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演讲宣传工作机制与历史经验

陈潇源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工农群众90%以上是文盲，文字宣传工作难以普及推广，口耳相传方式更为普遍有效。作为口头宣传方式，演讲宣传鼓动性强、成本低、效果好，恰好能弥补工农群众大多不识字的缺陷，填补其他宣传形式的不足。因此，我们党将演讲视为宣传工作的重要形式，从1929年起，便陆续颁布相关文件作出指示，以宣传动员起工农大众。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在整个党的宣传史上处于奠基性地位，学术界颇为关注。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标语、口号、报刊、戏剧、歌谣、美术等方面，功效显著的演讲却未引起重视，相关研究也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央苏区演讲宣传工作实践与经验，试图呈现这一时期宣传工作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为提升当今演讲宣传工作实效提供镜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特别是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我们党开始局部执政，但当时的演讲宣传工作无法满足革命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便分别从制度构建、空间构建、队伍构建着手，顺应时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演讲宣传工作机制。

（一）制度构建

苏维埃政权出台各种制度文件构建演讲宣传工作制度。在革命的乡村，演讲宣传是组织化的。教育部、各群众团体、乡苏、党团、剧团、俱乐部等纷纷嵌入演讲团体，构建了一套演讲宣传组织网络体系。1929年，古田会议提出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应设“化装宣传股”，设置专门负责化妆演讲宣传的工作机构。古田会议后，演讲宣传工作得到高度重视。1933年4月，《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提出演讲由“社会教育科”负责管理，各乡教育委员会须在乡苏的领导下开展巡回演讲会[1］，首次将演讲宣传工作纳入社会教育的管辖范畴，明确其定位和归属问题，为演讲宣传工作的大力发展铺平了道路。同年6月，演讲宣传工作的组织化发展走向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央教育部颁布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首度将演讲制度与俱乐部制度相结合，就演讲过程、演讲员任职进行规范。1934年4月，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献《俱乐部纲要》颁布，明确规定俱乐部须设置“演讲股”专门负责本组织的演讲宣传工作，并将演讲股分为“政治演讲”“科学演讲”，标志着俱乐部成为演讲宣传的重要空间场域。由于俱乐部遍布城乡基层，是教育动员群众的重要社会组织，苏维埃公民普遍加入。俱乐部制度和演讲制度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演讲宣传工作的大众化发展。

演讲宣传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苏区的演讲宣传是被纳入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体系当中的，苏维埃政权试图通过行政运作，推行全新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重构公共话语空间。中央及各省宣传部门设有审查科，负责审查社会教育材料；
文化教育部门设有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查下级社会教育材料；
化妆演讲团设有剧本审查机构负责审查化妆演讲的内容，此外，化妆演讲团创办要在苏区以上政府登记；
俱乐部的演讲宣传结果则“要有批评，并收批评记录交集会委员会审查”[2］，以确保演讲宣传主题不会偏离既定的意识形态轨道。苏维埃意志决定着演讲宣传的内容与主旨，“题目当然要和当时政治斗争的突击任务联系”[3］，要配合纪念节内容或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设计演讲宣传大纲。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纪念日到来之际，为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1933年4月，湘赣省政治部制定了《关于赤少队四月份政治文化教育的工作计划》，规定“每一礼拜或十天”举行一次演讲会，明确演讲大纲为“‘四一二’是什么纪念日？怎样去纪念它？”“怎样去拥护红军消灭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怎样才能保障我们分田的胜利？”等内容[4］，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围绕事件的历史背景、纪念程序、政治举措对群众展开教育。我们党关于演讲宣传的指示性文件，预先设计好了演讲大纲，以确保演讲宣传不会滑出既定的意识形态轨道。

