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多重对话的可能

主持：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嘉宾：东篱（开滦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天岚（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金赫楠（河北文学院副院长）、王瑜（《当代人》杂志副主鳊）、陈国元（河北科技大学讲师）

讨论者：郭金戈（南京大学博士生）、周玉城（武汉大学博士生）、胡威（上海大学博士生），景立鹏、冯跃华（河北师范大学讲师），庞帅帅、贺姗姗、陈莹雪（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整理：陈莹雪

李建周：今天是“诗歌联合课堂·评刊会”的第6期，本次活动主要讨论2024年第2、4、5期《诗潮》。开幕式和主题发言环节，邢建昌、卢桢、张立群、王士强、陈华积等专家学者，分别从诗教传统、在场性、地域性、历史感、跨界性以及编辑策略等不同层面谈到刊物与当下诗歌生态的关系，给我们带来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接下来的专题发言，我们将聚焦具体栏目和作品进行讨论。首先请《诗潮》主编刘川老师对刊物进行简要介绍。

刘川：《诗潮》创刊于1985年，至今已经出刊300多期。创刊之初便以当代性、青年性、探索性为目标，培养和挖掘了一大批优秀诗人。目前《诗潮》大致开设了九个栏目：“开卷”通过推荐已经形成鲜明个性且具有一定创作水准的诗人新作，打开当代诗坛的写作画卷；
“中国诗人论”通过经典回顾和文本评述以期为当下诗歌创作建立连续的诗歌史意识；
“星座”主要力推正在形成个人特质、美学上有代表意义的诗人，力求新的个性和新的写作向度的生成：“另一种玫瑰”强调女诗人个体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在不强调女性身体的前提下关注女诗人写作的个体性；
“现场”试图呈现更宽广的不同的诗歌现场，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诗歌美学；
“诗内外”倡导的则是一种“大诗歌观”或者说“大文学观”，助力诗歌创作打开视野，敞开形式，打破文体的界限；
“新散文诗”关注更开放的不拘泥形式而追求诗的特质的作品，呼唤实验体、自由体和更散的散文诗；
“古风”试图通过引入古典诗词的抒情气质，与当代诗歌的零度叙事形成双面镜；
“读·品·评”侧重于当代诗歌佳作文本的细读和品鉴，通过诗人细致的访谈，从微观勾连起整体诗坛发展的宏观格局。

一、“大诗歌观”与跨界互动

李建周：作为地方性刊物，《诗潮》却有着广阔的视野。刘川主编强调的“大诗歌观”实际上并不仅仅指向诗歌话语资源的扩张，而是意图向读者、向诗人、向批评家，甚至向中心、向历史、向世界不断敞开。这是在有意探索当下诗歌的更多可能性，文化位置的不断敞开构成了这份刊物最具辨识度的特点。大家可以针对具体栏目深入讨论。

胡威：我赞成刘川主编提到的“诗内外”注重“大诗歌观”“大文学观”的理念，这种办刊宗旨能赋予诗歌创作打破文体界限的叙述动力。如果我们观察诗歌现场，会发现近几年《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刊物都设有类似“创作谈”“诗学随笔”“阅读札记”等栏目，这给当下诗坛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涵养。诗人王家新曾说，创作散文、随笔并非为了调和某种矛盾，而是试图从诗中松开自己而在别的地方生长起来。由此推演，我们阅读诗人的散文、随笔，实际上也应该是从诗人的诗作中偏离出来以获得重新进入作品的途径。换言之，阅读诗人的散文、随笔、札记等作品，可以使我们窥见诗人精神生长的地方。近几期《诗潮》的“诗内外”“当代诗话”栏目刊登的鲍尔吉·原野、玄武、张作梗、秦巴子、马永波、胡亮等人的作品某种程度上也继承和延续了诗人写作散文、随笔的传统。而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基础理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关注诗人的随笔写作可以使我们恢复日益模糊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同时也便于我们理解诗人的诗心和诗作，从而理解我们的时代。

金赫楠：当下的文学创作确实呈现出驳杂多元的混合状态，而面对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习惯有一种本质性的追问：比如诗歌的特质如何概括，诗歌的辨识度怎样发现。类似李沧东的电影《诗》或许能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跨越艺术门类而相通的生命情绪体验实际上能赋予我们追问本质的契机。因此再回头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那些无法用详尽精准的对应性语言去表达和描摹的时刻（比如说我们最痛苦、最无助、最欢喜、最幸福的时刻），诗歌和诗意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和成长起来。这其实呼应了刘川所谈的“大诗歌观”，即诗歌应该是内容兼及形式、情绪掺杂技术的，而这正是文体敞开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如果去解答“诗歌的辨识度”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敞开的意识更能赋予诗歌创作生机，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认为诗歌的问题可能无法通过内循环来妥善解决的原因，与其他媒介和载体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寻求新途的思考与尝试。

