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

王建新，马 蕾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2023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很明确，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努力促进的全民事业，更是人类学要深入挖掘、创新精进的基础研究领域。

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广泛，仅从人类学研究角度讲，其定义就有几百种之多。综合性定义的代表有，文化是人类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能力及习惯的总和［2］1；
抽象性定义的代表有，文化是人类所依赖生存的意义之网［3］5。文化的所指可以是科学法律知识体系，也可以是宗教、民俗及道德规范体系。而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一般将文化定义为地方性知识，致力于区域性人类群体的组织机制及相关道德规范体系——地方性知识的挖掘、整理和分析。

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与一般学界所认为的资料整理性研究不同，它有三大学术目标：一套新型资料的挖掘整理、一种新研究方法的确立和一类普适性学科理论的发现及推进。这种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挖掘、整理和分析工作需要在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支撑下，科学合理系统地展开。其成果可以为地方性社会文化的理解提供确切翔实的事例，也能为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形成创造学理契机。从而可以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类学研究是从区域文化特殊性的挖掘起步，但终极学术目标是基于多个特殊性认识的普适原理的发现和归纳。前者的研究是利用民族志方法聚焦区域文化的特定事项，深入挖掘整理以求获取尽可能贴近文化持有者的经验和理解；
而后者则采取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考察世界各地多样复杂文化现象的关联性，从中提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认识。前者被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称为文化研究的第一原理，后者被其称为文化研究的第二原理［4］。遵循文化研究的第一原理，学者们挖掘一定区域文化的特殊品质及其发生、发展和运作机理，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
依靠文化研究的第二原理，学者们将诸多区域文化研究案例放在全人类规模的同一个理论框架中来比较分析，在抽取普适性认识和文化理论学说的同时，也为区域文化研究设定更高层次、更为合理的学术目标。

根据上述文化研究的学术理念，人类学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文化”首先被定义为“地方性知识”。从而，文化概念的内涵可被表述为，是一定人类群体之道德、习俗、规范及象征符号的总和。再从这个文化定义出发，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确定文化定义的外延，即文化是地方性知识的总和。从这个定义设定的逻辑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演绎出地方性知识的定义，即地方性知识是支撑一定人类群体社会文化实践的规则和符号系统，包括物质、精神、组织规制及象征表述等诸多体系，被人们习得、利用和传承。

以上文化定义告诉我们，生活在不同自然人文环境中的一定人类群体都具有各自认识世界和组织社会运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发挥着引导和规制人们思维及行为的社会文化功用。这种知识体系与特定的历史传承、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密切关联，需要研究者在田野中通过贴近生活的经验去发现、收集和分析。因此，在人类学的学术词汇里，地方性知识是具体而又充满生活实践气息的田野文本，其内容千差万别，既能展现一定区域文化的整体样貌，也能凸显群体或个人之社会话语所包含的重大问题。

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源泉，区域文化特殊性的探究依赖于此，跨文化的普适性理论研究更需要立足于诸多文化区域性特征的挖掘和理解。可以说，离开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挖掘和利用，就难以形成有效的人类学研究。因而，为了保证地方性知识的可靠翔实，从而能够客观合理地分析和把握各种人类群体社会文化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人类学在研究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采集与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方法。

人类学学者总是在整体观引导下推进他们的个案研究。这里的整体观有两层意思：一是人类学对自身理论方法在全人类整体社会文化研究中之普适性的强烈关照；
二是在区域研究实践中对特定人群所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社会经济发展及群体关系等综合因素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前者使学者们在人类社会和学科理论的整体框架中设计并实施区域文化研究，后者则告诫我们在特殊文化事项的探究中要注意其在区域社会整体中的境遇。因而，在整体观指导下所进行的地方性知识的调查研究工作就特别重视综合收集田野信息，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当地人的知识体系，务求反映社会生活实践中的诸多社会话语以及相关问题。

（一）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

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特定人类群体的文化形态与其生存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对应，自然人文因素对特定文化的塑形作用不容忽视。比如，干旱沙漠地区会产生“绿洲农耕型文化”，高山草原地区造就“高原游牧型文化”，海洋湖泊地区常见“捕捞渔猎型文化”等。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体系是在人类群体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对文化形态具有很强的塑形作用。因此，我们对一定人类群体的地方性知识进行调查研究时，他们所在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二）区域社会组织及规范体系

