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探析

王 飞,张 敏

(陕西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陕甘宁边区(1937—1949)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行政区域,有着特别的历史地位和政治意义。为了巩固发展政权、增强自身力量、提高抗击日寇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陕甘宁边区政权后便一直着手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建设。长达13年的大生产建设多以农业生产为主,对其他方面的建设有所欠缺。同时,长期的开发建设不可避免地对边区的森林生态产生了较大规模的破坏。而森林作为农业生产的组成部分之一,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性也日益凸显。

据史料记载,陕甘宁边区所处地域在很久以前拥有大面积的森林,当时的高原生态系统平衡稳定、雨水丰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胜地。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人口数量的增加,许多移民涌入这片土地,森林逐渐被开垦,再加上连年不休的征战,森林破坏日益严重,面积逐年减少。到了明清时期,这片区域已经大多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十分脆弱。

(一)边区生态环境脆弱

近代的黄土高坡千沟万壑、黄土覆盖、地形支离破碎,土质疏松,干旱少雨,风沙天气较多,气候恶劣。清末民国时期,人口增加、乱砍滥伐又加剧了这个地区的气候恶劣情况,导致当时的黄土高原时常经受旱、涝、水、冻等灾害。到了建设时期的边区,森林面积已不足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且分布不平衡。加之林中多是中幼林和灌木、杂草混生,对于气候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边区境内气候变化多端,四季分明,自然灾害频发。春季多干旱,伴有冰雹,夏秋季则易发洪涝灾害,尤其三边等地接近沙漠、气候干燥,易形成旱灾,“雨量很少,四五月间常实感雨水缺乏,谷物不能播种,或种了也不能出……七八月间雨水最多,川地因河水突增,往往成灾”［1］92。这种恶劣的气候极易导致水土流失,“1934年,据陕州水文站所测,陕北各河流每年输出的土壤为871165200m3。这几年更多……”［2］92流失的田地面积更是不计其数,令人震惊。水流冲刷、切割地形,使本就平整的地形变得坑坑洼洼、沟壑纵横,导致农田数量日益减少,田地里有益物质被冲刷带走,良田被毁,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

对此,为了改善陕甘宁边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质量,开展森林保护工作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保护森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森林能够调节降水量,调节气候和局部环境,树木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形成巨大的蒸腾作用,再将水分蒸发到空气中来,平衡空气湿度,降低水涝旱灾的形成率,其对于气温的调节有利于降低昼夜温差,便利农作物的生长;森林能够涵养水源、蓄积水分,由于边区气候不稳定,夏季时有暴雨,水土流失严重,若有一定规模的森林保护,降雨时便可以通过树冠的截留和地面上枯枝落叶的缓冲避免过多水流冲击地下,提高地表的抗冲刷能力,从而避免过多的水土流失,形成比较稳定的生态环境;森林能够有效阻挡各种风力,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当强风吹过,树叶和树干便能抵挡气流,从而减弱风力、降低风速。森林内众多树木盘根错节、深埋地里,又能起到盘固沙石的作用［3］4。从多个角度来讲,在生态环境脆弱的陕甘宁边区内进行森林保护运动刻不容缓、意义重大,只有扩大森林规模、提高生态质量,才能扩大森林对气候的调节力和抵抗力,更好地改善边区生态圈。

(二)大生产运动破坏森林生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两万五千名红军战士在陕北革命根据地落脚扎根。之后陕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扩大,到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时,人口已达200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逐渐成为抗战“模范”基地,获得国内外人民的一致认可和称赞。随着边区地位的不断提高,外来人口也急剧增加,许多接受过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年轻人、认可共产党理念的先进分子前来投奔中国共产党,各地难民也大批来此。从1937年到1945年,从河南、山西、河北等地逃难至此的难民人数高达266619人……边区脱产人员数量从1937年的1.4万人到1941年的7.3万人,在最盛时期,非生产人口最多达到了10万人［4］45。