（二）队伍构建

苏维埃演讲员是经过筛选和培训而产生的。首先，演讲员的遴选既有政治要求又有技术要求，政治观念正确、会讲话、工作积极是必要条件，“工农出身”的阶级身份更受欢迎。1930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告规定，各地选拔讲演员须“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来充当”。1931年，湘鄂赣苏区大冶县在关于《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部委员会决议案》明确规定：“讲演员不一定要知识分子，工农分子有革命理论者亦可充当”。1933年6月，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讲演员要选拔“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同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关于《宣传队的组织训练及工作方法》强调，讲演员要挑选“观念正确，工作积极，口齿伶俐的工农出身的党团员”来担任[5］。闽西各级政府经常组织演讲队，由政府工作人员充当队员，“县至少三队以上，区至少二队以上，乡至少一队以上”，在西南两门设立演讲台，轮流开展演讲宣传工作[6］。

演讲员要通过培训学习提高宣传技术水平。1932年7月，中共湘赣省委《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提出，讲演队“在出发以前必须同他们谈一次话”，指示宣传鼓动的方法及任务，讲演时要“针对被宣传者心情，态度非常和气，使他们容易入耳”[7］。《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方法》对演讲员的态度、行为、技能作出明确要求：“态度要和气诚恳，要朴质热烈”，“举动要自然”，话语要“极简明”，讲话要“有系统有次序”，分出一、二、三点等，要擅长调动听众情绪[8］。《俱乐部纲要》则对演讲员语言规范作出说明。1934年7月，中央反帝拥苏总同盟出版《六·二三反帝演讲比赛》一书[9］，为培训提供了教科书，以此作为演讲的蓝本和典范。通过规则化和技术化，一支苏维埃演讲员队伍被构建起来，提升了中央苏区演讲宣传的水平和效果。

（三）空间构建

新政权建立后，“公共领域应当为最广大的多数人提供空间和光明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10］革命激活了苏维埃空间革命，亦推动了演讲宣传空间的发现与变革。“创造一个象征，或更为常见的是将自己与一种流行的象征挂钩，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有效手段”[11］。我们党因地制宜，从草坪、广场、戏台、祠堂、庙宇、地主房舍中寻找演讲宣传空间，通过更名、挂红旗、挂画像、贴标语、挂楹联等一系列象征符号的重组、改造，构建起具有革命共同体功能的公共演讲集会空间。

露天演讲所因能容纳多个听众而成为重大活动的户外集会空间。“一般都是选择一个较大的广场或草坪，在其中建筑一个讲演台，讲演人在台上讲演，群众站在广场上听讲”[12］。演讲台前或演讲所常树立起大红旗，成为最简单又常见的空间改造手段，高高飘扬的红旗使广场、草坪、演讲台转换为全新的革命仪式空间，并逐步普及推广。1930年2月，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每区均设一个讲演台。同年9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关于《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提出“在西南两门设两个讲演台，轮流出发宣传”。截至1932年，湘赣苏区各县普遍地建立了通俗讲演所[13］。

俱乐部是室内演讲宣传的主要空间场域。俱乐部的地点要适中，要设在人多的乡村或集镇，房舍要宽敞明亮整洁，能容纳多个听众，四周墙壁张贴标语、墙报、政治简报、画报等宣传品，俱乐部空间内密布着革命符号。1932年1月，湘鄂赣省鄂东《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没收地主或公堂一所大的房屋为部址”作为俱乐部，内设“一个讲演台及所堂”[14］。1933年7月，江西省颁布的《教育工作计划大纲》规定俱乐部可利用“祠堂或没收土豪的房屋，其中设有能容二、三百人至少也能容一百人的大厅，用来做群众大会的会场”[1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横峰县霞坊乡俱乐部便是由乡村大堂屋改造而成，门两边贴有革命楹联“来来来，来团结，来革命！”“去去去，去努力，去进攻！”厅堂正中间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画像，下面打着横幅：“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中国工农红军万岁！”[16］革命象征符号的植入，营造了一个基于革命共同体的演讲宣传空间。在这里，听演融为一体，群体成员亦不再仅仅是亲邻、工友关系，而是革命的共同体。

