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语者到农村“新人”——论农裔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

李 松，何 恋

( 1.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重庆 合川 401520；
2.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软件工程学院，重庆 合川 401520)

农裔知识分子指的是通过知识由农村走向城市,完成了由农村身份向城市身份转换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数量庞大的群体,文学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特定时段内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文学体制造成对知识分子保持谨慎的态度短时间无法彻底根除,因而农村“新人”的概念自提出以来就有意识地将农裔知识分子排除在外,由此造成农裔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语境中长期的“失语”现象。新时期以来,农裔知识分子因其迥异于乡土社会的“知识性”而鲜有触发农村“新人”的机关,因而也被排除在新人群体之外。创作者和研究者有意忽略和农裔知识分子自身典型性不够等原因造成的结果是农裔知识分子成了乡土社会的失语者和旁观者。这种现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反映出知识资本无法引领乡土的现实困境。在脱贫攻坚电视剧中,以农裔知识分子为身份表征的农村“新人”群体开始井喷,农村“新人”被重新定义,由此可能形成一种创作潮流及其叙事转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拓展了乡土叙事的内涵,将以乡土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也归为乡土叙事的范畴,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乡土电视剧作为乡土叙事在广义上属于乡土文学的一部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不存在障碍;其二是脱贫攻坚题材小说虽然塑造了农裔知识分子身份的农村“新人”,但是此类形象数量少且形象相对单薄,相对而言,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则对此类群体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本文特将此研究重点对准电视剧。

乡土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作为内生动力的农村“新人”。农村“新人”指的是农村发展中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的先进人物。从合作化运动、“大包干”、土地流转再到当下的脱贫攻坚战,文学在同轨叙事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农村“新人”群体。梁生宝、孙少安、曹双羊和范少山(《金谷银山》)等已然成了农村“新人”形象长廊中的能指性符号所在。这群农村“新人”具有深刻的历史主体意识,能深刻认识到所从事事业的历史必然性并将自身发展和农村发展紧密捆绑,在集体事业中完成个人价值。

这一条农村“新人”的代际脉络已然十分清晰,也无须赘言。但纵观乡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研究会发现都存在着一个看似被无意忽略实则有意忽视的事实:农裔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农裔知识分子的失语不是指他们消失在乡土文学中,而是说他们“失语”在农村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里。合作化运动、“大包干”和土地流转的社会变革中,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的农裔知识分子,更不要说以此身份出现的农村“新人”了。农裔知识分子似乎无法为农村发展保驾护航,是农民扛起了乡土社会变革的大旗,而掌握了知识的农裔知识分子却被忽视了,知识资本似乎无法在农村站稳脚跟。从梁生宝、萧长春到范少山,这些被反复论述的农村“新人”被牢牢限定在农民群体内。由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农裔知识分子能为农村发展做什么?

先说作家作品的忽略。这一方面表现为此类人物形象少,另一方面表现为即使存在大多也是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如马有翼(《三里湾》)、郭永茂(《创业史》)和马立本(《艳阳天》)。这既与农裔知识分子形象单薄无法承担丰富的叙事功能有关,也与特定时间段内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关。“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干净。”[1]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知识分子的论述,十七年文学承接解放区工农兵叙事传统对知识分子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自《我们夫妇之间》起知识分子就成了被规训和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小资情调=被批判的对象”[2]成了合作化小说创作的思维定式和价值选择。鲁迅在乡土文学中形塑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已然失语,农裔知识分子更是集体失语,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农裔知识分子无法参与乡村建设,成了乡土社会的旁观者和失语者。别说建设农村,农裔知识分子连一个正面形象都无法得到保证,合作化文学叙事不可能从“新”的角度入手塑造他们。

