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媒介-结构”:一种媒介社会学分析路径的可能性

韩瑞霞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近几年,媒介社会学研究蔚然兴起,其既是新闻社会学与传播社会学的延续,又与新兴数字社会学交融汇合,促成了Web3.0以降对媒介社会研究的交叉视角,而了解不同研究进路的关联,厘清学科脉络发展成为知识生产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行动-结构”框架的媒介社会学概念及意义

媒介社会学是指在行动与结构互动框架下,考察媒介在社会生活各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与影响的一门交叉学科。该学科借用社会学关于行动与结构的经典研究论述和框架,聚焦媒介技术在当今社会变迁语境下嵌入社会生活的具体方式,力图超越媒介技术主义和文化研究范式,走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割裂的误区,将媒介真正植入社会与个体日常生活的情境来呈现社会结构—媒介—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相较于单纯的媒介研究,媒介社会学更注重在社会结构和个体互动关系中探究媒介的置入、使用及其影响;相较于单纯的社会学研究,媒介社会学更注重回应Web3.0以降媒介在社会结构分层与流动、冲突与变迁、组织运作、文化实践及日常生活中人们自我呈现和互动中的中介作用,揭示具有未来展示意义的人类社会型构运作方式,提升社会学的当代解释力。

(二)概念形成缘起:媒介作为社会学解释架构的基础或实践场域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介社会学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概念外延。从全球知识界通用的维基百科查询结果来看,截至目前,“媒介社会学”尚无独立概念词条[1]。而最先出现媒介社会学身影的关键词则与传统新闻社会学代表人物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有关。他在维基百科的身份说明中有一条被明确界定为媒介社会学家[2]。而“社会学”的词条则被明确界定为一门关注社会、人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模式、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的社会科学。该学科主要采用经验研究和批判分析方法,关注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可以运用于社会政策和福祉策略,但主要目标是对社会进程进行理论和方法的理解。社会学研究主题在词条中也被明确界定为从社会微观层面(如社会互动和行动者)到宏观层面(如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各类议题[3]。可以说词条里的定义和研究范围表达出各类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社会学定义的交集部分,其中也包含吉登斯等理论大家的著述。在此定义和研究范围的关涉下,传统社会学关注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宗教、世俗化、法律、性、性别和偏差等全部收揽在个体行动者(individual agency)与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互动的整体谱系中。而从横向来看,经济、教育、技术、公共卫生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分支展开的领域与研究对象。在此情境下,我们理解媒介社会学的定位就变得相对简单且有据可依。事实上,尽管本文主张的媒介社会学与经济、教育方向的社会学研究有类似之处,即将媒介视为社会学开展的又一场所或研究对象,但是从传播学学科发展和媒介在社会结构中越来越强大的建构能力来看,我们更主张将“媒介”视为一种理解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组织运作、互动的新型场所,即认为媒介在全面重构社会学的所有话题场域。基于以上分析,借用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概念,我们认为媒介正在成为理解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组织运作、个体自我呈现,以及性别、越轨等各类传统社会学话题的新型场景和平台。没有对媒介的理解,在Web3.0以降手机等媒介成为与人类捆绑的延伸工具的客观情势下,就无法理解当前人类社会运作和自我形成的全部议题,尤其当以未来取向看待媒介或曰各类装置在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时,这种视角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历史背景:媒介与社会学研究的“分离”与“重聚”