最壮观的室内演讲宣传空间为中央政府大礼堂。大礼堂气势恢宏，外形有八个角，如同硕大的红军八角帽。门厅正上方镶着国徽浮雕，两侧是军旗图案，正下方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几个大字，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空间构建。在内部布置上，利用各种旗子、标语，使群众潜移默化地认同苏维埃政治理念。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演讲会场四周挂满了绸缎旗子，上面绣着诸多口号如“只有苏维埃才能救国！”“领导全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和巩固苏区！”等等。“讲演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台子，桌上楼上都是铺着鲜红的绸子”，景象十分壮丽[17］。空间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意识形态性的，遍布党政符号的空间布局为在大礼堂开展演讲宣传营造了政治氛围，在群众中塑造了政治认同。

“列宁台”是借助列宁符号实施的一种新的空间建构。它运用意识形态符号装点演讲空间，成为教育工农的一种象征性符号。1931年，公略县苏维埃政府将清代万寿宫戏台更名为“列宁台”，为开展文艺表演和组织动员工作服务。同年9月，永新县夏阳建了“列宁台”。该台为传统的砖木结构，“台高九米（含台基），宽十二米，进深四米。台口砌成半圆形，台面用泥筑成，台上用木架梁，上盖青瓦，台口两旁有木柱支撑”。红军十七师师长萧克登台，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动员群众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演讲后宣传队在台上表演了文艺节目[18］。乡村的列宁台具备多种功能，既可演讲，又可演戏，时常三面敞开，使演讲空间变得非常开放，打破了听演边界，方便交流互动活跃氛围，激发现场共鸣。“列宁台”以全新的革命符号推动空间革命，强化了工农的革命认同。

作为“宣传”的演讲，并不以建立一套完整的知识架构为旨归，而是要探索如何以群众更感兴趣的形式，将“新知”明白晓畅地传播给听众，融入其常识体系。在此逻辑下，各演讲组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生动多样的宣传形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化妆演讲：演讲一体，绘影绘声

化妆演讲是一种将“演讲”与“表演”组合而成的一种演讲艺术，因操作简单、方法灵活，在革命的乡村广为流行。战时的化妆表演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布景简单，既可串村讲演，又可即兴演讲，灵活多样，不拘听众、场所，村前屋后、田间地头、广场室内均可开展。各级党委要求化妆表演在内容上要与时事政治、革命形势紧密结合。1930年1月，闽西特委第二十八号通告拟定了“二七”化妆演讲提纲：“上海工人罢工、城市暴动、各业工人开会要求加薪，老板开除工人领袖，工人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总罢工，工人运动士兵并派代表到乡村宣传，工农兵总暴动等。”此外，化妆演讲还强调技术的创新。同月，共青团闽西特委发布的关于布置纪念“二七”的宣传工作通告提出：“化的装要有技术有意义，化成帝国主义者牵着军阀杀工农，装扮乡村妇女上台演说。”[19］

表演是形式，演讲是骨干。边演边讲，演讲与表演的组合互动突破了传统的说教言论，将演讲宣传主题绘影绘声地告知听众，契合了工农群众的“期待视域”，更能激发群众的现场共鸣。在表演打倒土豪劣绅化妆演讲时，演讲员装扮成土豪，绘声绘色陈述他是如何压榨剥削农民的，台下观众听得屏息无声，愤怒不已，随后几个农民和红军战士化妆登台演出，抓住土豪进行现场审判和批斗，土豪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只得跪倒地上点头认罪，引得群情高扬，大家挥舞小旗高喊“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打倒土豪的后台国民党反动派！”[20］俨然，演讲宣传已转变成一场革命政治动员，听演边界消解，台上台下融为一片，群体情感达到高峰。古田会议曾高度评价“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21］。

