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敭 徐光寿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众多建党先驱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所展现的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和崇高风范。陈延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之一，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上海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多次临危受命奔赴矛盾最为激烈、斗争最为残酷的地区，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为党工作，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党的高度称赞。陈延年终其一生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杰出贡献者践行者。
出生于安庆名门的陈延年，自幼接受良好的国学教育，志存高远、心系天下，在亲历军阀残暴和腐朽后，毅然立志寻求真理挽救人民和国家，从此远离家乡，辗转国内外多地，只为找到契合中华民族振兴的真理。其间陈延年也曾受挫，误把谬误当作真知，但历经多次革命斗争，及时转变信仰，追随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毕生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
综观陈延年的一生，可将其思想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5—1919 年的“无政府主义阶段”。萌生改造社会志向的陈延年前往上海求学，因思想稚嫩，缺乏辨识能力，误认为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第二阶段：1920—1922 年的“信仰过渡阶段”。随着对封建军阀认识的深入，加上国内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失败，陈延年决心前往无政府主义策源地来验证“真理”。在国外勤工俭学的过程中，他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虚伪以及改造社会的无力，逐渐信赖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1922—1927 年的“马克思主义阶段”。陈延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自身实践促进党的事业，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成为名震党内外的领导人。
对真理的渴求、对信仰的坚守是陈延年一生的写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前往上海自创前途，半工半读接触真实的社会。受其父陈独秀“自创前途”家风的影响，陈延年与胞弟陈乔年离开了安庆老家，来到思潮云集的上海，开始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渐渐成为思想界领军人物，在上海乃至全国颇有影响，于1917 年应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氏家族在上海也多有资产。陈延年却并未依附家族和声望高涨的父亲，他拒绝家庭的经济接济，通过个人刻苦钻研和勤奋学习顺利考入震旦大学，并自力更生赚取基本生活费。据陈独秀好友潘赞化回忆，陈延年和陈乔年生活极为艰苦，以堂店地板为床、以自来水解渴、以侉饼解饿，常年衣着单薄，神情憔悴、形销骨立，令亲友甚至工友怜惜，陈独秀也因此多次被家族长辈所责备。父子间虽然聚少离多，却在行事作风上达成了默契，“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2]。夏之栩回忆，陈延年为了追求真理，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与许多进步青年学生一起自给自足，充分了解劳动者的生活。为了切身地感受社会，他还与工人同做工同吃睡，经常帮助黄包车工人拉车，同社会群众友好往来。胸怀大志的陈延年认为，读书如果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形同文盲，因此对当时军阀官僚政客学者深恶痛绝，也越发坚定探求改造黑暗社会的真理。
另一方面，及时完成信仰的转变，追随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又名安那其主义，是产生于19 世纪中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潮，标榜宣扬否定一切强权政治和权威，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因其政治目标的迷惑性，获得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一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占据优势。满怀革命热忱的陈延年也同周遭的热血青年一样，误以为无政府主义是救国良方，开始活跃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相关活动中，成为“进化社”和《进化》杂志创始人之一，渐渐在无政府主义群体里小有名气。当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初步觉醒的陈延年面对北洋政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毫不妥协，对五四运动高度赞扬，认为“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之牺牲而不可得”[3]。由此可见，尽管是无政府主义者，但陈延年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爱国情感是毋庸置疑的，满怀热忱的他早就做好为寻求真理奉献一生的准备。
为进一步探寻真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离开故土，来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策源地——法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积极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希冀能为改造中国黑暗社会提供指导。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无政府主义并未对法国社会的改造起积极作用，甚至与压迫百姓的腐朽政府沆瀣一气，对无政府主义的好感急剧减少。在此期间，爆发了留法学生与法国政府、华法教育会的三次冲突：1920 年2 月的“二二八”运动、1921 年7 月的“拒款”斗争、1921 年9 月的勤工俭学学生“进驻里昂大学”斗争。这些实际斗争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令陈延年意识到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自己想要追求的真理，无政府主义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对无政府主义彻底失望。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随后他还同18 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一起于1922 年夏天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此后，摒弃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陈延年构建了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通过出色的工作和渊厚的学识获得了第一批赴俄深造的机会，“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二陈兄弟……”[4]。