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喻之于怀”之“喻”字极可能为“释”字之讹错

黄兴东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最后一段中的几句话。我每一次读《兰亭集序》，对这几句话，特别是对其中的“不能喻之于怀”一句，没有一次不感到困惑，尤其是这一句中的“喻”字，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个“喻”字，字典中列举的含义就那么几种，最常见的是“不言而喻”之“喻”的意思：明白。各种收录《兰亭集序》的版本，如果有注释，对此句中的这个“喻”字的注释也都是“明白”。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为例，看一下对“不能喻之于怀”和其中的“喻”字的注释。几十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虽几经变更，但《兰亭集序》一直都收录其中作为课文。这些几经变更的《语文》课本对“不能喻之于怀”和其中的“喻”字的注释却从来都没有变更，一直都是：

不能明白于心。意思是，看到古人对死生发生感慨的文章，就为此悲伤感叹，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喻，明白。

为了便于说明我的困惑，我们不妨依据这种注释和前后语境，把《兰亭集序》中的这几句话翻译成白话文：

我每一次阅读古人写的文章，看到他们对万事万物和对人生产生感慨的理由，与我对万事万物和对人生产生感慨的理由好像契符一样完全吻合，因此读着古人写的这些文章没有不嗟叹感伤的，可是在心中却不能弄明白。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看成一样是虚诞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等同是妄言的。

我们读着这段翻译后的白话文，在逻辑上是不是感觉到有说不通的地方？前面说“我每一次阅读古人写的文章，看到他们对万事万物和对人生产生感慨的理由，与我对万事万物和对人生产生感慨的理由好像契符一样完全吻合，因此读着古人写的这些文章没有不嗟叹感伤的”，说明自己对古人产生感慨的理由是完全理解明白的。否则，怎么会觉得与自己产生感慨的理由“好像契符一样完全吻合”呢？如果不理解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读着古人写的这些文章没有不嗟叹感伤的”呢？接下来如果说自己“在心中却不能弄明白（不能喻之于怀）”，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说得通呢？何况作者紧接着又说“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看成一样是虚诞的，把长寿和短命看成等同是妄言的”，这个“本来就知道（固知）”再一次明确地告诉读者：自己对人生（生和死与长寿和短命）的看法本来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怎么能说“不能喻之于怀”呢？如果真的如《语文》课本的注释所说是因为“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那真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如此牵强的注释，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不能喻之于怀”之“喻”呢？我的理解是，这个“喻”字极有可能是“释”字之讹错：“不能喻之于怀”实际应是“不能释之于怀”。

如此纠正，那么《兰亭集序》最后一段中的这几句话，在逻辑上就能完全说得通了。读古人的文章，发现古人产生感慨的理由与自己产生感慨的理由“若合一契”后，之所以会“未尝不临文嗟悼”，正是因为“不能释之于怀”呀！更何况“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呢！可谓一处瘀血被化解，整个血脉全疏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讹错呢？

我们不妨先从《兰亭集序》文本的提取和流传上找找原因，看一看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现在见到的《兰亭集序》的文本，一种情况来自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临摹本，因为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作品真迹，除秘密收藏的人外，后代的人似乎谁都没有见过。传说《兰亭集序》在王羲之写成之后一直处于绝对保密的传递收藏之中，到了隋朝，传到了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收藏，智永和尚曾下过苦功夫对其临摹。智永之后，《兰亭集序》作品真迹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收藏。后来，《兰亭集序》真迹被唐太宗骗走，再后来《兰亭集序》作品真迹与唐太宗一同埋入坟墓中，彻底与世人作了诀别。从流传到现在的各种不一的《兰亭集序》临摹本看，虽然书体不完全一致，但其文本却是相同的。《兰亭集序》的书法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冯承素摹本，其次是虞世南临本和褚遂良临本。这三种临摹本同为行书，风格虽不相同，书体却几乎一样。可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的临摹本却是章草，与此三人的临摹本书体完全不一样，风格就更不用说了。在这几种临摹本中，似乎智永的临摹本是最早的，其书体与其他三人临摹本的书体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一说明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作品真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书体书写的，很难确定，这是一个谜，二说明了这几位临摹《兰亭集序》的书法家到底是谁临摹谁的，也很难确定，这也是一个谜。因为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这三人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冯承素比他们稍晚一点。

