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域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史教学中的结合运用*

文/王 锐 [广西书画院]

笔者在多年的美术史教学中发现，广西的美术生普遍对于中国美术史课程不感兴趣。从多年来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招生情况来看，也突出反映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广西籍的考生很少有考上中国美术史论方向的研究生，即使降低一定的考试难度，能过线的广西考生依然寥寥无几。史论类的考生生源基本来自广西区外，而且连续多年都主要依靠调剂来招生。

针对这样一种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种积极措施，主要目的就是要激发起学生对中国美术史论的兴趣，继而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产生热爱，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以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守正创新，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艺术。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本土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而现有的中国美术史教材的编写，基本上是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较大的汉族文化为主流的美术遗产资源为介绍对象，而广西由于地缘和民族原因长期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相对于前者而言影响较弱，所以基本上罕有对广西历史美术方面的内容。这是广西美术生对此不是很有兴趣的一个客观原因。而我们在教学中尝试过，讲到某些章节内容时适当结合广西地区的文化遗产内容进行介绍，这时学生就会比较感兴趣。

一般认为，地域是指一定的地域空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所发现的地域性差别在社会文化中的个性差异，这种存在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具有原生性。认识并重视差异化的社会文化，是真正求同存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基础。

清朝人沈宗骞在其所著《芥舟学画编》中就曾专门讨论过地域性差异与地域绘画的关系，他认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①不难看出，同样画山水画由于南北之间山水地理因素等不同，便自然地会形成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沈宗骞认为既是同一地域也可能存在艺术风格上的差异，这里面还有文化心理和感受的不同。他说南方山水总体来讲属于蕴藉而萦纡的类型，面对这类山水来进行艺术表现，能够观察和感知其正气的则艺术风格温润和雅，反之则风格易流入轻佻浮薄。对于北方山水也是同样的道理，北方山水总体上属于奇杰雄浑的类型，艺术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心里感受到的是山川之正气，那么其艺术风格则会刚健爽直，否则则会陷入粗粝与强横风格。这是地域资源的客观存在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投射产生的不同感受，这种不同的美的风格与感受会自然形成地域性的文化心理认同，进而产生鲜明的艺术倾向和地域文化风格。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在美术史教学中，特别是对当代艺术流派的研究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艺术院校的美术史教学归根到底是要回到学生们的个人实践，通过对美术史论进行一定的学习和研究能让学生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培养艺术审美的高度。其中地域性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始终都是艺术家风格形成的立足点，加强对这些方面内容的了解对学生是必要的、有益的，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是存在一定共同性的特征的，比如西方美术史上著名的威尼斯画派、巴比松画派等就是以地域命名的。15世纪的威尼斯由于实行了贵族共和制政体，使其一跃成为当时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商贸中心，自由的艺术氛围和良好的经济基础汇聚了大量的优秀画家，威尼斯湛蓝的海水与东方商船绚烂的色彩，展现出一派繁华的世俗气息，画家们便用明朗鲜艳的色彩描绘威尼斯的自然风光和生活场景，表达他们对壮美的大自然和美好人生的歌颂。由于威尼斯气候潮湿，使得湿壁画的创作被扼制，威尼斯的油画流派得以形成和发展。②

同样的道理，我国明清以来的吴门画派、金陵画派、华亭画派、松江画派、扬州画派，乃至近代的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京津画派等，以至当代的长安画派、漓江画派等，都彰显出了地域特征对艺术史发展所起的独特作用。

由此可见，在美术史教育教学中融入地域美术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从具体教学实践的角度来看也是更为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2012 年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③广西的文明史源远流长，铸就了广西文化艺术的“根”和“魂”，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其研究是不够的，开发利用则更显不足。2021 年11 月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④在中国美术史教育教学中更应该让文物活起来，首先让自身所在地域的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更好发挥地区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时代价值等，在教学中可以更好、更准确地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中国美术史是个大美术史，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产物实际上很多都在美术史的范畴。广西位于中国南部，地处中国地势第二台阶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形地貌多样，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山地与丘陵连绵，洞穴与峡谷分布其间。由于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物种资源丰富，自古就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据广西区内的考古发现，区内的史前遗存非常丰富，是岭南地区旧石器遗址发现最多的省区，目前共发现巨猿、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达135处。此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广西境内分布也非常客观，迄今为止共发现约有400 处之多。其中广西的手斧形制特点突出，史学价值意义很高，尤其是20世纪末前后，在广西百色盆地考古发现的石斧意义更为重大。这些百色石斧的发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⑤因为它们的发现打破了西方流行的“莫维斯线”理论，证明了东亚早期人类的文化发展进程与西方同步的事实，⑥从而摘掉了压在亚洲人头上长达半个世纪的“早期亚洲人愚昧落后”的帽子。而这批石斧制品可以说是广西美术史上古人类最早的艺术品。

