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瑾，胡恩华，王 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农业生态资源约束不断趋紧，农业生产污染由点到面，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农业绿色发展问题日益严峻［1，2］。202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需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的生态化转型。中国生态农业是指，基于农业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思想，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手段构建起来的一种生态合理、关系协调、功能活跃、结构有序的现代化农业体系［3，4］。生态农业培训助推了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但现实是，我国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工作的推进速度依然比较缓慢，推进过程也比较复杂，农业生态系统衰退，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农业生物多样性逐步降低等现象频发［4］，生态农业培训的成效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生态农业培训过程的高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生态农业转型面临挑战，如培训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监管缺位、生态技术更迭迅猛等，导致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受阻［5］。因此，如何处理这些资源、环境和技术等交织的复杂难题，以构建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关键［6］。
已有研究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制度环境和培训资源两个方面。从制度环境来看，研究者认为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政策是生态农业培训的重要保障［7］，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环境规制和实施补贴政策来降低农民的生态技术获取成本，加大对生态环境的监督力度，促进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8，9］。从培训资源来看，农民对生态农业培训资源的有效性和操作便利性感知显著影响其对生态技术选择的意向程度［10］，培训资源的不平衡以及获取渠道的难度影响了农户对生态技术的接受［11］，而生态农业的相关信息和技术获取的便利程度对农户的生态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1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指出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这些内外因条件并不是割裂的，而是通过相互协同、共同驱动形成高效生态农业培训体系［13］。进一步地，林卿［14］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推广以及农户主体的生态意识等多路径多主体的生态农业培训体系。赵桂慎［15］从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角度，认为政府、投资研发机制、生产性农业企业以及农户等生态农业主体构成了“共生”体系，其具有耦合协同效应和整体优势。这实际上了反映了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型”思想，即生态农业培训主体与培训环境具有互补性，二者之间的有效整合有助于构建理想化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然而，已有研究难以有效揭示这些不同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要素之间相互匹配与彼此协同的互动本质，因此无法为构建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路径。这为本研究聚焦于生态农业培训的外部制度政策规制和内在培训资源之间的共同作用，从组态视角探讨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路径提供了研究空间［16］。
本研究认为，依赖资源扶持和投入的常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路径已难以为继，有必要构建全面发展、多方联动的现代化生态农业培训模式，从而突破资源和环境对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为生态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支撑。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旨在揭示多重前因要素之间的组态与结果之间的联系，为识别不同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17］。本研究探究三个问题：一是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有哪些？二是影响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构建的不同要素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或替代作用？三是如何协同这些不同层面的前因要素间关系才能构建更有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上述研究对揭示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多元路径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组织生态学理论的观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是一个包含了政府、市场、行业协会以及职业农民等多主体之间彼此依赖、相互补充的生态共生系统［18］。组态视角的研究较多地探讨了外部环境因素中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并且强调内部驱动因素中主体可利用的资源与能力因素的重要性，同时这些因素会通过匹配组合影响不同类型的共生关系发展［19］。从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构建的外部环境因素来看，政策支持为形成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政府作为生态农业培训政策的制定者和调控者，其在生态农业培训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20］。