆有此意。病在三阴，更离不开温中助阳，理中丸、四逆汤是为代表。

就《金匮要略》而言，所论内外妇杂病60余种，从脾胃论治者约30种[10]，其中含治脾胃法的方剂有120余首。

笔者将仲景治脾胃法归纳为：甘温建中(小建中汤)、健脾利水(苓桂术甘汤)、温脾散寒(理中丸)、温脾摄血(柏叶汤)、温脾除湿(桂枝附子汤)、温脾止利(四逆辈)、健脾理气(枳术丸、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健脾祛瘀(桂枝茯苓丸)、健脾降逆(吴茱萸汤、大半夏汤)、滋脾润燥(麻子仁丸)、调和肠胃(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选用药物不忘脾胃 选药不离脾胃：取《伤寒论》《金匮要略》用药频次排序的前12味药来看，依次是：甘草、桂枝、生姜、大枣、芍药、半夏、干姜、人参、茯苓、附子、大黄、白术。查《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记载，12味药里，5药有温中之功，2药能补中益气，2药调中，1药缓中。白术“消食”“消谷”；
半夏下气，治“心下坚”“肠鸣”，调节脾胃升降。

笔者尝试以这12味药组方，得32首：桂枝汤、桂枝加大黄汤、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桂枝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干姜附子汤、茯苓四逆汤、茯苓甘草汤、桂枝人参汤、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甘姜苓术汤、真武汤、小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汤、半夏干姜散、生姜半夏汤、大黄甘草汤、干姜人参半夏丸、理中汤(人参汤)、苓桂术甘汤。从这些药物的作用及方剂的功效、方义来看，很显然，都与治脾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有研究者将《金匮要略》中的补虚药按五脏分类统计：补脾药为202次，占65.8%；
补心肝药为57次，占18.6%；
补肾药为37次，占12.1%；
补肺药为1次，占3.2%。补脾药使用次数将近为补益其余四脏药物总次数的2倍[11]。还有学者对《伤寒论》中药物的归经进行统计：在中、高频分类药物中，使用味数及使用频数均以归脾经、胃经为最多，提示仲景高密度、高重复率地使用归脾经、胃经药物[12]。这种现象见于归经说形成之前恐非偶然。

配伍时时顾护脾胃 仲景重脾胃思想亦从药物配伍体现出来，如甘草、生姜、大枣之间的相互搭配可谓是仲景的常规配伍，是顾护脾胃最为常用的药组之一。三药同用之方，《伤寒论》中见31首，《金匮要略》中见24首。还有，仲景用峻药时必伍以甘缓，如十枣汤配大枣，皂荚丸用蜜、佐枣膏，附子梗米汤配梗米、甘草、大枣，大乌头煎、乌头汤、乌头桂枝汤、大小青龙汤等也都佐以甘味药，以矫味、缓烈、护中。仲景用药味少而精，大多在10味以内，不致药杂扰胃。

用量渐增免伤脾胃 仲景运用峻药时，常用剂量渐增的方法。如乌头桂枝汤，方后云：“右一味，以蜜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二升后，初服二合；
不知，即服三合；
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峻药不可一日再服，如十枣汤，“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钱”，减少对正气的克伐及防止或减轻恶心呕吐等副作用。此法意在防止攻逐之药损伤脾胃。

煮服法亦重脾胃 仲景非常讲究煎药服药的方法，目的在于取效的同时顾护脾胃。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方后载“先以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纳葶苈，煮取一升”；
十枣汤方后载“先煮肥大枣十枚，取九合，去滓，内药末”，用枣汤配合以护脾胃，祛邪而不伤正。又如大建中汤方后言要小量频服，而且要求两次服药间饮热粥，当日要食糜；
枳实芍药散方后云以麦粥下之等，皆寓补养脾胃之意。此外，与米同煎、去滓重煎、白饮和服、麻沸汤浸渍、辅以食疗、中病即止、药后调护等，细细玩味，无不与护脾养胃相关。

康复时调中顾本 仲景对于疾病恢复期，仍十分注重脾胃，如《伤寒论》云伤寒瘥后，“喜唾，久不了了”，此乃病后脾肺俱虚，中焦寒滞，聚湿生痰，用理中丸温脾散寒除湿；
若“伤寒差以后，更发热”，为体虚复感外邪，用小柴胡汤护脾和解；
若“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为热病后气阴两虚，用竹叶石膏汤补气养阴清热；
若外邪已解，由于脾胃虚弱，勉强进食，食滞肠胃，“损谷则愈”。瘥后护养脾胃的理念对后世颇有影响。如明代医家吴又可《瘟疫论·下卷》明确指出：瘟疫病后，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劳复、食复、自复等，“久病之后，胃气薄弱”，病后饮食应当适度，宁少勿多，轻则损谷(减少食量)自愈，重则消导可也。在《瘟疫论》中专设“调理法”一节，其中主要就是强调胃气，认为恢复、呵护脾胃实是病后调治的关键，与仲景的理念一脉相承。

