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沂孙（1812或1813—1884年），字子舆，一作子与，号泳春，晚号濠叟、观濠居士，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官至凤阳知府。杨沂孙在周秦诸子、文字学等方面均有涉猎，归隐后以书法名世，尤以篆书影响深远。其书名当代书者并不陌生，但其作品并没有集中收藏的机构，多数散落在国内外各大公私机构。因此，当代书学研究者对其师承取法、技法、书学观念及艺术风格，乃至作品收藏和整理都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
杨沂孙家境优渥，其祖先通过经商和行医为后人步入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杨沂孙一代，杨氏家族在常熟科名鼎盛，家族中进士和举人有十数人，成为当地有名的望族。这使得杨沂孙能够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他日后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提供了优良的成长环境。杨沂孙的主要书法成就是篆书，他也是清代“金石学派”中，继邓石如之后又一影响深远的书法家，对吴大瀓、吴昌硕、黄士陵等人的书法与篆刻艺术创作具有启蒙和指导作用。可以说，杨沂孙的篆书开启了古文字尤其是篆书“由画转写”的先河，对篆书的书法化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
师承古法
清代前期，由于康熙皇帝喜好书法，宫廷书家着意复古，并开始投入到篆书和隶书的创作当中。清代早期的书法家，如王澍、董邦达等人均在篆书方面有所建树。但清早期书法家往往将小篆当作一种碑额或书画作品引首用的美术字体，且只对篆书线条进行模仿与勾勒，从形似的角度进行篆书创作。还有书法家甚至将毛笔进行改造，剪锋烧毫，使书写出来的篆书线条粗细均匀。这样做虽然使小篆的外观一致，却并未融入书写意趣，只是“画字”。
在“金石学”兴起之前，书法家对古代文字了解并不深刻，除了对钟鼎彝器上的古文字进行模仿之外，参考资料仅为《峄山碑》《三坟记》等传世已久的碑刻拓片，并未对古文字的发展与演变进行深入探讨。在“金石学”兴起之后，以洪亮吉、孙星衍等人为主力的“乾嘉学派”对中国古文字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研究，并依据《说文解字》等工具书中指定的造字标准，对古文字的再创作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在此基础之上清代的篆书创作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多数书法家依然停留在对小篆书写的表层，创作时仍是以“玉箸篆”为主流“画字”，讲究外观光洁优美，笔墨匀称，而非对文字的“书写”。
直至邓石如的横空出世，小篆的创作才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杨沂孙在《跋邓山民楹帖》中就曾强调：“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这里的“山民”即是邓石如，“毗陵先辈”指的是张惠言、李兆洛和吴育等人。这些儒家学者均是邓石如书法的推崇者，李兆洛还是杨沂孙的老师。从邓石如的书法风格可见，他上溯秦汉古意，并对当时已经出土的大量古代碑刻有深入研究，在书写时使用长锋羊毫，将原本凿刻出来的线条书写出来，笔画劲健，结构宽博，章法森然，这与传统的唐代篆书迥然不同，也与当时流行的“画字”之法有明显区别，可以认为是篆书“书写”的开端。而杨沂孙正是在邓石如的书法基础上，对篆书的书写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推动了篆书书法化的进程。
革故鼎新
邓石如去世之后，其子邓守之曾在常熟与杨沂孙有过来往。在此期间，杨沂孙见识了大量的邓石如墨迹和篆刻作品，由此得窥邓氏篆法堂奥。但杨沂孙对书法的学习并非独守邓石如之篆法，而是广泛吸收“金石学派”诸学者对古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成果，这也是他能够驾驭邓石如之篆书笔法的重要原因。如杨沂孙的书法，笔画的起笔墨色较浓，而收笔多是枯笔，且大量使用方笔；
其点画参差错落，体势磅礴，与《天发神谶碑》的文字结体十分相似。此后，伴随着大量商周青铜器的出土，金文逐渐普及。杨沂孙也加入了金文研究的队伍当中，他在《观濠居士文集》中写道：“予昔游嘉定，与陈小莲瑑友善，示余盂鼎文，云邑人周某令岐山，适遇此鼎出土，拓其文，寄令释之，时道光丁未岁也。予绝爱其文，有结体波折、深悟古文之法。”又云：“余外家壻乡皆在毗陵，故少时屡见此盘（虢季子白盘）于徐传兼年丈家……古人云：得晋唐墨迹数行，专精学之，可以名世。古文与今隶无异道也，若于此拓临写无间，何患不出斯冰俗篆之上乎？”
