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调查研究中的苏区精神意蕴

孙 伟 熊志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毛泽东显然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精髓,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伟大篇章。这些著作以调查研究为基准,获取了最真实、最鲜活的资料,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苏区精神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主要内涵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中央苏区时期调查研究与苏区精神紧密相关、密不可分,调查研究中蕴含着苏区精神的丰富内涵。在全党再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背景之下,重温中央苏区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经验做法,对于新时代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调查研究是革命先驱坚定信念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2)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了解所谓铁的纪律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筑在革命的观点上,而且是建筑在培养党员对于党的信仰和长期的训练与奋斗之上”(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红四军的现实问题后,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有效的摒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坚定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古田会议前,红军的来源成分复杂,并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中,对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导致各种错误思想在军队中蔓延,严重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并偏离了党的理想信念。针对此类现象,毛泽东于1929年11月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后,冒着严寒深入红军中进行调查研究,与战士们进行座谈会,积极交流和讨论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错误思想的形成原因,探讨纠正错误思想的方法。“调查会采取讨论的形式,启发大家就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参加大家的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页。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贫苦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和要求”(6)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编:《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3年版,第61页。。基于以上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过程十分顺利,实际花费的时间较短。这一过程,形象地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7)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陈茂在回忆古田会议前后的体会时说道:“又记得那是我们在打了很多胜仗之后,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不耐烦作细致的群众工作,想打大城市。……在检查的时候,我们在会上回想着这些,批判着这些。”(9)罗荣桓等:《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1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广大干部战士变得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因此,调查研究是确保革命同志坚定信念的重要环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展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带领苏区群众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应对经济封锁和政治腐败等挑战。他们推动苏区人民积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提供了基础,帮助苏区人民应对困难和挑战。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实践生动展现了“实事求是”思想,为党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持,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写道:“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11)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不是听报告,而是实地深入、亲自走访。通过亲身体验和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毛泽东能够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直接获取信息来源,并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科学决策。这种务实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他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并为后来党的工作方式树立了榜样。

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一种科学方法,要求以全面、历史和辩证的视角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先后深入赣南寻乌、福建上杭才溪乡、兴国县长冈乡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在这些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始终坚守真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两者是两回事。”(12)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三是“求真务实,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3)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对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批评道:“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14)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15)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这就要求我们要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地掌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指导实践,纠正错误思想。

兴国调查就展现了毛泽东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态度,在与新入伍的兴国籍红军战士座谈会结束后,为了确保调查研究内容的准确性,他特意致函兴国行动委员会,进一步详细了解兴国县的土地分配情况。中央苏区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等优良传统作风,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调查研究要求我们坚持求真务实,这种工作方法为苏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调查研究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践行。“调查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主体,没有精确的调查就不能组织群众。”(1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通过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研究问题症结,为制定务实有效的政策和解决实际困难提供科学依据,以实际行动造福于人民群众。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时,坚持深入苏区的军民中开展调查研究,以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在毛泽东的坚持和领导下,使调查研究成为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体现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注重实践和科学决策的优良作风。

一心为民的宗旨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主要体现在土地问题及农民生活调查方面。对于土地问题的调查,1933年6月1日,毛泽东签发《实行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一号》。6月2日,中央苏区中央局下发《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标志着查田运动的全面展开。王观澜回忆:“一九三三年,中央苏区开展了查田运动。对查田运动,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主张争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也要分田,富农的财物不动,多余的部分(房子、田地)分给农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剥削的不划富农;保护地主兼工商业;以缩小打击面,缩小敌人的队伍,争取和扩大团结力量。”(17)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查田运动本质上属于调查研究的范畴,通过查田,可以深入了解实际土地情况,从而更加公正地进行土地分配,以满足人民的利益和需求,并赢得人民更大的支持。

