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走好社科图书精品化之路

张琛 陈思佳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一个民族思想高度、理论水准、精神品格、文明素质的集中体现，是文化强国的显著标志和思想引领。本文以中国出版领域具有较高认可度的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浙版社科类图书为样本，从获奖数量、图书类型、出版单位、著作者等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梳理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整体面貌，并从中思考浙版社科类图书精品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科图书精品化  中国出版政府奖  精品化建设  浙江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新征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出版应当起到重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的一个主要类别就是社会科学类（以下简称“社科类”）图书。《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是我国最通用的图书分类法，将图书分为马列毛邓、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大部类。其中，社科类图书在《中图法》划分出来的22个基本大类图书中，涵盖了9个类别，分别是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

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出版业始终将社科类图书的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在浙江出版业的各个时期，都出版了一系列普优秀社科类图书，还陆续提出了“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以及“优质高效促繁荣”等工作思路，不少浙版社科类图书实现了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获得了国家级图书奖项。笔者以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为样本，分析科类图书精品化的发展方向。

研究方法

中国出版政府奖由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主办，是国家在新闻出版领域设立的最高奖，能够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肯定的图书是当之无愧的精品图书。中国出版政府奖设立于2005年，每三年左右评选一次，至今已经举办了5届（结果公布时间分别为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2021年），包括7个子奖项：图书奖，期刊奖，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奖，印刷复制奖，装帧设计奖，先进出版单位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含优秀编辑奖）。按照作品类型，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类奖项的获奖作品可以分为社科、科技、文学、艺术、少儿、古籍、民文、辞书，共8个类别。

笔者整理了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获奖的浙版图书，从中筛选出社科类图书，并对获奖数量、图书类型、出版者、著作者等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

结果与分析

获奖名单梳理。笔者梳理了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奖和图书提名奖，筛选出出版社归属浙江省的获奖图书。自第三届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名单不再明确标明获奖类别，但顺序基本与前两届一致，仍然按照8个类别进行排序，此后的获奖类别为本文识别的结果。为了进一步精细化分析，提高分析结果的参考价值，笔者查询了获奖图书的图书在版编目（CIP），获得了其《中图法》类别。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浙版图书涵盖了社科类、科技类、文学类、艺术类、少儿类、古籍类6个类别。根据对社科的广义理解，并结合《中图法》，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科技类图书显然不属于社科类图书；
古籍类图书被《中图法》归类为Z（综合性图书），少儿类图书的读者大多为少年儿童，与普遍认识中的社科类图书在内容深度、文字及装帧风格、受众对象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这两者也不属于社科类图书。社科类、文学类、艺术类的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应属本文所探讨的社科类图书，笔者据此整理出了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见表1）。

获奖情况分析。（1）获奖数量分析。中国出版政府奖每届的图书奖与图书提名奖总数并不固定，其8个门类图书每届获奖比例也不尽相同。笔者统计，社科类图书的获奖比例是8个门类中相对固定的，且比例最大。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共颁发图书奖293个、图书提名奖585个。就狭义的社科类图书即中国出版政府奖的社科门类而言，共颁发图书奖84个、图书提名奖162个，分别占比28.67%和27.69%。就广义的社科类图书而言，共颁发图书奖138个、图书提名奖281个，分别占比47.10%和48.03%。

就浙江省图书的获奖情况看，狭义和广义的社科类图书获奖数量都不太稳定，获奖种数在0～5的区间内波动。狭义的社科类图书仅在第一、三、五届时获奖，获奖种数分别为2、3、1；
广义的社科类图书获奖种数在第一、二届时相对稳定，在第三届时达到高峰5，在第四、五届则下滑至1。

受限于获奖总数，狭义和广义的社科类图书如获图书奖，当年的比例便会超过全国平均比例。总的来说，狭义的社科类图书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比例要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获提名奖的比例则低于全国平均比例。广义的社科类图书获图书奖、提名奖的比例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比例。

据统计，第一届和第三届浙江省的获奖种数相对较多，总数均达到6种。第四届以来，浙江省社科类图书的获奖水平有所下滑，连续两届未获图书奖，每届仅有1种图书获提名奖。

（2）图书类型分析。有学者统计，根据《中图法》，第一至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的社科类（狭义）图书涵盖了13个大类，按获奖图书数量从多到少分别为：K（历史、地理）、D（政治、法律）、F（经济）、B（哲学、宗教）、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E（军事）、C（社会科学总论）、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TS（轻工业、手工业）、Z（综合性图书）、I（文学）、N（自然科学总论）、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TU（建筑科学）。其中，属于前三者即K、D、F的图书，获奖比例超过六成。

笔者查询了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中图法》分类，并统计了不同《中图法》类别图书的获奖频次。同一类别图书每获1次图书奖或提名奖，计1频次。如果获奖丛书内的图书分属多个《中图法》类别，则不论有几个类别，各个类别有几本图书，每个类别均计0.5频次。结果显示，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所属《中图法》类别出现频次从高到低分别为：K、I、A、D、F、TS、TU（见表2）。

