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恩 余梓东
摘 要：
在我国新疆地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农村治理的首要原则是秉持可持续的人本发展观念。通过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平衡各方发展行为、优化各项发展制度、激发多元发展优势和明确发展中各项职责等途径，确保乡村振兴中生态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社会与人口等各项要素的协同发展。乡村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在面临城乡二元结构和新型城镇化推拉力的背景下，留住人才对于乡村发展而言充满挑战。本研究以新疆S乡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分析了人才振兴中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村庄整体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本地人才专业技能待提升、基层干部后备力量薄弱和人才机制固化等。因此，本研究从发展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通过舆论引导、制度设计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调整来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此基础上，促进新疆S乡乃至全国其他乡村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发展人类学；
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D422.6;C964.2;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24.03.14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将脱贫攻坚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并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在新疆的典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新疆累计脱贫77.25万户、3 066.49万人，退出3 666个贫困村，摘帽32个国家级贫困县，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凝聚全社会力量，取得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脱贫成就。新疆地区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中取得显著成果，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政策支持。新疆着力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基础设施，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确保全面脱贫。新疆的成就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新时代，我国将继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新疆乡村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牧业向现代经济转变，城乡结构从二元向一元过渡，文化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但目前乡村地区却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的严峻挑战。如何在此转型阶段实现人才复兴，确保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是本文从发展人类学视角探讨的核心议题。发展人类学研究指出，发展应以人为本，提高就业和收入，充分调动居民参与，使其全面有意义地参与发展。[3]其次，应该对居民进行赋权，确保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享有高度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同时保证信息公开透明。最后，应该坚持区域可持续发展，并坚决反对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这既是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人类学在实践中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些发展观点也预示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是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可持续发展理念。[4]
人类学家通过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互助和传统的转型，为社会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为政府改革提供建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学作为一门关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将继续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中国，发展人类学的重要性尤为显著，特别是在面对农村“空心化”这一挑战时。农村“空心化”指的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停滞等问题。发展人类学从“人”和“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将发展视为一个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复合过程。它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关注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以上问题均会进一步加剧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停滞等问题。这种现象对乡村振兴构成了挑战。[5]
2020年我国进入相对贫困的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巩固乡村脱贫成果的核心。人才被视为乡村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乡村人才振兴被置于重要战略地位。面对人力资源短缺挑战，需选择合理的人才振兴路径，实行积极开放的人才政策，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助力全面振兴和发展。[6]
通过优化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政策，提升乡 村人才素质和能力，可激发乡村发展潜力，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新疆乡村振兴面临独特的人才短缺问题，需实现本地化改革。本文通过对 新疆S乡三年的田野调查分析了社会发展难题，并运用发展人类学理论探讨人才可持续发展路径， 旨在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对接中的人才工作提供参考。
二、新发展阶段下S乡人才振兴战略的现实困境
通过对新疆S乡的实地调查，可以明显看出，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人才短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难以实施，乡村本地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以及人才内部发展的动力不足。这些内在机制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人才培养协同不足，各部门未形成联动力量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要求多个部门的协作与共同努力。然而，在我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村人才统筹方面，存在管理分散、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的问题。例如，农村职业培训和教育问题分属不同部门主管，导致工作衔接不畅，影响了人才培养的全面协调发展。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乡村人才培养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组织部门负责实施。但由于部门资源有限且日常事务繁杂，人才培养往往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此外，缺乏部门间的有效协同，导致人才培养政策难以全面落实，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工作推动力，进而制约了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
其次，乡村人才培养需要综合考虑人才的生活保障、工资待遇以及长期的职业规划。但目前的人才统筹工作在医疗、住房、教育和财政等部门之间缺乏全方位的沟通与落实，政策执行存在矛盾和分歧，导致许多优惠政策无法有效实施。这不仅削弱了人才在农村工作的获得感，还可能引发负面情绪，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成效和乡村全面发展的进程。
