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明代宁夏镇经济变迁与多民族交融互嵌研究

于光建，杨嘉禾

（宁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有明一代，宁夏镇地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素来为古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重地，军事地位突出，民族结构较为复杂，是多民族交融共居的典型区域。该区域在两种经济文化模式的冲击下，突破族缘边界发展形成地缘文化，从而推动当地多民族居民的身份构建与地域认同，是当地形成深层次民族互嵌格局的重中之重。明政府在宁夏镇的经略，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随着大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移民进入宁夏镇，该区域民族互嵌格局进入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时期。纵观这一时期宁夏镇社会与民族互嵌格局的发展历程，经济变迁始终是推动当地发展的内在动力。

目前，明代宁夏镇经济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屯田”与“互市”。左书谔等学者指出，可将宁夏屯田发展大致分为洪武、永乐初创，宣德至万历全面发展，万历后逐渐衰落，并进行了成因分析与对当地影响的探讨［1］。刘菊湘在《有关明代宁夏镇屯田的几个问题》中详细从时间、类型、剥削量谈及了宁夏各类屯田的状况，指出其衰落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不足、战事频发以及灌溉问题［2］。王群探讨了屯田与当地资源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指出屯田开发引发人地关系紧张，不利于长期农业的发展［3］。关于宁夏镇民族贸易，张天福结合明朝对蒙政策的变化，指出宁夏地区蒙汉贸易的限制逐渐减少，性质也渐渐由官方向民化改变，形成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推动了族际间经济交往，是保障边地和平的经济基础，并结合发展状况指出了宁夏镇内地化进程对蒙汉贸易发展产生了影响［4］。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代宁夏镇民族互嵌格局得到发展，有学者关注经济模式与社会文化发展间的关系，余同元指出，边地经济从屯田发展至互市，引发了边镇经济模式从“消费”到“交换”的转化，推动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利于民族交融催生了长城文化带的发展［5］。霍维洮在《宁夏民族与社会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明清时期是宁夏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进入宁夏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明清时期宁夏人口由流散转为聚集，经济逐渐兴盛，民族关系从对峙走向缓和，从而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高潮，强调了这一时期民族结构趋于稳定，并指出各族民众的合力建设使宁夏地区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点［6］。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从边地管理、族际交往、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涵化的角度具体性地探讨了明代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的过程，并指出明代自发的民族交融一直占据主流，民族格局发生新变化，各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增强，为之后的民族交融奠定了人口、地域基础［7］。本文旨在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身份转化以及民族互嵌格局的角度，尝试探索经济发展在当地民族交融互嵌过程中的作用。

明朝对宁夏镇的经略始于洪武三年，时年击败王保保，设立宁夏府，迁灵州民众于关内，后在洪武五年，明太祖“寻以其地密弥戎狄”，废宁夏府迁民于陕西［8］，使宁夏镇成为一个军事缓冲地带。这种极端的“蒙汉隔离”策略对于宁夏镇来说是一次对当地社会环境及民族结构的大范围重组与整合，综合行政职能完全被取消，彻底沦为一个无建制的，土地国家公有的“无人”军事缓冲区，这种“军事”“国家公有”的性质成为影响宁夏镇发展的重要因素。

洪武六年，太仆寺承梁荃仙帖木儿进言：“黄河迄北宁夏所辖境内，……，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9］，明太祖采纳了这一建议，奠定了明政府在开发、创建宁夏镇的工作重心：“重将镇之”“务农屯田”“军民足食”。洪武九年设立宁夏卫，确立了以“卫所军户”制度管理宁夏镇，至此明政府确立了军事化管理的政策，并开始了实质性开发，因此以军屯为中心的边防经济在宁夏当地逐步发展起来。（嘉靖）《宁夏新志》载，“一方之赋，尽出于屯；
屯田之恒，藉水以利”［10］，指出了宁夏镇的屯田经济对于解决当时西北边防军需供给的重要性。至永乐年间，已经有了“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11］的评价，大量的屯田开垦无疑在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当地生产生活、人地关系、民族关系、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初步奠定了当地新型多民族结构