（二）画报演讲：以图带讲，直观生动

画报演讲指将演讲主题画在墙壁上或绘制成宣传画，由演讲员指着画报逐条将相关主题内容讲解给群众听。这种宣传方式以图带讲、以讲释图，因情景交融、直观生动而更易给工农群众带来视听冲击。画报演讲对画报和演讲均有一定的要求，如图画要着色以吸引观众注意，内容要通俗易懂，演讲员要在对画报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向群众宣讲。1934年5月，闽浙赣省反帝拥苏大同盟在枫树坞红场召开“五卅”纪念大会，红场四周挂满宣传画，专设一个台讲解画报内容，热闹非凡[22］。1934年9月，合龙区为宣传动员模范红属，找了一个较大的祠堂作演讲所，把模范公民的七个条件画成“人公子”的画，挂在较干净的墙壁上，并布置一些战争动员的图画烘托气氛。人群聚拢后，讲解员以图带讲，指着画报逐条将“什么是模范公民”讲解给群众，并回答群众提问。图与讲的相互渗透、组合互动使演讲宣传变得直观而生动，构建出“语图并茂”的革命讲坛。群众称“不给我们看，我们就不大听得懂你们的话”，画报演讲“在群众脑中起着具体而有效的影响”，“直至黄昏时还有人来看‘人公子’”[23］。

地图演讲是画报演讲的一种，“讲到某县某省时，应指图或画图来说明”[24］。1934年7月，瑞金城市区和下肖区的列宁小学在校门口悬挂一张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地图进行反日演讲，灵活运用“时事说书”的方式吸引群众来看地图和听报告，并向群众解释地图的意义，不断用新材料来更新报告内容，“地图虽然只是一张，但报告可是千变万化的”，这样，就把“画的地图，变成了活的宣传工具”[25］。地图是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工具。地图演讲化复杂为简单，化抽象为具体，以讲释图、以图化人，很受工农群众欢迎。

（三）问答演讲：讨论互动，受众同参

问答演讲在演讲前要围绕相关主题设计好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合理设置提问的数量和顺序，演讲时循序渐进引导听众探讨回答，亦可将主动权交给听众，由听众提出问题，演讲员进行答复。这种具有讨论性质的演讲方式一般在夜校进行，亦更适合成人教育的特点。1934年8月，《红色中华》介绍了一位夜校教员的问答演讲经过。教员以《反日五大纲领的内容》为演讲材料，采用问答的形式作报告，循循善诱，调动演讲气氛，并收到了良好的演讲宣传效果。在听完教员的讲解后，学员赖冬娣愤慨道：“嗳哟！日本鬼子真是满恶！嗟！”[26］引燃了学员的反日爱国热情，同时也提高了教员的成就感和教学积极性。总之，问答形式演讲能够启发听者联想、活跃其思路，使讲听合一，在双向互动中升华演讲宣传主题，激发工农的革命危机感，提高号召力。

（四）集会演讲：听者众多，鼓动性强

集会演讲指召开群众大会所作的演讲。集会演讲要事先告诉群众开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须选择人群最集中的地方，通过“打锣或吹喇叭，吹哨子，或放留声机，或唱歌曲、呼口号”来集合群众。亦可事先组织口号队，分散在会场群众当中，在演讲到热烈或最精彩处，“标准发言人”引领群众呼口号[27］，调动会场气氛，鼓动士气，壮大声威。中央苏区政治集会较多，场面宏大，一般在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作出重要决定或重要的纪念日时会采用这种方式，以宣政布政或发起政治动员。集会演讲大都与文艺演出相结合，先演讲，后表演，演讲内容和演出节目要相互协调、相辅相成，以加深群众的理解。因听者众，特别要求演讲员必须事先作好充分的准备，语言要通俗生动，“富于鼓动性”，以提高听众情绪[28］。