最后，乡村人才培养工作缺少专门的管理人员和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人才培养工作中的细节和具体政策制定容易被忽视，执行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停滞。因此，为了在乡村人才培养上取得更大突破，必须正视现有制度中的障碍和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建立统一的管理和协调机制，确保人才培养政策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乡村本土人才匮乏，“访惠聚”人才流动性大
首先，受多种因素制约，新疆S乡的农民主要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求，很少有农民专注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大部分农民倾向于保守的种植方式，这限制了农业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农民尝试新种植作物所面临的风险让他们难以承受。尽管有专业技术人员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指导，但常常被农民婉言谢绝。因此，这种情况也限制了部分专业人才的发展空间。
其次，人才梯队的建设需依靠乡村精英的引导。乡村精英主要集中于村两委领导班子、致富带头人和农业生产能手中。然而，乡村两委领导人才在农业生产知识方面的专业性往往不足，这导致他们在面对农业相关决策时表现得不够果断，决策效率低下，从而可能错失宝贵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乡村中一些年长的居民，他们凭借本土知识和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务农经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劳动能力逐渐下降，这使得他们很难将个人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在更广泛范围内推广的技能成果。因此，如何有效整合和传承这些本土知识、同时提升村两委领导班子的专业能力，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课题。
最后，尽管“访惠聚”工作已经持续多年，旨在通过干部下基层、走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
但实际操作中，赴基层的人才往往能够“深入”农村和社区，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民众需求，却难以“扎根”下来，持续地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基层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生活设施不完善，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另一方面，现有的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路径不够明确，使得人才在基层工作的过程中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和信心。此外，人才的“流动性”大于“稳定性”，部分人才将基层工作视为一种临时任务或跳板，而非终身的职业选择，这也导致了人才在基层的短期行为和参与不够深入。
（三）外出务工人员与日俱增，乡村吸引力明显不足
新疆S乡的人口减少映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乡村劳动力总量持续下降，背后是乡村人才的大量外流。这些离开农村寻求发展的青壮年劳动力往往具备专业技术和较高的素质，他们的流失不仅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而且对乡村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挑战。在计划经济时代，S乡的居民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为生，这种生产方式在集体经济时代对乡村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S乡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和畜牧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减少，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却在不断提高。这种变化导致S乡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渐从传统农业中脱离，转而选择外出务工，以寻求更高的收入。
在S乡，人才保障和激励制度未能及时适应年轻一代的现实需求，导致人才流失问题加剧。专业技术人员在乡村的薪资水平远不及邻近城市，加之职称评定过程中存在的论资排辈和程序繁琐等问题，使得许多人才无法在乡村稳定扎根，进而选择向城市迁移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其根源在于乡村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对外来人员和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不高。这种状况不仅限制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还使得外来人才在融入乡村时面临较高的风险。他们提出的决策建议往往受到当地人的质疑，缺乏足够的支持和关注，导致其专业优势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感到才华无处施展。新进人才还需应对乡村复杂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这些人际关系网的打理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他们往往会产生消极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当面对改革政策的推行阻力时，人才在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时显得动力不足，工作态度变得懈怠。
（四）传统观念影响深远，“回乡”“引进”挑战重重
新疆S乡在人才保留和吸引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人才引进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外来人才难以在S乡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由于S乡的传统认知认为其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水平无法与城市相比，这种观念限制了年轻人的发展方向，使得他们很难在S乡长期定居并为乡村振兴做出持续性的贡献。此外，那些在城市取得成功的S乡人才，由于习惯了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往往不愿意重返乡村。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对人才引进的阻碍。
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如城市中先进的交通系统、完善的医疗保障、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教育资源等，与农村的交通不便、医疗资源匮乏、就业机会少和收入水平低形成鲜明对比。尽管S乡实施了“三支一扶”和大学生村官等人才政策，但这些政策对大多数前往S乡的青年人才而言，往往只是一个发展阶段，他们更期望通过这段经历为将来的晋升和发展打下基础。
（五）乡村多重资源短缺，人才成长受限
在我国农村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尽管部分政策已在农村落地生根，但乡村资源总体仍然匮乏，城乡差距依然明显，这对提升人才内在动力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S乡的教育条件相对落后，师资力量薄弱，尤其在素质教育方面与周边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尽管我国已采取措施确保9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但优秀教师外流严重，教师资源短缺，从而影响了S乡的教育质量。
其次，乡村地区可供人才深造的资源非常有限。尽管S乡已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但当地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巩固，因此人才资金投入相对不足，尤其对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教育投入不足。这不仅源于乡村本身缺乏优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也因为制度层面缺乏人才培养的完善机制。此外，S乡提供的专业技术人才系统性培训较少，阻碍了乡村振兴中人才内生动力的形成与发展。最后，S乡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初级阶段，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较小，培训工作中存在诸多不足，尤其与发达地区相比，还需长期探索以形成因地制宜的培养模式。另外，受传统观念影响，S乡对“农民”和“牧民”的认知仍停留在身份象征层面，存在思想观念上的偏见，难以充分肯定其职业价值。
三、实现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阶段中，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打破制约人才发展的瓶颈。对于新疆，尤其是边境地区，人才振兴不仅关乎国家兴边富民的历史使命，还涉及稳边固边的艰巨任务。这使得乡村的人才振兴工作面临着更高水平和更全面的发展要求。为应对此挑战，我们需要运用发展人类学理论，制定与当地政治文化体系相适应的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策略。
（一）创造发展环境条件，满足人才的多元需求