同时，Zhang等［21］发现，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时，市场动态性和竞争程度等市场环境特征会激发培训主体对于被淘汰的紧迫感，进而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构建起到推动作用。从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构建的内部驱动因素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培训资源是建立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核心驱动力，同时生态农业培训主体的生态认知体现了培训主体对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观需求和认知能力，能够促进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22］。基于此，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将外部环境因素（政策支持、市场竞争）与内部驱动因素（培训资源、生态认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分析，构建一个“政策—市场—资源—认知”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探讨生态农业培训的不同模式类型。
政策支持是指政府为了促进组织创新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的组合［8］。生态农业培训离不开政策支持，这是因为生态农业培训作为农业培训的新兴领域，其成长和发展需要政策的引导、激励与扶持。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政府规制和政府补助。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规制生态农业主体行为［20］，亦即政府通过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强化监督和惩罚措施遏制外部性的影响，进而对生态农业行为主体进行有效约束，助力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Amara和Chen［23］的研究也证实，政府出台的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生态农业培训行为有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包括项目补助、税收优惠、生态保护补贴等，是通过资金形式直接补偿农户的生态收益，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在生态农业投入资金方面的压力，促进农户愿意接受生态农业培训。王松良和施生旭［4］提出，完善生态农业补偿机制有助于保障农户分享农业绿色发展的收益，这能够激励其积极参与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
市场竞争是指所处市场中的竞争压力，较强的市场竞争，往往意味着市场中有着众多的竞争对手［24］。随着低碳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态农业培训市场日益开放，培训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培训主体的市场竞争来自其对生态声誉的重视，在较强的市场竞争下，培训主体更倾向于满足生态需求以及获取生态声誉，对开展生态农业培训形成推力，从而依靠生态农业培训形成培训竞争优势［25］。有效的市场竞争可以规范生态培训市场秩序，保障生态农业培训公平、公正开展，督促生态农业培训供给与生态农业发展需求的有效匹配。整体而言，市场竞争对生态农业培训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竞争强度可以衡量培训主体所处培训环境的竞争情况，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培训主体要占据主导地位需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21］。
生态农业培训资源是指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生态技术资源，往往表现在生态农业的培训师资、培训技术设备、培训平台以及生态农业相关知识等方面［26］。充足的培训资源为生态农业实践提供基础保障，而培训资源不足是培训主体构建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主要障碍［27］。生态农业培训师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农业培训能力水平，通过吸引相关人才加入生态农业培训过程可促进生态农业技术转移实现，奠定了生态农业培训能力基础，对生态农业技术培训起关键作用；
培训技术设备、生态农业培训平台等投入为生态农业培训提供了硬件保障，对生态农业培训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生态农业知识的获取与传递能够弥补农户的生态农业实践与最优生产实践之间的“知识缺口”，增进农户的生态农业技术采纳强度［5，6］，从而引起生态农业资源利用方式的变革，进一步对生态农业实践技能培训发挥正向作用。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代种业、智能管控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装备等的创制及集成应用兴起，这为建立质能多级利用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形成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提供了培训资源支持［15］。
生态认知是指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现象造成影响的感知以及采用环境响应行为的意识［28］。生态农业培训主体的期望与诉求通过激发其产生生态认知，促使培训主体进行生态农业培训行为，如培训主体会将生态农业知识的传播上升为战略高度，通过引领市场需求，为农业培训构建生态竞争优势，进而为构建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提供认知基础［25］。拥有较高生态认知的培训主体能够进一步开展生态知识搜寻和生态技术推广，善于从技术改进的视角诠释生态农业培训行为对于环境效益的考虑，从而更易于获得市场以及政府的认可［29］。同时，生态认知通过增强培训主体对生态农业技术采纳的信心，促进其对生态农业政策的全面认知与理解，这有助于提升培训主体发展生态农业的意愿，由此做出相应的生态农业技术采纳决策［3］。