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陈延年因认真钻研理论的求学态度被一众同学所敬佩，获得“小列宁”的称号。此时他还参加了中国旅莫支部的领导工作，力求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诚如李维汉所回忆，“他俩（陈延年和陈乔年）摒弃无政府主义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砥砺前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关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动中国革命出现新局面，并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高潮。为进一步推动国民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于是有了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的众多干部也有了参加革命斗争的机会。在旅法旅俄同志中崭露头角的陈延年于七月下旬奉命带队回国，并以驻粤特派员身份前往当时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正式开启了他投身革命实践，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历程。
首先，坚持群众路线，启发工人团结斗争意识。初来广东的陈延年迅速攻克了语言难关，用当年求学上海时掌握法文的经验，深入人民群众，虚心向他们请教，短时间内使粤语水平迅速提高。当他了解到广州手车工人深受多方势力压迫，群体数量庞大且革命性较强时，率先前往广州各个手车工人聚居地，以拉车工人身份同工人们共同劳动。在体悟工人群体疾苦的同时，他热情帮助工友解决日常困难和问题，时时刻刻事无巨细地替他们考虑，甚至将自己拉车获得的薪酬全部交给有需要的劳苦工人。
心系群众的陈延年也渐渐得到工人们的感激和信任，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他在闲暇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工人讲解革命理论，启发工人的觉悟，让工人掌握团结斗争的本领。在陈延年、沈青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广州手车工人群体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迅速提高，于1925 年顺利成立广州市手扶车工会，还参加了广州工人代表会，成为党组织可信赖可依靠的力量，也为党组织扎根广东群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敌对势力以共产党干部当手扶车车夫为笑谈，陈延年丝毫不在意，坚持想劳动群众之所虑，谋劳动群众之所求，坦然直言“如果工作上需要，不管任何同志，去当手车伕都是光荣的”[6]。除了广州手车工人聚居地，陈延年还奔走在铁路、轮渡、自来水厂等工人众多的地方，短时间内足迹遍布了广州，在调查了解工人群众的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其次，重视党的建设，发展广东党团事业。当时，由于缺乏人手以及经费，党团组织自身建设较为薄弱，多数负责人都身兼数职，以致广东团区委活动被迫停顿。身为团中央驻粤特派员的陈延年来到广东后，立即根据团中央的训令，于1925 年10 月25 日主持召开了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调遣干部并筹集经费，及时向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汇报进展情况，最终顺利改组了青年团粤区委，确保广东地区团的工作稳步开展。为了进一步健全团组织工作，陈延年还落实各方面工作细则，如定期召开周会两次，跟进个人工作进程。他深谙领导核心的重要性，因此完善了区委领导机构，牵头成立了区委主席团，将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阮啸仙、邓中夏、蔡畅等党内才俊汇聚成广东区委领导集体。此外，作为广东党组织负责人，他还着重于组织的长久发展，在实际斗争中物色觉悟高的人才，使广东党组织由数百人的小集团发展成真正立足于群众利益和需求的革命政党，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广东区委领导下的地区党员人数，由占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16.4%猛增为27.1%[7]，成为组织严密、群众基础广泛、战斗力强悍的地方党组织，地委、县支部和团组织逐步建立健全，构成了领导全省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网。
陈延年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组织发行刊物《人民周刊》《我们的生活》《做什么》，还以“陈东”、“翟伟”为笔名撰写文章，呼吁“推进党的教育和训练”。他经常前往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作政治报告，鼓励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使“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减少，革命的势力日日增大”。针对授课群体的不同，他主持设置了专门讲习所，因材施教，促使初步觉醒的工人和农民革命意志迅速凝聚，思想政治水平迅速提高。除了发刊撰文、授课、作政治报告等思想宣传工作，为系统训练党员干部，他还指导帮助成立了广东党校，为党课制度的规范和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延年在广东一直牢记初心使命，时刻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获得了同志们的一致称赞。周恩来称赞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8]
再次，推动建立革命武装，领导省港大罢工。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工作后，一方面密切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联络，多次选派优秀骨干前去学习。经过两人多番斡旋，1925 年底，由两人提出的开设政治科的建议被采纳，此举极大地推动了军校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周恩来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直接从黄埔军校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革命队伍，这也为后来我党在北伐战争中声名显赫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陈延年是一位党性十分坚强的共产党员，在省港大罢工运动中，他充分展现了掌控时机的敏锐、部署斗争的果断细致，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当时全国各地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陈延年及时召开党员大会以及区委会议，果断决策领导全省人民的反帝斗争。在工人游行示威遭到帝国主义血腥镇压，酿成“沙基”惨案的危急关头，身在现场的陈延年和周恩来首先组织工人撤离，以确保工农群众安全。随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广东区委继续扩大罢工，成立工人纠察队，发挥工人阶级力量，通过封锁香港来打击英帝国主义。