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契合

李 影 俞德成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提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正因如此，我们才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2]。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3]，而这些重要元素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关联，体现了实现两者高度融合的重要前提。

两者在价值维度、内容维度、方法维度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有相似相通之处，从而使两者的互通互融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把人教化为君子，做圣贤之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教化人具有高尚的人格修养、崇高的德行，还主张能够成就 “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孔子曾讲要 “修己以敬”[4]200，然后 “修己以安人”[4]201，不但如此，还要 “修己以安百姓”[4]201，意思是说好好修炼自己，保持严肃和恭敬的态度，再想办法让别人安乐，然后才能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具有大理想圣贤之人的人生境界。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多先贤具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他们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使命，范仲淹就曾发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呼声，谭嗣同也表达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狱中题壁》)的豪情气魄。但实现人生大理想要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才能为社会、为子孙后代作出更大贡献。所以孟子说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292，强调修身就要修为个人品格，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求得张载所描绘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正如《礼记·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7修为好了自己，才能 “平天下” “为万世开太平”。在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更广阔的胸怀，它把个人与天下紧密连接在一起，认为两者具有一致性。家国同构，做人为君子、为圣贤，而这里君子、圣贤不仅仅强调个人修身，还与爱国主义、天下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化人的目标上的价值取向：具有广博的深情大爱，要做堂堂正正的具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能够造福苍生，堪当大任的君子圣贤，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胸怀和强烈的进取意识。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指出：“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7]193-194习近平还指出：“我们要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应该如何培养。”[7]196关键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7]196，“二是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7]197，“三是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7]198，“四是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7]199，“五是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7]200，“六是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7]200。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目标上要培养的人是有着坚定理想信念，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武装自己，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坚定信心，能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中，让自己的人生规划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将个人的成长、发展置于民族复兴、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背景中，成为中流砥柱，在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同时，也承担起强国一代的神圣使命，让 “小我”与 “大我”同呼吸共命运。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是 “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之才”[7]195。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维度上两者有共通之处，都是要培养国家民族的栋梁，都鲜明地指向能够堪当历史重任，能吃苦、肯奋斗、胸怀天下的人，只是具体表达有所不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表达为 “君子” “圣贤”，今天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表达为 “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两者所指向的培养教育目标使命类似、价值趋同。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讲仁爱。孔子把 “仁爱”作为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倡导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7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52，“泛爱众而亲仁”[4]4，一个仁爱的人，是一个以 “博施济众”为己任的人，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要先有实力，并且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这一价值理念鲜明地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重民本是中国优秀的政治传统，《尚书·五子之歌》中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8]，儒家提倡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11，强调要实行惠民政策。孟子提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325，强调民贵君轻，而黄宗羲的 “以天下为主，君为客”[9]、王夫之的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更是强调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不仅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念，同时在政治生活中也不断被践行。

守诚信。诚信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论语》中讲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20，推崇人人讲信修睦，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等言行一致重承诺的规范。所以中国有很多词汇与诚信相关：“一诺千金” “一言九鼎” “言必行，行必果”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展现了诚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崇正义。

“正义”是历代国人追求的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它是诚信之基，友善之本。崇正义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提倡 “君子义以为上”[4]243“见利思义”[4]186“见得思义”[4]256等公正公平观念，主张义利相统一，要有奉献精神，自觉履行对社会的应尽义务；
在治国理政上，强调 “以正治国”，提倡社会的公允，对 “见义勇为” “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等给予高度评价。可见 “正义”这一理念对我们影响深远，它既是做人追求的道德规范，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发展的文化准则，是评价个人与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尺。

尚和合，就是崇尚和谐融洽，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追求。

“君子和而不同”[4]177，推崇 “四海之内皆兄弟”，倡导 “家庭和睦” “与邻为善” “协和万邦”。从古至今，“和”就是包容不同，孟子说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5]117，认为万物不同就是世界的特性，所以中国主张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实现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 “合”则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和平发展，所以中国很早就有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4]220这种以德化人的理念，中国自古及今始终坚持奉行。