综上所述，在组态视角下，将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培训资源和生态认知四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共同纳入研究框架，采用fsQCA方法探寻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不同组态，剖析不同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形成路径。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实地访谈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研究数据。对案例样本的选择标准如下：第一，保证在生态农业领域内处于领先位置，并且具备构建完善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基本条件，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整合了政府部门、职业院校、科研单位、行业协会、各类市场性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与职业农民培训相关的等各方培训资源［30］。具体地，本研究以是否承接过秸秆还田、生物防治、病虫草害综合控制、有机肥施用等生态农业技术培训的任务来确定调研主体，选择开展过类似培训任务的相关政府部门、涉农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等6类培训机构进行问卷发放，填答对象主要为培训管理者和组织者。第二，考虑到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组合合理、结构有序、关系协调、协同发展等关键特征［4］，研究者基于理论抽样方法锚定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构建方面的“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完备性和可推广性。第三，本研究基于专家访谈对案例样本进行筛选，邀请生态农业领域知名专家、培训主体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共计28位，分别来自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等地区生态农业培训开展较为成熟的机构，共收集了10万字的访谈文本资料。研究者基于专家访谈的结果对案例样本进行筛选，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历时3个月，发放问卷合计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份。
fsQCA方法的基础是集合论以及布尔运算［31］，可以通过组态深入分析条件变量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其对结果变量产生的组合效应。本研究基于生态农业培训内外部因素，认为生态农业培训主体外部的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因素、主体内部的培训资源和生态认知因素通过相互关联与组合，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而fsQCA方法能够解释条件变量间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适用于本研究中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形成的前因复杂性和因果非对称性等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来揭示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形成过程。
3.3.1 结果变量
生态农业培训成效。生态农业培训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等资源，系统的培训模式可以避免各类资源的浪费，有助于发挥社会资源的最佳效用。近年来国家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提出迫切需求，学者们对生态农业培训的关注度也不断上升。因此，对于生态农业培训成效的研究十分紧迫，本研究借鉴郭婉瑢和冯晓英［32］在测量教师培训项目成效时使用的量表指标设计，通过评估培训机构在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专业能力、环保观念四个方面得分情况来度量其培训成效。根据得分高低情况分为效果一般和效果显著，对生态农业培训成效显著的主体赋值为“1”，对生态农业培训成效一般的主体赋值为“0”。
3.3.2 条件变量
政策支持。为测量政策支持对生态农业培训的影响程度，首先，本研究根据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各类文件中所涉及的生态农业培训政策，访问了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等地农业农村厅（局）官方网站，对2008年至2021年期间网站公布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归类；
其次，分别对15家培训机构开展调研和个别访谈；
最后，邀请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人员、培训机构管理人员与本团队成员对所选条目的适配性开展评价。
市场竞争。生态农业培训主体会通过生态环保技术来提高组织合法性、维持市场地位，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市场化的要求下，培训主体具有开放性，可以直接与企业或政府签署培训项目，培训主体的资金来源也趋于多元化。因此，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培训主体能够更快更高效地回应生态农业的需求，促进培训主体加大生态农业培训的力度。由此可见，培训市场的开放还是垄断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影响较大。
培训资源。生态农业培训离不开师资、场地和设施以及培训方式的支持，生态农业培训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源实力。涉农高校、农业龙头企业、农广校等机构的培训场地、师资、培训资源丰富，因此率先将生态农业培训发展起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培训资源丰富能够带来培训规模的扩大。基于此，本研究依据所选案例的年培训规模（人数）实际情况进行测量。
生态认知。本研究基于相关农业培训平台，根据生态认知定义［33］提炼出5个种子词：绿色、生态、循环、有机、环保。继而利用农业科教云平台搜寻5个种子词以及相似词，重复检索至不再出现相似词，汇总种子词以及相似词在涉及农业生态环保技术推广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总结报告中出现的频次，保留频次高于30的相似词，并对照培训主体总结报告原文进行比对与修正，得到生态认知的关键词表。由于文本长短不一会造成一定的误差［34］，所以本研究采用了生态认知关键词所在句数与文本总句数的比率来测量培训主体的生态认知。
本研究采用校准集合隶属度方法对数据进行校准。将培训资源和生态认知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95%分位数（完全不隶属）、50%分位数（交叉点）和5%分位数（完全隶属）；
将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和生态农业培训成效的2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中的0（完全不隶属）和1（完全隶属）。