我国发展目标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除贫困，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通过提升生活水平、收入再分配等措施，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这种观念体现对社会责任和公平正义的追求，旨在缩小贫富差距，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化人类发展，体现人文关怀。[7]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程中，我们应当关注村民的多元化精神需求，并为他们创造有利于满足这些需求的外部条件和环境。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村民的自我满足能力和创新精神，从而激发他们积极参与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乡村文化能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具有独特的创意和技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为了帮助他们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我们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创业培训、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提供启动资金。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通过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到乡村发展中，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总之，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程中，我们要关注村民的多元化需求，为他们创造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人文环境和外部条件。通过提升村民的自我满足能力、激发创新精神，我们可以促使他们主动挖掘内在需求，积极参与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与人才培养的共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各界以及村民自身都需要共同努力，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改变发展观念，调整人才成长行为
人们通过自身行为来实现个人发展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若没有实际行为，发展便无法实现。然而，并非所有行为都能产生实质性的发展效果，如劳动行为未曾发生，个人发展便无从谈起。新型发展观的内涵在于：发展与人、人类社会及其不断变化的目标息息相关，一旦接纳发展观念，便能带来一系列新的变革；
相应地，人类价值观也将逐步转变。在历史长河中，这些价值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转变为人们的具体行为和活动。[8]在S乡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对有效劳动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规模相似的家庭中，劳动力较多的家庭通常面临较小的生计压力，因为工作可以更加平均地分配到每个家庭成员，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生活挑战。因此，对于乡村人才而言，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努力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这种对更高生产效率的追求，反映了乡村人才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贡献的渴望。
为了留住乡村人才，首先，我们需要确保家庭劳动力的有效利用，满足其发展需求，并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乡村自我满足的能力。其次，应当评估家庭生产资料投资是否能转化为非劳动力，不应仅关注短期收益，而应面向市场，提供更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引导乡村人才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最后，为激发人才在乡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方面，要培养其生产性劳动行为和高效劳动行为；
另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在寻求稳定的同时，积极进取，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整体生产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和能力建设的双重发展。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提升乡村人才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参与度，从而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三）营造相对公平的环境，优化人才成长机制
制度创新源于人类智慧的结晶，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塑造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反过来又在人类创设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制度，从而为生产力提供合理发展的保障。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部分农民合法权益受损，且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途径，这为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带来潜在风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并完善人才发展制度。首先，关注农民权益保护，为农民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渠道，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其次，优化人才发展政策，为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后，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发展制度，为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提供坚实保障。通过这些措施，有望缓解“三农”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重要的是要让农民有利益表达和自我维护的能力。无疑，制度的建立对人才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激励人才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其才能，以实现自我价值。以S乡为例，尽管其创业环境优良，但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给予人才创业资金支持，大部分人才可能不会对创业产生浓厚兴趣。其次，制度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在乡村环境下，人才作为精英群体，常常面临内部压力。为了防止“精英捕获”等现象，S乡采取政策倾斜，更多关注弱势群体，这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人才在政策优势上处于劣势。制度的建立旨在创造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既有助于人才获取优质资源和机会、又能缓解他们在社会排斥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从而提升他们的发展决心和自信心，进一步推动人才可持续发展。最后，制度有助于调节人才与他者的利益冲突。人才的引入可能引发当地人的不满，导致矛盾冲突。然而，通过制度保障，人才可以在法律和管理等方面享受到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四）赋予自由“时间”与“空间”，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人才发展的关键因素不仅包括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还包括处理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的能力。在现实情境中，S乡正从传统农业、畜牧业向现代化农牧业转型。脱贫过程中，人才发展呈现出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需求。然而，发展需求与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导致许多人才仅将劳动视为谋生手段，未能充分释放自由发展的内在渴望。如S乡当前生产技能尚不高，乡村人才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谋生，从而挤压了他们全面发展的实践时间。时间上的不自由等于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促进人才全方位和可持续发展需为他们争取更多提升自我技能和知识水平的时间。
