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历史演进、主要经验与实践进路

裴韬武 李春顶

收稿日期：2024 - 03 - 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裴韬武，男，甘肃武威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李春顶，男，安徽芜湖人，经济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双循环的重要连接点，是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通过梳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历史，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经验，从中获得新时代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启示，即校准发展定位，勇担时代重任；
加强制度革新，畅通国内循环；
对标国际规则，促进内外循环；
坚持自力主导，实现对等开放。这为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自主发展、自主开放局面积累经验。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4）03 - 0090- 09

一、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历史演进

中国的对外开放“高地”经历了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2001年：以政策性优惠为主导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具备优惠性质的区域性特殊政策，它的出现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成为中国从封闭型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的主要动力[1]。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登上舞台，美、英、日及部分拉美、中东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从中获益，实现了经济腾飞[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单独的国内经济循环向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转变[3]。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城市创办经济特区。九年后，又批准海南岛建省、办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窗口，经济特区充分利用政策优势，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为更大规模的中国对外开放打下坚实基础。自此，中国形成了以政策性优惠为主导的区域对外开放体系，拉开了快马加鞭追赶世界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极格局”宣告终结，世界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激荡的时代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雏形初现。1984年5月，在总结经济特区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除了特区的部分政策优惠，各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赋予了更大的经济技术对外自主权。1985年2月，党中央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先后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6月，浦东新区应运而生。按照不同功能定位，浦东新区设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功能分区。次年，朱镕基出访西欧五国时曾指出：“所谓的保税区实质就是你们的自由贸易区。”[4]可以看出，彼时的保税区即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雏形，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结点和桥头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打消了人们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思想顾虑，形成第二次思想解放大潮。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家开始实施扩大开放战略，在开放地域上，从沿海开放扩大到沿江、沿边（境）和内陆省会城市开放，先后批准开放了6个沿江城市、13个沿边城市、18个内陆省会城市。在开放领域上，从生产领域扩大到金融、贸易等服务领域，先后批准了32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个保税区，开放了34个口岸，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2002—2012年：从政策性优惠逐渐转向制度型开放的探索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由此，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政策性优惠逐渐向制度型开放过渡，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大循环。冷战结束后，东西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告一段落，基于多边主义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得益于此，中国开启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以综合保税区的成立为标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新发展。

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地位，自此开启了长达15年的漫长谈判。1994年WTO成立，标志着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发展为公平贸易体制。中国开始以体制改革为切入点，逐渐适应更高标准的对外开放要求，向公平贸易体制迈进。2002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三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引导外资产业流向，为引进高质量外资提供制度支撑。2004年，为应对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法律体系问题，弥补对外贸易制度的漏洞，中国修订了《对外贸易法》。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减少和规范了行政审批，完善了中介机构、金融扶持等外贸促进体系，建立健全了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在制度型开放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2005年6月，为实施国家建设东北亚枢纽港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洋山保税港区。相较于保税区，保税港区多了码头和港口的功能，将港口的物流功能和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完美结合，实行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港区的“三区合一”，实现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协同发力。保税港区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更加紧密连接起来，极大促进了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出口加工业等发展。与此同时，为实现内陆地区（非港口城市）的同步对外开放，国务院开始着手建设综合保税区。2007年8月，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国家九部委联合验收，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保税区，是当时中国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的特殊功能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同属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不仅监管更为宽松，且通关更为便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制度创新的先行区。

（三）2013年至今：制度型开放走向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再次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5]，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出现局部坍塌，中国经济崛起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间的矛盾不断加剧[6]。另一方面，国际格局剧烈动荡，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圭臬，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新冠疫情冲击又加剧了国家间的结构性变化，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深。

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前各类开放政策和资源急需整合形成开放政策合力[7]。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以畅通国内国民经济循环为主，着手构建新发展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在这一阶段正式成形，并迅速进入建设的快车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指明了方向。在解决国内大循环堵点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也呈现了新的外延。

2013年7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草案）》，9月国务院批准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落成。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成立伊始，就肩负着中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实践证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的成功探索成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重中之重，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