表1为生态农业培训必要性检测结果。若某个前因变量一致性水平高于0.9，则可以认定该前因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说明当结果变量存在时，该前因变量也必然存在。通过表1可知，所有前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都不超0.9，故可以得出全部前因变量均不是生态农业培训的必要条件，单个前因变量无法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进行充分解释，必须将多个前因变量进行整合，综合研究对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影响。
表1 必要性检测结果
本研究运用fsQCA3.0软件分析15个生态农业培训案例，并将频数阈值设为1。根据Fiss［31］提出的一致性水平要求，本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5。表2是依据中间解和简单解给出生态农业培训的组态，发现各个组态中的一致性指标均超过0.8，且总体一致性指标也超过0.8，说明了本研究中所选择的15个案例以及所有影响因素的组态均符合一致性条件要求。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和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的总体覆盖度分别为0.577和0.56，说明生成的全部组态可解释50%以上的生态农业培训案例。
表2 生态农业培训组态
由表2可知，产生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的组态有2条：H1、H2；
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的组态也有2条：NH1、NH2。下文将结合生态农业培训实践，分别对高成效与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进行分析。
4.3.1 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分析
鉴于产生高成效的各组态中都出现了核心条件完全相反的情况，本研究根据2条组态中存在条件的情况，结合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现实状况，将这2条组态命名为市场—环保导向型和内外资源协同型。分析如下：
市场—环保导向型。对应的组态为H1，该组态中市场竞争和生态认知为核心条件，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条件出现缺席。这说明，在生态农业培训实践中，市场竞争和生态认知能有效弥补政策支持缺失问题，促进生态农业培训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会向培训主体传递出竞争信号，培训主体领导则能够充分意识到进行生态农业培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较强的生态认知能够提升培训主体对生态农业培训的响应效果。市场—环保导向型培训模式主要依托农业龙头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紧紧围绕生态产业所需的理论素质、生态理念、环保技术和治理能力，培训满足当地农业生态发展或企业绿色生产需要的技能而实施的一种培训模式。产业要生存，必须要通过抢占市场份额获得利润，只要竞争意识和生态认知强，无论是否有政策支持或充足的培训资源，培训主体都会加大培训力度，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生态产品。组态H1可以大致解释34.4%的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样本。此组态的代表性案例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生态农业培训项目。该类公司以促进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满足生态理念知识技能需求为核心，深入推进生态农业培训的提质增效。结合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实际，统筹各类培训资源，分层分类指导，通过规范性管理、创新的培训机制，不断完善培训组织、培训方案、培训形式，从而构建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
内外资源协同型。对应的组态为H2，表明培训主体受到外部政策的扶持和内部资源的共同支撑，即便缺乏市场竞争和生态认知，仍然能够实现高成效的培训。培训主体感知到政策支持时，加之自身资源丰富，极易形成生态农业培训执行意愿，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
生态农业培训行为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政策体系，形成互动的闭环。组态H2可以大致解释23.2%的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样本。内外资源协同型生态农业培训模式主要依托农广校、涉农高校，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人力组织、资源调配等方面的优势，针对整个农民群体，使农民具有较高水平的生态知识、生态行为、生态意识，通过加大政策、资金、人力、场地等要素的支持力度，为生态农业培训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和物质保障。此组态的代表性案例为政府主办的各级农广校，联合农业院校、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园区等多方资源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培训体系。除此之外，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政校行企联动模式，合作共建培训学院和培训基地，丰富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质量。比较两类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发现，市场—环保导向型（H1）的覆盖度较高，它解释了高成效结果的34.4%，由此可见，较多培训主体依赖市场竞争与生态认知提升培训成效。而由内外资源协同型（H2）可知，当生态农业培训主体具备适当的政策支持与培训资源，同样也能够提升培训成效。
4.3.2 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分析
本研究根据2条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各条件的出现情况，将其分别命名为环保驱动型和政策扶持型。分析如下：
