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经典化”的内在肌理研究

姚明今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部伟大的作品进入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方式,其进路往往各不相同。《平凡的世界》从发表到今天已近40年。1986年年底,《花城》联合《小说评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1]然而就是这部“失败的长篇小说”,最终在文化市场上常销不衰,构成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一个全面的挑战”,引发出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实验是否已经失败的担忧。[2]而这个担忧的背后,既牵涉着现代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两条道路的选择,又牵涉着当代文学史是否需要重新改写的问题,而这些选择和问题背后所牵动的话题又超出了单纯文学的界限,与个人命运、社会发展、城乡差别等诸多问题息息相关。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使围绕这本小说所形成的各种争论,汇聚成为能够用来剖析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我们这里的工作即在批评反思的基础上,解析这一文本在历史以及现实各种规则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各种言说方式,进而从颠覆与重建这一人类普遍的文化现象出发,为这本小说找到一条更加合理的阐释视角。

虽然按照杨庆祥的看法,迄今为止对《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的研究“……始终没有超出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塑造的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3]但从整个研究趋势来看,这一文本却越来越具有了作为经典而被阐释的气派。在这部作品面世之初,秦兆阳、朱寨、蔡葵这些老一辈批评家虽然予以肯定,但当时的学界普遍认为这部延续柳青《创业史》风格的作品,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是不足的。即使是后来在“重新观察”路遥过程中起过核心作用的杨庆祥也坦承:“在整个本科阶段,路遥并没有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虽然当时也有老师在课堂上谈到路遥,但是我从心理上对他有种排斥感,认为他是一个‘土’的作家,其时我认为余华、莫言等‘先锋作家’更‘洋气’,更能证明我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的优越感。”[4]杨庆祥这个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大学中文系的专业人士,从切身的阅读体验出发介绍了路遥作品在大学校园所受的冷遇,应该说比较真实地揭示了这部作品在知识群体心中的位置。难怪路遥会感叹:“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5]

但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这部作品的阐释史,就会发现越到后来,对这部作品的阐释就愈发显示出说不尽的意味。李继凯较早地从作者心理结构以及中外文学对路遥的影响方面探讨了这部作品。[6]出生在陕北的批评家李建军对当代文学史忽略路遥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的批评家宁愿对一个只能写出死的文字的活着的作家枉抛心力,却不愿对一个虽然去世但其文字却仍然活着的作家垂青关注。”[7]赵学勇则直接宣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路遥现象’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标本,……看到了真正的文学应该有的深沉底色。”[8]段建军从中国人肉身存在的特性出发,虽然认为路遥所写的作品“史诗情结太浓,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太高大、太理想”,但也认为这些作品“有人气、有生命,因而有着存在的权利。”[9]

除了这些陕地评论家之外,省外的评论家王一川认为应该“跳出这个习惯视点而尝试从更为广阔的层面去分析”。在他看来:“可以说,《平凡的世界》在有意识地传承经典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浪漫主义成长模式自觉对话、无意识地吸纳现代主义式生存荒诞感等过程中,创造出中国社会改革年代的现实型自我镜像,为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传统续写新篇章。”[10]邵燕君将《平凡的世界》称之为“现实主义常销书”,从文学生产模式和市场接受的角度对小说进行重新发现。[11]金理则通过对《平凡的世界》“‘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繁复多样的‘多重决定’关系的解读,寄希望于孙少平这样的中国农民他在历史节点上曾经拥有的创造的自由。也许,他的主观努力与精神创获,在未来依然可以为变革客观情势提供可能……”。[12]这样的表述无疑表现了评论者试图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雄心。阎真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公布的数据得出结论:“可以说,《平凡的世界》在当代读者心目中,已经成为了王冠上的明珠。”[13]对于贺仲明来说:“这部并不算最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读者群中长盛不衰,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作家强烈的情感投入,对作品人物和生活强烈的热爱和关怀,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关怀,产生强烈的共鸣。”[14]赵勇则指出随着《平凡的世界》“民间经典化”的形成,“精英集团”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存在明显改观。[15]郜元宝新近以文本细读的视角对小说所进行的“编年史和全景图”的研究,认为正是因为小说作为背景丰富而准确的社会历史信息和人物塑造有着高度的融合,“惟其如此,《平凡的世界》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初期改革前后一幅气势磅礴的编年史式全景图。”[16]