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这是党中央首次对外提出双循环的战略构想。双循环不是与世界脱钩，而是为全球创造更多机遇。作为真正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中国2012年举办首届服贸会，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举办首届进博会，2020年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2021年率先批准RCEP、举办首届消博会、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DEPA，这一系列举措不断为世界共享中国市场和发展成果创造平台，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能。

作为国内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结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也在新时期迎来了大发展。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由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了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领头雁”的全面开放平台新格局。截至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数量已达21个（包括67个片区）。根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1）》，2021年前9个月，前五批18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4.7万亿元，以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4.7%的外贸规模；
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1763.8亿元，新设外资企业6472家，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7.6%和16.8%。2020年全年共形成37项创新性强、可操作性高、有效性好、风险可控的改革经验，有31项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6项在特定区域复制推广。其中，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11项，贸易便利化领域11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4项，事中事后监管领域6项，人力资源领域5项。2021年7月，中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制度型对外开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主要经验

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锐意进取、奋勇前行。截至2023年7月，我国已经形成了七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合计167项，以国务院发函等方式面向全国集中复制推广，积累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

（一）坚持党对开放型经济的全面领导

开放型经济是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中国开放型经济早期建设的主要驱动力源于解决国内要素结构严重失衡问题。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9]。实际上，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行调整的解决办法，客观上提高了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迫切需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因此，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党在对外开放在战略部署上逐渐从“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向“扩大服务贸易、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外资准入”等高层次对外开放领域转变，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设历程是一段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解放思想始终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开路先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开放型经济”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认识不断加深、经验不断积累，“开放型经济”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内涵不断丰富，包含了经济体系和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等重大理论命题。从经济特区的初探，到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领头雁”的全面开放平台新格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的成功正是源自党对“开放型经济”不断的思想解放。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实践产物，可以说它在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外资准入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都是在党对开放型经济的全面领导下，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挥经济优势和制度优势的结果。

（二）坚持试点先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坚持试点先行，渐进式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能够实现制度创新的实践基础。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概念，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开始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而制度创新又依赖于实践经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看，只有实践并经实践检验的真理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因此，没有实践创新，就不可能有新的制度理论产生。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采用的试点先行办法是其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试点先行不仅能够有效避免对外开放带来的重大经济冲击，保障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安全，还能为国内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争取时间和空间。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试点，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国内要素流动，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制度型开放创新任务是应有之义。十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始终将制度创新作为核心要领，抓住开放与改革两条主线，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放管服”改革、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都极大地发挥了桥头堡作用，不断从体制机制上为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参考，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的成功探索，到海南自由贸易港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出台，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出了一条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子，使中国能够更加自如地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

（三）坚持科学利用吸收国际先进成果，助推高质量、高标准对外开放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一个国家可以而且应该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中获得教益。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这表明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2]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3]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实现高质量、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就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先进经验。

作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联结点，自由贸易试验区既要支撑中国对外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又要适时进行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压力测试。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始终以国际规则和标准为导向。通过科学吸收和利用国际先进成果，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把国内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扩大对外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把坚持独立自主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可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中国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践经验。

从经济特区到保税港区，中国借鉴国际重要港口的发展经验，逐步在中国打造出上海港、舟山港、深圳港等世界级港口，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性经济增长。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还将借鉴国际自由港建设经验，进一步扩大国际开放程度，在零关税、简税制、低税率、放权审批，以及更开放的市场化运行等方面探索出构建自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做好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自由贸易港的衔接，努力建成特色鲜明、世界著名的现代化自由贸易港，形成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杆和范例。

（四）坚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准确定位于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都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14]，要“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重要论述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认为在各种社会要素的复杂关系当中，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每一步都准确地踏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上，都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国情、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所作出的科学研判。因此，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它们的出现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镌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肩负着不同的时代使命。在科学的思想指引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准确定位于新发展格局，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只有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在复杂变局中掌握历史主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才能顺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战胜风险挑战。唯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国内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和不变，坚持独立自主地扩大开放，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自主决定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才能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三、新发展格局视角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践进路

通过梳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历史进程，从中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经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进一步探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践进路。

