嵊州刘文西故居馆艺术乡建路径探讨：基于主体间性视角的考察

文/图：陈垂松 孙蕴宸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2020 级本科生

汪利（通讯作者）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

为贯彻落实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浙江省省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局、文联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通过开展艺术乡建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及美化乡村环境，并促进人民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乡村文化发展。本文旨在从主体间性视域出发，探讨如何平衡政府或艺术家主导的艺术乡建和村民主体性的关系，以嵊州刘文西故居艺术馆的设计实践为案例进行研究，并尝试基于主体间性视角的考察探析艺术乡建的实践路径。

1.主体间性概念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是建立在交往和互动基础上的，对于世界的认识需要考虑不同主体之间的共享和交流。[1]在艺术介入乡建的过程中，基于主体间性视域这一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互动和交流，在于强调关注乡建中不同主体的相对地位和作用，其中政府、企业、艺术家、居民和村民等不同主体需要通过对话、合作和信息共享，互相理解协调并共同制定乡建方案，从而促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

2.艺术乡建概念

许村计划实践者渠岩指出，艺术介入是能够最大限度实现乡村人工发展、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三方面平衡的乡建模式。艺术乡建起源于山西许村计划、浙江文村计划和安徽璧山计划，是以艺术为核心的综合性建设，旨在通过艺术创作、文化互动、环境与公共艺术设计等艺术策略提升乡村文化内涵、社会生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其强调乡村主体，以推动乡村生活环境改善和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振兴为双重目标。

3.艺术乡建选择的主体性偏差

艺术乡建中多方社会主体的介入，可能会带来村民话语权的削弱。例如，企业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容易忽视村民对艺术空间和生活环境的要求；
艺术家作为拥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一方，往往忽视村民艺术感受，造成与村民的艺术鸿沟或抵触心理，使乡村成为艺术家的独立创作舞台，这种艺术乡建主体性偏差将导致后期介入方撤离后，村民持续建设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不足。

项目现状鸟瞰图

4.艺术乡建出发的目的性偏差

艺术乡建旨在通过艺术介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时改善乡村文化氛围。然而在实践中的目的性偏差主要体现在过分强调艺术手段，而忽略了乡村发展的实质。乡村可能面临产业落后、人才缺乏与脱离实际等潜在问题。例如，过度强调艺术性与文化性，忽略村民创收、生活条件改善等实际需求；
乡村资源单一、设施落后，导致旅游等产业升级难度大，未能真正体现乡村的特色和需求。[2]

5.艺术乡建实现的可持续性偏差

艺术乡建存在过于强调短期效益而忽略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情况。在整体性上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往往难以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乡村建设差异与特色的不足也导致后期村民与游客的审美疲劳。此外，村民艺术修养与主观能动性不足、地方戏曲与庙会没落、长期规划经验欠缺等都影响到艺术乡建的持续性建设，对乡村发展的长期带动成为问题。

1.空间环境肌理的拓展，主体参与性建设凝聚空间认同

项目位于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场域空间与水系空间肌理相互交织构成江南古城环境局部肌理。此外位于项目所在地长乐镇的钱氏大新屋、崇仁古镇民居等明清古建筑在嵊州连片成群，各村镇中高密度的古民居与公共建筑相互挤压，占据大部分面积并形成高开放化的条带状街巷，这些街巷在本质上链接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以纽带形式递进村民关系的同时构成嵊州空间环境肌理的重要因素；
建筑肌理方面上体现在"分户合族，聚只一家"。经历新旧并存以及新故相推的演变后，新建的现代民居在保留当地特色古建筑“老台门建筑”的特征上有机更新。以三合或四合院落式坡屋顶建筑作为基本住宅单位，在嵊州长乐镇的刘文西艺术馆建筑项目中，设计师采取创新方式将整个艺术馆的大体量分割为多个相互围合、高低错落的小体量建筑体块，不仅与周边的合院式民居建筑形式相呼应，同时也形成了多个视觉通廊，并创造了框景效果。其设计手法使得建筑与周围的田野和山景相融合，将外部景观引入建筑内部，为嵊州村的建筑景观增添了新的魅力。

此外，为充分融入当地空间环境肌理，设计采用对坡屋顶形式，成为周边双坡屋顶式传统民居的变体，在保护和延续当地空间肌理形态的同时，再生和发展新兴建筑形式，破除乡村建筑的呆板印象。新建艺术馆建筑形式作为从传统民居中转化的公共艺术建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新，在参观的过程中能够提高游客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2.地域民俗信仰的修复，参与性的艺术乡建主体性表达