这里的“盂鼎”和“虢季子白盘”是杨沂孙的求学生涯中所见过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代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铭文给杨沂孙的书法创作带来深刻启发，让他脱离了李斯和李阳冰风格的“俗篆”，转而开始了更高古的书法创作：“学篆当先学鼎臣，次学《国山》《开母》，再学《石鼓》，再学彝器文，乃进而愈上也，阳冰之书传世者，惟《缙云城隍庙碑》为可学，余皆不足学。”
相对于小篆而言，以金文为代表的大篆即是杨沂孙所倡导的书法学习范本。在其著作《在昔篇》中，杨沂孙明确强调了对金文大篆的学习的必要性：“唯此吉金，亘古弗敝。得而玩之，商周如对。以证许书，悉其原委。漆墨易昏，竹帛速坏。石刻虽深，久亦茫昧。若彼猎碣，模糊难视。惟有盘匜，铭辞犹在。藏山埋土，时出为瑞。阅世常新，历世无改。”
这种书学思想和文字研究，使得杨沂孙虽师出邓石如，但并未对其亦步亦趋，而是开拓了潇洒和宽博的书法风格。后来杨沂孙将自己的书法与邓石如相比，在大小篆方面相当自信的评价：“吾察吾书，篆籀颉颃山民（指邓石如），得意之处间或过之，隶不能及也。”
杨沂孙的书法风格也直接影响了其印章创作。后世对杨沂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书法成就，他的印名则被书名所掩。篆刻艺术的基础即是篆书，“邓派”的创始人邓石如本身就是一位篆刻名家，其篆刻风格以线条流畅婉转、布局对比强烈而闻名于世。邓石如强调“印从书出”的篆刻理念，对杨沂孙的篆刻风格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博物馆藏有杨沂孙一方朱文印“千潭壹月”，有边款云“印泥画沙济双美，得心应手擅众长”。此方印章的文字线条以切刀为主，从印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切刀的用刀痕迹，且线条雄浑有力，不显破碎，文字线条婉转流畅，优美自然。其布局也与邓石如的篆刻风格一脉相承，采用对角线呼应的布局方式，“千”“月”的笔画较少，占据空间较小，且有大量留白；
“潭”“壹”的笔画较多，留白很少。由于杨沂孙生前书法作品较多，这使后人忽略了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加之其篆刻作品存世也较少，因此这方印章就成了杨沂孙的代表性篆刻作品。
后世影响
杨沂孙作为承接邓石如书风的重要书家，对清代篆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清代篆书开始脱离原本呆板纤弱的面貌，转而形成真正的书法艺术。
后世书法家对杨沂孙均有极高评价。清容庚《丛帖目》中记载篆刻家徐三庚对杨沂孙的评价：“濠叟书神似《石鼓文》，予素所膺服，是册圣佐陈君钩付剞劂，足为后昆轨则。陈君受业于濠叟之门人，渊源有自，宜其宝之如星凤也。”杨守敬《学书迩言》中说：“《石鼓文》，或以为大篆，出于周宣王史籀……常熟杨沂孙学之，自称历劫不磨；
吾友吴仓石仿之，亦喧嚣一时。”
受杨沂孙影响最大，且声名最著者莫过于吴昌硕。他对杨沂孙的书法艺术推崇备至，尝言：“近时作篆，莫郘亭用刚笔，吴让老用柔笔，杨濠叟用渴笔，欲求三家外别树一帜，难矣。予从事数十年之久，而尚不能有独到之处，今老矣，一意求锋平直，且时有笔不随心之患，又何敢刚与柔与渴哉。”吴昌硕的书法，即以“石鼓文”为基础，并且延续了杨沂孙的篆书风格，将柔美的小篆线条改作刚健平直的笔画，并刻意将笔画连续处断开，形成接笔的特征。这样就在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节奏，为篆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
杨沂孙早年从邓石如入篆书门径，融汇百家之长处，然后以“金文”“石鼓文”丰富其笔法和字法，打破了清代以来“玉箸篆”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宽博雄浑、方正古雅的艺术风格，为篆书的书法化进程铺平了道路，并为后世的篆书和篆刻艺术创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虽然杨沂孙在书法艺术创作上仍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明确指出了篆书创作的目标，可以视其为晚清篆书创作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
毛代炜，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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