在认识到《平凡的世界》之于这个时代的认识如此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流失,小说的当代性总会慢慢流失,最终,小说就像一个风干的标本一样留在历史的岩层之中,留待后人的发掘。而有效的阐释活动就像人类历史的挖掘机,能够突破历史覆盖在其上的遮蔽,从不断变动的历史视角来对这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给予新的阐释。当《平凡的世界》逐渐被视为经典或者被以一部经典作品的规模来对待之后,并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价值就会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涨潮落而变化。虽然我们可以依据文学阐释史中的经验,相信在这种历史的变迁中,各种各样创造性的阐释必定发生,但因为各种话语体系纷纷介入,也就造成了对其认识的混乱不明。而为了应对这些混乱,我们需要通过对以往研究以及理论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把握来发现问题,进而在一种颠覆和重建的循环中来推进以往的阐释活动。而在这样的目标要求下,这部作品不管是从客观本身,还是从评论者的主观努力来讲,都已经被看作是一部经典化的作品。

总结以往中国学界(如果算上日本学者对于路遥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扩展为国际学界),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解读,我们可以将之前所进行的研究大致分为这样五个方面:一、传统现实主义研究的视角;二、作家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中外文学的影响;三、市场接受的视角;四、意识形态的视角;五、文本细读以及社会史的视角。通过对以上研究视角内在联系和区别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平凡的世界》的解释越来越多样,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文本与它所身处的时代及其之后对它的解释一道成为这段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之后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也就不能不立足于文本批评的实践,对已有研究的现状、视点选择以及发展趋势的演变逻辑做更为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各项研究中所存在的突破点和问题点进行梳理,考察其文本阐释的边界,在各种理论范畴和解释实践之间建立一套辩证的逻辑,进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及其走向做出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

之所以围绕《平凡的世界》的解读能够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本小说与时代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理论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现实主义当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即使作者本人都直接表达过对这一原则的服膺:“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5]路遥这样的表述,与建国以后所遵从的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一脉相承,而认同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认为《平凡的世界》虽然没有什么原生性的思想创造,但是小说在写作伦理和写作姿态上却表现出极高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现实主义写作在当代中国有着怎样的命运具有巨大启发意义。并且在一些论者那里,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现实主义。[17]这样的认识当然想在原有的话语基础之上进行突破,表现出中国现实主义批评为了适应新的批评语境而对自身的话语体系做出的某些修正。但从影响力而言,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上的话语体系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呼应相对有限,这也就迫使对《平凡的世界》的阐释活动必须去寻找其他的阐释视角,虽然这些创新的视角最终也淹没在一片喧嚣的话语声音当中。

随着“路遥热”的持续不衰,接受主义视角的研究开始兴起。这一视角从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出发,就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小说的经典化、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读者在文学史选择中的地位、当下的读者有着怎样的文化生态及文化心态、中国经验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判断中的作用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尧斯所说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18]2015年,李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个人觉得,这可以简洁地概括为:无论路遥有意无意,《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全面的挑战——说它全面,是因为这个挑战首先是针对80年代以‘朦胧诗’‘实验小说’‘寻根文学’为代表的新写作倾向的挑战,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路遥的写作同时也是对这些新潮写作之外的其他各种写作倾向和潮流的挑战,这既包括对那一时期也很火的‘改革文学’的挑战(比较一下《新星》和《平凡的世界》),也包括那一时期以‘写实’为特色的诸家小说写作的挑战(比较一下《绿化树》和《平凡的世界》),甚至我以为他也是对‘陕军’作家群体的挑战(比较一下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的写作)。这样说可能显得有点怪,但是事实。”[2]应该说李陀在这里将路遥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原原本本讲了出来。

之后,其他研究视角,像“西马”、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纷至沓来,使先前困囿于审美光晕以及阅读愉悦的研究转向了一个更为多元的天地。以这些视角来审视《平凡的世界》,创作《平凡的世界》这一文学活动就变成为一种文化生产活动、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活动,其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就构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而其话语场也愈发呈现出某种生长性,而这也就使这部作品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进一步得到强化。以这样的变化结果来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以及之后的接受史,就表现为围绕这一文本而从事文学活动的各方,以历史中所生成的各种知识型为边界所进行的话语实践。这样一来,小说的接受活动中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而作为这些文学活动时空背景的历史也就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不断向其中沉淀的历史。

