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滁会景编》颂圣景欧崇王主题考察明代宋学的复兴

裘新江

《南滁会景编》(以下简称《会景编》)是唐至明末八百年间名宦士大夫四百多人记述题咏滁州山水景物的诗文总集,由明代南京太仆寺官员赵廷瑞等先后主编增订,包括文章百十余篇,诗词二千余首,尤以保存的明代文人作品居多。《会景编》有着明确的编辑重心和意向所指——颂圣、景欧、崇王。朱廷立在《会景编》后序中,便提示该书编辑理念是作“不役于景,不泥于文,自得于其心”的“大观”,说明编者是放眼整个时代来编写本书的。本文拟以《会景编》为考察对象,探索明代颂圣、景欧、崇王三股文化思潮之间发生的联系,并进一步揭示明代“宋学”复兴的动因。

这是每个朝代都会有的文化主题。朱元璋是凤阳人,滁州是他发祥之地,追终慎远,讴歌朱元璋的开国之功与圣人之德,自然是《会景编》的应有之义。从明代思想文化源头来看,朱元璋开国定都凤阳,后虽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罢建明中都,改建明故宫,但明文化的根源确实在这里,而且留有诸多历史文化遗迹,这本身就价值非凡,可以让今人近距离与古人对话。从大的方面说,明清历史文化遗存(清承明制)与今天的传统文化渊源也是最直接、最丰富的,不像明以前的历史文化遗存,除了发现的古墓,真正留下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已很少。单从文献典籍上来说。明文化可以挖掘的东西就是富矿。另外,一代文化风气的形成,总与开国文化理念的倡导关系密切。比方说程朱理学虽发端于南宋,但真正被倡导弘扬是在明清,以至成为官方哲学,而这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倡导有关。

过去把朱元璋称作农民皇帝,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朱元璋虽然出身低微,但通过自学成才,再加上某种天分,虽不一定能够做到饱读诗书,却最终还是让自己成为一名具有儒者气质的将才,虽然在立言上未必能够成为一代名家,但由他留下的诗文(如《皇陵碑文》《感旧记》)所展示的文采,至少今天不少文人还是赶不上他的。所以,一个卑微的人能登上事业顶峰一定有他登上顶峰的道理,除了自身悟性,那就是还必须擅于将一定的文化惟吾所用。由此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开国后为何那么重视儒家意识形态在巩固政权方面的作用了,因为儒家政治层面的核心就是家国同构,忠孝一体,何况元代科举制度不兴盛,明王朝更有复兴华夏正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这自然就造就了明一代的思想文化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不仅仅有明帝业开创之功,也有接续复兴华夏民族正统文化之功。朱元璋曾亲自策划并由其子朱棣实施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既强调对“四书五经”等经书圣义的阐发,也强调对宋代理学精义的解读,实际上把理学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这种由接续文化,进而达到接续道统、接续人伦之道的做法,固然出于筑牢统治思想根基的需要,即通过美化封建纲常的神圣,来强化纲常道德的统治,并因这种思想的禁锢造成明代前期文化思想界和创作界比较沉闷的局面,但客观上却使得传统儒家思想又重新回到封建文化的正轨,并促使明代知识分子在“颂圣”的旗帜下,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复兴“宋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会景编》嘉靖本开篇置“柏子潭文集”类并置朱元璋《御制柏子潭龙神文》《柏子潭神龙效灵记》在前,不仅出于政治站位需要,更有开启明一代文化风尚的意义,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柏子潭诗集”类置于开篇的是欧阳修名诗《柏子坑赛龙》,其宋明文化的接续意义更加明显。滁州知州陈琏在《柏子潭记》中,谈及“永乐三年春及夏五月,滁不雨,琏率僚属处祷俱应,是岁大稔,盖神之德于滁人者非一日矣。”[1]卷一:46便将圣德与神德联系在一起,所谓“神德”无非是圣君应当抱有“万世根本”的虔诚之心,自然会感动上苍,赐福于百姓,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年丰岁稔,当年欧阳修有这份心,朱元璋也有,有“小欧阳”之称的陈琏也有。这在陈琏《柏子潭伏读太祖皇帝神龙效灵碑》诗中表明得更明确,诗曰:“此地曾经翠辇过,神龙自昔效灵多。旋施林雨回枯朽,遂使黎民乐太和。圣制万年昭日月,奎光午夜照星河。巍巍帝德同天大,汉主徒为沛上歌。”[1]卷二:60这里将“帝德”(一版本作“圣德”)看作比“天大”,那是因为黎民百姓“乐太和”(乐太平),而这不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可以比的。这里还特别提到“奎光”(旧谓奎宿之光是文运昌明、开科取士之吉兆),这里代指“圣制”为明代读书人文化追求上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弘扬以宋代欧阳修等为代表的士人精神。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欧阳修的文化影响力,在北宋自然是声势宏大,并由此引发一股“滁州文化热”[2],诚如北宋孙觌在《滁州重建醉翁亭记》曾曰:“一时巨儒宗公,高人胜士,声气相求,大篇杰句,发于遐想。如富郑公、韩康公、王荆公,皆赋醉翁吟,以不克造观为恨。曾南丰记醒心亭,以姓名列于文公之次以为荣。”[3],在南宋也是景仰的香火不断,以至于欧阳修老乡文天祥都发出“人间何处不滁州”的感叹[4]。不过,这股景欧热潮随着元王朝的建立而出现暂时沉寂,有“元诗四大家”之誉的著名文臣虞集途经滁州,醉翁亭已毁,只能找来《醉翁亭图》看看,并写下七绝《醉翁亭图》,诗曰:“醉翁四十漫称翁,宾客相随乐意同。前引朱衣垂白发,花开山谷几春风。”[1]卷六:180,诗中感叹醉翁遗风不再,想象当年与民同乐的场景,故嘉靖本《会景编》只收了虞集1篇作品,后崇祯本又增加了2人。

