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兮之
世上，还真有无巧不成书的“巧”事，有的似是很难解释个中之“巧”。下面所讲的常书鸿、常沙娜、樊锦诗、屈建军的故事，竟就有如此多“巧”连着“巧”——
冥冥之中，有此不幸中的万幸，也许真是上天有眼，护佑我华夏文化瑰宝。莫高窟先巧遇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后又巧遇了“大漠游侠”屈建军。更巧的是，似天意令“钟情”防沙治沙新闻的记者让这两位“相聚”于这篇报道中。
今年，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记者自当写一写这位“治沙”先驱——似从未有人这么称呼过，以深切缅怀这位为保护莫高窟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
话说两三年前，很少看电视的我，偶尔打开电视机，《谢谢了，我的家》正在播出。恰好看到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回忆乃父常书鸿的故事。而我又恰好在写防治莫高窟流沙而闻名的屈建军的故事。这两位因“沙”而交集，又因“沙”而走入记者“笔”下。
缘！缘为上，因“书”而巧遇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几乎无人不晓。
一边看着《谢谢了，我的家》，一边忆及2015年10月的一天。那天，记者为赶行程，一大早就来到莫高窟。时间有点早，还没有开放，经反复解释，工作人员同意让记者入窟参观。由此，才得以一睹仰慕已久的瑰宝的神采。
见到古代艺术珍品，自然是满怀欢喜。只是在欣赏过程中，心却在隐隐作痛。那些壁画雕塑被毁的陈迹清晰可见，那些被风沙侵袭的旧痕依稀可辨，这都无不刺痛着每一位有良知的参观者。
这一文化遗产为后人研究历史、文化、美术、音乐、舞蹈、建筑、科技、医药、生态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其始建于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西夏、元等10多个朝代持续不断的兴建，成为当今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藝术最精美的石窟艺术宝库。1961年，莫高窟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作为我国第一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由于晚清、民国政府腐败无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已。搬得动的经卷、佛像等宝藏几乎都被英、法、俄、日等国的“盗贼”悉数偷去，还有一些宝藏又被官僚文人窃为己有。连壁画也剥下盗走了不少，剥不动的竟用胶带粘下来带走。
幸之又幸的是，一次偶然机会，常书鸿巧遇了“莫高窟”。常沙娜介绍说，她父亲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见到一本《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方知祖国遗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1936年，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国。1943年，几经周折才抵达期盼已久的莫高窟。此后，他历经种种磨难，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把这座艺术宝库余下的瑰宝保护下来。
记者徒步来到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有一片简朴高洁、庄严肃穆的公墓，那里葬有10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工作者，在此永远守望着莫高窟。“常书鸿同志之墓”瞭望正对面的“九层楼”，墓前地面上镶嵌的“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名碑格外耀眼。
沙！沙为媒，因“沙”而交集
时已至此，洞窟里的壁画艺术珍品虽不再遭人为破坏，但地处戈壁荒滩中的洞窟却继续深受风沙的侵袭。常沙娜说，当时常常见到流沙不断地从窟顶往下冲。眼看着石窟就这样一层一层被掩埋，她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阻止沙子流下来。据有关资料介绍，常书鸿一到莫高窟便组织力量清沙，清理掉一点就少一点。雇来的员工没有经验，又不习惯戈壁滩的生活，很多人托辞返乡探亲便一去不回。为了鼓舞士气，自己带头和民工一起劳动，自制“拉沙排”，把洞内积沙拉到水渠边，然后再提闸放水把沙子冲走。常书鸿在手稿中写道：“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一些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了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
流沙治理起来很难，自然是耗工耗资耗神。常书鸿希望这2公里长的土墙能把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都保护起来。然而，这种保护方式治标不治本，短期内还有点效，时间一长又回到之前了。有没有更好的法子？他想到了树，于是又带领大家植树，至今还留有他们当年栽下的大树。就孤陋寡闻的记者所知，常书鸿应该称得上是用树“治沙”的先驱（是不是第一人？有待考证）。在沙漠干旱地区，即使有树也非一劳永逸，关键是要彻底解决来沙的源头。
幸之又幸的是，后来，莫高窟遇上了中国科学院原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屈建军。
有“大漠游侠”之称的屈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年的情形还是十分感慨。莫高窟的风沙危害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出现了。到上个世纪的40年代，莫高窟下面的大部分已被沙子掩埋。195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后，就把清沙防沙列为保护石窟的重点工作。在制定《1956—196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工作规划草案》时，把防沙治沙工作列入有关项目。先后在窟顶实施了多种防沙治沙工程，只是未能找到根治沙害的有效办法。