明朝推进屯田移民的举措使当地民族结构发生变化，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但成分更为多元的多民族人口互嵌格局。在经历了洪武初年的区域人口重新整合后，宁夏镇人群构成更加多元，正所谓“五方之民”汇聚于此。“自洪武初，尽徙其民于关中，实以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有大批官员、文人谪戍至此［12］，多为江南人士。这批自中原而来的文人，有诸多家族后世居于此，使得中原文化、汉文化在宁夏扎根并广为传播。例如，宁夏胡氏家族，其祖胡累为江苏人，贬谪至宁夏左屯卫，后世居于此。胡氏家族后有胡汝砺、胡侍等，皆为宁夏著名士人，对当地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边地军士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地军士多来源于卫所本地和以陕西、河南为主的各地招募，驻防军官则多为因军功等原因驻防宁夏，以宁夏中屯卫相关记载为例可知多为中原及江南人士［13］。在弘治年间的一次征兵中指出，“所募兵不限汉、土、番、夷”［14］，后“宁夏得一万一千人”［15］，可见当时宁夏军官、军士是由多民族共同构成的。移民的迁入使得作为边缘地区的宁夏镇拉近了与内地的互嵌，加强了与腹里的联系。

宁夏镇还有大批内附鞑靼。蒙古鞑靼归附自洪武初年便开始陆续发生，到永乐年间，“鞑靼伪丞相昝卜……同佥阿东等各率所部来归，至宁夏，众三万”［16］，仅这一次就有三万移民涌入。明代政府对于内附鞑靼实行优待，对其贵族加官进爵，对于平民亦提供奖励，使其在宁夏镇得以定居，这些归附部落被称为“土达”。明时，称“降胡杂居曰土达”［17］，除归附的鞑靼部落外，还包括了一些其他民族，都是宁夏镇重要的民族构成之一。

（二）为交融互嵌提供了共同的生产生活平台

1.对当地的开发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场域

明朝，当地屯田的稳定发展使当地的区域社会初成规模，形成了有利于推动当地民族互嵌格局发展的区域空间。洪武年间，大兴屯田以备军需，宁夏卫设立后，为了开拓更多屯田，保障屯田能够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明朝推行屯堡制。洪武二十五年，置宁夏左屯、右屯、中屯卫专供屯种，洪武三十二年“复徙屯种军余于宁夏”［31］等。关于宁夏的屯，“宁夏多屯所，虏卒至时，恐各屯先受惊，可于四五屯内择一屯有水草者，……筑土城高二丈，开八门以便出入，……无事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驱牛羊入城固守”［32］，屯堡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屯田产量，而堡垒土城的建设对当地的城镇建设、生产生活内容等也有所影响，丰富了空间布局，进一步推进了宁夏镇的建设规模。

为保障军屯的稳定发展，明政府在当地大兴水利。元末，由于大规模的战乱致使当地水利沟渠破坏严重，然明一代发展至宁正“兼领宁夏卫事，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田数万顷，兵食饶足”［33］，宁夏镇的水利灌溉已恢复到了战乱前的水平，随后明政府不断完善宁夏的水利建设，使其制度化，提高了灌溉面积。提高了屯田产量的同时，定期的岁修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黄河水患问题，使得“溃水暴泄，不能灌溉”逐渐转变为“翼翼或或，绿野如云”“荒埂万余顷，咸得耕获”，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对宁夏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在不断的发展中宁夏镇形成了“汉渠春涨”的“塞上江南”的区域文化景观。