媒介社会学应该如何开展,近几年在欧美学术领域产生影响力的西尔维奥·韦斯伯(Silvio Waisbord)的《媒介社会学再评论》[4]1-8可以作为一种参照。作者回顾了媒介社会学者在欧美学术场域的生存现状,指出大部分媒介社会学者已经脱离了与传统社会学系科的机构身份关联,而是在传播学系科中进行研究。对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西尔维奥借用杰夫·普利(Jeff Poole)和伊莱修·卡茨(Elihu Katz)等人的观点,认为社会学之所以“抛弃”传播或曰媒介议题,是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漫长的媒介社会学发展中,媒介实际从社会学关注的结构性议题中出走了,这种趋势在20世纪对社会变迁做出重要论述的查尔斯·蒂利(Chra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以及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学者的著述中表现尤为明显。整体的学术研究情态反映出,当解释社会重要变迁时,困在功能主义、文化主义和实证主义范式中的公众舆论基本不能起到关键性解释作用,因而“媒介”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不被重视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同时,在20世纪形成的研究氛围中,传播学本身向心理研究的转向在符合社会功能主义范式氛围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媒介研究和社会学的割裂。而20世纪末新媒介的发展,尤其是Web2.0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东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引起了人们对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助推器”的重视,吉尔·德·祖尼加(Gil de Zúiga)等人[5]开展了对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在社会变迁中作用的一系列研究。而Web3.0以降人工智能机器人、元宇宙、ChatGPT等概念和实体工具的兴起,也进一步引领人们向媒介中介社会的具体研究进发。各类研究著述也从科学技术研究(STS)转向行动者网络研究(ANT),典型体现为以梅洛·庞帝(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知觉、具身研究谱系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兴起。这种脉络梳理意味着当我们进行媒介社会学研究时,站在新的媒介社会型构历史起点,既需要将对媒介的观察视野全面嵌入到社会学的从宏观到微观、从结构到个体、从社会到个人的整体谱系中,也需要对以“赛伯人”(cyborg)[6]为代表的人机结合体构成的“agent”“actor”等社会学研究基本单位在未来的行动力和建构力进行预测性的分析。唯有这样,才能激发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潜力和活力,间接提升社会学在当代及未来的解释力。

(一)国外媒介社会学研究历史简要梳理:将“新闻如何镶嵌入社会”作为底色

正如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等人分析的,当前媒介社会学研究大多隐没在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组织网络和文化取向路径之中[7]6-25,这也是其虽然是一种独立的研究视角却难以在传播研究经典范式中显现的原因。在这种分析脉络中,“行动-结构”这一典型的社会学研究架构变得不可见,人们往往将各类具体研究归纳在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及行政研究范式中。最有显示度的研究仍然是迈克尔·舒德森、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新闻生产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核心贡献者的著述。国内学者李红涛、黄顺铭在总结中国传播学者对欧美媒介社会学认知图像时,上述代表及作品成为认知图网的中心节点[8]。其中托德·吉特林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9]主要以《纽约时报》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对20世纪60年代一场美国学生运动的报道,揭示出媒介报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机制的揭示超越了传统新闻媒体以“再现”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事件描述方式。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则揭示了新闻作为日常社会行动者活动的情境基础,同时具有作为资源和规则构建力量的意义。而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10]则更抽离地将新闻制造与社会图景构建结合起来,运用社区及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揭示出新闻生产实践场域之外各种角色力量的多元参与。迈克尔·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新闻的力量》《好公民》等多部论著更是构建了他作为“新闻生产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地位。尤其是2003年出版的《新闻社会学》一书真正将这一领域系统化、合法化。舒德森的论述彻底将新闻作为一门职业“问题化”,通过社会学式的考察,将其与历史、意识形态、权力管理等多个议题深度勾连起来,从纵深和宽度上为我们了解“新闻关于什么”和“新闻如何镶嵌入社会”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政治现实和学术领域取向,共同促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产生,但是这一连接在促进社会学视角重回媒介议题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恢复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的将媒介与社会相关联的学术传统,同时对媒介在社会中作用的认识也仍然是一种“结构内”的解读,体现出媒介力量自20世纪中期以来被社会体制“收编”的特色取向。因此,当我们在理解媒介社会学时,虽然将这些作品作为彪炳之作,并且重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形成的一系列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成果,还对其在当代形成的以关注新闻工作者、平台劳工之类的研究青睐有加,但这些并不能构成媒介社会学的全部。