从《平凡的世界》的接受阐释历史来看,伟大的文本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结构里,不断统一和整合我们已有的文学经验和生存经验,从而帮助我们形塑和重建之前早已熟悉了的历史。就像中国学人对“红学”“鲁学”的创建,西方一代又一代学人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阐释,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阐释,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巨人传》的创造性解读,本雅明对波德莱尔作品以及卡夫卡作品的阐释,都使这些作品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借鉴这样的经验,我们既能够借助《平凡的世界》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也能在《平凡的世界》所结束的地方,来接着写中国的当代历史。而在我们看来,《白鹿原》和《废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两种写作方向的代表。从一种前后接续的角度来看,路遥之后的“陕军东征”表明中国当代的文学话语的建构,仍然与从过去到现在形成的一种话语结构存在直接连接现象。而这其实也提醒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各种杂沓性的话语结构,其最终的显现还在于它与中国社会变动的关系。而这样的观察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启发在于,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精神史而言,可能比我们认为的更加重要。

在我们看来,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其与社会的关系,正如同马克思在评价希腊文化时说得那样:“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9]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80年代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将要跨入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这一代人的童年岁月。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思想文化更为多元的时期。在这样的时空环境下,人们在生活中获得的与失去的总是相伴相生,让人不断思考着人在现实中所做选择的意义和价值。从符号学或者语义分析的角度上来讲,在小说的结尾,孙少平重返矿井所流下的泪水,不仅仅只是为了平凡世界里顽强活着的人们,也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以及往昔的一切终将逝去。尤其是当我们把这样的理解与之后路遥的猝然而逝结合在一起时,我们就会更加明确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年拒绝在《当代》上发表《平凡的世界》的周昌义后来写到:“《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一部作品,颠沛流离,20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那儿。而且,20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20]周昌义在这里通过自己心路历程的剖析,鲜明展示了一个文学从业人员在对待一个具体文本上评价的变化,这也从另一方面确认了文学评价的多元特点。而给周昌义和我们所带来的启示则是:对于一个作品的评价不应只仅限于一时一地,而应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上来看,这样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而这个广阔视野的形成无疑与小说以及小说理论发展密切相关。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说起小说的兴起,将其归结为现实主义观念和中产阶级阶层的出现。而在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上,作为美学家的卢卡奇对其明显持赞赏态度,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作品的共同基础。”[21]如果我们再清楚卢卡奇与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等人思想的传承以及冲突,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风格、题材甚至理论上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从文学的本身来讲,这里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和目标。对现实主义风格的这种判定,也可以为我们理解《平凡的世界》提供重要的启发,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现实主义是《平凡的世界》的基础,但不是它的全部。从小说的发展来看,早期经过笛福、菲尔丁、理查森等人的努力,巴尔扎克的创作也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总结为“除了细节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表明,小说与社会史乃至科学发展之间的连接已获得了明确的认定。[22]虽然之后的英美文学理论界,从柯勒律治“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间”的论断出发,认为文学批评应由外而内。[23]但从现当代阿尔都塞等人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批评来看,各种理论对文本的介入虽然看似对立,但其中也蕴含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与20世纪语言学转向相联系,不管是弗莱、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还是普洛普的俄国民间叙事学研究,在强调对小说的情节作语义结构学分析的基础上,催生出后来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研究。虽说巴赫金的研究也被一些人纳入语义学研究的范畴,但他对小说“复调结构”以及“狂欢化”的研究,却可以真正被视为一种文学性的研究。而这样的解释逻辑我们也可以在卢卡奇、本雅明、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哥德曼、詹姆逊乃至新历史主义等学术派别上看出来。卢卡奇的《小说理论》继承黑格尔将美学范畴历史化这一遗产,从小说发展或者小说实践这一角度致力于审美形式和历史发展的辩证统一,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可以在以上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中看出来。而本雅明对艺术技巧与政治倾向辩证关系的把握,阿尔都塞对文本的“依照症候”解读,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以及哥德曼强调从总体上把握整个作品结构与某一社会集团精神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在当代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中看出来。在上世纪80年代,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曾一度风行,其在中国的门生张旭东等人,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贯彻了詹姆逊将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

