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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始终站在农村改革发展的最前列，率领华西村民“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新世纪腾飞”，实现了从农业样板村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再到农村现代化的一次次跨越，走出了一条农村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共同富裕的发展新路，开创了超大型村庄民主管理体制建设的先例。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等称号。
从1961年到2003年，吴仁宝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做了43年村党组织书记。他带领全村群众把一个只有500多亩农田的苏南小村庄，建成为一个2003年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的华西集团，农民人均收入2003年达7.2万多元。
吴仁宝生前常说，华西村的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实事求是。他做过两个与众不同的重大选择：
各地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他则根据人多地少的实际，坚持集体所有制，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全村500多亩农田，富余劳动力转移到村办企业。吴仁宝说：“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吴仁宝凌晨两点召集全村干部开会，迅速采购大批生产材料，加快村里企业生产步伐，“凌晨一次会，赚了一个亿”。自此，华西村发展进入快车道。吴仁宝提出多项改革举措：在村办企业基础上，组建华西集团，这是江苏第一个村级企业集团;在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的同时，实行村民参股，发展私营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和混合型经济，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1999年，“华西股份”上市，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坚持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吴仁宝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吴仁宝说，富裕起来的华西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西村通过派干部、出资金、带技术、办项目，远赴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脱贫致富，出资上千万元为中西部地区培训了万余名农村基层干部;2001年开始将周边20个经济薄弱村纳入华西共同发展。
“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这是吴仁宝对村党组织书记职责的理解。当华西村村民已经住上五六百平方米的第七代、第八代别墅，吴仁宝却一直住在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房子里。“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这“三不”，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一诺千金，直至去世。
李雪健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优秀表演艺术家，从事戏剧影视表演工作40多年，崇德尚艺，执着追求，形成“含蓄、真诚、淳厚、朴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变迁。主演或参演的《焦裕禄》《李大钊》《赵树理》《杨善洲》《横空出世》《渴望》等数十部影视和话剧作品，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塑造的焦裕禄、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成为弘扬主旋律、讴歌英雄模范、彰显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典型，发挥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称号。
既有演技更有演德
千万别小瞧了“改革先锋”这个荣誉，它可是国家级的，是国家认定的。既然这么重要，对获得者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人品要好，要德艺双馨。光有演技还不行，在演德方面也要经得住考验。李雪健是公认的德艺双馨的演员。小编还记得在2017年的金鹰电视晚会上，大家的爱豆胡歌在发言中就表达了对李雪健老师的敬佩之情。胡歌说，他来参加金鹰节，还是比较低调的，只带了三个工作人员。恰好在飞机上碰到李雪健，才得知李雪健只带了一个工作人员，而李雪健的年纪比他大很多。胡歌的演德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连他都佩服李雪健，可见李雪健的演德不是一般的好。
既演商业片更演主旋律片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演艺圈赚钱的是商业片，一部片子甚至可以拿到上亿的片酬，而主旋律片呢，基本没啥钱可赚，可能仅仅只有几千块的劳务费，所以很多小鲜肉都一窝蜂去演商业片，对主旋律片不闻不问。而李雪健却不是这样，翻翻他演过的电视剧，既有《希望》《嗨!老头》这样的商业片，更多的是弘扬正能量的主旋律电视剧，如《杨善洲》《焦裕禄》《李大钊》等。所以，说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表演艺术家”，一点都不过分。
本身担任社会要职
对“改革先锋”这样的荣誉，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参评的，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李雪健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艺术届联合会副主席，还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职位。而且，李雪健还是中国演艺界十分有影响力的演员，他在1990年出演的《渴望》，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渴望》在那个时候受欢迎的程度，比现在的《琅琊榜》《人民的名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这部剧。李雪健在《渴望》中饰演宋大成，让人既爱又恨，把整个人物演活了，拿奖拿到手软。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陈道明、李幼斌和唐国强等可能演技都很过硬，但是在演德、弘扬主旋律、社会任职等方面，或多或少都与李雪健存在这样那样的差距。放眼整个演艺圈，除了李雪健，谁还有资格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呢?
