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子》概念分类论《黄帝内经》“类病”

陈 晓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上海 201203）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对疾病的论述颇为丰富，包括了今天的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对于《内经》的病证分类，烟建华等［1］认为“分类是对病名的归类，分类名并非病名，但又能提示所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内经》将疾病分外感、内伤两类。外感病分类相对简单，而复杂的内伤疾病按脏腑可分为神志病类、呼吸病类、饮食营养病类、晕厥惊风病类、发育生殖水液病类，按精、气、神分为精血津液病类、气病类、神志病类等”。如果从识读的角度而言，这些分类成果有助于人们对某个疾病的理解。但是，当整体阅读《内经》的时候，仍很难理解书中五花八门甚至有点杂乱无章的疾病描述。笔者以为，这虽然与古代文字古奥、古今认识差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内经》中不同疾病的概念、层次、分类的认识规律。

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事物分类的思想和方法，其中以《墨子》的概念分类最为深刻精到，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事物概念分类的成果［2］。20世纪80年代成都中医药大学郑守曾［3］较早提出了《内经》的“类概念”，认为“《内经》自觉地应用了当时具有相当高度的类概念逻辑思想，从疾病的总体或特殊规定的疾病群体中抽象出共同的本质属性，构成疾病的类概念——证”。此后20 余年，以湖南中医药大学朱文锋［4］为代表的学者，对内科疾病的“类概念”作了系列讨论。2023年白英哲等发表的题为《类概念的诠释及其在经方医学的应用探讨》［5］一文，认为来自墨家的“类概念”作为本土化逻辑思维的代表，探讨其对中医学的影响，有助于东西方科学方法论的贯通。可见，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笔者认为，《墨子》概念分类思想也体现在《内经》疾病分类中。因此，借助《墨子》概念分类思想，有助于理解、认识《内经》的疾病分类，今就这一问题试作探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名”既代表事物的名称，也代表事物的概念。《墨子》关于事物的概念称为“名”。《墨子·经上》云：“名，达、类、私。”即将事物的概念根据其所属范畴分为3类，即达名、类名、私名。《墨子·经说上》进一步用举例来解释其含义：“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多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意思是说，“达名”在范畴上是最高一级的概念，即普遍的名，如“物”这个名，是指称所有的事物；
“类名”在范畴上比“达名”低，属于一般概念的层级，是指称同一类事物的名称，如“马”这个名，是指马这个属类，并且类名可以根据外延大小，形成上下分层的序列，如“动物-马-白马”；
“私名”在范畴上属于个别概念的层级，是指某一事物的专有名称，如指姓“臧”这个特定的人。

概念之间的相关性是导致分类的缘由，《墨子》用“同”来表述，《墨子·经上》有“重、体、合、类”4 种“同”，其中“体同”指部分包容在全体之中，指概念的“上属”和“下属”关系；
“类同”指同属一类亦有不同区分，但之间必有相同的属性或元素。所以分层不是分开隔离，而是之间有“同”的联系。

沿着《墨子》的思路，我们可以将《内经》的医学概念进行分层表述。如中医的“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生命变化、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源，属于最高层级的“达名”范畴；
“病”指“气”反常的一类状态，属于“气”之下的概念层级，即“类名”范畴，所以《素问·举痛论》有“百病生于气”之说。“病”作为“类名”，可根据外延大小再进行分层，如“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素问·热论》），即热病隶属于伤寒类之下，并构成“病-伤寒-热病-太阳病”的分层序列；
而对于患者确诊的“具体病”，则属于“私名”范畴。

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洞悉《内经》以类相从认识疾病的思路，著《内经类证》，从“类”的角度阐释《内经》病证，具有开创意义，惜秦先生对分类理由及其意义未加深究。《内经》中关于疾病分层的思想隐含在对疾病认识的大量论述中。其中最集中体现在属于“类名”的概念里，在疾病范畴内，可称之为“类病”概念。由于其“隐含”，容易导致今人识读的困难，如错误地站在“私名（具体病）”角度来理解“类名（类病）”，或者对“类名（类病）”不分层级，混淆颠倒，从而得出《内经》对于疾病的叙述病、证、症不分，以及概念含混不清的不当认识。所以有必要作一梳理，把“隐含”的内容体现出来。由于《内经》中关于疾病的论述大量属于“类病”范畴，因此，这里主要围绕“类病”进行讨论。