新时期以来,农裔知识分子走出了十七年文学逼仄的语境,因其“城乡二重性”的身份特征负载了较多的叙事功能被作家反复书写。高加林(《人生》)、金狗(《浮躁》)、吴谭(《学者之死》)、高子路(《高老庄》)、涂自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胡田英(《风和月在上海流淌》)、吴志鹏(《生命册》)、蔡水清(《雨把烟打湿了》)、夏风(《秦腔》)、石陀(《无土时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群体在当代文学中的身影。对农裔知识分子的书写虽然不少,但可惜的是基本不涉及他们对乡土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更不用说引领乡村发展了。他们的行动归属于个人,他们与乡土社会存在“似联实断”的关系,除了无法抹除的农村底色外他们显然不再属于农村。首先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再是在乡土社会,其次“离乡进城”成为他们的生存特征,最后他们会主动断根以完成对身后农村的切割。也即是说,他们不会为农村现状的改变去付出什么,他们追求的是个体的生存。即使存在一些力图改造和引领乡村的农裔知识分子,其行动也多以失败告终。《人生》中的高加林想在农村进行一场“卫生革命”,结果却是遭遇不理解而进退失据;《人心不古》中的退休校长贺世普想将法治理念带回贺家湾,结果也是落荒而逃。农裔知识分子就这样一直以旁观者和失语者形象出现在乡土文学中。

在众多描写农村“新人”作家中,关仁山是较为特殊的作家,这在于他执着书写多样化农村“新人”并深刻认识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农民自身。从《九月还乡》到《麦河》再到《金谷银山》,他将乡土社会的重任放在了小姐、返乡企业家和“当代梁生宝”身上。相当一致的“返乡”书写展现的是作者对乡土发展所能依靠来源群体的深刻认识,但也由此看出关仁山对农村“新人”的认识还是存在着局限性:知识资本的力量被有意忽视了。即使不忽略,农裔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为乡土社会的新变做出贡献。从《中国在梁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和《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代表的“非虚构文本”中,可以看到在乡村边缘化、乡土中国的没落中农裔知识分子对自身“知识分子”身份的犹疑:启蒙者和代言人的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承担不起新时代乡土中国建设重任的内疚和无奈。

农裔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感,或者说农裔知识分子与乡土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有意地忽视了。他们被认定不懂农村,向往城市且无法承担起为农村代言的重任。这是事实但不是这类群体的发展倾向。金狗(《浮躁》)、禾禾(《鸡窝洼人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村知识分子身份的农村“新人”,但是他们得到的关注是不够的。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没有农裔知识分子的农村“新人”是当时政治形势使然,那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观指引下,新农村建设没有出现农裔知识分子身份的农村“新人”的原因也很明显:城乡差距过大造成乡村知识青年的主动“断根”。当下,“乡土大有可为”的论断已成为社会共识,在城市化弊端不断暴露、现代人的“怀旧”和“乡愁”情绪蔓延的背景下,在知识资本地位日益提升的潮流中,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语境下,谁能成为农村“新人”就更值得思考了。

再说研究者的忽略。正如上文所言,研究者对农村“新人”关注自该概念提出以来就一直放在张雨生、梁生宝和萧长春等人身上,也即是说农村“新人”的内涵自提出以来就没有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乡土文学“在地性”的回归,以脱贫攻坚为表现对象的乡土文学的井喷,在学界掀起了一股农村“新人”研究热潮。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不约而同将农村“新人”对准了进城者(1)陈国和在论文《近年来农村“新人”形象书写的三个维度》(《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中将新人书写的维度定义为进城者、乡村干部和回村办企业的生意人;刘诗宇在论文《风声与烛影——论新世纪文学中的“新人”问题》(《东吴学术》,2021年第3期)中将新人书写的维度定义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乡村干部、第一书记和企业家,农裔知识分子再次被有意识排除在农村“新人”之外。