求大同，就是追求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向往。《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未来美好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10]，人们各得其所，其乐融融。这就是中国人对理想世界的向往，跨越了国界与民族的界限，超越了各方利益，人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善良愿望，时至今日，大同理想都在引领中国人不断追求美好生活。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概括了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阐发了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国家层面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具体要求，建设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国目前在国家层面要实现的目标，也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社会层面以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基本要求，力争建设人人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个人层面，以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在标准，对祖国赤诚热爱，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工作岗位踏实肯干，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人与人之间守诚信、团结友爱，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三个层面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它 “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1]239-240，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综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有相通之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崇诚信、尚正义、求大同，涵养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所以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1]241讲仁爱与今天的友善，守诚信与今天的诚信，崇正义与今天的爱国、民主、平等、公正、法治，重民本与今天的富强，尚和合、求大同与今天的文明、和谐、自由等都有相通之处。两者相融相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11]240，这些思想观念的不断创新发展，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人的方法上强调 “以文化人”，唤起自身内在的觉醒，以理服人，反对生硬的灌输，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 “修身养性” “言传身教” “一日三省吾身” “知行合一”等言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 “言传身教”，师长、家长以身作则，其言行对学生及家庭晚辈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他们不仅要在语言上说教，还要在行动上起模范作用，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有言：“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12]认为家庭教育的事情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前人影响后人的，父母、兄长等起着表率作用。除此之外，社会上的贤人也用感召力引导教化人们，只有努力提升自我，才能与有才德的人齐平。孔子《论语·里仁》原文中讲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43以他人为鉴，以他人为镜，比照别人的优点长处警示自己，以别人的过失为鉴，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提升个人修养的方法。

在教化子女时，强调修身立德，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学习礼仪，知书达礼。《礼记·大学》中讲 “富润屋，德润身”[6]24，就是说富裕可以养护好房屋，而仁德却可以滋养身体。

“以文化人”，用文章、文德等来教化人，用讲道理的方法感化人，使人信服，而不是生搬硬套，使受教育者从内心深处认同。正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65

传统文化中还包括 “慎独” “自省”这样的修养方法，是一种评定自我、审视自我，通过自我反省、提高修养来达到身心完美境界的重要途径。这种修身方法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靠自身的内定力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这种深度自省去除了外力，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它强调了修身的自觉性，达到了真正的内化于心。传统文化中也讲 “知行合一”，也就是不仅内心要认识到事物本身的道理，还要在行动上有所践行，让思想意念、道德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把 “知”和 “行”统一起来，才能达到 “善”，这是明朝王阳明提出的 “致良知” “知行合一”。教化人的途径很多，但经过磨炼后做到知行合一，可以让人们把内心确认的认知转换为实际行动，这种方法强调内心与行动的一致性，知与行一体，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人的方法上主要有理论教育法、比较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自我教育法，这些方法也都强调以理服人，摆脱生硬的说教，追求受教育者内心的认同，个体的自觉领悟等。

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典型教育法，就是把典型事例作为示范，当然这种典型可能是正面的典型，也可能是反面的典型，通过正反两种示范来教育受教育对象，提高其思想认识。

再如自我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自己主动提高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觉校正，能够积极主动地自我认识、自我监督、自我评价，并达到教育目标的方法。

又如理论教育法，就是通过基本原理、思想观念的传授，对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宣传教育。这一方法是师生双向的，通过理论研讨、学习培训等对受教育者进行说理教育，用真正的道理让受教育者信服，用真挚的情感让对方产生共鸣、心悦诚服。

从以上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典型教育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 “见贤思齐”有相通之处，都是通过榜样或反面事例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或警示；
自我教育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慎独自省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受教育者的 “自觉性”，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反省、自我总结，从而达到教育的最高境界；
理论教育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也有相似之处，不是生搬硬套，强调不能强行灌输，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更多地回归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强调受教育者自身内心的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以文化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之，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上述高度契合之处，所以两者才能彼此有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植根于这样的文化厚土中，只有准确把握两者的基本契合点，找到内在融通的关联，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底蕴，更利于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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