《内经》并无“类病”一词，乃笔者受郑守曾、秦伯未“类证”、朱文锋“病类概念”思路的启发，按照《墨子》“类同”思想提出来的，理由是《内经》并没有明确区分病、证、症的概念，更未形成对疾病“证”的完整认识，用“类病”更符合《内经》疾病的“类概念”含义。所谓“类病”，是比“具体病”更高一层次的对病的抽象归类，它并非是某一疾病临床真实和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从某一“同”的角度或要素对临床疾病的一种概括，具有概念层次的意义。“类病”是《内经》记载和讨论较多的形式。类病下辖的具体内容可以包含病、证、症，而这些病、证、症之间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没有联系。我们在阅读时，按照临床诊疗常识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它们之间的病理关系，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内经》论述“类病”的形式大致有以下4种。

3.1 天地自然类病 在“人与天地相应”的观念下，《内经》中有大量依据天地自然的类病论述，如运气类病、季节类病等，是以自然天地变化与人群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病变进行分类，即在某种运气、季节下容易发生的病、证、症的归类。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甚者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身热骨痛而为浸淫”，即指岁火太过可能发生的多种病变，属于运气类病。应理解为岁火太过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或疟、或少气咳喘、或出血、或嗌燥耳聋、或各种肢体关节疼痛、或浸淫等，也就是说其中疟与咳喘、出血、各种疼痛、浸淫之间并不一定具有病理联系，更倾向于各种独立的病、证、症，因它们均具有岁火太过之“同”而被归为一类。再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不同的多发病归类，以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对于违背四季保养原则所发季节病的归类，均可归属于“天地自然类病”。

3.2 经络脏腑类病 所谓经络脏腑类病，即依据经络循行部位、脏腑所主功能相关性进行的疾病归类。经络类病，就是以经络为主题，对各种病理变化、主治适应病（证、症）进行的归类，对经络诊断辨证、循经取穴治疗有理论指导意义。如《灵枢·经脉》有关经脉“是动病”“所生病”的分类，“是动病”即该经脉变动可见的各种病变，“所生病”即该经脉可以主治的各种病变。所谓脏腑类病，是以脏腑为主题，对相关病、证、症进行的归类，对于临床辨别病、证、症脏腑所属，探求脏腑病机有理论指导价值。如《素问·藏气法时论》中“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的论述；
再如《灵枢·五邪》中的“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邪在肝，则两胁中痛，寒中，恶血在内，行善掣节，时脚肿”。所以，经络脏腑类病不能理解为具体的某一种病，而是因具有经络、脏腑病变的“同”而被归为一类，属于比某一具体病高一层次范畴。

3.3 病因病机类病 病因病机类病，即看似不同的病变，因其有共同的病因病机而归为一类。如许多不同病变都涉及风、痹、厥的病因或病机，《内经》将其归入风病、痹病、厥病范畴，对临床标本辨别、异病同治等极富理论意义。正如张凤娥等［6］认为：“中医学中的‘痹’病并非某一具体疾病的专名，而是对一类疾病的概括，是据病理而命名，包含有多种具体疾病的病类概念。”而且，这种“类病”还具有类的分层序列，如《素问·风论》以病因风邪为主题，讨论一系列风病的问题，并构建了“风病-肢体风病-脏腑风病”的类病层次序列；
《素问·痹论》以气血痹阻不通的病机为主题，构建了“痹病-肢体痹病-脏腑痹病”的类病层次序列；
《素问·厥论》以厥逆的病机为主题，构建了“厥病-手足厥病-六经厥病”的类病层次序列，这与《墨子》“类名”上下分层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也涉及脏腑经络，但此处的脏腑风、脏腑痹和六经厥，是以风或痹或厥为核心概念，其认识的主题和视角不同于前节所述的以脏腑经络为核心概念的类病。所以，《内经》的风病、痹病、厥病等不是指某一种疾病，而是指在病因病机上具有某种“同”属性的一类疾病。如果不了解“类病”这一思路，只把《内经》痹病理解为关节风湿病，把风病理解为肢体振掉病，把厥病理解为昏厥四肢厥冷病，那就过于狭隘了。

3.4 主症类病 疾病用主症归类是《内经》疾病命名的特点之一，在《内经》中，诸多疾病专篇是基于主症展开讨论的，如《素问·咳论》《素问·痿论》《素问·热论》《灵枢·寒热病》《灵枢·热病》《灵枢·胀论》等。中医以症状作为病名是被现代学者诟病较集中之处，亦有学者认为中医的病名以主症来命名有许多缺陷，如引起症、病概念混淆，不能体现对疾病本质认识，导致疾病体系混乱等问题，但仍有其合理性［7-8］。