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深入农民调查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是对群众的关怀表达,也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指出:“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18)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体察民意、反映民情,过程更离不开人民,要把群众当作老师,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19)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毛泽东每到一处开展调查研究,总是伴随着询问农民的生活问题和解决群众问题。李奎应回忆:在去塘背的路上,“有座三、四根木头搭起的小桥。桥面很小,有的桥栓也断了,行走不方便。毛泽东同志说要赶快修理好”。“在从群塘往火叉塘的路上,我们碰到刘长秀,毛泽东同志便问她去哪里?家中有几个人吃饭?”(20)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页。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工作方法和习惯,是因为毛泽东懂得革命战争和改善民生的辩证关系。“要保卫革命果实,就要组织革命战争,要组织革命战争,就要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进行必要与可能的经济建设。”(21)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6页。调查研究始终以人民的实际问题为核心,通过深入了解人民所面临的困难,以此为基础制定正确的政策,帮助人民解决问题,这种工作方式充分展现了一心为民的宗旨。

调查研究是巩固清正廉洁之风的重要途径。中央苏区时期,随着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员干部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然而,由于封建思想等遗毒影响,少数苏维埃党员干部出现了享乐心理、浪费行为、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长此以往将会导致党失去人民的信任。毛泽东曾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2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继续赢得人民的信任,党在苏区积极展开调查研究,以杜绝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同时,为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党还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使他们更好地适应革命战争环境,并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在反贪污浪费方面,“实行审查制度,组织审查委员会以核查各级财政帐项〔目〕”(23)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0页。。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苏区面临着资源短缺的严峻挑战。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大多数苏区干部保持了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作风。为了进一步加强干部思想建设,杜绝自私自利和浪费行为的发生,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加强对干部的检查与监督,确保干部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的原则,保持良好的作风和廉洁的形象。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指出:“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24)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1934年4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检查监督的方式,也是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才得以实现的,没有调查就无法检查。由此可见,在反贪污方面所采取的方式也与调查研究工作密不可分。

在反对官僚主义及命令主义方面,所采取的也是调查研究的方式。“对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群众耍官僚、发命令,怎么可能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呢?不去掉这种作风,群众工作不可能做好。”(25)石仲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思想》,《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即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乱下命令,这将严重阻碍工作的开展,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26)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所作的大多数调查研究,就是为了给其他苏区提供榜样,把各地区优秀的工作方法推广出去。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山歌记录了当时苏区干部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真实写照。调查研究使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与群众的接触和了解,干部能够深入了解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困境,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干部通过群众的监督来检视自身,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清正廉洁的作风示范带动苏区的发展。

调查研究是艰苦奋斗作风最为生动的呈现。中央苏区时期,为了获取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资料,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组织了许多调查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确保调查研究过程的科学性、有效性,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这些任务的完成反映了调查研究人员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

为了如实获取调查研究的一手资料,调查人员往往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刘型回忆:“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反‘围剿’的诱敌深入的途中,在吉安、永丰一带作了很多社会调查。”(27)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不仅如此,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也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所作。1933年11月中旬,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为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毛泽东始终坚持调查研究,不仅是对农村地区调查,而且对前线敌我、军民情况也进行调查,方强回忆:“一九三四年六月底七月初,毛泽东同志亲临南方战线的最前线——红军二十二师驻地李官山……毛泽东同志召见了前线部队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开了调查会,调查前线敌我、军民情况,筠门岭作战经过,以及当时的作战部署;同干部一起研究敌情、民情。”(29)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在如此困难面前,调查研究工作依然能够顺利进行,这与调查研究人员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分不开。

调查研究的过程充满了辛勤努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为获取一手资料“踏遍青山”,不辞辛苦,其中一些一手调研资料还是调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实地才获取的。例如,在筠门岭失守的危急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往南方战线的最前线,展开调查工作,以获取敌情的一手资料。

调查研究是争创一流工作业绩的集中展现。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对待调查研究工作的严谨态度体现了对工作的高标准和严格要求,展现了争创一流的品质。