除了以上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外,其他诸如人类学、神话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理论的创制以及批评实践,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热点。这些研究可以说或多或少地也影响到了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研究。这些研究,向内将《平凡的世界》这一文本与人类的精神世界相连接,探索其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各种原型结构,向外则不断丰富我们对历史过往的认知,使得我们对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极端性做法,譬如将阐释活动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语言魔术,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可以通过意义单元的拆解,任意地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创造出先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但只要我们在借用这些理论的时候,把握住小说解释的界限,也就是在不脱离文学经验的基础上,使文本和历史在一种新的视角上达到辩证的统一,也就能使文本的阐释呈现出无穷的意味。

基于以上小说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我们反过来看《平凡的世界》与现代读者、与时代的连接。我们相信,通过解读视角的引入,《平凡的世界》能够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能够以自身文本为依托,从历史、社会、文本以及人的内心世界各个角度中挖掘出文本的潜在内涵,进而展望未来,从而实现历史在“此在”中的敞显。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以往对《平凡的世界》的阐释,其突出存在的问题在于,各个视角之间无法得到有效整合,从而其阐释向度得不到有效的拓展。考察其原因,或与哈贝马斯所说的各种话语机制之间缺少一种合理的对话机制有关,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动,或者与理论创新能力的不足,对西方理论只是简单地按图索骥。而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其之于当代文学、当代社会思想的演变所皈依的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皈依又如何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实际上都没有做出明晰的解答。而总结以往的经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路径,还是应该回到文本(包括它的接受史)与历史的各种联系中,通过对文本与历史情景之间关系的梳理,叙事形式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存在特征的分析,发现其中所存在的各种对立声音,并进而探讨这些对立的声音得以生成的历史原因以及文化原因,这样一来,才能不断有效地整合现有各种话语体系,使《平凡的世界》的解释向一个共同的场域迈进。

王尧在说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趋向时认为:“新时期文学是以重新讲述历史开始的,不仅重新讲述‘革命史’,也重新讲述‘近代史’。我们现在的小说没有建立重新论述历史的哲学基础,而关于历史的统一论述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要的工作。”[24]在我们看来,指出建立历史的统一论述固然也很有道理,但这只是一种结果却不是原因。因为从文学史上来看,只要文本在艺术形式上达到完善,其总会被视为以一种方式在讲述历史并且接近历史。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平凡的世界》无疑就具有这样的历史属性。詹姆逊在谈到文本和历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因此可以做出下面修正过的表述:即,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25]詹姆逊这里又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文本的作用。文本的历史化和历史的文本化虽然适用于不同的逻辑体系,但打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形成理论突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这一个现成的历史文本,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作为一种审美乌托邦形式,与它所生成的这个世界之间所呈现出来的辩证运动出发,去接近和发现这个民族身上的内在自然,探索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内在的自然勇敢地走到了今天,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承担历史重负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一种释然。就像伊格尔顿在评价本雅明时说得那样:“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像本雅明一样,涉及把古老的形式与更当代的形式相糅合的问题;这个理论把历史发展不是理解为直线进化,而是理解为各个不同时代的令人震惊的集合体。这一假说被普遍为永远革命的理论,今天对社会主义战略依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永远革命的理论从侧面切入了历史同质性,在资产阶级民主斗争时代发现了把它推向将来出生的社会主义太阳的‘虚弱弥赛亚动力’。”[26]而我们据此可做出的解读是:《平凡的世界》所记叙的时代,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历史的重负与新的生活的希冀交织在一起,最终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实践上,还表现在其思想形式上。应该说,之前的研究对于《平凡的世界》的这一块,虽然说得比较多,但方式上还比较传统。这固然源自于小说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冲突隐而不显,但如果我们要试图重建这本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去挖掘深藏于小说纸缝间的各种历史空白。