2.经济纽带逐渐增强

随着各族民众不断加入当地的生产生活建设，各族间的经济纽带逐步增强。

屯田推行初期，宁夏屯田以军屯为主，依照制度主要承担屯田生产劳作的是军户，由当地各族民众组成。军户进行屯田耕种，并进行操练防敌入侵，而每一军户除家庭成员外，还有军余，这部分人不服军役，不作屯丁，主要负责协助屯田正军，形成相互补给、相互协助的良性生产生活模式，在族际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团体，推动了当地多民族经济生活互嵌程度的加深。发展至永乐二年，建制余丁可以自愿领取屯地进行耕种［34］，军余获得了自愿参与领种屯田的权利，宁夏镇实行“军田五十亩为一分，一军承之，余丁则田无定数，许其过割”［35］。此时，军余所耕种的田地，虽然仍然归官府所有，但是军余可以长期占有，所以出现了“过割”这类买卖土地赋役的行为，呈现出屯田土地“民有”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意味着在屯田经济收益良好的情况下私有经济的萌芽，屯田的“军政”职能降低，生产资料逐步由“国有”向“民有”发展，更多民众参与其中，加深了屯田经济作为当地族际间经济纽带的影响。

商屯在宁夏也占有一定比重。明政府提出以商屯弥补军屯之不足，“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富商大贾悉自出财力，募民垦田塞下”［36］。商屯设立后，一部分来自南方的淮商等迁入了边地，加强了边地与腹里的联系，使得“五方之民”“五方之物”进一步汇聚于此。万历十五年，“陕西、宁夏、甘肃等镇，地方孤远，果有商人愿备工本，赴彼开荒中盐者，听其垦种输纳”［37］，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屯的亏空，淮商等内地经商者涌入宁夏镇，这种商业模式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宁夏镇作为文化边界的边缘地区与内地的互动与联系，无疑推动了民族间的交流。

同时，宁夏镇也存在一些民屯，现有记载瓦渠地属灵州“内有土民四里并土达军余六百户”［38］。嘉靖时，瓦渠四里民田395 顷75 亩［39］，部分土民参与屯种。可见，屯田经济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初土达皆“无他生业，惟凭擎牧养赡”［40］的局面，内附土达生业模式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当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边界无疑被逐步打破，农耕与游牧经济之间互补性的增强，推动了蒙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稳定归附土达和民族互嵌的稳固创造了经济条件。

在以军屯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宁夏镇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也有所发展。根据（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宁夏镇设有“杂造局”、专门制造和储存兵车的“兵车厂”以及“神机库”，其中对手工业匠人的记录显示，其中与军工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类型高达五分之一，生产的物品多为生活必需品，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手工业生产依然延续了以官办军工业生产为主。宁夏境内的畜牧业牧场主要为灵州草场等，其亦为供应官马为主，由苑马寺管理。另外，在灵州从事畜牧业的还有安置在当地的土达，他们无疑也对宁夏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史载“宁夏达官指挥韩当道：驴马有两千余匹，牛羊一万余头，在哈剌兀速、完者免等处放牧，及灵州千户所达军别黑的等家，马多者千余匹，少者毛八百匹，牛羊动经万计，俱在花马池等处山东一带草地放牧看马”［41］，可知其畜牧业发展有一定规模。在商业方面，由于内地民众、商人等不断迁入，军民数量逐渐增加，宁夏镇已成为边地新兴城市，居民生活需求的增加从而形成了市集，根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街坊市集有三十余处，从市集所买卖的商品来看，有当地牧民生产的畜牧业副产品，也有来自苏杭的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商品，可窥见当地各族民众生产生活已经逐步呈现出交融互嵌的特点。

总之，明代宁夏镇的经济开发，是以满足军需为目的的屯田为开端的，逐渐发展成为以国有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经济，在保证边备的同时，还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至正德年间，宁夏总镇初成规模，为“九边重镇”之一，成为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族经济文化汇聚于此，区域社会呈现出多民族杂居的特征。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在卫所制度、边地战争经济的制度与经济保障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不断加强，对于推进当地区域文化合成，使各族民众产生相同的地域认同，从而推进当地民族互嵌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土壤。