5.预防从脾胃着眼

其一，未病护中，注意饮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载：“若人能养慎……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指出饮食要寒温适宜，有节有度，五味不偏，避免脾胃受损。杂疗篇中记载饮食宜忌，也是防病的重要一环。“脾旺不受邪”也提示了脾胃在防病中的重要性。其二，已病防变，当先实脾。病发之后是否传变，取决于正气的盛衰，正气的盛衰往往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有著名的“治未病”之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并以是否知此而别“上工”与“中工”。

1.承前启后

仲景运用治脾胃方药，充分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如前述12味药都载于《本经》。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本经》未言黄芪有补脾之功，而仲景于补脾建中的小建中汤加黄芪而成黄芪建中汤，治虚劳里急诸不足，旨在取该药振奋脾胃阳气，与桂枝相合以甘温建中补气，补中益气汤即由此演化。再如《本经》载“术”，未有苍术、白术之分，而《金匮要略》中多以白术健脾，如人参汤、黄土汤、苓桂术甘汤、枳术汤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甘草，《本经》言其“长肌肉，倍力”，仲景引申其义，认识到甘草健脾益气的作用，在大量方剂中创用其补中之功，虽有调和药性之说，但其益中护脾之意不可否认，并有甘草补中炙用的经验。

2.喜用温中健脾方药

温中健脾切合当时环境与病机特点 温中健脾常用的桂枝、生姜、干姜、大枣等药在仲景用药频次最高之列，其他如附子、吴茱萸等亦都是常用之品。综观《伤寒论》《金匮要略》，运用频率最高的前12味药所组成的理中丸(汤)、四逆汤、桂枝汤、甘草干姜汤、苓桂术甘汤、干姜人参半夏丸、茯苓甘草汤等诸多方剂，温中健脾之意显而易见。

喜用温中健脾方药与当时的社会、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东汉末期，政治黑暗，群雄争逐，社会动荡不安；
自然环境也相当恶劣，水涝、干旱、地震、蝗虫、淫雨、雹灾等灾害连年发生。竺可桢研究认为：“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13]不仅天气变冷，而且疫病高发，有研究指出：“随两汉历史时间的推移，疾疫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其中东汉的高于西汉的，东汉后期的高于东汉前期的，至东汉后期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疾疫高峰期。”[14]由此可见，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与寒性疫病流行十分相关。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社会状况，造成生活动荡，使人体陷于疲劳、饥饿、紧张中，致阳气耗伤，抵抗力降低，尤易被寒邪侵袭，而使疾病流行。阳气具有推动、温煦、防御、气化、固摄等作用，能维持生机、抵抗疾病，人体须臾离不开阳气。仲景始终把扶阳气放在主要地位。人体阳气的化生和流通，有赖于中阳的振奋，可以说，只有重脾胃才能振阳气。因而，治病重脾胃，注重温中健脾，是既切合当时历史现实，又符合中医医理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经验，值得重视。现代研究已证实，温中健脾方药具有增强免疫力等多种药理作用。仲景这种从实际出发，确立治疗思想、考虑遣方用药的务实态度，对当今临床也有很好的启示。

桂枝汤为调治脾胃要方 仲景调治脾胃，桂枝汤可谓要方。从组成药物看，桂枝、芍药调和营卫，桂、姜、枣、草辛甘温，皆是常用烹调品，有补脾胃、增食欲作用，是仲景用药频次排序最前面的5味药；
从功效机理看，该方作用可归纳为调和营卫、调和阴阳、调和脾胃，而桂枝汤首先在于调和脾胃，才能达到振奋化源、滋养气血、调和营卫、协调阴阳之目的，作用机理符合基础理论；
从临床实践看，其应用范围广而效佳，临床报道不胜枚举；
从实验研究看，桂枝汤能有效地调节脾胃机能。

3.治脾胃以疗他脏病

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十分密切，五脏六腑均赖脾胃运化而来的水谷精微给予不断地滋养，有中轴作用。仲景往往从调节脾胃入手，有效治疗其余四脏的病证。

心病治脾胃 如“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用人参汤温中补气以治胸痹。当代名中医路志正先生倡导调理脾胃法用于冠心病的治疗获得良效。现代研究表明，脾气虚患者心功能降低(低左心泵力、低心排出量)[15]。有研究显示，冠心病心绞痛多见心脾气虚、痰瘀阻络证为主的证型[16]，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作心病治脾，心脾同治法则的依据。又如用甘麦大枣汤治疗心脾兼病之脏躁，该方方后明言“亦补脾气”。神志活动基于脾胃化生之气血，脾胃升降是调节神志活动的重要方式。

心与脾胃在血液的生成与运行，神志活动的供能与调节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故调治脾胃是治疗心系疾病的重要手段。