人类学研究中对社会组织的探索由来已久。从农村牧区的聚落到城镇社区，人类群体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维持经济生活和繁育后代，再从亲属关系网络和地域社会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中获取成员资格并参与社会活动。每个社会成员，从出生到成年都在不断学习和吸收社会组织赖以正常运作的规范知识，培养在社会组织中获取生存资源和贡献社会的能力。此类组织规范性知识体系构成区域文化基本内容，对当地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影响巨大，因而也是地方性知识的主要存在形态之一。

（三）民俗传统与传承

不同人类群体都有其独特的民俗传统，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也包括民间文学、歌舞、音乐、绘画、编织等体现民间智慧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各地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传统发挥着支撑当地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俗传统在世代传承的过程中，其内容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调整，在保留基本特征的同时也会增加或替换某些要素而形成文化调适乃至文化再生产。

（四）宗教信仰与仪式习俗

19 世纪人类学诞生伊始，宗教与仪式就是被关注最多的研究对象。宗教信仰或说宗教文化，是存在于经典中的宗教信条和教义教规，更是在民众社会实践中发挥具体作用的文化体系。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德所强调的，人类学研究聚焦宗教研究的社会学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①参见王建新对埃文斯-普理查德著《原始宗教理论》相关内容的评述（中国各民族宗教民族志丛书《总序》，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这种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联的宗教信仰与仪式习俗是地方性知识实践形态不可或缺的内容。

（五）认知、思维及行为模式

文化对人类影响的一个纵深层面，表现为对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基本方式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诸多限制。人类群体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包括自身社会成员与他者、自然界与超自然界，因生长环境和教育条件的不同而异，并在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中通过语言及象征符号的编制调整而定型。定型的认知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评价，帮助人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引导人们的思维，从而发挥对行为模式的塑形作用。相关内容涵盖地方性知识的基础层面，研究者通常使用语料收集和分类整理的方法，从浩瀚的田野信息中抽取可供考证的资料。

（六）群体认同与群体关系

群体认同与群体关系是文化研究所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当今世界，各种人类群体都在一定的国家体制框架中生存发展，群体及个人间的相互合作或利益博弈是其作为公民在国家的法律和行政组织制度的监督协调下进行的，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主要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内受到关注和研究。事实上，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外，群体及个人间还存在基于语言、习俗等文化多样性的纠葛和博弈，相关内容也构成地方性知识的一个侧面。

（七）群体成员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口述信息

一定人类群体中个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一些典型人物的生平和社会活动，是构成地方性知识的关键要素之一。上述前六项属于地方性知识整体层面的内容，其铺垫和背景描述的性质比较突出，很难形成反映社会文化动态的生动故事。而群体中个人的成长经历、社会境遇、各类社会事件、个人对社会变迁及社会运动的认识、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评述等都是构成地方性知识的动态要素。此类口述信息主要从访谈中获取，可与前六项信息资料交叉使用，以形成对特定社会文化事项深层的结构性理解和认识。解释人类学所追求的社会话语分析，即有赖于此类田野信息的收集整理。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挖掘收集地方性知识的最主要路径，通常有参与、观察、访谈、问卷和民间文字文本收集等几方面的内容。相关调研工作需要持续深入民间较长时间，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建立较深厚的、相互信赖的关系，逐步深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实践。

（一）参与

参与是人类学调研的起始步骤，是研究者接触和感知地方性知识的最直接渠道；
也是与地方民众建立信赖关系，全方位了解居民社会实践的必要条件。立足经验主义研究的学术理念，格尔茨借用精神分析学的论述框架，将研究者的经验分为“近距离经验”与“远距离经验”，强调参与的价值在于近距离经验的获取，即尽可能贴近现实世界去采集地方性知识［5-7］。这也是格尔茨解释人类学所一贯推崇的民族志研究一条龙作业的最基本内容，即参与→近距离经验→深描→社会话语→社会问题→当地人的解释→人类学家的解释。

（二）观察

在参与观察的主位与客位之方法论讨论中，参与属于主位研究，致力于对当事人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切感悟；
而观察属于客位研究，是研究者作为他者从外部对当事人内部事务的整理和分析。观察的内容因人因事而异，详尽程度由调研目的决定，一般包括调查地自然生态及人文环境的描述、各类统计数据的汇总整理、各类社会文化界标的确认、事件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评估、社会网络关系的分析、人物特征及社会政治作用的判定等方面的内容。观察过程中，学者们特别注意对当地人相关语汇进行成分分析，对各类社会活动及仪式过程进行详细记录，甚至仔细描述当事人的语言表达和肢体动作，使之服务于深层次的文化分析。观察的高境界在于对调查点周围环境的敏锐感知，甚至在无信息交流发生的场合中也能发现问题，捕捉有用的田野资料。