时间来到1989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深感沙害到了不得不根治的地步。考虑研究院的力量实在是无法解决，便力邀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来支持。
12月，屈建军和他的老师凌裕泉领命来到莫高窟。只见风一刮，窟顶上的沙子就像飞流直下的瀑布。心想如果照此下去，真的是要不了多久，莫高窟很有可能被埋掉。他们听了樊锦诗等人的介绍，知道莫高窟在60年代搞过防沙沟、防沙墙、崖面防沙栅栏等。限于当时的条件及技术，没有可能化解风沙的巨大威胁。
1990年，凌裕泉调去塔克拉玛干沙漠油田去防治公路沙害了，屈建军便留在莫高窟继续深入研究。他回忆起那年秋天，就治沙的事前往拜访常书鸿。老先生谈起风沙危害的严重性，说多年治理一直效果不大，自己的心情十分沉重，寄希望年轻人能想方设法把沙治住。当时正值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老先生为鼓励屈建军，特意赠给他自己亲笔签名的会议首日封。
吹！吹为奇，因“象”而治理
如何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屈建军苦思冥想，关键是要对症下药。只有摸清风沙运动规律和风沙危害方式才可能找到应对之策。
项目启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当大风沙天气，窟顶上常常能见到屈建军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在观察时，留意到一团干枯的沙拐枣旁竟出现了三条积沙带，说明此地不止一个风向，起码是有三个风向。受此启发，屈建军扩大考察范围，发现三个植物堆积体恰好对应着当地金字塔形沙丘的三个面。
后来，屈建军的研究团队通过风洞模拟试验，提出了金字塔形沙丘形成机制的原理。戈壁风沙流的特征，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流沙走向，而是随高度提升，呈现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的特征，就像是一个“象鼻子”。其风沙运动规律是：输沙量随高度增加不再简单服从指数或对数关系递减，其极值出现的高度会随风速的增大而上移。屈建军把它形象地总结为“象鼻子效应”。这一发现为莫高窟顶上的防沙治沙提供了理论依据。
发现风沙运动规律特征，就可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切断或削弱来自鸣沙山的沙源。要从根本上消除风沙活动对莫高窟的危害，必須采用以阻为主，阻、固、输、导相结合的防沙原则。根据观测和试验的结果，屈建军提出在窟顶建立阻沙区、固沙区和输沙区，构建一个“六带一体”的防护体系。
阻沙区就设在鸣沙山流沙前缘，由高立式栅栏构成，使来自主害风方向的风力减弱，使携带的沙粒沉降堆积，也就切断或削弱了沙源，有效减缓沙丘往洞窟方向移动。
固沙区在阻沙区下风向的平沙戈壁上，通过半隐蔽式麦草方格沙障带和无灌溉条件下的人工固沙植物带，使沙子就地固定下来不再起沙。
把沙砾质戈壁设为输沙区，保持已固定的原生砾质戈壁为“空白区”，还要有意识加强人造砾质戈壁，这样一来可以利用偏东风对窟顶沙子反向搬运回鸣沙山。
通过构建“六带一体”综合防护体系，吹向莫高窟的沙子减少了95%左右，基本上治住了莫高窟的沙害，完成了几代人的厚望重托。这一“风沙灾害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故事讲到此，读者是否得出了“莫高窟，因何而转危为安”的答案？
常书鸿：中国现当代油画家、敦煌学家、艺术理论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兰州艺术学院院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壁画临摹作品有《鹿王本生（257窟）》等，油画作品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等，发表文章有《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出版《敦煌彩塑》、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
常沙娜：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设计家，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论著有《敦煌藻井图案》等，设计作品有人民大会堂外立面建筑装饰设计等，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等设计。
屈建军：中国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甘肃省风沙灾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合著8部，在《中国科学》《Gondwana Research》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46篇，发明专利150项（第一发明人51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排名第四）等11个奖项，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获“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出版《敦煌石窟》等10多部专著，发表《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等50多篇论文，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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