肺病治脾胃 《金匮要略》中虚热肺痿用麦门冬汤止逆下气，虚寒肺痿治以甘草干姜汤，皆有培土生金之意。现代临床也观察到，在慢阻肺辨治中，健脾法不仅有疗效，还可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临床研究表明，培土生金综合治疗可以有效地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稳定期患者的消化吸收功能，促进物质和能量代谢，改善营养状态，同时还可减轻咳、痰、喘等临床症状，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17]。

肺气全赖脾胃所转化，水液的代谢由脾肺共同营运，故临床上治疗肺系病证，培土生金、脾肺同治亦是常法。

肝病治脾胃 肝之实证，往往容易影响脾胃，调补或充实中焦有助于肝病的恢复，可用抑木扶土法；
肝之虚证也应调补脾胃，可以甘药调和中气，甘与酸相合又能养肝阴，使土旺木荣。《金匮要略》中肝病实脾就是很好的例证。此外，吴茱萸汤温中以散肝经阴寒，当归芍药散健脾调肝和血皆属此类。即“虽在治脾，正以救肝”[18- 19]。现代有医家认为，脾虚往往贯穿慢性肝病全过程，以《金匮要略》酸甘焦苦，健脾化湿法为治疗该病的主要原则，以健脾为主的系列方治疗“慢乙肝”千余例，临床疗效显著。

肝主疏泄影响脾胃的运化，脾之运化，提供肝血来源；
肝藏血，脾统血直接关系血的运行，故治脾胃能调肝。

肾病治脾胃 《金匮要略》所载之“虚劳失精”，乃肾阴虚继而肾阳虚以致阴阳两虚之证，用甘温扶脾的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以潜镇摄纳。又如真武汤、附子汤都是治肾阳虚之方，从用药来看，二方都有附子、白术、茯苓、芍药。很明显，治脾是方中的一个重点。现代临床有报道，以黄芪、党参、茯苓、白术、陈皮、甘草等药组成健脾益气方剂，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总有效率达86.3%[20]。益气健脾方治疗家兔膜型肾炎模型实验示，可减少尿蛋白，提高血清白蛋白，降低α2、β球蛋白及胆固醇，肾小球基底膜之病理损害也明显减轻[21]。

肾与脾胃为先后天之本，气、精的生成须二者共同参与；
肾主水，脾制水，水液代谢也离不开二者的协同，故治脾胃能调肾。

清代沈金鳌有“脾统四脏”之说，概括了脾与其他四脏在生理病理上的密切关系，并强调了脾胃为后天之本及治病调补脾胃的重要意义。由上可见，后世“脾统四脏”说，实乃发端于仲景。

4.虚实兼顾，善用辛开苦降法

脾胃病机多为中气不足，邪犯肠胃，气机痞塞，升降失调，故以虚实相兼，寒热夹杂证多见。所以仲景治脾胃时常用虚实兼顾、寒温并调、辛开苦降之法。如小柴胡汤的和利枢机，扶正达邪；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扶正消满；
最典型者莫如治寒热错杂，中焦痞塞的痞、呕、利的半夏泻心汤，以芩、连苦寒泄热，姜、夏辛温散寒，降逆止呕，参、草、枣甘味和中补脾胃之虚，寒温并用，辛开苦降，脾胃兼顾，补泻相济，从而达到恢复脾升胃降之目的。

5.擅用食疗

脾胃与饮食的关系最为密切，仲景喜用健脾养胃之食品调理脾胃。据统计，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关食疗的条文有80余处，运用食物性药物38种，组成的食疗方13首，70%的处方中运用了食物性药物[22]。仲景于方中常用的食药，如生姜、大枣、粳米、饴糖、葱、山药、小麦、大麦、米粉、赤小豆、百合、羊肉、猪肤、猪膏、鸡子黄、豆豉、蜂蜜、苦酒、薏苡仁等。食疗用意主要有二：一是护中补虚、助药力；
二是缓药性、制药毒。

由上可见，仲景重脾胃思想内涵丰富，特点鲜明，有继承更有发展，对脾胃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当今临床，这一思想仍具有重要而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卓有成效的临床实践价值。

笔者以为，重脾胃之所以意义重大，其原理有三。

其一，脾胃是人体获取基本物质之来源。脾胃属土，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基本物质之母。脾胃一败，化源皆绝。所以古人云，有胃则生，无胃则死。中气不立，百病难治。

其二，脾胃是人体物质运行之中轴。脾胃主升降，《黄帝内经》云“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功能直接影响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的运行，故此中轴正常运行，人体才能维持生命活动。

其三，脾胃主导人体的自调功能。人的自调功能必须基于物质的持续供给和有条不紊地运行，以抵抗外来的致病因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运行气血津液之中轴，又是人体的“防护盾”(脾旺不受邪)。现代研究已表明，中医所说的脾胃是高度概括的功能系统概念，除了消化系统外，还涉及到全身性功能范畴，如调节、代谢、免疫等。可以说，调脾胃实际是多环节调整，脾胃主导的自调功能贯穿病前、病中与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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