然而,元朝的传统文化脉胳中断只是暂时的,且不说南宋理学的余脉在民间得以延续,出现了号称“元代理学三大家”的许衡、刘因、吴澄,而在元开国八十年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元仁宗又重开了科举,促使儒家道统在各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得以恢复,并具有了时代的特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的倡导,乃至列为官方哲学,直接影响了明代立国初期思想的确立。因而,明朝再度兴起一股欧阳热,这不仅与颂圣主题不违背,而且更能契合很多文人雅士的君子情怀,特别在滁州为官者的醉翁情结,明代文人和滁州百姓也十分乐意把“小欧阳”“今之欧阳子”称号奉之陈琏、归有光、程敏政等与滁州相关的名士。

今天看到的醉翁亭、丰乐亭虽为北宋建,晚清薛时雨重修,但基本格局是明代形成的。明代是醉翁亭、丰乐亭等欧公遗存建筑维修、复建、增建、扩建最兴盛时期,《会景编》“醉翁亭文集”就收录有明文人杨士奇、周叙、商辂、张弼、赵釴、杨瞻、叶向高等重建或重修醉翁亭的记文。明初杨士奇在《重建醉翁亭记》中感叹北宋“韩、范、富、欧”“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盖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时,论其功,景仰歆慕之无已也。”[1]卷五:162并在文中痛惜过滁所见醉翁亭被严重毁坏的情况,甚至认为“此邦贤之迹,弃不治如此,其政可知矣。”把醉翁亭保护的好坏看作是滁州治理好坏的表现,其景欧之情可想而知。

明代丰乐亭景区曾建有滁州守臣林元伦、王梅督造的景欧亭(今不存),并留有《会景编》初刻者赵廷瑞《景欧亭记》,其曰:“(建此亭)可独于瑯岩酿水之间,想像公之高风而揖之哉!矧公道德勋业文章实惟所谓三不朽者,凡登公之亭者,当自得之仰高之念,恐非滁人所得而专也,其命之曰景欧。”[5]卷二:130多年后嘉靖进士余胤叙在《重修景欧亭记》中,再次阐释建景欧亭的意义,曰:“圣贤之学,诚立明通,以天地万物为体,故先忧后乐,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否则徒在山水之间,醉生玩世,非所以景欧也。”[5]卷二:133这实际上点出了景欧在明代的现实意义与当下价值,就是要接续好宋儒文化的山水意识与“忧乐”精神。