进城者的初衷是利己,是为了个人理想,他们无法同梁生宝和孙少安那样完成自我和乡土社会命运的捆绑与融合,无法承担起乡土发展的历史重任。而且他们的行动轨迹已然离开了农村,并且早就大量出现在21世纪初的“乡下人进城”叙事中,更是城市化进程下负载着太多痛苦和无奈的“离乡”,进城者显然不能以农村“新人”命名。乡村干部也不能成为农村“新人”。乡村的脱贫与振兴是基层干部的职责,或许将其称为“引路人”(2)丁莉丽在论文《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引路人”形象的谱系建构》(《中国电视》,2020年第8期)中将他们称之为“引路人”。更合适。将乡村干部认定为农村“新人”的研究者也许是被刘雨生和梁生宝的乡村干部身份影响,但要注意的是,刘雨生和梁生宝总是冲在生产的第一线,其乡村领导者身份和农民身份一体两面,而这是当下乡村干部无法实现的。第一书记也不能算,他们是乡土社会的外来者而非内部力量,农村“新人”的第一重身份应是内部人员,这也是研究者将刘雨生而不是邓秀梅归为农村“新人”的原因所在,第一书记无法成为农村“新人”的备选。研究者还将回村办厂的企业家认定为农村“新人”,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研究者的列举全部集中在曹双羊这一单个人物形象身上。先不论孤例能否支撑起全文,就“曹双羊能不能称之为乡土新人”这一命题是否成立都值得讨论。曹双羊是关仁山小说《麦河》中的返乡企业家,发家致富后他回村进行土地流转。曹双羊的资本积累过程具有血腥暴力和反道德色彩,这一过程虽然具有时代性,但无法称得上崇高。“通过资本下乡的方式开发土地、获取极大的物质回报”[3]的曹双羊的返乡行为在深层次上带有鲜明的“契合着市场化经济时代,资本逐利的精神内涵”的,虽其有看到农业规模化发展的未来,但其本质是求利的。资本积累的不道德性和返乡动机的逐利性都很难将曹双羊归为农村“新人”,因为“新人是具有时代的现实性(乃至)直观的感性,并体现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4]

难道当下农村就没有新人群体?或者说农村“新人”的内涵几十年来都没有变化?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农村“新人”必然是农村内部人员(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强调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质素),且不能有明显的人格瑕疵,更重要的他们是要有鲜明地区别于普通农民的历史主体意识,能清楚地看到农村的发展方向,并自愿将个人发展同乡土社会相捆绑,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能根据时代要求不断注入新的内涵。研究者看到的“已然”而不是“未然”,他们呼唤农村“新人”,却没有看到正在兴起的农裔知识分子新人群体。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5]农裔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群体,曾经失语的群体在脱贫攻坚叙事中开始发声,成了农村“新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近些年,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乡土再一次成了作家关注的对象,也产生了一批展现脱贫攻坚进程、书写新时代乡村风貌的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与电视剧,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人物群像。这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农村“新人”群体内涵的丰富和延伸。

脱贫攻坚题材小说也塑造了农裔知识分子的农村“新人”形象,《七叶一枝花》中的湘渝和《天大地大》中的贺波等。但是这类群体在小说中人数较少且形象相对单薄,相对而言,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则对此类群体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本文也将研究重点对准了此类电视剧。2020年3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创作播出工作的通知》(广电办发〔2020〕50号),研究确定了22部脱贫攻坚题材重点电视剧,目前已完成了大部分电视剧的第一轮播放工作,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已然是当下重要的类型剧所在。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作为主旋律叙事事关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农村“新人”作为社会和作家的创造物也蕴含了国家想象的要素。在电视剧中,主流话语借助民间话语深入农村以完成新时代乡土社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想象。因此在角色塑造方面,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塑造了驻村干部、基层领导、返乡人员和贫困户等为主的人物群像并借助他们传达出了不同的叙事指向。以农裔知识分子作为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的出现不仅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扩充了农村“新人”的人物长廊并为之注入时代内涵。