人口数量的剧增必然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压力增加。为了解决边区内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运动,主要内容就是开垦荒地。在大生产运动中,各个机关部门、学校积极响应党的政策,动员大批群众加入开荒运动,鼓励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这场运动成效颇佳,“据资料分析,1937年末边区的耕地面积是826多万亩,1944年抗战结束时为1520余万亩,据建设厅统计,全边区已耕地1500万余亩”［5］10-11。尤其在皖南事变之后,党中央决定实行屯田政策,派驻军队前往南泥湾开垦荒地,1944年开垦荒地累计达到26.1万亩,是1941年初始时期荒地面积的20倍之多［6］332。

总体来看,这场农业大生产运动有利也有弊。从现实问题来看,它切实解决了边区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缓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后备压力,帮助边区度过了发展过程中的艰难时期,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然而,从长远角度和生态环境方面来看,这场大生产运动使得农业过多地挤占了大自然的发展空间,改变了边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生态系统压力倍增。大面积毁林开荒让森林的分布更加不均衡,乱砍滥伐使得边区的水土流失更为严重,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注意到这一现象,开始了保护森林的探索。1940年,中共中央针对边区生态的情况组织了一个森林考察团,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任务,并将结果所得汇编成书。书中颇为痛心地描写了人们对于森林的破坏力度之深：“在洛河……等地,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的不平均——集中于一点……砍伐的特别残酷(不留种树)。”［1］123-127如此杂乱无章的乱砍滥伐,已然侵占了森林的生存面积,导致风沙频袭人们的生活领域,造成的局部气候不调更是“助长”了恶劣气候的“威力”。长此以往,边区的森林及生态只会变得更加脆弱。

(三)开发利用森林资源需求大

森林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生态系统,内含丰富的天然资源。据考察,边区森林中有着松杨、桦树、橡树、槐树等十几种优良的树种,富含多种林副业资源。据当时预估,每年可产板材37.7万立方尺,圆木1560万根,有用果实1380担,有用种子690担,药材31700担,猎皮4万张,造纸原料44.5万担,薪炭60.6万担等［7］157-158。陕甘宁边区建立以来,人口不断增加,林木用途颇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林木的需求也大大增长。

在日常生活中,林木的主要用途是烧炭和军民医药。陕甘宁边区冬季寒冷漫长,家家户户都需要烧炭取暖,当时延安常住人口中享受生活供给制的“公家人”大约3万～4万,“4斤柴可烧1斤炭,延安政府单位全年用炭就达到248万～331万斤,要燃烧约莫1250万～1650万斤的树木”［4］326,每年仅是冬季取暖就要消耗2000多立方米的木材。此外,修建窑洞、制作家具、生火做饭,也需要用到木材,光是这几项用处就足以说明所需林木的数量之多了。再加上正逢战争年代,边区的军民用药也消耗颇多。当时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边区的西药一直无法供给,为了解决医疗问题,只能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的药材自己制药。边区森林内广泛生产着丰富的药材,如甘草、地黄、柴胡、车前子、苍耳、黄芩、杏仁、菖蒲等,为医药自给自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光华制药厂在1939年到1940年初一年多的时间内,利用中药材制成特效药品14种,其他药品60万包。八路军制药厂中药部从1939年到1942年制成中药27700磅［8］125-126,为保障边区军民的健康做出了极大贡献。

在工业生产中,林木主要用作原料和燃料。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工厂数量倍增,手工业、私营工业等诸多行业有了充足的发展,对于木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修建工厂、生产产品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用到林木。大量生产工具,如镢、锄、便桶及褛等农业用具和制革厂的夹板、载案、转槽、火柴厂的火柴盒和木梗、卸杆器、圆锯机、压铁叶工具等,都是用木料制作的［9］125,提炼盐酸、冶铁以及军事用品的制造等也要以林木作为燃料。在国民党重重的经济封锁中,边区难民纺织厂的酸性染料问题迟迟解决不了。经调查了解,工厂同志用当地一种叫黑格兰的植物根作为染料代替了外来用品［9］455。