在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中，中国出版政府奖定义的社科类图书涵盖了A、D、F、I、K、TS，文学类图书涵盖了I、K、TU，艺术类图书涵盖了J、K。可以看到，《中图法》同一类别的图书在中国出版政府奖不同类别的获奖图书中都有出现，甚至还存在同一种获奖图书（丛书）涵盖多个《中图法》类别的情况，且屡见不鲜。例如：第二届获文学类提名奖的《郁达夫全集》（共12卷）涵盖了I、K，获艺术类提名奖的《陆俨少全集》（共6卷）涵盖了I、J，等等。

因此，统计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中图法》类别的同时，笔者还根据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分类来观察获奖浙版图书的类别。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发的社科类奖项数量明显多于文学类、艺术类奖项，接近3倍，但浙版图书所获这3类奖项的数量基本持平，浙版图书所获文学类、艺术类的奖项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比要明显高于社科类奖项。

（3）出版单位分析。笔者整理了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出版单位，发现作为浙江省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科类图书获奖最多，且在社科类、文学类、艺术类均有所斩获。大多数专业性出版社表现出了一定的专长，例如，以出版优秀的财经图书与时政图书为主要方向的浙江人民出版社获得的2个奖项均为社科类，且为图书奖而非提名奖；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西泠印社出版社分别仅有的1个奖项均为艺术类。

（4）著作者分析。作为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出版业的优秀出版物，其获奖作品大多为国内的原创作品，获得其嘉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著作者均来自国内。

笔者整理发现，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著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浙江籍或者曾在浙江省内（几乎都是杭州市）的高校求学或从事教学工作，或为浙江省内的研究机构，如《元画全集》的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和“良渚文明丛书”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作者非浙江籍且没有浙江省内高校经历的图书仅有《陆俨少全集》《毛泽东著作辞典》和《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其中，《陆俨少全集》的主编虽然是河北籍的在京津冀地区学习、工作的郎绍君，但陆俨少本人却是出生于上海，且长期在浙江省内求学与工作。《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的第一作者郭黛姮师从梁思成，任职于清华大学。她曾在21世纪初，受杭州市政府委托以总设计师的身份重建雷峰塔，第二作者贺艳则是她的学生。

从著作方式的角度来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中，有1种是对过去颇具影响力的作品的增订，有10种的著作方式为主编或编著。观察书名可以发现，有7种图书为“全集”，有5种为“史”或“通史”。

讨论与建议

对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浙版社科类图书的数量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届到第三届浙版社科类图书的获奖情况要优于第四、五届，第四、五届无论是省内还是全国范围内的获奖比例，也低于前三届。总的来看，近五到十年，浙版社科类图书的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表现不如以往，亟须加强精品化建设。

面向全国组稿。从本文收集、整理的作者信息来看，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中，仅有第二届、第三届的2到3种获奖图书的作者来自省外，其他获奖图书的作者或为浙江籍，或在浙江省内（几乎都是杭州）有着长期的求学、教学经历，或为浙江省内的研究机构，有较多时间与省内出版社建立联系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出版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及中央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坚持“二为”方针，破除对地方出版社“三化”方针的片面理解，明确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面向全国组稿，参与全国出版市场的竞争。未来，浙江省内出版社应进一步落实方针，积极联系、争取省外优秀作者，与之建立良好的信任与合作关系，进而出版更多社科类精品图书。

扩大选题范围。根据本文整理的获奖浙版社科类图书的图书类型数据，浙江省内的出版社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定义的社科类图书方面的出版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而言，在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宗教，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军事及社会科学总论相关图书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生产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获奖图书中“全集”和“通史”这类整理性、演绎性作品的比例相当高，原创性不足。

社科图书门类繁多，内容覆盖范围广。历史文化、国计民生等各层面都有社科图书探讨的问题，特别是政治、法律及经济、哲学方面的问题。在出版产业不断发展的今天，浙版社科类图书在满足当代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应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时代发展，多关注国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学科概念层面等的宏观议题，遵循浙江出版业初创时期，省委提出的不断扩大选题范围的要求，丰富图书主题与内容，不断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要。

与时俱进，走向精深。综观历届获奖的浙版社科类图书的出版者，只有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广义社科（中国出版政府奖定义的社科类、文学类、艺术类）的各个分支均有所建树，各个专业性出版社基本只在自己专精的领域斩获奖项。浙江省内没有狭义社科的专业出版社，在中国出版政府奖的社科类奖项上，获奖比例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80年代，浙江出版体制改革在加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若干专业出版社，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等。各出版社走“小而专”道路，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其专业性和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一方面，浙江省不乏专业社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社科类奖项（甚至是图书奖）的先例，各专业社特别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应积极参与社科类精品图书的开发与出版；
另一方面，各综合社应发挥作者面广的优势，不断开拓新的作者与稿源，进一步提高社科类图书的精品化水平。本着“求深”“求精”的出版态度，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和高水平学术成果进行持续性关注，“由精而专”，是做好社科图书精品化出版的核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高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N].人民日报，2023-12-06.

[2]刘同元.谈浙江的出版改革[J].中国出版， 1992（7）：11-14.

[3]王珍，苏灵，胡展.浙江出版业春华秋实60年[J].浙江画报，2009（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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