同时，陈延年还与廖仲恺磋商，成立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抗议，最终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罢工，鼓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作为省港大罢工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陈延年得到党内外人士的充分肯定。在广东工作近三年的陈延年，同周恩来、邓中夏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致力于广东革命工作，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高昂的革命斗志领导了数次工农群众运动，使广东党组织成为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骨干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无产阶级政党[9]，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凶险的革命斗争中，培育并发扬了不惧牺牲、勇于同一切反动势力斗智斗勇的高尚品格，陈延年是其中的典型，尤其是他接替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一职后，“一天跑到晚，食宿无定所”，为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为共产主义信仰顽强斗争。
首先，严于律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受陈氏家族良好家风熏陶，长期自力更生的陈延年在广东主持工作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有“革命苦行僧”之名。据饶卫华回忆，陈延年坚持原则，教育其他同志“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讲享受，我们是党员，不是公子哥，要艰苦奋斗”[10]。身为领导人，他生活朴素，处处以身作则，毫不利己，日常也是与其他同志同饮共食，甚至还将微薄的生活费捐赠给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做经费。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他除了参加各项会议、及时听取同志报告、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前往培训班授课外，还不忘记提高自身理论素养，常常在闲暇时间阅读革命书籍和报刊。工作上夜以继日、学习上刻苦钻研的他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称赞。因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所以对自己的人生大事无暇顾及，并养成了众所周知的“六不”作风，即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
其次，心系工农，坚定站在工农运动前列。陈延年坚信只有工农阶级才是最能革命的阶级，“应当注重工农的力量及其利益……完成本党的历史使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族革命”。[11]因此，他特地在区委设立了农民部，让有丰富农运经验的干部如彭湃、阮啸仙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他自身也在实践中不断拓宽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并从多个方面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当他得知彭湃带头发起海陆丰农民运动后，他便和周恩来叮嘱彭湃著书出版，并组织大批党团干部深入农村加以宣传，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农民群体的斗争意识和本领，促使广东农会组织成立并发展壮大。在农运干部的培养上，陈延年组织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担任教员，抽空给学员作专题报告。他还写信给在东方大学就读的亲友，请求他们寄送听课笔记来丰富教材。此外，陈延年也关注广东全省以及周边地带的农民运动，特地派区委干部罗明前往，帮助当地开展农讲所招生工作，并叮嘱罗明招生时需要注意学员政治质量，着力培养基层政治骨干。他也是较早关注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完全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并呼吁全党同志加以重视。
再次，坚持立场，敢于与国民党新老右派斗争。1925 年5 月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得到明显提高，国民革命也走向高潮。随着革命事业高歌猛进的却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里面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剧，国民党右派势力越发无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国民党的领导权，试图不断打压和分化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向来注意我党独立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陈延年和周恩来等人决定借助“国民党二大”反击右派势力，最终遭到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反对，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广东区委被迫执行退让政策。尽管多次被驳回正确意见，但陈延年立场坚定，直言“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12]。当蒋介石等人借助“整理党务案”试图分裂国共合作时，陈延年和周恩来领导的广东党组织高度警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指责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退让妥协的错误观点，并授意张太雷草拟了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挑拨离间、叛变革命的罪行，阐明共产党对革命利益的高度重视，并号召“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13]。
最后，凝聚力量，做好党内外团结工作。几乎所有同陈延年接触过或者共事过的同志都一致赞许他善于团结，平易近人。无论是中央派来工作的同志，还是广东区委各部门同志，陈延年都一视同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相待，经常就理论或者实际工作方面的问题虚心请教。他称赞毛泽东对农民斗争问题的独到见解、赞许周恩来是我党出色的政治家、赞叹邓中夏是优秀的罢工问题战略家、评价恽代英是党内卓越政治宣传教育家，他对扎根基层的老工人党员也十分敬重。正是由于他的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使得党内上下一心，配合默契，工作成效显著。除了对党内同志的团结，陈延年还同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等保持合作，和他们一起为国民大革命的推进研究策略。此外，陈延年积极争取其他进步人士，如有反封建旗手美誉的鲁迅。正是在同鲁迅的联系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曾任广东中山大学党总支书记的徐彬如认为，“鲁迅最早和我们党正式接触，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14]。据饶竟群回忆，陈延年在广州工作时，还同旅居广州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保持友好往来。他与越南著名革命家胡志明相交甚笃，经常就革命力量培养展开探讨，相互学习对方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总的来说，陈延年在广州工作期间总是事必躬亲，尽己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