1979年开始，孔繁森两次进藏工作，勤政为民，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结束后，被任命为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情况，探索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被称为“新时期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他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和影响着广大中华儿女投身改革开放事业，自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事创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
1988年，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因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交关。
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
孔繁森去世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他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优秀领导干部中的杰出代表”，并开展了一场中国全国范围的“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活动。1995年4月中国国务院追认他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因孔繁森身前下乡工作经常有新闻记者陪同，留下了许多新闻报道和照片，后根据他的生平拍摄了一部名为《孔繁森》的电影。
王有德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探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王有德与沙漠的抗争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
王有德的家乡在灵武市马家滩，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幼年时，他眼睁睁看着风沙一次又一次灌满了窑洞，十几年里，20多个村子、3万多人被迫迁移……
“从那时起我心里就跟沙漠较上劲了，一定要把被沙漠侵吞的土地夺回来。”王有德的语气和眼神同样坚定。
1976年，王有德进入林业系统工作;1985年，他出任白芨滩林场副场长，开始带领职工与沙漠展开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
白天，他们顶着50多摄氏度的高温推沙平田、挖坑种树，晚上就住在帐篷里;寒冬腊月，为了抢抓树苗灌冬水的时机，他们日夜吃住在水渠边;风沙不停摧毁辛苦栽下的树苗，他们就不停补种，直到树木连成片，把流沙牢牢锁住……
“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才能实现治沙事业可持续发展。”王有德说。
通过多年改革创新，他带领职工成功推广了草方格治沙、乔灌草结合的精准造林技术，探索建立了“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王有德带领职工以“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的拼劲，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筑起了一道东西长47公里、南北宽3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移和西扩，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
2014年，退休后的王有德发起成立了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在新的“主战场”继续拼搏。
“多栽一棵树，就是我的价值;多治理一片荒山，就是我的价值;让当地老百姓找到致富之路，就是我的价值!”王有德说。
吴良镛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规模大、速度快、涉及面广等特点，他创立人居环境科学，建立了一套以人居环境建设为核心的空间规划设计方法和实践模式，受到国际建筑界的普遍认可。成功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开展区域城乡、建筑、园林等多尺度、多类型的规划设计研究与实践。主持参与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规划设计、孔子研究院规划设计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
年高未曾忘忧国。让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吴良镛对人居理想的愿景。
将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来自他颠沛流离的早年经历。在1937年南京沦陷之前，吴良镛随家人一路西迁：南京、镇江、武汉、宜昌、重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时间地动山摇，瓦砾、碎石、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火光冲天，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这些痛苦的经历，促使我内心燃起了战后重建家园的热火。”吴良镛回忆道，“我怀着‘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的抱负，走进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5年10月，吴良镛受建筑学家梁思成之邀，协助筹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又在梁思成推荐下于1948年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
在对建筑学的不断探索中，吴良镛意识到“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就此理念不断进化诞生的人居科学，成为吴良镛工作的核心。
1993年，由吴良镛主持改造的北京菊儿胡同被授予“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近代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取得的最高荣誉。“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新途径”，评语这样评价吴良镛在保留传统四合院与创造宜居环境中的创举。
从参与战后重建到发展人居科学，吴良镛不仅将目标放在了筑建“广厦万间”，而且将城乡规划学、环境学、风景园林学等领域融入建筑学，为实现人类更宜居的环境继续奋斗着。“我希望在13个现有学科门类上增设‘人居科学’。”吴良镛说，“人生百年，我现在已经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的十里路可能会更加艰难，但是我不希望轻易失去这最后的‘人生单元’，我要积极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事。”