《会景编》收录了不少王阳明及后学在滁州所作的诗文,通过“即景抒怀,悟理论道,体现了对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的阐发和尊崇”[1]前言:5,特别是对阳明先生当年活动遗迹(如龙潭、梧桐冈、太仆寺署、马政街、龙蟠寺、来远亭等)以及后来阳明弟子所建阳明祠(阳明书院)多有歌咏,体现出“崇王”的文化主题。

阳明心学虽在贵州龙场悟道,但思想渐趋成熟期却是在滁州。一个人敢布道,那一定是想得比较清楚了才会付诸行动,才会有龙潭讲学,才有阳明弟子布满天下,从而形成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的滥觞,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有了派别之分。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学派有七:江右学派,即江西一带王门后学,以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徐阶等为代表人物,强调治学“去其不善,以归于善”;南中学派,以戚贤、朱得之、薛应旂、薛甲等为代表人物,强调“致良知”即为“不为习气所蔽;闽粤学派,为福建、广东一带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杨骥、周坦等为代表人物,强调“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治学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所谓北方学派,以洛阳王学为主力军,以尤时熙等为代表人物,主张“心性一物”,治学先必通其情,通其情,则天理自得,将“良知”发展为“道一”;楚中学派,即湖南一方的王门后学,以蒋信、冀元亨等为代表人物,主张心生“气”,“气一分殊”即为万物;浙中学派,为江浙一带王门后学,以王汝中、钱德洪等为代表人物,强调“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传人有王栋、徐樾、李贽等,其主张简单可行,认为贩夫走卒皆可学而有得,所谓“夫子亦人也,吾亦人也,圣人可学而至也。”上述学派中,尤以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影响最甚。由此看来,所谓“阳明心学”也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阳明心中的真正心学与后学流派之间的思想体悟与传承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差异性,有的可能还是违背了阳明先生构建“心学”思想体系的初衷,这一点与后世对孔子学说的阐发有点相似,比如王学在阳明之后分化为左右两派,左派发展到狂禅派,比较狂放不羁,强调个性,不愿循规蹈矩,追求思想解放,甚至走向极端;而右派演变成修正派,如归寂派,过分强调主静,认为要收摄凝聚到枯槁寂寞之后,才能达到致良知。对于左右两派,著名学者嵇文甫曾评价道:“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却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王学由他们而更和新时代接近了。”[6]

虽然心学思潮席卷明代中后期,但“景欧”作为明一代文人所崇尚的时代精神主题并没有改变,即使阳明弟子也留下了不少景欧作品,不过王阳明任职滁州半年留下近四十首诗,却只字不提欧阳修和他留下的遗迹,这也为学界留下了遐想空间,也许同为儒家思想信奉者,两者在认识上存在着许多偏差吧!从文学角度来说,整个明中后期文学创作无不浸染着心学思想的影响,如《西游记》的创作,汤显祖的至情论,李贽童心说,晚明小品文创作等,其中思想界怀疑派、狂禅派和经世致用派的崛起,以至影响到清代文坛的作家,如以情反理思潮对《红楼梦》的影响,经世致用思潮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等。

通过上述明代颂圣、景欧、崇王三个文化主题的分析,可见《会景编》的编撰不仅恰逢其时,而且编撰的动机也很明确,即意在传承宋儒文化。颂圣、景欧、崇王文化主题在明代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就在于宋明文化的主导是儒学,故而程朱理学能够延续元仁宗重开科举时将之作为官方哲学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升它与四书五经同等的经典地位,进而引导天下读书人不仅要皓首穷“经”,还要皓首穷“理”。虽说明代中后期思想倾向开始趋于多元融合,出现了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潮,但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新探索上,也就是力求重新接续上“宋学”的余脉并加以发扬光大。