(二)国内传播学场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及发展

国内对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以黄旦、陆晔、潘忠党等传播领域经典研究者的早期实践范本为代表,如《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11]和《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12],相关研究可以说是迈克尔·舒德森代表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在我国的实践。另一个是以胡翼青为代表的接受社会学博士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传播学领域的耕耘也从另一角度强化了传播学系科对社会学研究方式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媒介在社会领域嵌入的加深,并显示出对社会行动者角色改变现实的促发力量,一批青年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此领域进行理论研究。如前文提及的李红涛与黄顺铭的《“驯化”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8],以及他们新近发表的《何来“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兼论媒介社会学的“连续统”观念与诠释社群》[13],都是对媒介社会学学术领域何以展开的理论想象与勾勒。而白红义则从韦伯和帕克的经典研究中追溯了媒介社会学的起源,并从新媒介STS转向、新理论,以及呼唤中层理论的想象力等多重角度对当前媒介社会学走向进行了阐发[14]。戴宇辰则用ANT理论揭示出未来媒介社会学视角从物质性转向社会性的趋向[15]。

在具体的研究议题领域,主要有以陈昌凤为代表的新闻传播史研究[16],李红涛、黄顺铭等人的媒介记忆研究[17],潘祥辉的媒介组织历史研究[18],以及李红艳的家庭研究[19]等内容。在学术协会建制尝试上,张杰牵头成立的“传播社会学”学会近年来非常活跃。而作为领域内权威学刊的《国际新闻界》也多次刊发媒介社会学相关论文,并在2021年召开了“结构与能动的辩证:数字时代的媒介社会学再出发”学术会议,可以说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正蔚然兴起。事实上,从广义上来说,媒介社会学研究成果散落在我国传播学领域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如郭建斌一直深耕并推动的媒介民族志研究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媒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实践,而大量年轻学者开展的“工分制”、平台打工人、青年亚文化研究其实或多或少都嵌入了社会学“行动与结构”互动分析的视角。正是广大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工作者自觉自省的学术实践投入,才让媒介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内社会学场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基础:技术社会学与网络社会学的发展

国内媒介社会学的展开也有赖于以互联网(网络)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学二级学科的发展。事实上,就对媒介的社会嵌入影响研究来说,2000年初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成为各领域互联网社会科学研究关注者的必读之作,其初始也是在社会学中兴起的。三部著作分别就互联网媒介技术发展在社会时空、经济政治组织运行方式、群体认同及自我形成方面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全面解读,而这一宏观兼具中观维度的分析影响了国内网络社会学研究者对互联网影响机制的探究。而在微观层面,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20]等最早对网络互动的关注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伯人”的分析阐释,也为网络社会学研究者从微观的“行动者”角度分析网络社会运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起点。可以说,正是在国外从宏观到微观的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的全面研究的启发下,国内20年来网络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目前,以何明升、黄荣贵、黄少华等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形成了从关注宏观智慧社会形成到中观集体行动动员,再到微观网络空间社会互动的完整研究谱系。而在技术社会学领域,形成了以邱泽奇为代表的探究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嵌入的研究支脉。秉持对技术的持续关注,近几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正成为技术社会学关注的对象,相信随着该方向研究的拓展,将产生一大批有基础及远见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媒介社会学的发展。

(四)Web3.0背景下媒介社会学的时代任务

正如媒介社会学在欧美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连接-分离-重构”这一过程一样[21],国内的媒介社会学的倡导和研究实践目前主要表现在传播学领域,并正式以“媒介社会学”之名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事实上,无论是学者及学科素养构成,还是整个领域的研究基础,都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具有深耕基础的社会学相关分支方向的研究成果正在成为媒介社会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媒介社会学作为一个交叉领域必然具有的学术脉络基因。总体来说,媒介社会学要面临和解剖的时代学术议题是如何看待和分析Web3.0以降媒介嵌入社会结构和人类行动的具体社会事实,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及脉络进行预测和评估,这与西尔维奥·韦斯伯(Silvio Waisbord)提及的我们共同研究被“中介化”(mediated)、“媒介化”(mediation)的社会事实方向一致。