王选主持研制成功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得到大规模应用，实现了我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和电”的技术革命，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范。致力于研究成果产业化，主持开发的电子出版系统，引发报业和印刷业四次技术革新，使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99%国内报业和80%海外华文报业市场。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创新研究。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高科技应做到‘顶天立地’。”这是王选一生奋斗的信条。“顶天”即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术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而“顶天”是为了更好地“立地”。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出版业仍是铅字排版和印刷。为改变落后状况，1974年，我国设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正在北大任助教的王选看到了巨大可能，他通过分析比较，决定跨过当时国外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究世界尚无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历经艰难，1979年，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制成功。
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夫人陈堃銶介绍，原理性样机做出后，有人劝王选，不要做下去了。“但王选说，应用性研究如不做成商品，对社会就没有价值，所以他一直极力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相结合。”
在艰苦研制条件下，王选团队不仅攻克汉字字形信息的计算机存储和复原输出的世界性难题，还在20多年间持续创新，与多个协作单位联合攻关，紧跟市场需求，先后研制出八代汉字激光照排产品，使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至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使用了王选团队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我国书刊平均出版周期从300多天缩短到100天左右。
王选院士逝世的12年后，他曾带领的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跨媒体智能识别技术等多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而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方正集团也成为中国信息产业龙头企业之一。
“王选精神在传承。”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郭宗明说，“他提出的‘顶天立地’产学研结合模式，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发展之路。”
王瑛奋战在纪检监察一线20年，探索创新纪检监察工作为民服务零距离、干群关系零隔阂、监督监察零空档、案件查处零搁置、再塑形象零起点的“五个零”工作法，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权威，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她对党忠诚，鞠躬尽瘁，身患肺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2009年，以她的事迹改编的电视剧《远山的红叶》及大型话剧《红叶旅途》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称号，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奋战在纪检监察工作一线20余年的王瑛，个子不高，却在纪委书记这个岗位上，让人们见识了纪检干部的铮铮铁骨。
2003年3月24日，四川省南江县发生一件震动全县的大事，一名在“扫黄”行动中被拘留询查的年轻女子在县公安局某派出所留置室上吊自杀，案子经有关部门迅速了结。一个月后，一封举报信转到县纪委，举报派出所某民警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亡。
时任县纪委书记王瑛决定对此事立即开展调查。事情很快现出端倪，这竟是一起涉及多个部门、背景复杂且连带县公安局个别领导有制造伪证、隐瞒真相嫌疑的重大案件。
那些日子，王瑛和战友们一道日夜奋战，曾连续5天5夜没有睡觉，吃住在办公室，与主要涉案人员反复谈话，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一次向县委常委汇报案情的会议上，一位领导黑着脸当面指责她不该查这件案子。她却说：“纪委是干什么的?纪委就是为纯洁党的队伍、永葆党的战斗力而冲锋在前的尖刀兵。作为纪委书记，不办案就是失职;作为纪检干部，不办案就不配在岗!”最终，1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制裁。
2006年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冒着酷暑在抗旱一线连续奋战10多天，几次昏倒，随行的同志强行把她送进医院。检查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肺癌晚期。
结束3个疗程的治疗，王瑛坚持回到了岗位。巴中市委准备给她安排个轻松点的工作，王瑛谢绝了。她说：“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了，干一天算一天。我热爱纪检工作，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2008年11月，王瑛去世。
王家福参与民法通则、公司法、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为我国民商事立法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较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和法学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特别贡献奖等。
王家福对“以法兴邦”的追求无比执着。60多年来，他一次次向中国立法的难点挑战，一次次为中国法治的进步奔走，在一个个历史行进的关键节点，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扛起重担，被誉为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对百名改革先锋进行表彰，其中就有王家福。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拂动，王家福便向中央提出了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研究报告。国家刚刚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需要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更需要超凡的魄力和勇气。王家福多次坚持主张民法是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终于，民法起草小组成立。