“宋学”之名出自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其曰:“自汉兴以后,垂两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7]此将宋学与汉学视为经学两派。其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都沿袭此说。现在学界一般指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家义理之学。具体而言,是指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尤以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为盛,新儒们反佛老“异端”,以“古文”为载道之舟,怀抱尧舜“王道”理想,寻求新政之路,改革科举,大兴办学,抛却经师旧说,直追圣意。这场“儒学复兴运动”,影响面广,被赋予新的文化特征,成果丰富,后被称为“宋学”。黄宗羲等人的《宋儒学案》(合《元儒学案》而为《宋元学案》),是一部专门梳理宋代儒学且主要是理学的学术史,但没有提到“宋学”这一概念,但案中收有宋代众多新儒学家,并不限于理学家,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钱穆曾谈道:“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亦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8]即宋学强调的是经义与治道、政事、书院结合。

的确,初期宋学主要是吸取唐代韩愈道统精神,重视人格修养和书院教育,主要以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为代表,整合传统文化思想,建立起人文教化的理论,掀起一股研究儒家学问的热潮,传播真正的圣人之学和圣人之道,故有人称这一时期的宋学叫“道学”,而至南宋演变为程朱理学,但也有陆九渊的心学与之思想交锋,而这也成为明代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交锋的思想渊源。不管怎样,传统儒家经典经过宋儒进一步诠释,不仅带动了学术风气,更使“宋学”成为与汉代“汉学”并列的中国学术史上的两大高峰,并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堪称“宋学”的变革期,此时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与科举捆绑在一起愈发思想僵化,而三教合流的思潮最终催生出阳明心学,让传统儒学又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而坚持“守道尊王”理念的欧阳修与“致良知”心学的王阳明同为传统大儒,相对传统理学家来说,自然更能赢得明代文人的喜爱与崇尚。

虽然《会景编》从嘉靖本到崇祯本历经百年版本演变,时代衰落也会在文人心中带来一些暗影,故而太仆寺少卿章焕在《重刻南滁会景编序》中强调全编“感慨今昔之间,可以观盛衰、鉴得失,而俾政治,非独恣游观已也”,但“景欧”的情愫却一直未变。在如此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与明代现实社会背景下,欧阳修作为“忧乐”精神的践行典范,自然会引起诸多驻足滁州文人的强烈思想情感共鸣,并将之作为追崇对象而加以重视。自宋以来在醉翁亭、丰乐亭建“二贤堂”“四贤堂”“七贤堂”“二贤祠”“先贤祠”“九贤祠”等,都是基于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精神意义上的建构。同样阳明弟子在丰乐亭里建阳明祠(阳明书院),也是时人把阳明先生看成是当下成功践行人生三不朽的欧阳修的现实翻版,正如萧崇业在咏丰乐亭景区二贤祠时写道:“二贤风韵重儒林,小院浓荫柳十寻。信史共垂循吏传,时人解诵醉翁吟。晋元台殿俱尘土,太守声名自古今。更有阳明祠屋近,斯文崇祀百年心。”[9]卷六(《二贤祠》)这里诗人将王禹偁、欧阳修、王阳明放在一条思想线上说,实则把“景欧”与“崇王”紧密联系起来。至于王阳明在滁期间诗文创作中只字不提欧阳修和醉翁亭,也许是他在传承“宋学”思想源流时对欧阳修单纯崇尚儒家道统和君子人格修养而缺少直指内心体验的哲思深度而有所不屑吧!但是对明代大多数文人来说,欧阳修也好,王阳明也好,都是在儒学界树立起“三不朽”的人生标杆,值得后人效仿追慕。

总之,《南滁会景编》为我们探寻明代哲学文化思潮流变提供了宝贵资料,并由其包容的颂圣、景欧、崇王的文化主题足以窥探明一代宋学复兴的复杂状况。特别是在阳明文化热度不减的今天,切忌就阳明心学去谈阳明心学,而要看到阳明“心学”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整个明代儒学复兴这一大的思想文化环境背景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体制上所存在的痼疾而开展的思考,或回归传统正道,或援道佛入儒,力求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良药,并由此带来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思想界的又一次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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