中央苏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演讲宣传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科学启蒙、传播马克思主义、塑造工农政治认同和国家民族认同、组织动员工农大众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经过不断实践探索，中央苏区演讲宣传工作积累了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无产阶级革命家积极发挥“头雁效应”

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演讲宣传具有高度认同和行动自觉，是演讲宣传工作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土地革命早期，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演讲宣传的积极作用：共产党和农会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29］。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30］，高度评价了化妆演讲的重要作用。1933年2月，杨尚昆在《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广大劳苦群众文化程度较低，识字的较少，各种各样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有效用，而且这应该是我们宣传鼓动工作中的主要方式。”[31］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视和推动下，中央苏区出台了一系列演讲宣传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演讲“卓识谠论，倾动人群”。毛泽东、朱德、方志敏、张闻天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理论扎实，实践丰富，口才出众，他们积极发挥“头雁效应”，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频繁登台演讲，将党的革命主张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地传达给工农大众。俱乐部列宁室也经常举行演讲会，敦请无产阶级革命家演讲革命历史、革命故事，介绍国内外政治形势，报告红军前方胜利的消息，动员扩军拥军，宣传反帝反封建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他们的演讲宣传具有浓郁的开新意味，充满着浓厚的革命气息，带动了各地宣传队、俱乐部、剧团等广泛深入工厂、村圩等地普遍开展演讲宣传，推动了苏维埃价值理念的大众化传播，动员起了工农大众。

（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演讲宣传工作的基本导向。从内容上看，中央苏区的演讲宣传主要可以划分为“科学讲演”和“政治讲演”两大类，其中政治演讲是讲演队（团）“最主要、最经常、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即使是科学讲演也围绕着为实现政治任务而进行。政治演讲的内容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来确定，主要包括宣传党的主张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配合各种纪念节和围绕各个时期政治中心工作开展宣传以及唯物论宣传[32］，且演讲题目一定“要和当时政治斗争的突击任务联系”[33］。为使俱乐部演讲宣传工作能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学术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分会理事会帮助俱乐部、列宁室成立政治研究组，设立政治问答簿，组织政治演讲会。1933年11月，为配合第五次反“围剿”运动，粉碎国民党的阴谋，中央要求各群众团体组织各种宣传队、演讲队、化装表演队等为拥护红军而进行公开的演讲，宣传反“围剿”的意义，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并号召群众以实际行动拥护配合红军胜利[34］。

（三）注重宣传话语的通俗化大众化，反对脱离群众的“党八股”

在封闭落后的革命乡村，演讲宣传既要“和当时政治斗争的突击任务联系”，又要遵循认知规律，突破语言障碍，用最通俗的日常谈话的语句，逐渐加入政治科学的专门名词，切忌术语的堆砌[35］。为使演讲宣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要先去找当地群众谈话，明了当地群众中一切习惯、风俗，群众的痛苦和要求，群众最信仰的人和最痛恨的人，学习群众的俗语，和最动听的话句等”，这样，可以有鉴别地选择要引用的事证、态度和话语[36］。化妆演讲宣传要具有针对性，“需要对什么人就要说什么话”，“用活生生的，那种能够说出群众血肉相关问题的宣传方式”来开展演讲，随时将当地群众听到看到的事情演出来，避免刻板[37］。杨尚昆在《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明确提出化妆讲演是广大群众最能了解、最富兴趣的宣传方式之一，但是内容还需“更通俗，更适合于群众的需要”[38］。

为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中央苏区坚决反对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式的演讲。如果“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那么一套话来应付”，背诵“党八股”，那么，就没有法子争取到广大的群众，而且这种背诵只会使群众离开我们[39］。1932年11月，赣东北省委一常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之前很多讲演“是革命的八股，首先说一说意义，接着说一说政治形势，结果就是几句大家起来打倒打倒，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现在是大部份转变过来，能够反映群众的意见，而且特别注意通俗”[40］。