环保驱动型。对应的组态为NH1，市场竞争和培训资源作为核心条件缺失，可见无论是否具备政策支持，只要培训主体缺乏市场竞争刺激，且缺乏充足的培训资源匹配，伴随生态认知的淡化，便会降低生态农业培训的成效。需要指出的是，该组态表明在培训主体没有充足的培训资源，且市场竞争缺失的情况下，政策支持与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无关。即在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及培训资源均未对生态农业培训行为有影响的情况下，即便具备生态认知也无法形成高成效的生态农业培训。环保驱动型培训模式主要依托农业科研院所等机构为实施主体，此类机构在生态认知的驱动下，倡导环保理念，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示范带动周边农户的生态农业实践。此组态的代表性案例为部分农业科研院所，为助力乡村振兴建设，不定期开展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提升基层农技人员生态认知、乡村治理能力等综合素质，助力生态农业与绿色农业发展。但由于自身科研任务重，培训资源不足，缺少固定专业的团队，且不存在市场竞争压力，故培训缺乏持续性，后续对学员的回访以及跟踪指导远远不够。组态NH1可以大致解释40.8%的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样本。研究还发现，该组态案例覆盖度比其他组态都高，因此该组态效应对构建新型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策扶持型。对应的组态为NH2，政策支持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市场竞争作为辅助条件出现，生态认知和培训资源缺失。该组态表明，虽然有政策支持，但生态认知缺失，培训资源不足，即使存在市场竞争，生态农业培训还是难以实现高成效。这说明，不以培训资源为载体，加之缺乏生态认知，而仅依靠政策支持仍然难以形成高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政策扶持型生态农业培训模式主要依托农业合作社等农村基层组织为实施主体，此类机构能够有效掌握农民的技术需求，促进生态农业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加快生态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提高生态成果的转化率，从而完善了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组态NH2可以大致解释15.3%的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样本。此组态的代表性案例为农村合作社培训，这类培训主体的培训资源薄弱，人员的生态认知不强，虽然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如一些政策性补贴，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培训主体的生态农业培训行为，但这种激励不可持续，若政策发生调整，合作社的生态农业培训行为将无法继续进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于合作社的生态农业技术培训具有一定影响，但由于政策设计还不够精准化和科学化，使得合作社生态农业培训收效甚微。该组态充分说明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培训资源不足与生态认知不强的情况，仅依赖政策支持，生态农业培训会变得举步维艰。
通过上述4个组态对比发现，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组态要素并不是相互完全对称，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与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并非完全对立。与此同时，对比组态H1与NH1可知，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和生态认知三个前因条件存在非对称性，具备有力的市场竞争和较强的生态认知便能形成高成效的生态农业培训模式，与培训资源无关（H1），而培训资源的缺乏和市场竞争的不激烈阻碍了高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的构建，与政策支持是否存在无关（NH1）。
本研究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政策支持、市场竞争、生态认知、培训资源4个前因变量对生态农业培训的综合效应，梳理出我国现有生态农业培训模式，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一是生态农业培训由多个前因变量共同影响，各前因变量对生态农业培训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二是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模式有两类，分别为市场—环保导向型和内外资源协同型。市场—环保导向型模式是由高市场竞争、高生态认知以及政策支持缺乏联动匹配而成；
内外资源协同型由政策支持、培训资源以及市场竞争缺乏、生态认知缺乏联动匹配而成。此外，市场—环保导向型相较内外资源协同型更有可能有效提升生态农业培训成效，即市场竞争与生态认知的协同对生态农业培训激励影响更大。三是非高成效培训模式有两类，且与两类高成效培训模式存在非对称关系。对比两种模式发现，政策支持、市场竞争和生态认知具有非对称性。
生态农业培训成效高低取决于培训主体的内部资源、认知以及外部竞争、政策的结合方式和程度。管理者通过加强自身内部管理以及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深入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和资源有限的挑战，实现生态农业培训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当前生态农业培训现状，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多重条件联动协同效应揭示了生态农业培训的复杂性，这说明面对市场竞争与资源有限的压力，培训主体应关注政策支持与环保动态，建立健全政策监测和响应机制，依赖自身资源及时做出响应。第二，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与非高成效生态农业培训组态的发生具有非对称性。管理者不能仅凭传统经验总结出非高成效的原因，在开展生态农业培训的过程中应把握好各前因条件之间的匹配关系，注重团队合作和资源整合，善于发现并利用各种资源，包括政策支持、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以提高培训的效率和质量。第三，针对不同培训主体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提高生态农业培训成效。对于资源不足的培训主体，政府需要因势利导，通过资金补贴、项目扶持等手段，实现培训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农业生态技术推广；
而对于资源充足的培训主体，需要通过政策将资源分配权让渡给市场，鼓励多元竞争，推动农业生态认知和技术的普及，实现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扩展阅读文章
推荐阅读文章
恒微文秘网 https://www.sc-bjx.com Copyright © 2015-2024 . 恒微文秘网 版权所有
Powered by 恒微文秘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蜀ICP备1501350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