既然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体真迹是难以确定的，那么也可以说《兰亭集序》的文本也是难以确定的；
既然各种临摹本是谁临摹谁的也是难以确定的，那么最初的临摹本的文本会不会出错，也是难以确定的。如果说智永和尚临摹《兰亭集序》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临摹的书体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的书体，那么虞世南（假设由他最先）书写的《兰亭集序》就不是在临摹王羲之的真迹，而是依着智永和尚临摹的《兰亭集序》的文本，自己用另外的行书书体书写出了《兰亭集序》，然后其他人再照此临摹并加以完善和优化，如褚遂良和冯承素的临摹本。

既然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作品真迹，后代的人似乎谁都没有见过，而最早临摹《兰亭集序》真迹的智永和尚在临摹时也难免不会出现差错，那么从《兰亭集序》的这些临摹本中提取的文本，未必就与王羲之真迹的文本完全一样，未必不会出现讹错。

我们现在见到的《兰亭集序》的文本，另一种情况就是来自流传下来的《兰亭集》。当时哪些人参加了兰亭修禊之事，哪些人作了诗，作了怎样的诗，作了多少诗，又有哪些人未能作诗，罚了多少酒，《兰亭集》都一一作了收录和记载，王羲之为《兰亭集》作的序，也应该收录于《兰亭集》中。如果说这些收录于《兰亭集》并流传至今的诗保持了诗稿文本的原貌，那么收录于《兰亭集》并流传至今的序也应当保持了真迹文本的原貌。如果《兰亭集》收录的序与王羲之书法真迹的文本原貌有出入，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那么当《兰亭集》和书法真迹各自处于不同渠道的流传过程中，那一定会有文本不一致的临摹本出现。既然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那么各种临摹本的文本与真迹的文本应该是一致的；
既然是一致的，那么在《兰亭集序》文本的提取和流传上出现讹错的可能性就完全可以排除。

既然如此，出现讹错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王羲之的序出现了毛病。

文人写作出现毛病的文例，从古到今可以说举不胜举，别人的毛病在此就不举例了，单举《兰亭集序》另外一个明显出现毛病的文例：“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一句中的“丝竹管弦”就犯了语意重复的毛病，因为“丝竹”就是“管弦”，“管弦”就是“丝竹”。古文中用“丝竹”的有许多，用“管弦”的也有许多，但将“丝竹”与“管弦”并用的，似乎只有王羲之这一处。“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这是曹丕的《与吴质书》中的文句，单用“丝竹”，没有与“管弦”并用。“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这是班固《东都赋》中的文句。这文句更能说明问题，前陈“金石”，后用词义相近的“钟鼓”呼应；
前布“丝竹”，后用词义相同的“管弦”呼应。“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是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就是单用了“丝竹”一词。如果刘禹锡将“丝竹”改用“管弦”，也是完全可以的，表意毫无区别。同样，杜牧《阿房宫赋》中的“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一句中的“管弦”，完全可以用“丝竹”替换。何况“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几句话并非整句，而是散句，行文時，用字的多少，音节的长短，完全是自由的，不受前后句用字多少和音节长短的牵制。如果作者“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而非得在此处用四字短语，那么完全可以用“金石丝竹”，即“虽无金石丝竹之盛”。《礼记·乐记》中说：“金、石、丝、竹，乐之器也。”左思在《三都赋》中就是这样用的：“金石丝竹之恒韵，匏土革木之常调。”由此可见，“丝竹”“管弦”二词是不能并用的，如果并用，就犯了重复累赘的毛病。

既然如此，《兰亭集序》出现一句与前后文意不能贯通的句子，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王羲之写《兰亭集序》时还处于醉酒的状态中呢。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红岭中学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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