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红果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4)
学风专指“学校、学术界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1]从形成和来源看,狭义的学风具有浓厚的社会属性,专门用来形容人的学习状态,一般由学习意识、学习态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环境氛围等因素构成。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语境中,学风远远超越了学校学风的范畴,它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共产党员对待真理的态度和工作态度,是党的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彼时党员的学风进行了分析和反思,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进而从改造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入手,在全党提倡活学活用的学风。重温和研读《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在广泛、周密收集材料基础上展开系统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事物全貌,有组织、有重点、有类别的研究中国历史,立足革命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加以运用等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学风要求。80 多年前这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和力戒主观主义的学风整顿运动,与新时代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活动及其要求高度契合。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建党以来,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党内持续多年且往复交替出现的“左倾”“右倾”路线错误实为最大的“内忧”,而犯错误的根源之一在于没有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生存环境,毛泽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塑造全体党员的学风为突破口,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非马列主义思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向全党回答了“如何正确学习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十分繁重。一方面,党成立之后的幼年期、成长期,对党员较少开展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导致全党在整体层面上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先天不足”。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言:“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2]另一方面,中共党员的来源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这两类人忠于党的事业,革命工作经验丰富,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长期从事革命斗争,无法、无暇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党的政策和路线往往难以领会到位,在工作中容易犯机械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党员们存在历史“欠账”,而加强新、老党员理论教育,提升他们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伴随着学习运动的开展,党内的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但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仍然满足于“一知半解”,夸夸其谈和骄傲自满的学风依然盛行。一些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党员干部常常以“老井冈”自居,凭借自身丰富的革命经验轻视理论学习,更不愿意“不耻下问”。对于党员干部学习中高傲的姿态,徐特立同志曾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存着高视阔步的态度,鄙视一切,尤其是不愿意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即向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们学习。”[3]这种高傲的学风,影响党员干部做正确判断,容易将来自同志们的善言善意视为敌意,从而产生关门主义和门户之见,进而导致学习中的宗派主义。
思想建党、政治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抓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党发展壮大的一条主线。在实践中,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把主要人力、注意力放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然而,一些党员对此产生误解,主观地将政治工作与革命工作划等号,抽象、狭隘的理解革命工作,导致部分党员只热心于政治学习,而轻视其他方面的学习钻研,尤其是对经济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持轻视甚至鄙视态度。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前,有的党员就表示:“以前在学校里,我是一贯不主张学技术的,一旦有人提出要学习技术,那他会遭到我的反对的”。[4]党员不愿意学习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在参加经济、技术工作中讨价还价的现象,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学风。
《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前,中国共产党依托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干部院校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了轮训,通过开设固定课程、专题报告、学员讨论、组建学习小组等方式方法,党员干部的学习成效明显。但依然还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类非马列主义思想的学习方法,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文中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三个层面进行了具体回应。一是从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国际国内各个方面情况的掌握还远远不够,“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5]这反映了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党员在此方面的欠缺。二是从研究历史看,党内厚“外”薄“中”的问题突出,一些党员热衷于研读外国历史和政治,“言必称希腊”“问必看苏联”,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反映在实践层面,便是机械地学习以及照搬照抄,且以此为荣、为乐。比如,一份反思1942年前南区合作社教条主义表现的材料显示:“如谈历史,就必定要从伦敦或苏联讲起;
起草条例、草案或者编印讲义时,就是从苏维埃时代的条例文献或‘工会’的条例、章则中东拉西扯凑一起……,仿佛这样就能推进合作运动了。”[6]三是从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看,有些党员为了学习而学习,从不考虑革命的实际需要,也有些党员喜欢片面的引用和背诵经典文献的个别词句,但从不知道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党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运用的学风进行了批判,并从主观主义态度与马列主义态度相对比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了党内学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改造共产党员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举措,要求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虚心向学,重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学习,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好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民族解放“最好的武器”,共产党员要做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因此,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是每一位党员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7]毛泽东还要求中央委员和党内的高级干部,要加紧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用以指导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他还告诫全党,由于革命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展开普遍研究和深入研究,是一个亟待解决和着力解决的大问题。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要“蹲窑洞”,主动加强理论学习,打通理解马列主义的难关;