宁夏镇以屯田为主的战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为这一多民族聚集区域提供了利于各民族文化交融，推进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的场域空间、生产生活等一系列客观保障。但这种政治军事色彩浓厚的边防经济模式始终存在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族之间各方面向深层次、多维度互嵌交融发展。

（一）生存危机下的“军户”转化为“流民”

屯田制发展至后期，宁夏镇已经出现了豪强官军“广置庄田，私役屯军，改挑渠道，专擅水利，又纵下人占种膏腴屯田”“拘集附近军余耕种”“私役军士，出境樵猎”［42］的现象，导致军中饷银不足，加之边患频发，军事需求进而增加，屯军民众的压力增大。同时，扩大屯田使社会发展出带有“自耕农”性质的“余丁官下家人寄住人”被迫屯种，形成了“原额屯军，十止三四，顶补余丁，十乃六七”［43］的局面，这一举措破坏了宁夏镇各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加剧了其生存危机。

失去单一经济来源的宁夏镇军户等被迫流亡以谋生，其身份从“军士”转变为“流民”，甚至成了出走蒙地的“叛贼”等，导致宁夏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失，边地出走蒙地者，不只是土达等少数民族，也有诸多汉人。例如王琼《北虏事迹》中曾记载，明蒙交战时，来宁夏兴武营暗门下的蒙元哨军一位韦州汉人，墩军问他为何不投降，他回答道“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44］。同时，出逃者并不全是逃往虏境投奔蒙元的，有记载称“其山外夹墙，则诸夷华人之逋逃者，曰陈挞顶（顸）、色称儿、阿耨豆儿居之，众仅合六七百，犹中国山贼也”［45］，这一“山贼”组织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常盗俺滩马牧”以求生。可见，宁夏镇各族边民都处于被边防所困、颠沛流离、难以聊生、怨怼四起的处境中，单一又脆弱的经济来源使得当地缺少形成身份认同和文化凝聚力的客观条件，因此当地多民族人口互嵌结构较为松散和脆弱。

（二）明蒙关系紧张使得土达陷入身份困境

宁夏镇边民流窜，而宁夏土达多分布在灵州等第一军事防线处，其生活环境极为艰苦。万历十三年，灵州爆发了土达兵变，当时灵州参将许如继管理部下十分严苛且愈演愈烈，导致部下怨言四起，杨文遇、马景遂发动兵变，后被镇压，此后西北边地兵变频发。

关于土达起事的原因，早在景泰年间就有官员提及：“今虏寇掠其孳畜，则衣食艰窘，易于诱引为变”［46］。正德年间，杨一清也曾指出，“灵州乃要害之地，内有土民四里并土达军余六百户。近以所司不恤，科差重繁，诚恐变生不测”［47］，两者都指出，灵州土达作为边缘群体所面临的内外双重生存压力会使得“变生不测”，但明政府更倾向于将“是土鞑军民终怀反侧”［48］。卫所驻扎官员多在提及土达兵变的奏折中强调“呈现出边境战争的特征”［49］，以及在报备边情的奏疏中强调其复杂的民族成分，而忽视军队内部问题。此前，宁夏总官都督史昭曾上疏称达官有泄露边情的可能，建议限制达官，他给出的原因是“达达军余就于各山居住，至冬又不拘入营堡”［50］。土达居从事牧业长久以来便于各山居住，史昭所提及的达官韩当道驴、达军别黑的“俱在花马池等处山东一带草地放牧看马”［51］，其草场马匹多与朝廷交易成为战马，并非事出诡异，但史昭并未给出具体的真凭实据。更有甚者面对土达接纳中原文化的现象，有官员提出了“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腓之怨”［52］的观点，难免加剧土达的生存压力。迁居内地养尊处优的达官都曾抱怨“上位好生疑俺达达人”“虽着俺做公侯，不如俺那里做个小官人。尽得快活”［53］。那么对于生在边境苦寒之地，入不敷出的普通土民来说，其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与压力则更为突出。