（一）校准发展定位，勇担时代重任

在新发展格局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把握好新的历史使命，校准发展定位。当前，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均明确了各自的重点发展产业名录，在此基础上，各片区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实施，切实做好方案实施的前后衔接、统筹协调，开展动态监测、定期评估等工作。“十四五”期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与保持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基础性制度开展深层次改革试点，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勇担时代重任，开展特色化、差异化探索，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放管服”、政企关系、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重点产业链创新升级等领域继续发挥领头作用。

（二）加强制度革新，畅通国内循环

“十四五”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承担起以更高水平开放倒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综合性、一揽子授权，坚持应放尽放原则，激发制度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以及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方面，应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产权制度体系，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生产要素聚集和市场配置能力，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引导力量，实现链接国内国际市场的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加强赋权赋能。要针对性解决“中央要求高、地方热情大、相关部门被动应对”的突出问题，理顺所在省市相关职能部门与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事权关系，下放更多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与地方海关、海事、边检、外汇、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协调好政策对接，坚持问题导向，协同发力，奋楫笃行，切实为基层创新开拓空间。二要探索数字化建设。要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以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金融、数字物流、数字治理为重点，找准市场需求，构建数字自由贸易试验区一站式全场景服务，降低内循环制度成本。三要继续在重点领域攻坚克难。以金融领域为例，自由贸易试验区利率、汇率“双轨制”加大了投机资本渗透概率，可能存在金融风险外溢的情况，因此要在金融风险防范监管等重点领域砥砺奋进。四要强化人才储备。制度创新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身之本，而人才储备是制度创新的关键核心，各片区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尝试建设产学研基地，为建设高质量自由贸易试验区备好人才库。

（三）对标国际规则，实现内外循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代表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发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也在客观上需要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积极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以期在对等的地位同发达国家共商国际经贸规则，共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贸新秩序。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规则之争”愈演愈烈，中国已无法置身事外。此外，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也需要各贸易伙伴国有统一的经贸规则作为支撑。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应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现有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在片区内率先探索对标最先进最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2021年，中国加入RCEP，在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新规则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但是，相较于CPTPP、USMCA、DEPA、EPA、SAFTA等自由贸易协定，RCEP在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的背景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应针对跨境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电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监管一致性等中国难以接受的条款进行开放压力测试。只有不断对标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国际经贸新规则，自由贸易试验区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新高地。

（四）坚持自力主导，实现对等开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是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暂时优势，当优势渐渐失去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双重标准”就会暴露无遗[16]。具体体现在对外宣扬自由化，对内搞贸易保护主义。英国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无疑是最好的佐证之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要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企业实施科技制裁，甚至是对华金融和经济的全面制裁和封锁。因此，自力主导型对等开放[17]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真正多边主义的必由之路。

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欧洲的制裁，以及当前美欧对俄的制裁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风险防范。一要加强企业创新培育，完善自主研发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力度，为培育创新型企业提供法治土壤。同时，支持区内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完善自主研发体系，通过培育技术优势，破解“卡脖子”难题，以抵御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科技制裁。二要加强金融开放创新，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为弱化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在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法律监管体系、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协同发展、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池试点范围、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拓展跨境支付场景等方面先试先行，助力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设快车道。三要加强法律保障，保护企业利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在《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法》《国家安全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方面发挥“试验田”作用，要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调整援助试点办法》的基础上探索转移支付、技术援助等新方式，为受外国制裁而遭受损失的企业提供补偿和帮助，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现行贸易救济法律规则和专向性补贴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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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ilot Free Trade

Zones：Historical Evolution，Main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Pei Taowu，Li Chund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adhere to high-standard opening up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A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point in building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promoting dual circulation，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 new highland leading to high-standard opening up.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zone，summarize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zone，and obtai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free trade zone in the new era，that is，calibrate our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and courageously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imes；
enhance system innovation，streamline domestic circulation；
benchmark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promot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uphold self-reliance，achieve equitable opening up，and accumulate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in a wider scope，in a wider area and at a deeper level.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pilot free trade zon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责任编辑：李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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