另一方面,为了提升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效果和研究水平,在他的提议下,“马列学院”更名为“马列研究院”,后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由此可见,主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是党员武装头脑的关键环节,那种“畏难”“知难而退”的学风要不得。
学习应当秉持虚心的态度。然而在主观主义笼罩下,党内一些同志坚持以“经验”为纲,喜欢以个人的工作经历和既有经验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既听不进他人意见,也不愿意接触新事物,更不愿意研究新问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这种学风是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精神,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8]的主观主义学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开始将主要兵力进攻解放区,而国民党对抗战也出现了“动摇”和“妥协”,并相继掀起了反共高潮。1941 年我们党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为求得自身生存,争取历史主动,全党必须要努力学习,以提升战斗力。为此,毛泽东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自满、自负学风展开了批判,他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9]徐特立也对彼时党内关门主义学风和狭隘自夸的态度进行了批评,督促党内同志要将“虚心”当做学习的第一等问题,主张“党员应该向非党员学习,干部应该向群众学习,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相互学习”。[10]虚心向学,是中国共产党学风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员正确的学习态度。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对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资料收集是零碎的、研究是不系统的。这表明,他对研究经济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教条式学习与研究经济工作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的现象是教条主义的体现,是一种“假懂”而非“真懂”。早在1941 年5 月1 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向全党解释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这两项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并纠正了一些党员不愿意接触经济、技术工作的片面思想,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11]之后,毛泽东再次向党内同志说明经济和技术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他呼吁共产党员不能抽象地、狭隘地理解“革命工作”,更不能当“空头革命家”,而要关心工业、关心经济,努力学习能够使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另一方面,在分析经济工作以及工业对革命事业重要性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作工业。”[12]刘少奇也要求党内同志学习实用的经济知识并做好具体的经济工作,他曾在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好好地学习、研究,把办工厂当作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13]学习是一场自我改造的修行,广泛涉猎和博览群书方能厚积薄发,这也是共产党员成为“全能型”干部的重要途径。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精髓,也是塑造党员优良学风的核心要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三项举措。其一,全体党员要系统地、周密地对周围环境展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要分类,又要分层,分类包括摸清敌、友、我的状况,分层则要求从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等方面具体展开。只有对各方面、各层面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才能真正充分地占有材料和获得第一手详细的资料,如此才能做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其二,要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历史。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历史的研究应根据不同的时间阶段分别展开,尤其是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对近百年的中国史,要有计划地展开重点研究;
学习历史应聚集人才,通过分工协作的方式进行,展开有组织研究;
对历史的研究应坚持系统观念,采取“分”与“总”相结合的方式,先吃透“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再进行综合研究,从而掌握历史的全貌。其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不能为了学而学,而要围绕“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这个中心展开研究,从而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彰显马列主义的时代伟力。此外,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要“正本清源”,选择经典文献《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作为主要材料,原汁原味地学习理论和把握真理。透过“完全的典型”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学习和反思中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
《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后,在全党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毛泽东带头钻研经典著作的榜样示范下,党内高级干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重新回归实事求是的学风,普通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也得以提升,日益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全党形成的马列主义务实学风也赢得了党外人士的盛赞。
针对党内部分党员因自身文化水平低读不懂、不愿学马列理论的问题,以及一些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列理论时满足于“一知半解”或机械式、教条式学的现象,毛泽东“一马当先”,带头学懂、弄通、悟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一是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研究者的相关著作。从阅读范围来看,像《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和《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等著作,毛泽东均进行了通读和研究。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做理论准备,毛泽东对一些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进行了反复阅读和反复研究。据中央组织部原秘书长何载回忆,毛泽东把《资本论》通读了三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各读了六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了十遍。[14]此外,他还阅读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撰写的经典著作,并在研究中与作者进行了学术对话。如1941 年冬季,毛泽东研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并在阅读中“写了约一千二百字的批注,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内”。[15]349
二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学习,为了揭露和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他发奋读书、潜心钻研,有时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对于毛泽东的学习态度斯诺曾言:“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16]