一般认为广西的青铜器制作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较为落后，但也并非乏善可陈。例如1991年7月出土于广西贺州的青铜麒麟尊就是一件国宝级的重要青铜文物，并被收录入《中国文物精华》一书。广西贺州所出的这件战国时期麒麟尊形体较大，其造型特征显示其应移植于西周时期的类似动物类青铜器物，但其个性特征也非常鲜明，它的造型融龙、凤、麒麟于一体，显然是吸收了商周青铜造型艺术的余韵，而纹饰上也显示出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但通体造型和盘龙、附凤等雕饰处又显露出浓郁的南越文化特点，体现了华夏文化和百越文化相互交融，堪称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的经典之作。但因为中国美术史中类似的青铜重器非常多，因而麒麟尊并没有选入作为中国美术史的介绍内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但对于广西地域的美术史则意义重大。它像上述百色石斧打破“莫维斯线”理论一样，打破了中国青铜时代广西没有重器的认知。梳理这样的地域资源对于广西美术史教学是有意义的。

和青铜麒麟尊一样，广西的铜鼓文化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之一。铜鼓本身兼具了工艺之美、造型之美和纹饰之美，既是实用器也是艺术品。被国内外学者认可的八大铜鼓类型中，以广西地名命名的有北流型和灵山型两种类型，作为广西美术史来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学界比较公认广西的古代先民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⑦其中“鼓”即铜鼓，说明铜鼓是当时地方贵族生活中重要的器物，类似于中原礼器的作用。《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诸僚铸铜为大鼓。”⑧可见对于铜鼓的占有，不仅是拥有财富的体现，而且也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遍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⑨则具体描述了铜鼓的器型、铸造及纹饰之美。

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的流传时间大致相当，基本都是从东汉传延至唐代晚期，应该是两支并列的族属分别制造的重要器物。北流型铜鼓的造型特征为器型硕大，鼓面宽大，伸出鼓颈之外而大于鼓身，边沿有垂檐。铜鼓胸壁斜直外凸，鼓腰收缩曲度不大，以一道凹槽作为胸腰两部分界，鼓腰呈反弧形，胸部与腰部间分界不明显，鼓足面宽则与鼓面相当。鼓耳部为圆基环耳，铸造结实。鼓面装饰有雕塑的青蛙，体量较小，风格朴实。鼓面中心装饰太阳纹，圆凸如饼，以八芒居多，光芒细而长，辅助纹样以云雷纹、席纹为常见。早期的北流型铜鼓以三弦分晕，到了中后期开始多以二弦分晕。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流云雷纹大铜鼓，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面铜鼓。1955年在广西北流水涌庵被发现，现藏于广西民族博物馆。这件北流型云雷纹大铜鼓的鼓身高度为67.5cm，鼓面直径达到了165cm，重达300kg，被誉为“铜鼓之王”。

灵山型铜鼓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个铜鼓类型。灵山型铜鼓与北流型铜鼓形制较为接近，外观上体型凝重，形象精巧，鼓面平展而稍广于或等于鼓身，边缘伸出，但不下折，而胸部则较为平直，附于胸腰之际的鼓耳均为带状叶脉纹扁耳，鼓面所饰为三足蛙造型，绝大多数为逆时针方向环列的6只蛙组合，蛙背上饰划华丽的线纹或圆涡纹，有的蛙背上又有小蛙，即成独特的“累蹲蛙”造型。灵山型鼓面花纹精细，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圆凸如饼，光芒细长，芒数有7芒、8芒、9芒、10芒、11 芒、12 芒等；
配饰花纹多以二弦分晕，鼓面和鼓身各有3道较宽的主晕，以骑兽纹、兽形纹、鹭鸟纹为主体纹样，其他晕圈饰云纹、雷纹、半圆纹、半圆填线纹、席纹、四瓣花纹、四出线纹、连线纹、虫形纹、水波纹、蝉纹等。从中可以体验到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魅力，是广西美术史珍贵的历史遗产。

广西的左江花山岩壁画是规模巨大的中国古代绘画遗存，南宋李石撰《续博物志》载：“二广深壑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⑩这是宋代人对于两广地区沿江古壁画的记载，属于较早时期的关于沿江壁画的记载，此时的人们对于壁画的认识反映出神秘的色彩。明代张穆的《异闻录》中记载：“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勿指，有言者，则患病。”⑪另据清光绪九年（1883年）黎申产的《宁明州志》记载：“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干戈，或骑马。未乱之先，色明亮；
乱过之后，色稍黯淡。”⑫这些记述应该是明清时古人看到岩壁画时的直观感受，对于这些神秘的图像充满了敬畏之意。经学者考察研究发现左江流域花山壁画现存图像超过1900 个，尤其以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驮龙乡耀达村花山屯北面明江东岸崖壁上的，高44m、宽度达到170m的大型组合画面最为集中，令人震撼。花山岩画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岩画点，2016 年7 月15 日由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岩画类世界遗产项目的空白。