此后，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资深学者和学术带头人，王家福通过在民法、经济法、商法领域的大量著述，对我国民商法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法治国家’这个涉及国家基本治理模式理念的提出，是王家福老师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对于国家法治事业最大的贡献。”王家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说。
耄耋之年，王家福常常埋首于研究，伏案至深夜。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法学工作者，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我们不能看着、等着，应该研究中国最迫切、最现实的民法问题，向党和人民提出建议，不断推动国家的法治事业。”
王家福始终难忘，从四川的家乡出发，山水迢迢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人生之幸;更终身铭记，为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必须肩负的职责与使命。
王启民是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他始终用“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从事科学研究，敢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坚持“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的信念，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创造多项世界纪录。主持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打破了国内外认为不能开采的禁区;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他是一代石油人的杰出代表，为“铁人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等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的新形势下，以王启民为代表新时期“铁人”精神有它更新更深的时代内涵。
王启民，1937年9月出生于浙江湖州，于1961年8月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授予“新时期铁人”荣誉称号;曾任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管理局局长助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地质师;中共第15届中央候补委员。
早在1960年4月，大学尚未毕业的王启民便来到了大庆油田进行实习，在葡四井试油队当技术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王启民不知不觉患上了风湿病，但他仍以铁人为榜样，与工人们一起不分白天黑夜地搞会战，年底在实习生中被评为唯一的二级红旗手。
1961年8月，大学刚刚毕业的王启民便响应国家的号召，重返大庆油田，立志为祖国的石油工业贡献青春和力量。从那时开始，王启民的命运就和油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探索油田开发规律也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课题。
油田刚开发没多久，为了探索地下油水分布规律，王启民和几个同事白天到井上观察、取材料，晚上分析比较，每天都忙活到后半夜，终于开创了“温和注水”“均衡开采”的“非均质”理论。由此，油井的生命力旺盛了，日产百吨以上的高产井又呈批涌现了出来。“非均质”开发理论的形成，为大庆油田原油产量不断增长，趟出了一条注水开发的新路。
1975年，王启民冒着风湿病加重的风险，依然工作在前线，又开创出了“分层开采”的方法，不仅保持了试验区中含水期的高产稳产，还揭示了油田不同含水期开采的基本规律和稳产方法。
1976年，大庆油田年原产油5030万吨。这表明，大庆跨入了大型油田行列，还开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新纪元。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王启民的突出贡献。
1985年，大庆第一个稳产十年的目标胜利实现后，又提出了第二个稳产十年的奋斗目标。王启民花了七年时间，经过反复实践，对表外储层的地质特征、潜力分布、开采条件、产能特点、挖潜效果及开发收益等，有了正确的认识，为“表外储层”的开发找到了科学依据。“表外储层”的开发研究成果，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按2亿吨的可采储量计算，价值达2000多亿元。
1986年，王启民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
1991年初，王启民提出“三分一优”方案。这个方案很快在全油田得到推广应用，它使大庆油田实现了三年含水上升率不超过1%，有效地控制了产液量剧增的局面。王启民的辛勤工作，为大庆油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八五”期间，大庆油田累计多生产原油610多万吨，累计增加收支150多亿元。1996年，“稳控油水”系统工程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王启民先后主持了8项重大开发试验任务，参加和组织了40多项科研攻关课题和油田“七五”、“八五”、“九五”开发规划编制研究等工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九五’中国十大科技奖”、“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等19项奖励。
王伯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他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富民强县为己任，立足寿光种植蔬菜的传统优势，全力扶持和推广寿光冬暖式蔬菜大棚试验，大力发展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创建了全国闻名、江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寿光蔬菜产业化模式推向全国，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大力推动潍坊市农业产业化和工业股份制改造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潍坊经济繁荣贡献力量。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1986年，王伯祥上任寿光县委书记时，当地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百姓手头还是很紧。“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老百姓没钱，咱得想办法。”王伯祥说。
1988年腊月，寿光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捎来顶花带刺的鲜黄瓜，说东北有人会种“过冬不生炉的大棚”。
“种蔬菜一年就能成万元户。”王伯祥决定先试点，共产党员先上。但建大棚要砍20多亩青玉米，当时的观念还是“以粮为纲”，“杀青”责任谁来负?