三是毛泽东坚持学思结合,对阅读经典著作时产生的心得体会加以整理和构思,形成了一大批指导党内学风建设的重要文章。除《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还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这些文章不仅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也为进一步批判和清除主观主义学风提供了方向指引。通过上述做法,毛泽东为全党学习、理解、运用马列经典理论树立了榜样,使得马列主义学风在党内迅速盛行。
根据《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要求,反对非马列主义学风首先从党内高级领导干部抓起。1941年9 月10 日至10 月22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强调“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15]327为了提升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同年9 月26 日,毛泽东修改《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该“决定”要求成立高级学习组,围绕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展开为期半年的学习。从培训范围来看,“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15]329
通过组织学习“六大”以来以及整风运动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认识到了自己曾犯的主观主义错误,进而深入基层展开调查研究。比如,张闻天同志第一个响应党中央号召,除反思自己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还亲自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兴县、神府县、绥德等地展开14个月的调查研究。一些高级党员干部,在重回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形成了理性认识,对塑造共产党员的人生观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陈云认为坚持学习是成为“良好的共产党员”的六项条件之一,在学什么以及如何学的问题上,他主张“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者。”[17]也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自觉将学风与党性相对照进行自我检查,如王若飞同志听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对自己“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省,“开始注意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来省察自己的党性。”[18]随着党内高级干部学风的转变,笼罩着全党的主观主义学风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消除,学风塑造的效果日益显现。
《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发表,对普通党员干部学风的转变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从事具体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始反思自己在学习上的缺点和不足,并日益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政界看,一些党员干部在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后,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表示高度认同。如曹里怀同志所言:“回忆我在井冈山前后游击战时代,对于调查农村情况,分析农村阶级情况,做得还有声有色,而今天呢,不仅没有去发展它,反而染上了某些主观主义的恶习,为了改造自己,只有学习毛主席的作风。”[19]而在学界,有些党员干部学习这篇文章后,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并主动回答时代之问。如王思华同志自觉将“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首对子写在自己的学习笔记和书桌上,时刻“用以自省和自惕”。[20]此外,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学习此文后,对自身狭隘的经验主义学风进行了反思。如边区某干部表示:“从前,我不肯学习,我想:土地革命是我们工农分子搞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归我们领导,要写个什么,找个知识分子当秘书就行啦。现在文件一学,才知道过去是‘老公鸡带串铃,装大牲口’。”[21]普通党员干部在学习上的自我“检讨”和反省,是马列主义学风劲吹基层的体现,表明全党在怎样正确对待学习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共识、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后,全体党员日益呈现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学风的转变也是我党务实作风的重要体现,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外国记者对此给予高度肯定。有党外民主人士在参观苏北解放区时对中共党内浓厚的学风表示惊叹:“他们或集体,或个人,或上课,或自习,或写笔记,或开会讲演,无上无下,室内野外,似乎像一个大学校,到处都是学习空气弥漫着。一个素不肯学习的人,走到这环境里,一定会感到惭愧而与之俱化。”[22]也有外国记者用“深思熟虑”一词来形容毛泽东竭力纠正党内学风的情形,指出:“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骄慢的知识分子们被派到农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然而常常是不识字的领袖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23]这种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学习,是改造党内“书蠹”的有效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肩负的使命任务更加艰巨,如何继续保持自身先进性,并通过“两个先锋”队的比较优势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全体共产党员无法回避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今天的中国,与《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显著差异,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千头万绪的任务要求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以指导实践,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回顾80 多年前毛泽东关于党内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改造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价值,对新时代加强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提升党员调查研究能力,夯实“四史”学习之基,引导广大党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学风建设,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是我们党牢牢守护并用心、用情、用力发扬光大的意识形态,更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以及新时代前行道路的根本指针,是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和“看家理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中强调,对共产党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好的真理”,是指导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好武器”,我们必须勇当这个理论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并要求全党同志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将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指导工作的具体实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4]为学懂、弄通、悟透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向党内干部开出了学习书单,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25]