花山岩画的画法采用单一色块平涂法，只表现所画对象的外形轮廓，未见有细部的描绘，显得风格古朴，笔调粗犷，风格简洁质朴、色彩鲜艳明丽、构图饱满的特点，给予人们以粗犷、勇猛激奋的艺术感染力。现存图像以人物为主，人物的基本造型分正身和侧身两种，其大小不一，最大的高达3m，最小的不到0.3m。一般正身人像形体高大，皆双臂向两侧平伸，曲肘上举，双腿叉开，屈膝半蹲，腰间横佩长刀或长剑。而侧身人物形象数量较多，形体较小，多为双臂自胸前伸出上举，双腿前迈，面向一侧，做跳跃状。据相关专家考证，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留下的艺术作品。陆云达先生编著的《中国美术》等简史类书中已经开始将花山岩画作为重点介绍。⑬

合浦汉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廉州镇东南郊望牛岭、风门岭、宝塔山和东北郊堂排一带，环绕汉代合浦郡城所在的草鞋村遗址呈扇形分布，分布面积约为69km2，据估计有古汉墓上万座，规模相当巨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合浦已发掘的汉墓累计有1000 多座，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合浦古汉墓发掘出的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鉴赏价值。在合浦汉墓出土的一万多件套文物中，舶来品文物及带有海外因素的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重要文物有铜凤灯、波斯陶壶、罗马玻璃碗等。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参观过的波斯陶壶，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一件波斯陶壶，也是唯一一件东汉时期的孔雀蓝釉波斯陶壶，它比扬州出土的隋代波斯陶壶早500 年左右，是我国汉朝与波斯交往的重要物证，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器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广西的地域文化遗产资源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广西考古工作者对合浦汉墓群、草鞋村及大浪古城等遗址进行深入的考古发掘研究，一些学术难题也逐渐明晰：一是合浦在秦汉之前已有一定的基础；
二是合浦在南越国时期（西汉早期）已存在未被史书记录的行政建置；
三是合浦是两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是朝廷经略岭南及海外的支点，是对外交流贸易的窗口，是商业与文化的繁华之地。合浦汉墓群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出土汉代舶来品文物比较集中的地方，印证了《汉书》等史籍关于汉代海外贸易交往的记载，也反映出广西在汉代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广西还有大量的地域文化历史遗存，如桂林明代王城及藩王墓出土的梅瓶、桂海碑林等，限于篇幅在此不多赘言。但对这些广西本土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美术史课中的适度融合仍需要下较大的工夫去梳理，以期更好地做到让它们说话，让它们活起来。

在教学过程中，广西艺术学院每年都会邀请区内外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美术史论类的专家讲座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两场讲座让我印象深刻，并且对我的中国美术史教学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个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原馆长王頠教授的“人类起源——广西的古人类学研究进展”讲座，这个讲座专业学术性很强，一开始我担心学生听不懂会冷场，因为毕竟艺术学院的学生不在这个专业，客观讲王頠教授的讲座内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感觉生僻。但实际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学生兴趣非常浓厚，就连最后的互动提问同学们也很踊跃，提完问题后王頠教授说他都感到惊讶，学生们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引起了他的一些新思考。究其原因，后来才知道因为是涉及广西的重要内容，所以学生尤其是广西学生非常感兴趣，有些甚至是来听讲座前就提前做了跨学科的准备工作。

另一个是作为中国美术史的拓展课程内容，我请了广西博物馆原副馆长、广西海丝申遗的首席专家熊照明研究员来做“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话说汉代合浦港考古”的讲座，熊照明研究员的讲座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考古出土文物讲述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对于美术学的学生来说他的讲座也是跨学科的生僻内容，但是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大家非常关注广西海丝的申遗和汉代合浦文物的价值。后来研究生班的学生自发进行了关于合浦汉代文物的课题申报，在广西艺术学院两个校区开展了一次“物华天宝——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文物进校园教学实践展”，并且申报了一项“广西合浦汉墓艺术论坛”，取得了非常好的学术成果。

实践证明，当地的文化资源对于学生教学更有亲和力，也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地域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何合理利用好这些宝贵资源，使其高质量地融入课堂教学是作为教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且要求我们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同时，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教学实际上正是承担着这样一项任务，通过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教学中的实践经验，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探索，认为根据教学成果有效性的要求适当加大对地域历史文化资源的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传播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术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教育教学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注释：

*本文为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Jgy2020123。

①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李安源等注释，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第3页。

②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外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第51—53页。

③2012 年12 月7-11 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④2021 年11 月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

⑤Wang S.Perspectives on Hominid Behavior and Settlement patterns:A study of the Lowe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Luonan Basin，China.Oxford:Archaeopress，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06，2005.

⑥谢光茂：《百色旧石器遗址群：手斧挑战莫维斯理论》，《中国文化遗产》2008 年第5 期，第106—108 页。另见高星、欧阳志山：《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比较》，《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键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7，第67—73页。

⑦魏收等：《魏书》，中华书局，1974，第2435页。

⑧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2019，第1000页。

⑨刘恂：《岭表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7页。

⑩李石：《续博物志》，古今逸史本，第27页。

⑪汪森：《粤西丛载校注》，黄振中等校注，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第605页。

⑫黎申产：《宁明州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第21页。

⑬陆云达：《中国美术·co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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