“损失县里补偿，政治责任我来承担。”王伯祥给大家吃了定心丸。不久，17个黄瓜大棚获得成功，涌现首批种菜万元户。
三元朱村能搞，其他地方也可以搞。1990年，王伯祥主持在全县推广了5000多个蔬菜大棚，均大获成功。农民纷纷效仿，还推广到全国各地。
往事历历在目。“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有了成果，普遍推开的时候，心情激动也高兴。”已经75岁的王伯祥回忆，当时他和两个副县长一起抓蔬菜产业。
菜种出来了，销路也要做好，得有市场。
“老百姓自发形成了个马路市场，卖给胜利油田的工人等，但占道严重，有时一堵两三个小时。”王伯祥说。
调研后，王伯祥在当时的寿光镇九巷村划出一块地，专门给菜农交易，随后逐步扩大。多年以后，交易点搬到了现在的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凌晨两三点，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时，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已是车水马龙。这个“买全国、卖全国”的蔬菜市场每年蔬菜交易量40多亿公斤。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如今寿光已有十几万个蔬菜大棚，蔬菜种植面积60多万亩。蔬菜育种科研、农业设施及服务、农业前沿科技等领跑全国。
在任5年多，王伯祥除推动蔬菜产业化外，还选用能人发展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并组织寿光北部大开发，使其变成全县的“粮仓”和“银山”。
王伯祥离任20多年了，至今仍被当地老百姓挂念。
改革开放初期，他解放思想，大胆在海盐衬衫总厂进行企业改革，创品牌、闯路子，努力搞活经营;严格内部管理，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创新企业文化，激发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在改革推动下，海盐衬衫总厂面貌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海盐县第一个产值超千万的企业，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敢闯敢干、勇于实践，成为“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典型，媒体称他“剪开企业改革帷幕”，其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国家博物馆。荣获“浙江省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
1934年，大年三十晚上，浙江海盐县，一个妇人听着高高响起的鞭炮声生下一个男孩，小名高生。男孩从小多病，念书时起名步鑫生。
步鑫生的老家在海盐县澉浦镇附近的农村。步家是裁缝世家，步鑫生从小就学裁缝。他9岁时父亲去世，当时大哥16岁，二哥15岁，一个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到上海霞飞路，一个学男式裁缝，一个学女式的。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大家走到一起来，步家荣昌裁缝铺也合作化了，步鑫生成为武原缝纫合作社主任。在1978年之前，海盐县城人对步鑫生的印象还是那有名的步家裁缝店的后人和总是带给人们惊喜的好手艺。
海盐衬衫总厂前身是红星服装厂，是服装加工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企业发展很慢。后来，通过一家社队企业的关系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关系，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步鑫生任车间主任时就提出过奖励工资等建议，未能实施。
当步鑫生接手厂长时，企业有300多职工，却状况不佳，老工人的退休金也无处可支。在这种情况下，步鑫生觉得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就是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
当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见到很好的成效，步鑫生参考其中的做法，在工厂里实行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其次是抓质量，“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三是规定请病假一般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步鑫生来决定是否补贴。当时，“泡病号”在企业中很流行，即使在企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出勤率也只有80%，而真正生病的不到“泡病假”的三分之一。步鑫生当时的做法就是要治一治这种“流行病”。其他的办法还有每年要开订货会、打响“唐人”、“双燕”、“三毛”三大衬衫品牌等措施。因为“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倒台!”正是在改革的潮流推动下，当时地处偏僻一隅、名不见经传的海盐衬衫总厂成了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明星之一。
海盐衬衫总厂，这个前身是1956年合作化组织起来的小集体性质缝纫生产合作社，从一开始只有60多名职工，到1983年达到600多人，两年后达1000多人，企业利润每年以50%幅度增长。
多年后，步鑫生自己也意识到：“那时全国改革已在农村取得进展，城市改革需要突破。在这种背景下，有关方面发现了海盐，发现了我。没有步鑫生，也有张鑫生、王鑫生。”
1983年，步鑫生火了!
1984年，短短2个月，全国各地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人数达2万多人。美、英、法、德等各国驻华外交官员、记者闻讯赶来，探讨“大锅饭”“中国懒汉”等“改革锐话题”，步鑫生在厂里接待室举行招待会，侃侃而谈。
“庙多菩萨多，办一件事要盖几十个图章，必须改革，将某些部啊局啊撤掉……”步鑫生在大会上批评政府机构臃肿。
步鑫生到处作报告，甚至到部队、机关谈改革……
他在这里名扬全国，也曾在这里“败走麦城”。
西装!西装!步鑫生耿耿于怀：“如果西装厂存活到现在，产品肯定卖到国外!”
当时让西装厂上马，步鑫生承认有点头脑发热。“领导1983年要我上西装项目，我说好吧，弄个年产量六七万套。结果打报告到省里，领导说，你是典型，要搞就搞个全国最大的，年产量30万套。”
让西装厂下马，步鑫生急得和领导顶起来。“他说各地西装厂都下了，你赶紧下吧，我说这几年我所有的都投进去了，怎么下?再等等，西装又会流行起来。”
等不了了。1988年，步鑫生被免职。
离开海盐后，步鑫生先后到北京、辽宁盘锦、河北秦皇岛等地创业。他憋着一股劲，“好企业请我我不去，亏损企业我才去，我要体现人生价值!”