根据史料可知，“终系异类”推断那些归附后身份已转化为“边民”的土达来讲则有失偏颇，其原因有二。

1.土达为宁夏镇边防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实录》有载，“诸土达之在宁夏灵州诸处者，边适有警朝廷亦藉其力”［54］，土达因善射骑、素悍勇等特点弥补了内地军士在面对蒙古军队时的短板，使其在参与抗击蒙元战争时发挥出巨大优势，是保卫明代宁夏镇边地安宁的重要力量之一。更有灵州“土人自备鞍马，出力报效”积极迎战，后“累有斩获，北虏畏之”［55］。正如杨一清所言，“土汉官军同心捍御，虏贼畏惮，不敢恣肆”［56］，土达与当地汉人都积极保卫着宁夏镇的和平。

2.当地土达和汉人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共同推进了宁夏镇的区域建设，并共同缔造了宁夏镇“塞上江南”的地域文化

在长期的杂居中，由于腹里汉人移民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与中原文化，同时明政府也“选鞑官闲居老成谦厚者，教民畜牧”［57］，使得畜牧业在汉人间得以传播。宁夏镇土达在归附后也常与汉人通婚，改汉姓，修儒学。例如灵州都指挥冯答兰帖木、达官指挥使韩当道驴之父韩诚等人，其史料未有赐名记载，疑为自行改名。甚至发动灵州兵变的杨文遇、马景便亦改汉姓的土达，他们是杨倘兀、马火丹的孙辈，其姓名已没有蒙汉结合的特点，完全汉化。此外文教的推行也使儒学在土达群体间传播开来，有载“土达，其民朴质强悍，选为兵者，类多骁勇善战。儒学之士，通习五经，文教渐兴……风俗视内郡无大异焉”［58］，而许多汉人儒生也逐渐形成了“尚武”的风俗，宁夏镇逐渐形成了更为多元，边塞性质更为明显的区域士文化［59］。随着宁夏镇区域社会发展，土达“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陇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60］，而腹里移民群体也定居于此，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认同，族际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形成了紧密的地缘联系。

由上可知，当地土达已经在长期的多民族杂居中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并且逐渐形成了地域认同与身份认同。而当时官员对当地土达因“久居各山”“勇悍习战”等民族习俗、性格的差异而产生的猜疑，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在以“御虏”为重的社会背景下，陷入土达的身份难以被完全接纳的困境。而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则与“明蒙战争”大背景下明蒙关系紧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边地安宁”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民族问题难以被忽略。同时，宁夏镇过于突出的军事职能，以及不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动荡的边地环境使各族边民难以安居乐业，从而导致宁夏镇民族互嵌结构的不稳定，阻碍了多民族互嵌格局向更深层发展。

随着屯田经济的衰落，大批土地荒废，边地豪强和官员私占屯田，屯田土地不再完全由官府控制。当地官员的腐败与压迫导致屯兵失额，大批屯田军士脱离军队控制，融入当地社会，成为流民。宁夏镇作为军事职能突出的实土卫所，在屯政衰落的冲击下，其军事职能被逐渐弱化。宁夏镇边防废弛，流民增加凸显出卫所社会中边民的生活需求已经成了主要矛盾，推动了卫所“理民”功能的发展，加快了卫所“民化”，从而为当地各族民众的身份转化、地域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这其中民族贸易的规模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提供了有利于身份转化的社会环境