(一)媒介社会学形成的方法论背景:一种理想类型

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22]一书中阐明了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为社会事实,并介绍了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建设的普适规则,即每一门学科都需要有明确的“问题域”或“问题意识”。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确定的问题域和研究方式受到普遍质疑,但是经过近30年的反思和社会变化,人们在问题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寻求不同研究方式和学科对话成为更现实并被倡导的路径。围绕一定的问题意识,形成特定的理论脉络和研究进路,共同形成社会科学丰富多彩的研究图谱,成为人类理解、解释和预测社会的共识性思维进路。就媒介社会学来说,当我们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定义与方法时,在实践层面上就是要对它的问题域、发问方法、基本理论、切入的逻辑和方法进行“理想类型”式的描绘。

(二)媒介社会学的展开架构:历史渊源、理论、议题与方法

笔者主张的研究架构是从媒介社会学的历史资源追溯开始,主要以芝加哥学派为分析起点,渐次分析吉登斯、布迪厄代表的宏观理论和布洛维、格兰诺维特、桑斯坦代表的中观理论在媒介社会议题上的应用,然后下沉到媒介社会学的具体理论议题,选取典型研究案例进行剖析,最后纵向考察社会科学普遍研究方法及大数据兴起带来的媒介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完成整体脉络的铺陈,并遵循媒介社会学议题、理论和方法脉络的分布构成。其中理论部分主要包括理论的历史溯源、宏观和中观理论应用;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媒介、体制与政治,媒介工业与受众,媒介表征/再现,数字技术、自我和社会四个议题,此四个议题可借鉴西尔维奥·韦斯伯编著的结构,这一结构囊括了媒介切入社会后从社会结构与体制、社会组织与运作、文化实践,再到行动者构建的全谱系,同时可将媒介领域重点关注的如媒介与权力、媒介与性别等话题单独列出进行介绍。而在研究方法部分,可从剖析社会科学通用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调查法、访谈法)在当前媒介议题上的应用和研究谱系出发,重点分析大数据代表的计算科学对未来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式的挑战,这正是当前数字社会学研究将“界面”(interface,又译接口)分析列为主导研究方式的来由[23]。最终完成媒介社会学以“行动-媒介-结构”为架构视野的理论、议题、梳理[24]。

(一)“行动-结构”互动视角嵌入的适当性及面临的挑战

1.技术嵌入社会形貌的历史进程性

本文主张媒介社会学进路从“行动-结构”互动视角切入,对媒介在社会现实构建及社会行动中的中介作用进行全面分析,将Web3.0以降各类社会议题的研究放置在“行动-媒介-结构”框架下进行考察,而在行动之间、结构之间,媒介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上述判断来源于两个认知:一是我们普遍观察到诸如手机等移动媒介终端与人体衔接的紧密性正在促使人类心灵空间、他人互动、群体形成与活动,以及社会组织运转和社会宏观架构的形成正在经历媒介中介化的过程;二是从未来取向观之,人工智能设备、物联网、大数据云端为引擎的新的媒介社会样态正在对行动者本身及社会学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产生革命性冲击。目前在现实层面,媒介在行动与结构全局谱系中的嵌入性作用主要表现为“进行中”或“未完成性”,并没有完全显现出理论家分析所示的紧迫性。因此,许多社会学工作者注意到了智能技术代表的媒介在未来人类社会中的运转建构能力,但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却未将媒介因素视为主导性因素。进一步分析这种状况的成因会发现,一方面是当前技术发展的状态限制了媒介中介性地位的凸显;另一方面是实际社会运作中规范措施的制约性。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治理实体正在对媒介影响力进行全面调控,这使媒介介入社会形貌的能力呈现出更多的政治、文化、地理、语境特征。在前一点上表现为从2010年左右社交媒体在中东国家巨变中的作用促使人们重新注意到媒介在社会结构性议题上的促发能力,从而继卡斯特后重新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研究纳入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视野。在后一点上则表现为近年来各国针对互联网推出的各类调控政策,力图在推动、护佑科技发展的同时将其控制在避免“异化”的伦理牢笼中,其行为实践的典型代表,如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接受美国国会质询,以及我国相继推出的针对平台“算法”的利益驱动带来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或防控措施。总之技术本身的延展性和在社会结构与行动脉络中的被调控性,共同促成当前将“行动-媒介-结构”视为主流视角的现实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这一思考模式的必然从属性。