2001年步鑫生病切除肾脏、脾脏，出院后退出商界，定居上海。闲时看看历史书，练练书法，最爱写“龙”字。
2014年6月，他回到家乡海盐定居。
改革开放之初，杨善洲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原来缺粮的保山成为了“滇西粮仓”，被称为“粮书记”。率先探索和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多种经营，培育非公有制经济，建成一大批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地方工业企业和特色鲜明、经济活跃的小集镇。退休后，他践行“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植树造林22年，把5.6万亩荒山变成绿洲，并将价值3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国家。荣获“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这次获得了改革先锋称号，但老人2010年已经去逝，他的三女儿替老人接受了颁奖。
杨善洲在为官的32年里，身影总是出现在田间地头。上世纪70年代初，保山老百姓吃饭都是问题。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杨善洲开辟样板田，亲自试验。
杨善洲蹲点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增加了产量，使保山变成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杨善洲退休后，放弃到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就来到他的家乡大亮山植树造林，20年后，他把面积达到5.6万亩估值超过3亿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2010年10月10日，83岁的杨善洲静静地走了，他留下遗言：不请客、不接礼、不铺张、不浪费。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荣获教育部第六届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在1986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此后，他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方向逐渐明朗，被称为“厉股份”。
厉以宁密切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因此，又有了“厉民营”之称。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他参与推动“非公经济36条”，这是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再次与年轻的学者、企业家们一起分享民营企业未来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要不断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他说。
厉以宁一路走来，曾面临过质疑，也遭受过挑战，但他坚定如一。他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如今，厉以宁仍然坚持在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改革等领域深入研究。他说，中国经济在继续前进，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要回忆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特别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198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勇于创新，掌握了大量铁路接触网施工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先后参加了大秦线、京郑线、哈大线、京沪高铁等10多项国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创新施工方法114项，主编《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配发给数千名接触网工作人员作为工具书。他从一名普通农民工成长为知识型工人，唱响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主旋律。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巨晓林身上总带着三件宝：“图纸、工具书、笔记本”。有一年“中秋节”，工地放假半天，他和工友们出去逛街采购生活用品，同伴走着走着却不见了巨晓林踪影。大家一边喊他、一边找他，只见巨晓林正蹲在一个摩托车修理摊位前看人修车，向修车师傅请教汽油机的工作原理呢。跟他同住一个寝室的工友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感慨万千：“老巨学技术那叫玩命，每天他比别人早一个钟头起床，晚一个钟头睡觉。不管多么辛苦，他一点都不放松。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闹钟，他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用。”老巨淡然一笑：“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农家子弟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很不容易，所以，我非常珍惜和热爱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从一开始就暗暗下决心要干好。”二十多年来，巨晓林就是凭借这股钻劲，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他白天在施工中跟着师傅学，晚上放下饭碗又撵着师傅问，就连师傅喝茶聊天的时候，他也蹲在一旁，不厌其烦地问些接触网安装的技术要领。至今，他记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和施工日志，熟练掌握了接触网上下部施工技能，并具有解决接触网施工中的复杂问题和指导本工种高级工技能操作的能力，成为全国铁路电气化施工行业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