在明蒙和议达成之前，明政府与当地归附的鞑靼部落也有交易，上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官币有衣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约量增直易之”［61］，参与贡马交易的鞑靼，其身份大多都是当地参与治理的达官。这种贸易始终是由明政府管控并参与的，且是在解决民族矛盾的问题上应运而生的，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贸易，而是一种“贸易”，依旧带有强烈的军事对抗性质。此外，这种贸易下其民族身份始终突出，加之当时较为紧张的蒙汉问题，难逃猜忌，并不利于当地土达的身份转化。此外，贡马贸易不同于为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因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间相互补充而自发形成的民间贸易，贡马贸易是单线的、孤立的。交易对象仅限于“达官”与明政府之间，难以下沉到各族普通民众中去，无法最大限度带给当地民众经济利益，故而无法在当地形成一种深度经济互嵌，无法最大限度打破当地族际文化边界。

而民族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则始于隆庆和议。宁夏镇互市贸易始于隆庆五年，这些贸易在明朝的监控下进行，并设置专职官员，进行军事监管与官府管理，形成了制度严格的交易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明政府对宁夏镇的管理更加深入、全面。在这一阶段，民间贸易的比例开始增加，明朝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市场参与者，呈现出“官市”向“民市”转化的趋势，与蒙古部落的交易往来推动了民族关系的缓和，为各族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想氛围。

民族贸易的规模化为宁夏镇各族边民提供了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当地社会以及民族区域互嵌格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边地战事的减少，卫所军事性质淡化，顺应了卫所“民化”的趋势，形成了“边氓无杀虏之惨，师旅无调遣之劳，钱粮无浩繁之费，两镇边垣屹有成绩，官民堡垒次第兴修，客饷日积于仓廒，禾嫁岁登于田野”［62］的和谐景象。

（二）推动经济发展，加强了经济互嵌的串联作用

1.商业作为一种经济补充，使流民得以定居

制度化、规模化贸易市场的形成使当地民族经济纽带更为紧密。民族贸易的兴起使宁夏镇以屯田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得到了发展，为当地各族民众提供了生活来源，减少人口流失，有利于民族互嵌结构趋于稳定。官府管控下的互市市场难以满足当地经济需求，民间“私市”的不断扩大，形成了规模市场。具体民市交易的价格有载“民间以故衣杂货易牛马者听，一梭布可易一羊，一布衣可易一皮袄，利皆倍之”［63］，这种利润极大的商品交换，可见互市为常年受屯役压迫、居无定所的边镇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利益，无疑成了百姓的重要经济补充。

同时民族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64］，可见民间贸易的发展丰富了宁夏镇乃至整个边地的经济发展体系，贸易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内容，串联并丰富了宁夏镇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

市场的形成与稳定发展给边地军士提供了新的身份选择，即便脱离了军队，军士们也能够再次生存。有记载边地“内外极多勇烈士，……互市而此辈无所用，老者死而壮者散为商贾”［65］。

2.与内地联系加强，推动了宁夏镇“内地化”进程

贸易网络的发展推进了边地“内地化”进程，大规模的贸易发展不仅加强了族际间经济互补，也引发了更多自发性人口流动，内地富商大贾多“操其厚资”“远出塞上”［66］，随着南北商品的流通，宁夏镇，乃至整个边地的民族贸易市场成了全国贸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商业网络与交通网络共同从空间上拉近了边地与腹里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互嵌格局发展进程。

（三）推动了当地文化交融互嵌

在边患得以缓和的情况下，当地经济迅速发展对卫所行政职能的要求提升，卫所军事职能下降，卫所“理民”职能的增强使得当地社会人口结构趋于稳定，当地各族民众社会生活逐步丰富，民间文化逐渐繁荣。

明代诸多商人“鼓励自己的子弟业儒，以便与‘士阶层’平起平坐”［67］。商业的兴起使得宁夏镇商人群体壮大，其中以盐商尤甚。发展至天启年间，宁夏惠安堡设立了“商学”“以宁夏等卫教官摄之，童生由盐捕通判考送”［68］，推动了宁夏镇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样为教化平民的社学，发展至万历年间宁夏境内已有五所社学，分布在中卫、广武营、平虏城、灵州以及兴武营。其分布地点多为军事要地以及土民聚集区，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复虑戎武之中，不可不使知礼义”［69］“文德以化远人”的文化职能。文教事业呈现出主要受众人群从官员军士不断扩大到普通民众，进一步为丰富边地各族民众共同精神文化家园，推进以儒学为纽带又兼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建设，形成更深层次的族际间文化互嵌提供了历史基础。