新时代引导党员干部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应坚持“愿意学”与“善于学”的统一。一方面,应主动钻研“经典”。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彼时党员干部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的“畏难情绪”或“浅尝辄止”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在当下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下一番真功夫”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可见,强化思想认识、敢于知难而进,决心下“真功夫”“苦功夫”是学懂、弄通、悟透经典著作的基础性因素。另一方面,应有所取舍地选择经典内容展开重点学习和集中学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聚焦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推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这一经典文献作为彼时党员的学习读本,有助于指导当时的革命工作。在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同样要求党员干部要精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像《共产党宣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杜林论》《资本论》等经典文献对当下实际工作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均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反复研读。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按照“分层、分类”的原则,要求党员对敌、我、友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展开调查研究,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得出应有的、必要的结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以实际行动为全党做表率。在《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一书的序言中,习近平同志表示自己“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26]2023 年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调查研究,以增强服务水平和实干能力。
新时代增强党员和干部调查研究能力,首先,要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深入系统地占有材料。要走出机关、走出单位、走出办公室,在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获取材料和掌握实情。对材料的获取还应“系统化”,要兼听各方意见,运用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把握材料的重点。对获取的材料要进行初步加工和整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筛选确保材料的逻辑化和条理化。其次,要通过充分把握有代表性的案例来科学辩证地“解剖麻雀”。解剖麻雀法是一种典型调查法,其研究对象往往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剖,可以产生以小见大、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掌握事物全貌。再次,要坚持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并重和紧密结合。对材料的掌握不是简单地罗列,更不是不经分析地“堆积”,而是从丰富的材料中发现一般性规律,这一过程离不开理论的介入和助力。理论是无数现实经验的凝练和总结,可以为分析和“精加工”材料提供一套研究方案和解释框架,从而使调查研究的结论脱离经验主义窠臼。最后,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对策要精准有效。开展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回应现实和解决问题,调研报告的对策部分要切忌“假大空”和“正确的废话”,应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做到分类施策和对症下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彼时党员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提出了要求,并呼吁全党应围绕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专门史展开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研究。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在历史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可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在新时代,学习和研究历史是提升党员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党员干部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必修课。早在2013 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27]在持续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的今天,学习中共党史,可以了解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学习新中国史,可以明白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峥嵘岁月;
学习改革开放史,可以知晓中国由温饱社会走向繁荣富强的秘密所在;
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生命力。除引导全体党员有所侧重并按照不同主线学习和研究“四史”外,还应坚持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明确“四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见证和伟大实践。此外,新时代的共产党员要在学习“四史”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父辈、先辈、老一辈为榜样,善于把握历史的“主动”,不断激发改造世界的“能动”,积极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以满腔热血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将自己的人生书写在大地之上、人民心中。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建党20 年来的历史进行了评价和总结,认为这20 年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20 年。而回顾中共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幼稚走向成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实事求是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披荆斩棘,无往而不胜。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亦注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尤其是形成并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在谈及学习的目的时,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28]这一谆谆教诲和重要论述,进一步为全体党员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及力戒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等歪风提供了方向指引。
当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首先要引导全体党员进一步学懂、弄通、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把握中国国情与实际的根本指针。共产党员只有真正的“吃透”这一最新的理论成果,才能够激发干劲,以饱满的精气神主动回应并解决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和具体问题,才能够不断激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韧劲和干劲!
习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29]面对新征程、新使命和新挑战,新时代的共产党员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精神,这与《改造我们的学习》文中主旨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今天,共产党员要用好“学习”这个锐利武器,坚决克服“自我满足”的状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学习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以“实干家”的状态,既学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有字之书”,又要在实践中弄通、悟透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无字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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