新时代乡土社会的脱贫需要人,更需要能人,而农村的发展缺的就是人。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就认为乡土社会“最突出的就是缺人、缺能人”[6]。因此,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在“返乡”的母题下尽情展开想象,新时期以来农裔知识分子的集体逃离很快转变为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中的大规模返乡,农村“新人”因他们的返乡而充实和再定义。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塑造了众多以内生动力为代表的农村“新人”,一类是返乡农民(工)。包括《花开山乡》中的刘秦岭和万军、《马向阳下乡记》中的齐槐、《金色索玛花》中阿呷、《江山如此多娇》中的喜妹等。另一类是支援家乡建设的农裔知识分子。包括《好雨知时节》中的冯天蓝、《一个都不能少》中的夏雪、《在希望的田野上》中的张楠、《花繁叶茂》中的唐多多、《我的金山银山》中的范白露、《绿树青山带笑颜》中的杜笑语、《最美的乡村》中的石全有和《金色索玛花》中的诗薇等。他们是驻村干部依靠的群体和乡土社会脱贫振兴的关键力量。在身份指认上,共同地表现出大学生、城市白领的身份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返乡是自愿地奉献而不是失意后的暂避。

之所以说他们是农村“新人”,不仅在于他们是乡土社会新兴的群体,是乡土文学史上少有的人物;也在于“新时代的农村‘新人’理应是熟悉乡村现状,懂得跨界发展和融合之道,具备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新型农业战略与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和执行者”[7]论述的一样,他们更多地关注土地如何生产和产业如何发展壮大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这是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没有开阔视野的传统农民无法具备的;更在于他们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主体意识,志愿将其所学应用到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地将个人发展同乡土社会的明天进行捆绑,这同十七年文学中以梁生宝和萧长春为代表的农村“新人”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在驻村干部或村领导的带领下和支持下,他们克服或突破传统粗放型生产方式带来的阻碍或瓶颈为家乡发展排忧解难;利用知识资本为乡村注入活力,发展各类产业,尝试新的经营之道、构建新时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流转和合作社),一步步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最美的乡村》中石全有为村里制定的“月子中心”营销计划,《一个都不能少》中夏雪用完善的旅游策划方案帮助丹霞村成功获得了游客,《好雨知时节》中冯天蓝回村带领大家种植野生苹果,《金色索玛花》中诗薇回乡带领大家种植高山草莓和《花繁叶茂》中的唐多多利用计算机技术帮助村里销售农副产品,这些都是知识资本的力量与价值。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农裔知识分子们最终成长为乡村新的领导者,如《江山如此多娇》中的喜妹、《金色索玛花》中的诗薇、《最美的乡村》中的石全有和《好雨知时节》中的冯天蓝都成了乡村新一届的领导者,农村的内生动力自此走上了一个新台阶,新时代乡村政权与乡土社会的明天就这样被想象和建构完成。农裔知识分子作为农村“新人”形象出现的意义是非凡的。它标志着农裔知识分子第一次在乡土社会找到了位置并确立了“带头人”身份,同时也标志着乡土社会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认同与接纳,这直接引发了一种新的叙事潮流。

新时期农裔知识分子先后在“人的异化”“乡下人进城”和“乡土情感”三种模式[8]下进行叙事。前两类基本不涉及农裔知识分子的乡土活动,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以“乡土情感”为表现对象的写作方式。在此模式下,农裔知识分子先后被建构为断根型、恋乡型和纠缠型三种类型。断根型表现为对故乡的主动舍弃与决绝背离,代表人物包括高加林(《人生》)和夏风(《秦腔》);恋乡型表现为“人在城市、心系乡村”的“回望式”特点,包括了金狗(《浮躁》)和石陀(《无土时代》);纠缠型集中表现在“非虚构文本”中,农裔知识分子在忧虑乡村现状又不知如何改变之间不断纠缠。有学者曾展望过,“(他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记住乡愁和乡村大有可为的大背景下,在责任意识和恋乡情感的指引下返乡创业,逐渐成为生在农村、学在城市、一生奉献农村的新时代农裔知识分子,甚至可能因此开创新时代返乡文学的创作潮流。”[8]28现在看来这个潮流已然形成,是断根型、恋乡型和纠缠型三种剧本之外的“第四种剧本”——奉献型。