2.规范理论嵌入不足与“行动-结构”框架的有限性

“行动-结构”视角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冲击。从经典社会学脉络谱系分析观之,“行动-结构”视角只是综合了韦伯和涂尔干两个进路的研究框架,而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马克思作为规范理论的鼻祖,其研究脉络并没有被纳入其中。正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全球国际形势的变化所表现出的部分“逆全球化”局势的背后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内部调控能力的增强,这在一定程度影响或重塑了“行动-媒介-结构”的展开样态,进而在实际分析中形成许多壁障。简单体现为,尽管布洛维理论引入的国家行动者为个体劳动过程和平台单位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但是当其决策推动力或调整能力巨大且快速时,就会促发学术解释难以跟上现实发展的局面频繁发生。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层面是“行动-结构”视角作为穿越历史而来的经典框架,必然面临适合当代议题解释的所谓语境式经典框架的冲击。比如当下以梅洛庞蒂、拉图尔为代表的法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关于“知觉”“具身”的研究带来的分析路径实际上弥合或超越了“行动-结构”这种解释性框架对行动者的区分,其在年轻学者中的激荡性影响力也更显魅力,毕竟这种研究取向似乎更加“未来”。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内部以富尔卡德(Marion Fourcade)为代表的学者将“算法”作为分析引擎所展开的“阶序化”社会分析也对“行动-结构”框架提出更加迫切的融入和延展能力的要求[25]。总之,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理论竞争层面,“行动-结构”视角都表现出传统社会学框架在媒介社会议题上可能面临的冲击,但也会在竞争中体现出“经典性”。

(二)议题、理论、方法的整体性及兼容性

1.媒介社会学丰富的理论资源

除理论视角切入的适当性,实际上在此框架下对媒介社会学议题、理论、方法的综合梳理都存在分类概括的完整性和体系一致性的问题。以理论视角介绍为例,在“行动-结构”的框架下,不应限于对吉登斯和布迪厄理论中主要概念进行脉络构连,应将更多的社会学家理论资源纳入其中,如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和莫斯(Marcel Mauss)关于身体技巧的论述对Web3.0时代的“社会同意”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思路和框架。卢曼(Niklas Luhmann)等学者关注社会信任如何在媒介化社会运转和构建。卡斯特尔广泛涉及了媒介社会研究的主要议题。因此,在理论方面,无论从宏观还是中观层面,存在大量的可见资源值得在媒介社会学框架下细读、研习和应用,它们是未来广阔的媒介社会议题研究的丰厚理论资源。

2.议题框架可以更为弹性

在议题展示方面,如果只是借鉴西尔维奥·韦斯伯编著的《媒介社会学再评论》的框架,“主题式”的进入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些主题可能无法在当下的框架中被反映,比如媒介和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媒介和风险、媒介和仪式、媒介和监控、媒介和政治认同等,但这些议题对于当下媒介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观察来说都极其重要。因此媒介社会学议题框架可以更为弹性,要融合当下富尔卡德等人所言的“阶序化”社会和“机器间性”等热点问题的分析[24],让谱系式的主题梳理容纳更多的、反映“冲突”和“变化”的议题。另外在议题反映的“地理”性上,也应兼顾全球各地的研究。

3.研究方法的未来方向

在方法上应突破传播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视界,借鉴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技术或成果来帮助我们挖掘、展示社会结构构建与行动者运行的逻辑,回应算法驱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前沿议题,以“问题意识”作为梳理媒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关键。