农民工巨晓林参加工作二十多年，先后参加大秦线、京郑线、京沪线、京秦线、哈大线、石太线等几十项国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他爱岗敬业、勤于奉献，用忠诚和责任赢得了公司内外的一致赞誉，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奉献的精彩乐章。参加工作以来，他先后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43项，创造经济效益600多万元;他编撰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一书，在被称为我国电气化铁路建设“国家队”的中铁电气化集团中作为职工职业技能教育教材被广泛使用，并作为实用型工具书配发给每一位接触网工指导施工作业。他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实现了从一名农民工到“专家职工”的跨越。巨晓林坚守“农民工也要懂技术”的信念，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掌握了大量从事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实现了由实干型向知识型农民工的跨越。至今，他记了70本230万字的笔记，熟练掌握了工程测量、机械制图、电力接触网软横跨的计算，能够解决电力接触网施工中的复杂问题，具备指导本工种高级工技能操作的能力，成为出类拔萃的能工巧匠。在中铁电化局一公司组织的电力接触网工技术比武中，巨晓林连续3次夺得个人全能第一名。
巨晓林常说：“当好工人，既要苦干实干，更要敢想敢干、巧干会干。”近几年，我国铁路电气化事业蓬勃大发展，在他看来，随着铁路电气化技术快速发展，原有的工艺工法必须不断地加以改进，才能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安全质量。巨晓林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参加技术攻关组。他凭着深厚的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制开发出了具有本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计算软件，用“施工程序化、预配工厂化、计算微机化、检测科学化”确保了接触网支柱结构安装、软横跨安装、整体吊弦悬挂调整和承力所导线架设“四个一次到位”。技术的革新大大提高了接触网施工的生产率。 二十多年来巨晓林凭借着对企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电气化事业的不懈追求，用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
1980年，他组织原合寨大队果作屯(自然村)村民冲破体制束缚，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直接差额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探索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如村规民约、选举方法、议事制度等做法，为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了重要探索。合寨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韦焕能是村民们眼中的“能人”：37年前探索的“村民自治”，引领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的变革;如今“退而不休”的他带领村民发展桑蚕等产业，日子越过越好。
1980年初，合寨村的村民在当地党组织的带领下大胆的突破体制的束缚，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第一届新中国村民委员会，同时也订立了第一部《村规民约》，村民们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同时也迈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村民自治的崭新路子。作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首任村委主任，韦焕能是这一历史的开创者之一，见证了合寨村30多年的变化发展。
在合寨村百年大樟树下，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切依旧历历在目，很是激动;合寨村的选票是在一节卷烟的白纸上，投票箱是从一个村民家里借来的米桶，写上选举人名字投进去。尽管选举条件简陋，但选举村民们仍然认真对待，计票、验票、唱票、监督，流程一样不缺，现场庄重严肃。最终韦焕能全票当选合家寨果作屯村民委员会第一届主任，与两名副主任、一名会计、一名出纳一起组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自治的领导班子。随后一份针对村里赌博，偷牛盗马，乱砍滥伐等种种乱像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出炉，村民们“签字画押”约定自我规范行为，整治村容村貌。至1980年底，合寨大队12个自然屯全部选举产生村民自治组织，订立《村规民约》，依照村规进行村级事务管理。1984年撤社建乡后，合寨大队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原大队各自然屯设立的村委会改为村民小组，韦焕能继续被选举为首任合寨村村委主任。“村民自治”让合寨村的生活很快步入正轨，治安环境大为好转。37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下，合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依靠着不断完善的村民自治的优势，合寨村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风愈加淳朴，邻里愈加和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回乡创业。韦焕能高兴地告诉大家，“合寨村发生的巨变，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深得民心的好政策，就不会有合寨村的今天!”