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也是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在陈延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临危受命、不畏生死前往斗争“一线”。充分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正如他自己所言：“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
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15]
随着国民大革命的持续推进，国民政府于1927 年春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顺应新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苏兆征等人以广东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抵达武汉的陈延年立即参加了五大的筹备会议以及上海和江浙区工作的相关会议。当时，已经发现蒋介石反革命倾向的党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此工作方案的核心是反对蒋介石。党派遣斗争经验丰富的李立三、陈延年以及熟悉上海情况的维经斯基前往执行，并由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等人成立特务委员会，开展针对性的地下工作，陈延年还被推选为中共上海市委临时书记。考虑到情况紧急，陈延年等人立即接受委托奔赴上海，也因此遗憾缺席党的五大，但仍然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一时间上海党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蔓延，大革命形势也陡转直下。途中获悉此事的陈延年一行人连夜抵达上海，在取得与时任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的联系后，立刻召开会议，讨论上海区委如何贯彻中央方针等问题，最终一致通过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共同署名。意见书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分析，对后期指导江浙地区发动反蒋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陈延年在接任罗亦农担任上海区委代理书记后，着手全面部署区委工作。他同担任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赵世炎及区委其他领导干部，竭力恢复党的组织，重新凝聚起革命力量，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同时，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反对悲观退缩的右倾情绪，也反对冒进的左倾倾向，及时鼓舞干部和群众斗志，“我们不要为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不要因革命的暂时失利而气馁，革命斗争是长期的，广大的工农群众是我们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教训，最后的胜利，不是属于敌人，而是属于我们”[16]。
得益于陈延年、赵世炎等废寝忘食的工作，上海的白色恐怖有所遏制，党和工会的组织重新恢复，上海国民党左派也有不少表示愿意继续同我党合作，建立反蒋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决定适当调整各级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王若飞、韩步先分别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江苏区委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决定举行江苏省委成立大会，但会议地址遭到叛徒束炳澍泄露，党的多处秘密机关也遭到破坏，部分未来得及撤离的党员被捕。陈延年等人本已脱险，但记挂其他同志安危以及党的资料的安全，他们决定折返，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尽管陈延年、郭伯和等人与敌人英勇搏斗，但寡不敌众，最终只有两名同志脱险。
被捕后的陈延年没有放弃斗争，他化名陈友生继续与敌人周旋，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他一边做好牺牲的准备，一边耐心等待党组织救援。在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奔走下，营救即将成功，却因叛徒韩步先泄密，功亏一篑。在生死考验关头，陈延年丝毫没有动摇信仰，以血肉之躯撑过敌人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打，坚定不移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绝不叛党。敌人面对不吐露党只字秘密的陈延年无计可施，最终决定将其处决。陈延年得知后慷慨赴死，面对敌人近在咫尺的屠刀，他昂首挺立高呼：“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恼羞成怒的敌人用乱刀砍死了陈延年[17]。
立志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陈延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18]，将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牺牲时年仅29 岁。他以卓越的才能赢得多方称赞。毛泽东直言陈延年是“党内稀缺的人才”，董必武认为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谭天度也用“伟大的革命领导者”赞扬陈延年。1927 年10 月24 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布尔什维克》第一卷第一期刊发《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的悼词，直言赵世炎和陈延年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损失、中国无产阶级的损失、中国革命的最大损失，号召革命战士继承烈士遗志、传承烈士精神，继续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奋斗不止。
陈延年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很辉煌。为追求真理他曾远涉重洋上下求索，为了理想信仰他敢于“逆行”捐躯赴难，始终忠诚践行着伟大建党精神，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解放事业，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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