东篱：诗歌创作的敞开是一种寻求跨文体写作的积极态度，但是毫无节制的敞开与扩张容易陷入“无法自证”的循环，近些年讨论度极高而褒贬不一的“诗歌散文化”现象即是如此。不过从根本上说，分行不是诗歌与其他文体的区分标准，因为具有诗意的、新意的文字即使不分行也是诗，而没有诗意、新意的不好的文字，即使分行也不是诗，其原因皆在于诗歌语言的含金量、节奏、空间感等均与散文具有明显的区隔。这也正如现代诗人废名所言，新诗是诗的内容用散文的形式来写，而当代诗人西川近年来更是一直把散文体作为诗的形式来实践，所以诗歌对其他体裁的敞开是一个必然趋势。《诗潮》中的“诗内外”栏目正是践行这一诗歌美学原则的勇敢尝试，这些创作体现了诗歌本身具备的极其广泛的敞开意识。

景立鹏：“诗内外”栏目的确能够为诗歌敞开更多资源，但这同时也暴露出可能存在的跨文体边界模糊的问题。就文学类型的发展来看，跨文体的存在固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们必须在审视这一新的创作类型时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当我们在创作中试图跨界时，对艺术的边界必须具各足够完整且自信的认知。只有如此，这种跨界才能够成为一种可能，不然只能滑落到不伦不类的尴尬处境。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去审视“诗内外”也好，“艺术界”也好，所谓跨界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保证自我界限的前提之下，由此构成的摩擦和对话才是赋予诗歌新意的生长点。唯有如此，跨文体的诗歌写作才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摩擦感能够产生出新的东西。

周玉城：除了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敞开，我认为诗歌与诗人的对话同样重要。《诗潮》中“读·品·评”设置了“对话与访谈”板块，分别刊登了诗人崖丽娟对胡桑、姜涛和李心释的采访，这种“有目的的访谈”和“特殊的对话形式”构成了现代新诗的活态史料，展现出新诗批评的生动性。事实上，崖丽娟的访谈从2023年12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已经连续刊载了6期，这些访谈俨然构成一个序列。崖丽娟的访谈均以十问方式展开，集中讨论当下诗歌问题。尽管标题中强调崔丽娟的“诗人”身份，但访谈中她更加聚焦于诗论，以强烈的理论意识介入访谈，尤为关注诗人对当下诗坛的看法以及未来诗歌走向等问题。具体到每个采访对象则有所侧重，例如讨论胡桑写作中的“赋形者”和伦理问题，关注李心释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发掘姜涛的诗评原则和标准等。在访谈中我们能看到诗人对自我创作的理论化阐释，诗人自身同样参与到当代诗评之中。当下创作者和批评者大都兼具多重身份，即使是创作者也有强烈的理论意识，呈现出自我建构化的倾向。最重要的是，对话和访谈的形式增添了批评的现场感和当下性。

陈国元：除了诗人与诗歌的评论，作为该杂志开篇之作的“开卷”栏目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其不仅关注诗作本身，同时重视展示诗人的创作理念，进而与读者产生互动。纵观这几期“开卷”的创作，每一期都有不同的诗人参与其中，每个诗人都有不同的创作特色，这种做法和尝试不仅拓宽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能激发读者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从而使读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诗歌的阅读和讨论当中，最终促进诗歌的交流。所以“开卷”从开篇就为诗人和读者搭建了一个互动的平台。通过这个栏目，读者可以了解到更多优秀的诗作和诗人。

二、现实经验与诗学理念的对话

李建周：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刊物不同程度呈现出评论家和诗人的对话、诗人和诗人的对话、编辑和诗人的对话，以及不同文类、不同艺术形式的跨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都在寻找自我的位置，因为变革时代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定位文本与理论的位置、自我与他者的位置，以及我们和时代关系的位置。这些无处不在的对话正是为了敞开个体经验的封闭性，在现实经验与诗学理念的多重对话关系中不断校准我们的文化位置。

东篱：文本与理论之间的对话不可忽视，我常常把写诗和理论比作低头看路和抬头看天的关系。作为诗人，我的看法是写出好诗和懂得理论虽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好诗人必然或者终归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论给诗歌写作提供了根据和方向。同样，诗歌写作反过来又会弥补和修正理论上的破绽和漏洞。这三期有几篇文章非常喜欢，比如姜超对李琦诗歌“依偎寻常现实生活之意与日俱增”和程继龙对代薇诗歌“弥散着细密纹理、褶皱的梦呓式的自语”的审美评判，以及从声音的角度评说梁晓明的诗歌等，我以为都非常准确，一切从文本出发，而文本围绕现实生发出客观而深刻的情绪表达。