应该说围绕《平凡的世界》所展开的阐释进程,主要应归因于对“路遥现象”的讨论。而围绕“路遥现象”的这些讨论,一度被归结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主义和先锋主义、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一些论者所宣称的:“《平凡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忘记了抽离,忘记了变形,忘记了对现实生活进行陌生化,他将自己熟悉的生活,用最直接的形式给读者,因此造成了小说启蒙意识不足,缺少思想的创造以至最终小说的形式结构和修辞策略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共谋。”[27]但随着小说在市场中的长期热销,小说的寓言性、抽象性乃至现代性反而从接受者的角度得到了修复乃至强化,这反过来推动了一些研究者去关照当代文学场的演变以及读者接受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工作具有了一般的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论者都注意到在《平凡的世界》小说中,隐含着对于中国社会进入商业社会之后,社会行为与伦理道德背离的担心。鉴于理想主义和道德完善在《平凡的世界》中是如此显豁,也导致了很多论者将这种理想主义视为解救世风日下的良方。但如果我们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背离关系,便会发现这种传统文化结构破损其实与中国社会商业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精妙的促进关系。也正是从这一角度上来讲,《平凡的世界》中所精心构筑的自虐般的道德实践,之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转型,虽然缺少细致的逻辑建构来进行支撑,但从一种历史辩证的角度上来讲,对于推动当代社会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而《平凡的世界》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编年史式全景图”,无疑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工业社会结构演进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文学化的佐证。

在作者消失论以及零度写作的喧嚣渐渐散去的时候,回头再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人们会发现,怀着历史的责任感、直面现实本相、真诚和热情依然是文学创作基本的前提。原型批评认为,相比依靠自由意志寻求个人实现,艺术家更倾向通过自己让艺术得以实现。而在此基础之上,作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应该给予重新的认可,作家存在的价值正在于其作为独立的个体折射着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也应该是伟大心灵的回声。[28]诚如布斯所说:“一切艺术都以艺术家的选择作为先决条件”,“伟大小说正是产生于隐含作家所具有的感情和评价。”[29]而从本雅明所开创的现代性视角来讲,在人类对抗社会的分散化、原子化的过程中,依然需要作家这一主体诉诸于一种非自觉记忆,从代代相传的经验中获取资源,不断去重建着这种完整性。而《平凡的世界》在一个新的时间点上所展现出的精神漫游,恰有助于我们对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把握。

《平凡的世界》以前之所以备受冷落,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其文学形式显得比较“土”。虽然路遥本人对于当代文学形式的变化有着敏锐的自觉,但他依然选择了“过时的”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形式。而这种选择本身恰恰体现为本雅明所说的艺术技巧与政治倾向辩证关系。而《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实践也证明,这种文学形式不仅具有强大的审美功能,能够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意象形式,填补了我们精神上的片面和匮乏。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通过文本对我们当下关心的问题进行发问,进而实现其政治功能。这样一来,虽然《平凡的世界》在作品中并没有着意去消除传统的光晕,重建一种新颖的形式,但作者通过一种内在形式的创新,成功地使文本与社会个体性的存在和社会的整体性存在连接在一起。不管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也好,还是后来阐释者叠加于文本之上的也好,总之这个文本本身及其接受史已然或者正在重建那个已逝去的、和谐的、感性的历史过往,并且推动人们展望未来。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一篇文本远不至于支撑起对一个时代的观察,但围绕《平凡的世界》所形成的话语场,形成了一个日渐丰满的符号体系或者弗莱等人所宣称的文化基础结构。这样一来,《平凡的世界》脱离了物理形式存在的本文,成功地离开了它借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成为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哥德曼以及詹姆逊等人所论及的历史化文本,并且还将作为经典在以后的时间里被当做历史来对待。纵观小说发展史(包括阐释史),一个文本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外乎是通过描摹广阔的生活画卷,来揭示一个民族、时代甚或人类的历史性特征。随着《平凡的世界》经典化特征的不断强化,对其解释也应该通过对其文本隐喻结构、意义结构的差异以及冲突的发掘来拓展文本结构新的阐释空间。不管我们是将这一文本中所表述出的个人奋斗以及宗教般的道德完善和理想主义视为卡里斯玛人格的具体呈现,还是从其中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落脚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过渡的时代,这个文本与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之间存在着某种崭新的联系。这样一来,对《平凡的世界》的不断深化解读,不仅起着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用,事实上也承担着激励人们拼搏奋斗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机制之所以形成,正因为这一文本成为过去历史在现实中的实现形式,与此同时围绕着这一文本的接受和阐释也成为未来历史得以发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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