商业活动的繁荣逐渐在当地形成了社会文化，各族边民在贸易中不断产生联系，无时无刻不产生着自发的互嵌现象。在互市过程中宁夏镇的交易货物也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现象，例如万历三十年，在宁夏互市的奏疏中提及了皮金，皮金是将皮张经过去毛等方式处理后贴上金制品装饰的手工业产品，而蒙古输入的只有未经这样处理过的皮张［70］。在以贸易市场为空间中发生的农牧业生产生活、商业交易以及社会日常交往逐渐增多，这类自发形成的互嵌式族际互动，最大程度发挥了族际间经济互嵌纽带的串联作用，互市最终以一种突破了族际界限的商业文化形式融入当地区域文化之中，例如明代平虏马市发展至清代已经变成了当地各族人民自由交易的乡村市场，且明代所规定的开市日期成为习俗继承了下来。花马池地区的民族贸易发展至民国时期已经以一种庙会文化，即周边城市及当地各族民众都有参与的“骡马大会”的形式存在，并传承至今。

总而言之，边防局势的缓和、互市贸易的兴起，对当地各族民众来说，严峻的生存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法，对于自身生产方式更新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逐渐出现“民化”“内地化”的趋势。各族民众能够从“谋生存”开始过渡到“谋生活”，意味着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宁夏镇的区域社会发展逐渐回归到发展经济，军事对抗性质淡化并随着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成了当地的文化元素，成了“塞上江南”里“塞上”文化符号之一。这一发展脉络表现出宁夏镇各族民众逐步成为一个盘根错节、密不可分的整体，逐步建立起深层次、多维度的民族互嵌，在漫长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求同存异，形成了同一个身份认同、地域认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

回望明代宁夏镇区域社会发展的历程，明蒙关系的变迁以及明朝对蒙古所实施的各项治边政策，无疑为当地各族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上交往互动、经济上交流依存的机会。

宁夏镇本身为移民输入区，是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当地土民、移民在此安家乐业，加之屯田政策的推进，以及周边驿站的建立，使得边地与腹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原传统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而当地土民以及归附的蒙古部落等也在当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多元民族文化汇聚地，卫所制度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管控以及相关移民举措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结与开发作用，使得当地居民有着系统且有序的生活空间、社会活动以及规章准则，建立起了共同的生活空间，促进当地区域文化带的形成。而后，在边患问题缓和，明朝解除蒙汉隔离的政策后，随着当地经济贸易的发展，宁夏镇的军事功能不再发挥主要作用，当地区域社会发展成为了中心，故而促进了宁夏镇各族民众全方位、多角度的互嵌，形成了空间上的深度互嵌，为推动此后当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基础。对于今日生活在长城文化带中的居民而言，边墙本身的历史早已逝去，但如今的地名区划、生活方式，民族构成以及生活习惯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历史碰撞与交融的成果。

猜你喜欢 屯田宁夏民族 晏福生：“坚持执行屯田政策”湘潮(上半月)(2022年5期)2022-12-06我们的民族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2年2期)2022-04-19一个民族的水上行走人民交通(2019年16期)2019-12-20宁夏宁夏画报(2019年5期)2019-09-19念战友大江南北(2018年2期)2018-11-21多元民族乡村地理(2018年4期)2018-03-23宁夏煤电博弈能源(2017年5期)2017-07-06求真务实 民族之光文史春秋(2016年2期)2016-12-01宁夏宁夏画报(2016年5期)2016-06-28宁夏:首办立法论辩会浙江人大(2014年4期)201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