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中,农裔知识分子第一次被赋予了引领乡土社会发展的重任。他们的回乡大多是怀着崇高使命感的自愿行为,是乡愁与奉献意识感召下的“逆城市化”行为。例如:《最美的乡村》中的大学生石全有毅然返乡带领村民发展旅游业,《金色索玛花》中的科技人员诗薇主动请缨回乡指导村民种植高山草莓,《好雨知时节》中的冯天蓝不顾家人反对从省农科院辞职回乡,《绿树青山带笑颜》中杜笑语放弃城市二十万的年薪回乡,《花繁叶茂》中唐多多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农村。农村的今昔对比是促使他们回乡的重要原因,他们既有恋乡型的乡土情感,又区别于纠缠型今昔对比后的无奈,他们是敢于改造现实的实践派。他们的行为或许会遭到长辈的强烈反对,但是他们不改初心,用实际行动改变了长辈的看法。返乡行为由反对到认同的转变——父对子的妥协——是当代成功观对传统成功观的置换,联想到“非虚构文本”中农裔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农裔知识分子的还乡更是对“乡村大有可为”最生动最具体的诠释。

农裔知识分子自此以一种积极的生存特征示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裔知识分子,“自卑、恐惧、孤独、寻找、忧郁、软弱伴随着他们追梦的脚步并逐渐凝结生成为他们的生存特征”[9],这种情况到奉献型农裔知识分子这里被完全改变。之前的负面评价被一扫而光,他们被构建为年轻自信、志愿奉献农村,自觉将个人发展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同时具有远大理想、具有较强知识资本的积极正面形象。从城市化进程下纠缠型到脱贫攻坚战中的奉献型,两者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突然的转向与转向悄无声息间可能存在的龃龉,都被脱贫攻坚的主流叙事消解,这也似乎证明了农裔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和乡村发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人格和事业上的成功。

文学创作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民族国家想象进行的理论预设。从发生学上来说,脱贫攻坚叙事同七十年前合作化运动的文学叙事一样都具有鲜明的主旋律色彩,其目的都是为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构建新时代民族国家想象。“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农民’影像的塑造和变迁折射出创作者不同时期对于‘农民’以及‘新农村’的实践认知,而创作者对于‘新农村’的实践认知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农民’形象的传播。”[10]农裔知识分子的“第四种剧本”是之前文学史上没有出现的新质素,之所以在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井喷的现象究其原因也并不复杂。总的来说,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是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出现的,深植于国家现代性主潮兴起语境下乡土社会的重新调整与民族国家想象之命题。奉献型农裔知识分子的出现有其现实性,更有其理想性,这代表着乡土文学叙事的大方向,是未然向必然的转向。

农裔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失语者到农村“新人”身份的转变,这是知识资本对传统思维定式和社会束缚的反拨,也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剧对他们的书写是成功的,但是电视剧对这群新时代农裔知识分子的刻画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多是在驻村干部或村领导的带领和支持下进行工作,一定程度上成了烘托驻村干部或村领导“引路人”身份的存在,叙事功用强于人物形象,甚至可能滑向概念化扁平化的旋涡。另一方面,他们是电视剧中的次要人物而非主要人物,电视剧缺少对农裔知识分子身份的直接认定,即使存在也往往被裹挟进其他身份中,《在希望的田野》中张楠、《我的金山银山》中汤亮和《三泉溪暖》中高云溪的返乡都被安排上了驻村干部的身份,驻村干部式农裔知识分子的行为显然不再单纯。虽然单纯的以农裔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但农裔知识分子已然摆脱了旧的认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学中,我们期待他们以更丰富更饱满的形象出现在新时代文学叙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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