王瑜：现实感确实是《诗潮》具有较强辨识度的原因之一。我仔细阅读了第4期“现场”栏目下十位作者的作品，由此不难看出《诗潮》是集中刊发诗歌创作并进行行业观察、进行创作方向探讨的一本专刊，其与现实的连接是较为紧密的，有一种并不自说自话的气度和创作取向。比如在李志明的《我不能将她喊进门来》中，诗人“透过雨水冲洗的玻璃门／看到一张女孩儿的脸／尽管遭到雨水不停拍打，她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但诗人“不能将她喊进门来——她被贴在电线杆上”。诗歌可以很好地介入当下的生活，但诗人和生活的联系里面，除了自身情感的抒发，还有与他人与社会的情感扭结，在这首诗里，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着比较理想的呈现。

郭金戈：“现场”这个栏目体现诗歌介入当下生活的状态，而“星座”专栏则涵盖了不同风格的书写者，他们拥有各自的身份和经验边框，为我们完成一个不同风格的空间呈现，这种呈现且待其自动发生反应。“星座”中的诗是诗人们用自身独特的感受来经历、体验世界后采取个人化方式表达自己情绪、提出个人问题的一种途径，如夜空中繁多的星座，存在而又彼此疏离，但最终同属一片天空。我们从中看到风格迥异的诗人，看到不同的表达形式，但仍能够找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诗学母体。可以说，“星座”这种描述很有趣。也许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滥用的词，但诗人用他们的作品、用独特的语言，恰好为这种干瘪、钙化的语词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冯跃华：诗人又叫“歌者”，自然和声音相关。中国古代是“诗乐舞”一体，诗歌也和声音有关。正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个“言”，是说出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声之强弱、高低、远近，发声的主体、声音言说的对象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一首诗的面貌，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诗学理念。《诗潮》的第5期恰恰是和“声音”相关的一期。比如马拉的组诗《文学评论》，他的姿态是低调的，但是他的诗歌的声音则是虔诚而狂妄的。虽然名为“小说家自白”“写作者自述”，他其实是将“自白”“自述”视为“真理的声音”。张晓雪的组诗《簌簌缓叙的音节》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和声音有关，她信仰的是“大音希声”，有一种“低眉信手续续弹”的感觉。赵亚东的组诗《丹尼索瓦》追求的则是一种遥远而古老的声音，他借助“丹尼索瓦”这个古老的早已消逝的类人族群，试图在拉长的历史中写出一首史诗来。当然，这种史诗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雄壮，而是更类似于《诗经》中的史诗，又加入了一些宿命的声音。杨角的组诗《大师》，其中就有一首叫作《声音》的诗。他的声音是反讽的声音，但是在反讽背后，也存在一种“生命的强力”的声音。当然，值得关注的还有另外一种声音，这就是郁葱诗歌中的声音，郁葱的声音好像青草顶开巨石一样，持久地、缓慢地浸润着读者，带给读者一种“沉浸感”。

天岚：发出“声音”之后，也需要共鸣，这就说到诗歌的共情。所谓的共情能力，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简单而言，就是有相同经验的人容易理解作品，但如何让没有相同经验的人也能理解作品，引起共鸣？那就是相信，信任会最大程度增添诗歌的理解。而诗歌目前的问题是怎样取信于人，取信于读者，能带着读者往前走。不哗众取宠，不矫揉造作，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平实、可信地传递诗意与情感经验，这是诗人最大的基本功。此外，还需要关注诗歌的内核，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我认为，诗歌孕育的就是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形而上的“诗道”，这个提纯和传递的过程就是诗歌诞生和传播的过程。优秀的诗歌是要拨开云雾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不成功的诗歌只看到了一堆文字而看不到这些，只看到了指月亮的手，而让人看不到月亮。

三、别样绽放的“另一种玫瑰”

李建周：诗歌现场是一个动态的场景，它的生动性、可能性、未来指向性是在过程中孕育的。“另一种玫瑰”的前身是“女性书写”，正如卢桢在发言中提到的，栏目名称的置换强调的是性别意识和女性观念在微观个体上的重视与呈现。栏目中的作品尽管各有千秋，但是跨越代际、经历和生命体验的诗歌情绪，实际上抵达的是对更为微观的女性人生的深度介入，是对情感症候的现代性抒发，在更幽微的层面与男性写作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