与时间相对应的空间是推动人才发展从物质资源向人力资源过渡的关键基础。例如，S乡可通过建设卫星工厂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产业形式，为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拓展其自我发展能力。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应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他们提供自由发展的创造空间。通过运用人才的生产技能，助力其拓展新兴产业领域，促进就业产业结构升级。这将有助于人才解决家庭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真正留在家乡，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自由包括时间自由和空间自由，为人才提供广泛选择，使他们愿意留在农村发展。
（五）构建和谐的自觉分工，促进人才自主发展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自发分工对人的各个层面的影响，其中，“自由发展”主要针对自发分工条件下的非自愿劳动，旨在消除强制性劳动。从根本上看，劳动是人获得自由的源泉和基础。正如“自由王国”始于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的劳动终止之处。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自觉分工有助于人才自由发展。通过优化分工模式，使人才在自觉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进一步提升其整体发展水平。实现人才自由发展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尊重人才的选择权，让他们在感兴趣的领域发挥专长；
其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人才在相关领域中实现全面发展；
最后，关注人才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生活，从而更好地投入自由发展中。
通过构建和谐自觉分工，乡村人才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进一步促进人才自主发展。这有利于乡村振兴，提高乡村整体素质，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9]随着S乡城镇化的加速，人口密度和社会容量逐渐增加，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这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进而激发了社会层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使得个人价值观迷失和社会失范等问题日益凸显。尽管社会分工打破了原有的地缘与血缘的机械团结，实现了基于分工的有机团结，但这种分工的双刃剑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分工的细化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分工也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即社会矛盾的加剧。为了缓解这些因分工产生的冲突和矛盾，需要有“中间人”进行调解和维护，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S乡引入的卫星工厂为例，其内部分工的细化使得对岗位职责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促使人才需要不断充实自我技能以获取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才自我能力的提升，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分工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因此，S乡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平衡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与挑战，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关注乡村社会和谐的构建，通过政策引导和教育培训，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此外，强化“中间人”的角色，发挥其在调解纠纷、促进沟通等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总之，在充分发挥社会分工优势的同时，关注其潜在负面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有助于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10]人类学者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整合多元信息与视角，将社区和项目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并从历史视角理解文化，对发展路径的顺畅具有重要但非关键性的贡献。在“访惠聚”工作组的推动下，S乡解决工厂入驻带来的矛盾，鼓励人才留在乡村。工作组致力于营造和谐环境，减轻自发分工的负面影响，促进自觉分工，并支持个性发展，认为这是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努力消除限制个人自由和能力的自发分工，为人才的多元化才能提供发展空间，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成长。[11]
四、结论
S乡虽已脱贫，但仍面临发展滞后和社会问题应对不力的困扰，难以融入现代化。乡村在市场竞争中退缩，与人才追求自我突破的愿景相矛盾，阻碍了乡村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发展人类学视角探讨乡村发展困境及其背后的人才机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平衡权力、政治和文化因素，超越现有框架，寻找新路径，以促进人才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汇聚共同力量，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给自足，主动接受教育，并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个人的自我解放。[8]
发展人类学强调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融合，其核心概念包括参与（Particip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既作为理论支柱，亦为方法论。若干地方发展项目已采纳这种理论及方法。实证表明，当社区及其成员积极参与发展项目的规划与决策，并获得管理自身资源和未来的权利时，实现平等发展的可能性最大。[12]因此，我们可以将人才振兴的发展途径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始终秉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人才生活条件的优化，而非仅仅提供资源。二是，协助人才融入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参与具有价值和意义。发展若未能充分吸纳与发展利益密切相关的所有人参与，目标则无法实现；
若发展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甚至在空头支票的掩盖下剥夺他们的权益，发展便无法展开。三是，赋予人才更多发言权。借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The Theory of Power and Discourse），我们认识到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知识是权力的标志，话语则是权力的表达。我们提倡并赋予人才与本地居民共同协作的机会，通过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实现他们的价值和发展潜力。四是，强调协调共生的发展理念。我们不应将发展仅视为政治经济的增长，还应关注生态、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更加关注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共生，反对以单一发展为目标的不平衡发展。
我们应该坚信，基于发展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能够解决长期困扰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难题，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为当代中国人类学学科构建提供新的思想和方法。费孝通先生在其一生中表达了“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在乡村振兴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更要关注人才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费孝通明确指出：“要改革社会，组织有效地行动并达到预期，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地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13]这种研究方法旨在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以实现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坚信其最终将会带来较好的社会效益。对于位于边境的S乡来说，人才兴边有助于实现稳边、固边。通过培养和吸引人才，提高边境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增强边境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从而提高边境地区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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