项目设计总图

余秋雨在《中国文化课》中指出，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乡村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床和根脉，孕育德业相劝、以丰补歉等中华文化精髓，涵养诸如古建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与古农业遗迹等文化遗产，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生动力。然而急速演进的城市与工业化改造正不断解构乡村文化的认同基石，乡贤文化式微、村民信仰崩解，乡村文化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村民的精神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乡村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随着浙江省《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印发，以艺术乡建的形式介入乡村，进行文化价值与文化信仰重塑，建立城乡文化互哺机制迫在眉睫。[3]村民作为艺术乡建的主体，在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艺术乡建强调乡村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发展，需要在乡村内部形成可持续的艺术生态系统。村民作为艺术乡建的主体，通过参与项目的规划、管理和运营，可以确保项目的长期发展和社区的参与度。其可持续性的主体性参与，对于乡村规划、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参与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的文化多样性传承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场域人文底蕴的叙述，村民借助艺术实践维护乡土特色

新建与保留建筑分析图

我国学者段义孚从人本主义的视角考虑，认为场所空间精神是经由人的居住与经常性接触，对场所产生各种强烈和持久的情感依附反应。[4]在具体的乡村场所精神营建中，以建筑为媒介的文化与艺术介入利于唤醒村民对乡村的归属感，从而引发集体共鸣、重塑文化自信。嵊州水竹村沿绿溪江而建，三面环山、山间梯田与平原旷野交相辉映，水土养人。村中建于清朝的砖木结构建筑保存良好，加之仿建的刘文西故居，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然而，随着村内刘氏宗祠因年久失修而拆除，700 余年树龄的古樟树因水泥浇筑失去活力，村民失去文化活动场所的同时，村落公共空间亟需焕新。基于刘文西艺术馆总图设计策略用以营造艺术馆独特的景观与乡土建筑特色，整体场地上保留了部分原有建筑，并进行延展拓建等工作。结合场地的东侧开辟了水域用以呼应绿溪江与山川景色，形成了山水交映的空间意象。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设计团队在艺术馆的规划中注重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以创造乡村场所的独特精神氛围。整个展馆的布局采用了沿水面而建的方式，以引入自然景观，使参观者在展厅和休憩空间的角落都能欣赏到美丽的山水景色，创造出步步有景的视觉体验。在建筑材质的选择上，兼顾著名艺术家刘文西先生的“黄土画派”艺术特色以及嵊州当地民居常用石材的特点。为了体现艺术家对乡土的亲近和朴实精神，主要采用夯土作为建筑的外立面表现元素，与艺术馆的整体理念相契合，通过场所空间精神的营造，使村民在公共空间中获得文化自信。

1.重塑内部情感链接与激发主体互动意识

《国务院在关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文化是乡村人居环境的灵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和依托，重视艺术乡建中本土文化保护传承，维系其与乡建主体的情感链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要实现与本土文化属性契合的乡村振兴，主要在于活化乡村自然人文资源，传承乡土地域文化特色，提高村民艺术素养，强化乡村文化认同与乡村资源价值体现。基于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艺术乡建路径则要充分体现旨在通过艺术的介入来重塑乡村社区的内部情感链接，并激发居民的主体互动意识。为了凸显地域文化的特定性，借助激活文化资源，打造精神地标的方式来提升乡村文化的功能性。艺术乡建通过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示，打破了传统乡村建设中的单一功能性，给乡村增添了艺术的氛围和审美价值。通过举办艺术实践活动，吸引更多的村民积极参与，促进村民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有助于激发居民对乡村发展的共同关注和参与意识，形成良好的社区互助和合作氛围。[5]

渲染效果图

2.产业体系的动力激活与民艺特色的重塑

村民作为最直接的农业经济活动从事者，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持措施，鼓励艺术家和设计师参与乡村建设；
市场可以通过培育文化旅游市场、打造乡村产业品牌等方式，推动乡建产业的发展；
借助新技术的应用创新推动艺术创作、智能化乡村建设等，为乡建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此过程中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与地方文化作为乡村发展的主要框架缺一不可，否则将面临诸如多主体利益争议、产业模式趋同、创收后劲不足等隐患。例如，存在村民的精神需要与企业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要求相悖，乡土特色的审美偏向与艺术家的创作渴望冲突等问题。为此，需要以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艺术乡建介入，引导艺术家与企业深研地方传统民间手工艺、建筑营造手法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打造内蕴地方文化的特色产业，从而推动乡贤人才回归、在地艺术深度介入乡村生活，实现对村民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在各个乡建主体所认可的价值观指引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正向循环得以激活，实现平衡各方诉求的产业革新性发展。