王瑜：“另一种玫瑰”极其关注女性群体的创作动向，诗人与生活真实可靠的连接使诗歌具有跨越地域的体验性，更能够呈现诗歌作为精神读本的抒情气质。例如严小妖短促却更便于传播的诗，她在《我们管这叫作生活》中写道：“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旁边／就有了一桌子吃菜的人／那撤掉碗，撤掉菜／撤掉桌子撤掉人／生活又会怎样。”在对烟火气的描述维度上，诗人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抽离生活中的平常与琐碎，遗憾产生的时刻恰是个体思考展开的契机。此外，《每个去世的亲人都会变成星星陪伴》看似是一首回忆之诗，不过当女儿问“天上的星是谁”时，诗人却回答“爱的人们都还好好活着／我哪儿知道是谁”。并未陷入抒情泛滥的套路反而更能抵达现实的温暖，最直白的提示恰是珍惜当下的提醒。

陈莹雷：在我看来，“另一种玫瑰”的诗歌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是其能够与当下产生情感共鸣的潜在基础。正如宋晓杰在《漫长的告别——陪父母回乡所作》通过一次回乡去回溯自己对于故乡的记忆，缅怀过去的事物：“一代人的告别／动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感／却怎么也走不出一公里的泥泞／他们一次次回来／就是为了一次次回去：回到过去——”。归乡情结始终笼罩在无数人的精神焦虑中，而宋晓杰的精神还乡实际上是在往昔残败稀疏的记忆废墟里拼凑、重建自己的精神故乡，留之以栖息。她的另一首诗歌《平安着陆》如此写道：“它在回程，心急火燎，心事重重／飞机上，没有一个我要等的人。”诗句背后折射的城市与故乡之间的错位标示着原本亲切熟悉的故乡的渐渐远去。当我们试图在城市中寻找归属感时，骤然发现在熟悉的城市和陌生的故乡之间的“我”一直处于游离之中，这种精神痛苦实际上更为切中当下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以往我们谈论诗歌往往会强调它的在场性，但像这种以回忆进入现场的书写其实更能体现诗人的灵魂，因为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面，书写即还乡。

贺珊珊：确实，“另一种玫瑰”直指某种共通的情绪。因此，“另一种玫瑰”不仅是对性别的指代，更像是对这些女性诗歌文本中所弥漫的诗歌气质的概括。这种诗歌气质表现在她们对日常经验的挖掘和书写中。她们更擅长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完成对日常经验的诗意开掘，从而使诗歌在“此在”的花园中散发出“另一种玫瑰”的香气。无论是宋晓杰、夜鱼还是李轻松，这些女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她们对日常经验的书写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以智慧的哲思深入生活的肌底。也就是说，她们不是为了日常而日常，为了书写而书写，而是在日常中超越日常，在具体中超越具体。诗人们通过对日常经验的叙述表达出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让“此在”的日常拥有诗性的力量，眺望彼岸之光。

庞帅帅：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会发现这种多元的探索更能勾勒出诗歌现场的变动性和丰富性。这三期“另一种玫瑰”栏目中的女诗人麸有十九位，她们分属不同的代际。这些生于不同年代的女性诗人以独特的代际经验对人以及人的日常生命经验、灵魂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书写，展现出不同代际的诗歌创作风貌和各个时代的诗歌美学特征。之所以对女诗人进行代际划分，是因为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年龄、职业、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当然，代际的划分只是同时代诗人成长过程中一种模糊轮廓的集中呈现，她们具有共时性的时代经验背景、相似的诗歌创作资源和诗歌命题。

景立鹏：针对“另一种玫瑰”，我们可以发现，将女性诗人以性别来划分、组合似乎是目前栏目组成的初衷和意图，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另一种玫瑰”依然是玫瑰，在无法摆脱作为“玫瑰”前提下的个体气质依然无法使这些诗人产生更具独特性的气质。所以这一栏目的设置，在我看来还是无法摆脱当代女性诗歌合法性焦虑的深层困惑。如果说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联动，使得我们有可能寻找对诗歌的一种新的介入点和思考的新方式，那么关于“玫瑰之外的花束”的思考也许能够使诗歌发展成为一种感性而又陡峭的“胡亮式的诗学”。

李建周：无论是在栏目设计还是在对青年诗人的扶持方面，《诗潮》取得的成就都非常显著，这与主编的诗人身份是分不开的。作为优秀诗人，对诗歌写作技艺、对诗歌发展历程、对当下生存经验和意识结构的敏感，都在不同层面影响到刊物的面貌和特质。最后请刘川主编简要回应一下。

刘川：感谢大家对杂志的鼓励和肯定！每位专家和同学在谈的时候我们都深深受益，未来将继续向《诗选刊》、向高校的学者去学习。感谢河北师范大学和《诗选刊》，能拿出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来开展讨论，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刊物多少年没有对自己进行把脉，今天我感受到了别人给我们把脉这样一种真诚，非常温暖。在未来的办刊过程中，依然需要各位老师一如既往的帮忙和支持，希望各位将来有优秀的诗作、评论或者其他跟诗有关的作品支持我们。再次致谢！

本栏责任编辑 田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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