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作家》的一种读法

王小平

周洁茹又出了新书，《成为作家》。这个题目很像她的风格，简洁清晰，一望而知其题旨。全书共分五辑，分别为“创作谈”“发言”“刊物、编辑与作家”“对话”“对谈”，基本涵括了周洁茹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家关于写作的全部见解。对于不太熟悉周洁茹的读者来说，既可按图索骥，一窥其创作历程，又可识人辨小，缘径进入作家独特生动的心灵世界。

而对于文学专业者来说，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可能相当复杂。周洁茹从不吝于以尖锐的笔触挑战文学同行的神经。比如，她说自己不再写《油麻地》《佐敦》这样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是因为“太容易了”，以及微带讥讽地指出世俗观念的偏见，认为只有写长篇小说，方可获得“一个座位”，等等。但是，实在不必太看重这些话。原因在于，一个以文字组合为乐趣而又秉性天真的人，往往自以为勘破了文字的秘密，而轻易服膺于“大音希声”“不立文字”，以为世人同自己一般，并不在乎表象，而只注重真实的内心交流。既然“假作真时真亦假”，那么便反其道而行之。譬如，她自称不读书以掩盖自己在阅读上的勤奋与好品位；
用淡漠笔调写人物以平衡内心至深的关切与共情……殊不知，很多人并无太多耐心深究这个世界，字面意义即是通路。因此，这本书以及周洁茹小说的理想读者，应该是有敏锐的感知力，愿意透过文字表象去探索作者灵魂，不会被真真假假的自白干扰。

或许更值得看重的是书中另一些语句，比如，“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我的文学观”“我相信我是被写作选中的”“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写作的理由，肯定是爱”。周洁茹写下这些句子时，也许会带着羞涩的表情。周洁茹还保留着未被驯化的天真与纯粹，还未习惯与世俗和解。她在书中提到棉棉的话：“写作是她可以确定的一件不容置疑的纯洁的事情。”这也适用于她自己。对她们来说，秩序只能存在于混乱，纯洁只能诞生于暧昧。周洁茹几乎是在以所有的小说创作来表达这一自反性生命感受，或许，可称之为一种生命哲学。

因此，在阅读《成为作家》时，恰当的方法是跳过那些不无矛盾、左右支绌的抗辩，而搜寻、思考作家真正关心且为之困扰的问题。比如关于现实。周洁茹在一场对谈中讲到小说的故事性，周洁茹反问：“生活给予我们的故事太足够了，我们为什么总想要超越我们的生活呢？”以及，“我们不缺少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但是那些字完全打动不了我”。这里涉及的是作家关于何为“真实”的看法。周洁茹并非不想超越生活，而是不愿以讲故事的方式超越生活；
并非不想写现实主义的小说，而是想要探寻、表现现实生活洪流表象之下的“真实”。她的文学姿态，始终是先锋主义的。当许多同龄人已在致力于发掘生活中的“小确幸”时，她依然坚持，最美好的事情无须也无法言说，最坦诚的交流只能在对抗中完成。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现实才通往“真实”；
而在于，任何一种关于真实的书写中都有思考的浅与深、笔力的轻与重之别。周洁茹真正的对手，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恰恰是对内在真实的理解。在《写作之道》这篇文章中，周洁茹谈到自己的“习惯性逃避”问题，似乎说明作家对此也有体察。“无事的悲哀”固然是对生命的一种洞察，但人世间更深广的悲哀却往往于“事”中体现。譬如，周洁茹在书中提到并赞赏《西游记》严肃地写出情爱的残忍，事实上则是，小说讲述一个为当时读者所接受的故事，而后人在故事中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对待情爱的残忍。周洁茹的小说颇具哲思意味，但如何将抽象跳跃的思绪凝聚于人之行动，使细碎飞扬的生命尘埃获得一定的形状，从而取得变与不变、动与静之间的平衡，并进而以更为恒久的方式呈现生命的内在光影，或许是作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又如，周洁茹在书中多次提及自由，包括文学的自由、生活的自由甚至城市“自由漂移”的设想。我丝毫不怀疑一个水瓶座女子关于自由的告白，何况，周洁茹的写作已经充分印证了她的真诚。不过，有时候也会担心，对自由的极致强调，是否会在某一个阶段反而成为阻碍自由的绊脚石。正如手中流沙，攥得愈紧，便愈容易流失。聪明而又真性情的女子，有时会掉入自反性陷阱而不自知。周洁茹的小说文字充满灵性和痛楚，却也时常被重复的自我指涉所消解，而丧失应有的锐感。我之前曾经为她的小说集《美丽阁》写过一篇评论，其中有这么几句：“周洁茹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妖，她长成了‘海妖塞壬，用美妙、暧昧而不无忧伤的歌声诱惑、捕获着那些依然天真、纯粹的灵魂，她提醒着人们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提醒着这个世界所赐予人们的种种伤痛，以及可能的自救之路。”现在，我更愿意将周洁茹比作安徒生笔下的小人鱼，而不是塞壬。她满怀信心地试图进入爱（或是艺术）之圣殿，有时候却对自我能量的过度消耗视而不见。对于这样的小说家，我想，唯一的忠告是，请笨一点，再慢一点，让头脑中飞舞的思绪浮尘悬停一会儿，去关注周遭细密饱满的生活世界，让自己看到、容纳更多的不自由，以平息那因过于追求自由而略显紧绷的神经与文字，从而刺破“自由”表象层面的虚妄，而寻得达至本质自由的路径。毕竟，自由的实现往往与对他人、世界的洞察相关，而非仅仅对自我一己之自由的强调与执念。具体到文学创作，便是作家能否以自己的写作唤醒、激活读者的自由感，从而在阅读的愉悦中获得活力与行动力。因此，对目前的周洁茹来说，与题材、写作手法相比，拓展内在自我的丰富性、包容性，摆脱瓶中水的固定形态而汇入动荡复雜、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海，或许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

这是我在阅读《成为作家》时所想到的，一些可以与作家继续讨论的话题。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正在读《从文自传》。很巧，两本书都是作家对自己来时路的梳理与总结。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除此之外，《从文自传》的意义还在于，作家通过对过去生命经验的总结，完成了自我辨识与确认。很快，他写出了《边城》。不由想到，对周洁茹来说，《成为作家》同样是一场深刻的回顾与总结，此后，或许也将在重新“发现”自我、确立自我的基础上，写出更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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