总之,开发林产品对于保障边区军民生活、促进边区生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边区生活生产用材需求量大,当时现有的林木数量难以满足生活用度的需求,因而亟需合理规划、开发资源,填补林木的需求缺口。

面对边区如此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不断增加的日常林木需求量,森林保护成为一项刻不容缓、亟需推进的工作。边区政府基于生态保护的考量,实施了制定保护政策、成立林业机构、广泛发动群众等措施,推进了较为严密切实的森林保护策略,收到较大成效。

(一)制定森林保护政策法规

1940年,乐天宇在《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中提出了保护森林的八条实施方案,其中包括要收回林权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林业生产、合理规划、科学管理、进行森林教育等等。这八条方案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并在森林保护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实践应用。

从1937年到1949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森林的相关政策法规,具体如表1所示(1)本表依据：(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3)艾绍润,高海深主编.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表1 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政策法规

从表1中可以看到,政府对森林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政策法规的完备程度也不断深化。这些政策法规为边区的森林保护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之后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极具意义的借鉴。然而,由于这一阶段战争不断,一些政策法规的实效性受到了限制。

(二)成立机构管理边区林务

1937年9月,边区政府成立农业厅。10月,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设农牧科,各分区、县、乡政府也分别设立农牧科和林业委员会,分别管理所属地区内的林务工作。1939年1月,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设置了建设厅,下放其计划监管农林工商事项、交通道路建筑事项、移民新村建设事项等职权,主管实业行政事务。1940年12月,边区政府成立林务局,随后颁布了组织规程,规定林务局要加强林业生产与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宣传爱林护林思想、指导所辖各县林业生产建设等工作。1942年6月,边区政府将农业局和林务局并入建设厅,设为第一科(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科)。1949年2月,政府将原建设厅更名为农业厅,由政府直接领导,一并管理林业的相关事务,包括研究农业相关政策,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修建水利设施、管理牲畜繁殖等。1950年1月,中央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下设农林部负责管辖边区林业事务［4］421。

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置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用科学手段组织管理林业事务,足以见得政府对于边区森林保护的重视,完备的管理机构、专业的林业人才也为边区林业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为今后进行生态机构设置提供了借鉴。

(三)加大宣传带领群众植树造林

造林运动是边区一以贯之的活动,它为边区的森林保护做出了极大贡献。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要进行森林保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专门的机构,要想使森林保护工作取得实效,必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宣传来带动群众共同参与植树造林,也是森林保护的重要策略之一。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十分重视植树造林活动。边区建设厅长刘景范曾呈文主张积极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运动。这一主张引起政府的积极讨论。1938年3月,建设厅发出要“大量培植森林资源”、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带头开展植树造林的通知。这一号召取得了成效,仅1938年,全边区青少年就植树约9万株［3］10。1939年后,建设厅强调要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1941年1月,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要求实施有计划的开发与保护,以改善森林分布不均的状况。为此,政府投资了10万元,集中力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森林资源管理活动。1942年,江心发表了《植树和护林》一文［10］,总结了植树效率不高的原因,提出要栽“有成果”［10］的树、要安排专人负责集体所植树木、群众要提高护林意识等建设性意见。

(四)合理规划管理、科学研究

合理进行管理规划、科学研究是森林保护的前提。为了摸清森林及其资源的基本状况,边区政府建设厅多次组织考察团进入林区调查,详细分析了森林的实际状况,为之后的林业建设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1940年3月,边区成立光华农场,派驻了许多农科专业人才进入农场,依托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科研事业,设立了林业、农艺、园艺畜牧和兽医四个组保障战时的农业物资供给,同时,为群众推广普及涉及畜牧、农艺、林业、水利等专业的知识。该农场经营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边区乃至以后农业科技发展的典范。1941年初,边区政府成立林务局,负责边区森林的生产管理工作。后又设两个试验林场和一个苗圃归其管理。林场成立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并管理好原有森林,第一试验林场将林区划分为保护禁伐区、抚育更新区、薪炭供应区,分类管理;第二试验林场负责研究和实验山丘地带营造人工林的技术措施;苗圃则负责培植油松、青冈、山杏、杨、柳,并引进落叶松等树苗,以满足边区生产生活的日常需要。1945年,边区政府还建了两个小型森林公园,可同时作观光旅游、保护林业资源以及丰富群众生活之用［3］16。