（三）访谈

访谈是调研中获取有效田野信息的手段之一，访谈所获取的口述材料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和叙事特征。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访谈大致包括开放性访谈、半结构性访谈和结构性访谈等三类。开放性访谈所获得的信息能支撑社会文化整体状态的描述分析，访谈对象比较随意，内容也相对开放，所获得的信息与一定统计数据及环境观察结合使用，能形成对区域社会文化概貌性的描述。半结构性访谈是学术目标明确的专题性访谈，是在开放性访谈的前提下深入社会文化的不同事项时使用的方法。如，区域经济与生产生计、家庭婚姻、政治组织及地方行政治理等调查，其内容能够支撑特定社会文化事项的系统描述。结构性访谈则围绕社会文化的关键人物展开，跌宕起伏的生活故事和当事人的社会话语陈述等，能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一条串联各类信息材料的主线，在人们的社会参与中对特定文化事项展开描述分析，从而使民族志作品具有客观合理的人文品质。

（四）问卷

问卷的学术目标是获取能反映区域范围内各类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动态趋势等整体情况的量化信息资料。问卷的发放制作是在特定村落或城镇街区，研究人员可以召开居民会议组织填写；
有时也会根据当地情况，比如面对老年群体时，采取口头询问的方式，将访谈记录填入所需栏目制成问卷。与统计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相比，民族志问卷调查的村落或城镇社区的人口数量有限，询问的事项更能体现当地人的观点和意愿。只要相关事项的分类和发放的范围合理，提交问卷的额定人数及内容的准确度都比较容易保证，其内容能精确地反映地方性知识的整体状态，是田野调查不可或缺的取材路径。

（五）民间文字文本收集

人类学研究高度重视民间尚未公开或不会正式刊发的文字文本材料，如家谱、家庭账本、日记、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等。这些看似没有资料价值的文本材料，往往承载着地方群体或个人的历史记忆、生活境遇及社会问题，能够真实地反映地方性知识的具体形态和社会文化功用。人类学研究可以利用的资料文献，按重要程度排序，大致包括：口述资料、民间文字文本、研究者的田野笔记、地方档案及统计资料、各类公开发行的图书及科研文献。其中，口述资料、民间文字文本和研究者的田野笔记是研究挖掘创新的源泉，构成特定新型研究的资料主体；
地方档案及统计资料、各类公开发行的图书及科研文献一般能提供铺垫性的材料，为社会历史背景和整体特征描述服务。民间文字文本在资料的重要性排序中仅次于口述资料，这也能说明其在民族志研究中被重视的程度。

通过上述信息材料的收集整理，研究者已经具备了整合分析和利用一定人类群体地方性知识的基本条件。接下来，研究者需要遵循相关学术规范，加工整理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信息材料，使其转化为能够服务于民族志科研写作要求的文本资料。人类学研究的文本写作，实际上是对各类蕴含着地方性知识的田野信息进行规范整理和有效利用的过程，大致包括田野信息的文本资料化、文本资料的操作化和理论工具选择等三个方面。

（一）田野信息的文本资料化

田野调查结束后，开始写作的第一步是把调研中获取到的各类口述信息及文字文本整理归类，通过加工制作使其成为符合学术规范的科研文本资料。这方面的整理制作内容主要包括量化资料和质性资料两大类。量化资料是关于地方社会文化整体情况的信息整理，如社区地图、生产活动周期图、亲属关系图、认知行为模式图、地方经济规模表、人口性别统计表、家族规模及家庭类型统计表、教育水平统计表等等。质性资料多为群体成员个人生活史或生活故事、社会政治事件始末、人物评述、人际关系评述、象征符号的理解、社会话语及社会问题等反映群体成员社会活动状况的信息整理。

在上述田野信息的加工制作过程中，研究者要对各类图表及文段所涉及的数据、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添加详细的注释或证据引述，说明信息的来源、采集的时间场合及参与的人员等情况，对制作成型的文本资料的可靠程度作出合理评价。通过以上操作，研究者能使各类田野信息客观合理地转化为具有证据性质的文本资料，从而有效服务于民族志写作。田野信息向文本资料的转化不仅要遵循学术文本制作和引述规范，同时也要注意人物隐私的保护以及地方性知识中容易引起误解或敏感内容的拿捏处理及合理表述等问题。