事实上，《内经》主症之病的认识，许多属于“类病”范畴，不是指某一种独立意义的疾病，而是以症状作为“同”进行多种疾病的归类。如《内经》所论咳嗽，其本意并非指某一种疾病，而是以咳嗽症状之“同”进行的归类，实际属于咳嗽“类病”。因此，咳嗽可由肺本脏为病而成，也可因他脏为病引起，所谓“五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素问·咳论》），并在类病层次上可构成“咳-五脏咳-六腑咳”的序列。同样，《内经》论痿病，是指以肢体枯萎及痿弱不用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
热病是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
胀病是指以胸腹胀、肢体胀满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里的咳嗽、发热、痿弱、胀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疾病症状概念，而是以症状归类的“类病”概念。

要之，《内经》种种“类病”是属于不同认识角度、不同主题对疾病的归类，是古代医家受《墨子》分类的概念，即“类概念”思想的影响，为把握疾病本质和规律采用的认识方法。

墨家对于“类”的逻辑范畴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因为“有以同”所以有“类同”。关于“类之同”，在《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诸篇均有论述。“类同”是由于各个事物有其共同法则、规律、属性、特点，这是可以归类的基础。当然，《墨子》的“同”是与“异”相对而论的，二者同等要紧。而《内经》的思路与之稍有不同，即在“同”与“异”之间，似乎更注重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对此，清代薛雪的解释十分到位，其在《医经原旨·阴阳第二》释道：“智者能于同处体察，愚者只能察其异也。”就是推崇从事物相同处体察和把握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思路，而察同并非否定察异，而是要求先同后异，同中求异。在具体运用上，《内经》对学医者要求掌握“比类”思维：“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素问·示从容论》）只有掌握了“援物比类”的方法，才能“化之冥冥”，反之，“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素问·徵四失论》）。所以，从“类”来把握事物以及推演事物是中医学术思想的特质之一，充分体现在理论构建和临床思路中。

“类”的逻辑落实到医学，首要的是其临床意义。从文化的“类”到医学的“类病”，对于构建《内经》疾病认识模式、阐述疾病防治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疾病分类本身就是一个临床问题，所以，探讨《内经》疾病分类的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临床价值。

“类”的概念不但在中医理论构建上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而且在临床诊治思路上具有指导价值。白英哲等［5］从《伤寒杂病论》类概念出发，总结了其后经方医学思路上的发展路径，如宋代《伤寒百证歌》是“据证分类，察证用方”，《类证活人书》是“以名识病，病证结合，类证用方”，清代《伤寒来苏集》是“以经类证，以方名证，以方类证”，《伤寒论类方》是“方以类分，以方类证”，日本学者的《类聚方》《药征》是“聚类分析，以药名证”。从病（证）、方、药的“类概念”，剖析和梳理经方医学的临床思路，这样的工作有重要意义。

从临床指导价值的角度分析，“类病”的思路重点在临床疾病的“同异”。如果属于“主症类病”，其同在主症，然其病因病机为异，因此治疗也不同，便会引出“同病异治”的治则。所以《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如同为咳嗽类病，下分有肺咳、心咳、肝咳、脾咳、肾咳、胃咳、胆咳、大肠咳、小肠咳、膀胱咳、三焦咳等不同，其治疗各异（《素问·咳论》）。而对于“病因病机类病”而言，具体病不同，但有相同的病因病机，可引出“异病同治”的治则。如“痹病”，可以涉及不同肢体、组织、脏腑，但治疗均离不开祛除风寒湿痹邪与疏通气血痹阻之两端。同理，“天地自然类病”“经络脏腑类病”也是如此。所以，“类病”就是《内经》对于临床纷繁复杂的各种疾病，从病因病机、病性病位、症状表现的共同之处进行归纳提炼出来的，对于把握这类疾病的规律、属性、特点，具有执简御繁的作用。

当然，事物有长便有短。“类病”的认知方式是时代的产物，既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在无法精细而确切地分辨疾病下的无奈选择。其实，《内经》之后，中医对疾病认知相对越来越细化，疾病的分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如隋唐疾病分类的代表作《诸病源候论》在沿袭《内经》疾病分类的基础上，强调根据不同患者人群的疾病分类（妇人杂病、妇人产后病、小儿杂病），拓展了具有特指病因的疾病分类（疫疠、兽毒、蛇毒、金疮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至清代涉及疾病分类的《类证治裁》《杂病源流犀烛》等仍然保留着《内经》的“类病”痕迹，但“类之下”的内容更为细化和丰富。至现代，病证分类有了新版中医国家标准的规范［9］，这是一种进步认识。但是，问题的另一面，由于现代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医对疾病原有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改变，对《内经》“类病”的认识逐渐变得淡薄了，这也许只是影响对《内经》经文的理解，但也许是丢掉了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在对疾病概念的边界越来越明确、内涵越来越清晰、分类越来越细化的当下，我们不应忘记中医的“类”思想，更不应丢弃“大道至简”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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