作调查研究并非简单的事情,需要依据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流程进行,中央苏区时期的调查大纲中就是很好的例证。“调查大纲一般都有调查说明,明确规定调查的有关要求,使用范围、调查任务的承担者,调查资料的基层收集汇总的责任人,各级调查资料的收集单位,资料的报告日期等。”(30)黄克富:《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这样的调查设计有助于保证调查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调查内容方面也追求尽可能丰富和详尽,“中央苏区时调查大纲的主要内容,可以概况为调查统计社会基本情况(地理位置、面积、地形特征、主要产出情况、交通状况、人口数量及各阶层人口成分、工资、生活状况等)、政治情形和经济状况”(31)黄克富:《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调查研究工作细致的安排,有助于核查调查资料,有效避免调查研究资料不实或片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全面性和细致性的调查有利于做出准确判断并制定正确政策。

进行调查研究同样也是为了推广“第一等的工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下发给参会人员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为了推广先进做法。黄亚光回忆:“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行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本小册子,分发给了到会的代表。”(32)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对于模范县、乡的工作,毛泽东极为满意,并且称其工作为“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33)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号召全苏区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

调查研究争创一等的工作态度,在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中均有体现。毛泽东在长冈乡开展调查研究,吴亮平回忆:“对于长冈乡调查的问题,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毛泽东同志去过长冈乡;二是毛主席在瑞金找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干部来汇报情况,然后将调查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了《长冈乡调查》初稿,又亲自去长冈乡调查核实、补充。”(34)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6页。毛泽东充分贯彻“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5)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1929年7月9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于7月11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于调查研究工作,使调查研究工作成为苏区干部争创一流业绩的重要体现。

调查研究是践行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最佳实践。“为了革命胜利,广大苏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仅赣南苏区有名有姓烈士达10.82万人,占全国、江西省革命烈士总数的7.5%、43.8%,兴国为全国第一烈士县。”(37)石仲泉:《苏区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的璀璨明珠》,《中国青年报》2021年7月27日。其中,无数调查研究人员不计个人得失,以苏区的利益为重,为苏区的繁荣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强调:“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38)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自己做记录已成为毛泽东的习惯,即便自己生病,也坚持亲自调查。如1929年10月,毛泽东在苏家坡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常到溪边幽径散步。他继续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为了帮助特委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不辞辛劳,深入群众,作了大量调查工作。(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不仅如此,即使自己被排挤,被针对,毛泽东仍坚持不懈地调查研究,为改正全党工作方法而努力。彭儒回忆:“因为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被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同志名义上是休养,实际上在作调查研究,反对王明路线。毛泽东同志在长汀起草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本书。”(40)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30年11月21日,在木口村吃午饭时,还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顾自身处境艰难,坚持通过调查研究获取信息,以此为苏区发展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展现了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苏区干部在广阔的苏区大地上,勇往直前,深入基层展开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些干部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42)《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光明日报》2020年10月11日。调查研究在制定正确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苏区精神是苏区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体现了苏区人民不畏艰难、坚持真理、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自2023年3月开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此背景下,追溯与再现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从调查研究的学习和实践中领悟苏区精神科学内涵,有利于更好地致力于红色基因的传承工作。

新时代要继续弘扬伟大的苏区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重要的是将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中,使之成为推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力引擎,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职责。新时代,我们要以调查纪念馆等为载体传承好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43)《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长冈乡调查纪念馆等,均以翔实的史料,记载了早期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的历史,通过参观这些纪念馆,能够让广大群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演变历程,从而丰富主题教育内容,使主题教育更加生动、直观、多样。

与时俱进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为传承好红色基因,应积极探索创新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的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应对之策,更是接续展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方式。同时,还应紧密结合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深入领会他在调查研究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最新论断。更加准确理解新形势下进行调查研究的目标和任务,运用科学方法,恪守高标准的作风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传承好红色基因,谱写调查研究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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