（四）注重演讲形式的多样化及演讲环节的规范化

中央苏区群众大部分不识字，为提升演讲宣传实效，必须注重演讲形式的多样化灵活化。化妆演讲绘影绘声，画报演讲直观生动，问答演讲受众同参，集会演讲鼓动性强，四种宣传方式灵活多样、生动形象，宣传效果显著。苏维埃政府还从微观上主导了讲前、讲中、讲后各个环节的设计安排，为演讲宣传提供规范尺度。俱乐部主任按照工作日程，预先设计好每月的演讲宣传次数和题目，明确演讲宣传的主要内容并及时予以公布，使群众可以预先准备材料以便演讲集会时能够发表意见。为使演讲宣传本土化，演讲前要做好调查研究，考察当地情形，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几个人的演讲，要提前分配好各自的题目、内容、顺序、时间，商定好演讲宣传方式和态度，避免相互重复、时间过长、方式雷同的缺点。演讲中，要抓住中心问题，讲到重要地方或热烈精彩处，可带领群众呼口号以提高情绪，集中注意力，然后再继续讲演[41］，演讲宣传过程中可运用启发式、问题式方法促进现场互动，实现听演合一。演讲后，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将批评记录交给俱乐部集会委员会审查，以纠正偏差，督促改进。儿童俱乐部组成演讲组，每星期至少举行演讲宣传一次。演讲前，教员会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纸上的重要消息、论文、命令等讲给演讲员听，让他们记住要点，以便演讲时能准确传达给群众。苏维埃政府通过颁布指示性文件，既可指导演讲宣传的各个环节，提高演讲宣传的组织水平，又可提升演讲宣传的质量和效果，从而更好地唤起工农大众。

（五）重视激发群体情感共鸣，点燃革命热情

中央苏区的演讲宣传很重视激发群体情感共鸣。开讲前通过“打锣或吹喇叭，吹哨子，或放留声机，或唱歌曲、呼口号”[42］等活跃气氛，营造群体情感环境。俱乐部充分利用自身娱乐优势，将演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组织山歌队、音乐队、双簧、戏剧等小规模晚会活跃演讲气氛，这种“讲演合一”的方式以强烈的视听冲击营造氛围，激发听众的革命情绪，强化宣传效果。演讲员要抑扬顿挫，适时引导调动群体情感，“讲到最悲痛时，使全场变成一种凄惨的景象，讲到热烈时，提高声调，甚至跳跃几下”；
演讲时间也要根据群众情绪进行调节，群情热烈时，延长时间，群情涣散时，则缩短时间[43］。讲到热烈精彩处，通过呼口号、唱歌等激发现场听众的情感共鸣，制造情感高峰，鼓动士气，壮大声威，燃烧起群众革命的热情。演讲宣传是点燃革命情感的“扩音器”和“催化剂”，通过调动引导群众情绪引起情感共振，凝聚为革命的共同体，促进群众从情感自发走向情感自觉，进而起到显著的情感动员效果。

动人耳目者易入人心。中央苏区演讲宣传有效弥合了工农开蒙教化的紧迫性与普通教育周期长、见效慢之间的张力，将苏维埃的价值理念以更便捷的方式有效普及到革命的乡村。微观上，演讲宣传对工农进行科学启蒙，帮助其摆脱蒙昧落后，起到开民智的作用；
中观上，演讲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阶级觉悟，使“阶级斗争”“革命”“马克思”等政治话语转变为工农的日常生活话语，苏维埃的价值理念、政策导向慢慢深入人心，塑造了工农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认同；
宏观上，演讲宣传唤起工农对革命主张的呼应，动员组织起工农大众，为革命积蓄力量，亦为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作出积极贡献。总之，中央苏区演讲宣传工作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迹。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重担，这使演讲宣传工作的政治功能居于主导地位，这也是革命年代演讲宣传工作发展的必由之路。演讲宣传在中央苏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积累了有效的苏区经验，为提升当今演讲宣传工作实效提供了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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