3.城市文化入侵的规避与城乡互动的建立

刘文西馆南立面图

从田园牧歌的村落式聚居到大刀阔斧的城镇化建设，现代城市文化既是对优秀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继承，也是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中不断演进的结果。随着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现代化的观念在城乡的各个角落渗透，个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走向多样化，例如城镇居民难以融入乡村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分歧开始显现。为规避由城市相对乡村的强势地位而带来的潜在文化入侵风险，拓展城乡文化互哺与流通机制的建立是关键所在。[6]借助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艺术展览、演出、手工制作工作坊等，吸引城市居民来到农村地区参与活动，增强城乡互动和交流；
创造性将艺术乡建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引入，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建立合作机制：建立城乡合作的机制，通过政府、社会组织、艺术家等多方合作，共同推动艺术乡建的发展，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1.主体性表达，乡建主体确立与参与性的设计实践

江凌教授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促进地方创生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省思》中依据参与主体的主导性与运营模式差异，将艺术乡建划分为外部输血、内部造血以及内外部协同三种模式。[7]受制于刘文西艺术馆单纯的艺术展示与民宿项目属性，美术馆的经营逻辑与创生路径有别于村民通常理解的简单商品交易，造成村民在认知上的偏差，导致其收益预期降低，继而制约了村民在项目初期的信心，并以其设计参与积极性不足的表现体现出来。从刘文西艺术馆后续运营情况来看，内部供血不足主要源自乡建主体不明确、沟通渠道疏忽所导致的设计人员与村民的直接交流欠缺，因此在以后的乡建中要着力于打通各主体之间，特别是设计人员与村民端的交流与沟通，促使主体间性视域下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2.产业性构建，乡建目的扶正与产业营利性的共识

交通流线分析图

基于艺术乡建语境下的建设主体主要涉及政府、艺术家、村民、企业、小微创客等，由于艺术乡建难以协调与满足其承载的各方诉求，容易产生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对于村民来说，尽管关心乡村环境和空间的更新改造，其最终期望仍是艺术介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生活质量提高。为此，艺术家和企业要带着设计的同理心尝试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以期达成对乡建目的是什么、为谁服务的共识，避免由于村民的缺席与旁观，带来介入因素撤离后乡村发展的回退。[8]艺术乡村发展项目需充分考虑当地乡村的文化资源和村民实际情况，以提升村民运用艺术表达自我的能力，实现乡村产业的盈利性和可持续发展。此外，艺术乡村建设应避免与广泛的乡村建设脱节，而应综合考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整的乡村产业体系，从而有利于探索新的乡村建设路径，如将艺术与教育等领域相结合。

3.系统性布局，强化使命担当与在地性场域的营建

改造效果鸟瞰图

艺术特色不明显、创作主体后劲不足是艺术乡建当前面临的现实落差，受限于一般村民知识与艺术修养不足的可能性，当艺术家离场，面对人们的新鲜感减弱与审美疲劳，村民可能难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乡村艺术发展。[9]比如，刘文西艺术馆作为画展+民宿模式的政府主导建设项目，新建之际尚能以其艺术价值和审美体验带动当地经济与产业发展，当项目末期设计师与政府退场，其可能面临展画一成不变，对游客失去吸引力的困境。政府方面可以通过引导村民参与体验和学习本地艺术来提升艺术素养，使艺术深度融入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使村民成为艺术乡建的真正主体，实现艺术自治的文化内循环建设。综合企业和艺术家方面，需要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促使艺术项目在地化，强化企业和艺术家的使命感和担当感，避免他们成为乡村建设和艺术创作的短期参与者，充分给予村民对乡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从而实现多方持续合作，拓宽振兴路径。[10]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振兴正不断对城乡社会带来持续且深入的影响。艺术介入式乡建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新范式，以艺术作为文化媒介，为重新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探索城乡文化互哺机制营建提供可能，为推动对乡村场所空间精神的修复以及乡村文化信仰重塑提供了信心。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指导，以刘文西艺术馆为案例实践，旨在避免过度强调艺术主体的作用，而是利用艺术作为纽带和桥梁的身份，通过激活与规模效应的营建，利用乡建主体确立与参与性。通过刘文西艺术馆等文化项目的建设，引入艺术元素并借助其产生的规模效应，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和壮大。通过村民地域情感链接与文化属性契合，加强村民与乡村的情感纽带，使其与乡村的发展目标和文化价值产生共鸣。要注重培育村民的地域情感，促使其与乡村的发展密切联系。主体性视角下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发挥，同时艺术乡建作为媒介和催化剂的价值得以体现，从而激活乡村的产业资源，为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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