(三)新发展动向和其他框架的可能性

1.社会学想象力嵌入媒介社会议题的重要性

什么是媒介社会学、媒介社会学应该如何进入、哪些研究属于媒介社会学,这些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以西尔维奥·韦斯伯在《媒介社会学》一书中的讨论为例,应该充分发挥怀特·米尔斯所言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媒介在社会行动和结构的重要位置进行持续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媒介社会学作为一种路径和方法真正进入当前媒介化或正在中介化的日常生活、社会行动和结构再生的真实场景或场域中。媒介社会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不断提醒人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性,它还有义务提醒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变迁、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组织与运作、人们日常生活自我构建和意义流动过程中“媒介”及“媒介化”的重要性。随着Web3.0以降互联网的进一步嵌入和发展,所谓人-机关系、类人类、人工智能社会概念的实现,我们面临的迫切需求也许是将“媒介社会学”学科视野的“敏感性”嵌入到从组织管理到政策措施提出,从人际关系调适到自我形成引导的各类社会科学议题的思考中。与此同时,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对媒介嵌入社会结构和日常行动进程、方向的调控,也构成了我们分析媒介社会学“规范”议题的必然领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为何法国社会学集大成者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被注重社会语境研究的拉伊尔(Lahire)改造为“脉络-倾向”(contexts-dispositions)理论[26],这种主要特征的改换对于理解媒介嵌入社会议题的脉络、倾向与各国调控政策的直接关联大有助益。唯有建基于各讨论单位/单元的语境,我们所有的议题讨论、趋势预测和建议才不至于落空,也更适合在全球维度上进行比较。

2.国内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几种进路主张

从国内传播学界看来,对媒介社会学的定位和认知也存在不同意见,如邵培仁、展宁在黄成炬对西方媒介社会学研究的三种分类:独立学科分支、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学原理,以及在媒介与社会泛化框架分析基础上,全面借鉴社会学和传播学理论资源以“领域”为对象进行研究。其中大众社会理论、媒介的社会功能理论、媒介与社会的规范理论、马克思主义原理等各种理论都被提及[27]。胡翼青在谈及李红涛等人所主张的媒介社会学的三重进路:大众传播研究、新闻生产社会学、新媒体社会学时,也主张对媒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进行必要的商榷和讨论[28]。潘忠党则主张对媒介社会学议题从“元”传播层面进行重新梳理,但整体主张更接近新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社会学[29]。大部分国内已有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正如李红涛、黄顺铭在《驯化媒介社会学》中所分析的,主要止于新闻生产社会学,两位学者新近发表的《何来“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兼论媒介社会学的“连续统”观念与诠释社群》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再次发问和重新厘清。

3.国外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廓清媒介社会学定义范围的同时,大量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库尔德利关于媒介作为一种实践的论述意义[30],尤其是2023年其与郝普(Andreas Hepp)的著作《现实的中介化建构》[31]中文版的出版,促进了国内学界对媒介中介化社会现实建构的理解。郝普2022年发表的《行动者、社会关系与秩序:媒介社会学的数字化转型》[32]从行动主体、关系建构和数字基础设施建构三个维度分析了数字化的当下,媒介社会研究分析单位或对象的转变。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数字媒介社会学牛津手册》[33]。国内社会学领域对媒介社会的最新发展也做出积极回应,如《社会学研究》2023年发表了赵一璋、王明玉的《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34]。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们对媒介化社会现实理解的推进,未来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从研究对象到方法、范式、应用都将迎来全面变革和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而在此情势下,进行一种学术脉络梳理和研究领域的廓清就显得非常必要。

总体来说国内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呈现概念厘清、领域反思和前沿研究实践并行推进的状况,而反观国外,以媒介社会学研究前沿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斯蒂芬·里斯(Stephen D.Reese)2019年春季媒介社会学课程大纲设置为例,基本体现了新闻生产社会学、媒介与社会分析、大数据、在线民族志等议题上的交叉特色,该校华人学者陈文泓也主张将媒介社会学视为问题驱动的网络跨领域研究[35]。可以肯定的是国内外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框架的摸索、反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而越来越多具体议题研究者的加入和研究成果的涌现也将推动本领域研究气象的生成。本文所主张的研究进路仅是以独立的交叉学科分支进路从“行动-媒介-结构”视野厘清媒介社会学议题、理论、方法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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