王宽诚是香港工商界爱国爱港的优秀代表，鼎力支持内地改革开放。推动建立香港中华总商会中国“四化”服务委员会，宣传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香港工商界人士参与内地改革开放搭建平台，激发了港澳人士和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为他们回报祖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出资创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支持国家选派留学生，培养高科技人才。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编号第465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王宽诚星”。
王宽诚少年时曾在纸行当学徒，后来在香港神奇地拿钱买“纸”，拿“纸”变钱，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后来，王宽诚去了上海，经营面粉业，并涉足口岸贸易、金融及轻工业，很快致富，于1937年在上海开设维大华行。抗战爆发后，王宽诚将事业重心转往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之后驻港日军强迫市民使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港币顿时形如废纸。手上握有一些港币的王宽诚问一个英国商人，将来日军战败，英国人收回香港后，汇丰之前发行的钞票是否还能流通。英国人说：“英国人最讲信誉，汇丰钞票，到时十足兑现，毫无疑问。”王宽诚深以为然，立即委托他人借口为某纸厂采购造纸原料，秘密收购港币。三年多时间，王宽诚所购得的港币，数以亿计。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汇丰很快恢复营业，之前发行的港币，恢复流通，而库存的现钞竟一时不够供应，新钞又来不及印刷。此时，王宽诚将这几年按废纸价收购的巨额港币乘机出手，收购了大量物资，立刻成为富豪。汇丰银行见状，便以股票换取了他手上的一部分港币，并请他做董事和行政负责人。汇丰自咸丰、同治年间在上海设立银行，在中国已近百年，抗战中，上海汇丰并入香港汇丰银行。王宽诚高姿态进入汇丰，在当时是一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
王宽诚在资本市场上的传奇经历和欧洲巨富罗斯切尔德家族靠滑铁卢战役迅速暴富如出一辙。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左右着伦敦股票交易所英国国债的价格，如果英国战败，那么英国国债将不值一文，反之将飞涨。罗斯切尔德家族靠密布欧洲的情报网，第一时间获悉了战役的结果——拿破仑战败。内森·罗斯切尔德立刻让交易员大量抛售英国国债，由于国债被大量抛售，价格开始下跌，看到不断下跌的国债，人们逐渐心理崩溃，跟着抛售，几个小时后，英国国债的价格只剩原价的百分之五，此时，内森又让交易员大量买进英国国债。两天后，英国军队获胜的消息才传到伦敦，罗斯切尔德家族因持有大量的英国国债，已经成了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有人估算，罗斯切尔德家族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一两天内赚到的钱就超过了拿破仑打十年战争的收获。可以说罗斯切尔德是滑铁卢战役最大的赢家，也可以说，香港沦陷三年多，最大的赢家是王宽诚。
韦昌进参加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在弹片击中左眼、穿透右胸，全身22处负伤的情况下，高呼“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引导炮兵打退敌军8次反扑，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由于伤势过重，昏迷7天7夜，左眼失明，为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作出巨大牺牲奉献。从战场归来后，他始终不忘初心，义务作事迹报告和宣讲辅导500余场次，用自身经历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韦昌进在边境自卫防御作战中的一句“向我开炮”，让无数敌人闻风丧胆，让中华儿女为之骄傲;30多年过去了，韦昌进不忘初心，始终视军人荣誉高于生命，用时刻冲锋的战斗姿态做好每项工作，令万千战友和广大人民群众赞佩不已。
1985年3月，他随部队参加边境作战。7月19日凌晨，敌军以2个营加强1个连的兵力，向韦昌进坚守的阵地猛烈进攻。激战中，他被弹片击中左眼、穿透右胸，仍强忍剧痛坚持战斗。
当身边的4位战友相继倒下后，他毅然用报话机向上级呼喊“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啊!”用生命引导炮兵先后打退敌军8次连排规模反扑，独自坚守战位11个小时，牢牢守住了阵地，被媒体和官兵誉为“活着的王成”。
战斗结束后，韦昌进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
战场归来，他继续冲锋，不改本色。在连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韦昌进注重培育官兵的战斗精神，连队党支部被原济南军区表彰为优秀党支部;在院校当教员期间，韦昌进每年都要给新学员作报告，带出的学员个个都像小老虎;在人武部任政委期间，韦昌进带领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深入厂矿企业、渔船码头、田间地头，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2009年9月，韦昌进被提升为师职领导干部，有人劝他“歇歇脚”。对此，韦昌进有自己的考虑：个人的成长进步得益于组织的关心厚爱，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肩扛责任和使命干工作，不愧对组织，不愧对荣誉，更不能愧对“党员”这个称呼。
下基层检查工作时，韦昌进坚持在部队内部食堂就餐，不收受纪念品，要求下属严禁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严禁代收礼品。韦昌进说过：“当前社会上有一些不良风气，面对复杂环境，我要管好自己。”
在很多人看来，韦昌进“不太好说话”“火药味”浓。谈起大家的议论，韦昌进有自己的看法：“传言倒是不假，我确实‘不太好说话’，一是对敌人，二是对工作，三是对作风。”
2014年，韦昌进牵头抓本单位训风演风考风、基层风气、行业风气、清人清房清车等“8个专项清理整治”，正是他坚持原则的本色，在清退不合理住房，纠治房地产租赁项目，整改超标办公用房等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调任现职枣庄军分区政委后，他半个月时间就跑遍了8个单位，晚上加班分析研究单位全面建设情况，不改当年冲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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