（二）文本资料的操作化

完成田野信息的文本资料转化后，研究者要根据科研主题表达的需要，对业已成型的文本、文献进一步筛选分类，按主题关联程度排列整合。在这个阶段，科学合理的研究视角及学术目标能决定研究主题及技术路线，而随之构思形成的论文框架也决定了资料的选择层次和内容权重。比如，研究者决定实施一项关于区域社会中亲属组织功能变迁的专题研究，需要聚焦家族与亲属关系网络、婚姻规制及社会活动协作等事项。这时，研究者所要选择的文本文段应包括以下几个层次：①对象地区人群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②当地社会组织形态的整体状况，③家族及亲属组织在社会组织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其缘起和发展情况，④特定亲属组织变迁的具体状态及功用的综合比较，⑤变迁的动力、机理及结果，⑥变迁对当地居民社会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变迁的认识和感受，⑦特定家族群体及个人在变迁过程中的遭遇、重大历史事件评述、个人的参与和作用、相关社会话语的具体形态以及主要社会问题等。

以上文本资料的层次选择为各类资料在科研写作中的可操作性及有效利用的位置提供了学术前提，能帮助研究者正确判断资料的性质，使其能被有效使用在揭示地方性知识的深层内容所最需要的学术讨论中。同时，可操作性选择后的文本资料的分量权重也需要慎重考虑，使之符合科研写作对其详尽程度的要求。比如，上述①②③类的文本资料属于整体铺垫的性质，相关文段不便大幅展开，简扼整理即可；
而④⑤⑥⑦类为深层挖掘的内容，对文本资料的系统和详尽程度要求很高，而且要突出当事人的具体社会参与和主体作用，相关文段的描述分析必须细密深入，形成民族志作品的主体内容。

诸如此类，研究者要根据作品的分析讨论需要，将量化文本资料的铺垫与个案文本资料的翔实描述有机互融。将整体观与个体实践、社会史铺垫与生活史描述相结合，在整体秩序的合理表达中抽取个体的意义，从而使文本资料的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得到释放。总之，民族志研究的取材原则是客观描述在前，分析判断在后；
地方性知识的系统整理在前，机理规律的分析在后。民族志研究反对脱离社会文化实践状态的学术命题和理论性判断，任何脱离地方性知识实践形态的主观判断都会妨碍学术研究的客观表述和科学认识。

（三）理论工具选择

在民族志研究的主题、对象、学术目标及论文框架确定后，科研领域范式和理论工具方面的斟酌就势在必行了。在这个阶段，科研领域范式特征的理解和理论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它决定了研究者需要采用的理论工具的基本性质，从而直接影响文本资料的利用效果。如图1 所示，若研究者所设计的民族志研究属于基础研究范畴，且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及其运营机理的探究，则这项研究的范式定位即为组织社会学领域，理论工具一般可以选择结构功能理论；
如果研究者设计了一项应用研究，且涉及知识能力与社会地位及权力关系，那么理论工具就可以考虑引入实践理论的文化资本论，或解释人类学的社会话语理论①参见布迪厄：《实践理论纲要》第一章和第四章的相关论述内容（按：题目为笔者汉译，本文所参照的英文版本为Pierre Bourdieu，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6］。当然，此处篇幅所限，图1 只展示了有限可能的选择，研究者可根据自身具体科研主题设计的需要，合理地延伸拓展研究主题和理论工具，以保证文本资料科学合理的利用。

图1 领域范式与理论工具关联图

本文的整理和论述说明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是以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分析为主要任务。在文化研究长期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创建了一套采集与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套理论方法能帮助研究者立足经验主义的治学原理，在人类群体社会生活实践的近距离参与中采集包含地方性知识的田野信息，再从田野信息到文本资料的转化使用过程中完成对地方性知识及其功用和意义的科学解释。这种学术解释源于当事人的社会文化实践，又被用来指导推进更加广泛、更高层次的民族志研究。

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来，再回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周而复始，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和认识构成一个螺旋上升的理性思辨循环。在这个思辨循环中，学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区域群体特殊性的理解到人类社会整体的理论归纳，永无停止地前进在探索文化及其意义的学术征途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地方性知识具有区域性特征，而对区域性特征的探求成就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笔者认为，文化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区域性特征的探求终将会在人类社会整体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开花结果，为促进不同人类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进步以及交融发展之普适性规律的发现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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