(五)重视教育培养林业人才

陕甘宁边区的林业教育基地主要有延安自然科学院、边区农业学校和光华农场。1939年5月,为了提高生产力以应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经济困境,边区政府在南门外杜甫川成立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设立生物系以教学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成立生物研究所,开设农业、畜牧学、林业相关的11门课程,开展了耕种方法、植物病虫害防治、新品种引种等领域的研究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3］18。1939年7月,边区政府开办了农业学校,组织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学习农林相关知识,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和边区农业试验场,培养一大批工业、农业及商业技术人员,这些教育工作和学校为政府用近代科学开发边区农林提供了人才储备。

边区政府开办林业教育基地不仅是为了培养农林业经济建设的相关人才,同时也是为了向群众传播普及林业保护的相关知识。政府通过教育科研机构、报刊媒体等传播机制为边区进行森林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林业教育和林业知识传播工作,不仅促进了当时森林保护工作的开展,而且为新中国的林业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人才保障,可以说,这一时期进行的林业教育事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在当时抗战背景下对边区森林进行保护是一项难得而又意义非凡的工作。当时的党和政府同边区的人民群众一起努力,针对森林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策略。这些措施产生了一些成效,但由于诸多原因限制,这一时期的森林保护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作为生态建设的初步探索,陕甘宁边区的森林保护工作还是存在很多积极成效,对之后及当今时代生态建设有着许多启示。

(一)边区森林保护的成效

陕甘宁边区的森林保护经过几年的努力,产生了些许成效。一些领导人和部分林业工作者认识到护林的重要性并多次发出号召,边区也确实在抗战时期采取了许多行动,例如制定法律法规、设立林务机构、广泛发动群众、科学规划研究等。据统计,1937年植树300190株,1938年植树457190株,1939年植树1390116株,1940年植树514887株,1942年植树259772株。从1937年到1942年,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共植树290余万株［11］156-157。1943年到1946年,仅陕北张家畔荒滩就共植树500余万株［12］11。此外,1941年,林务局还设立了两个林场和一个苗圃,共计34000余亩［13］128-129,数量可观。以上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每年所植的树木数量都有所增长,树木生长状况也有所好转。这些成果增强了边区人民的自信心和抗战斗志。同时,改善了边区的生态环境,减轻了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增强了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和稳定性。

然而,由于这段森林保护工作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展开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由于战争原因,这一保护工作难以一以贯之、持续开展。1942年,仅设立一年的林业局便被裁撤,相关的林业后续活动被削减。边区群众也往往将树栽好以后便不管不顾,不成系统,难以收效。1940年,政府巡视员发现有人随意砍树,问之则答：“管理科的命令叫我们砍,不是我们要砍。”［4］3191942年4月,政府联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封关于《禁止拆毁庙宇和砍伐树木》的布告,其中指责道“近来竟有一部分人,对于旧有庙宇,任意拆毁,对于树木森林,任意砍伐”［14］23。可见,在政策落实中也存在盲目求成、形式主义的弊端。且当时边区政府各单位每年都要伐木烧炭,树木生长周期长、速度缓慢,赶不上人们日常需求的增长速度,导致尽管人们就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做了很多工作,森林保有率却仍急剧下降。由此看来,这一时期森林保护的成效并不理想,以至于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的状态,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对于森林是“破坏大于保护”的。

(二)边区森林保护的启示

尽管这一时期对于森林保护的艰难探索收效甚微,但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建设的初创阶段,对于后续的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现实启示。

其一,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建设实践的指向标。从当时多条有关保护的法规条例中可以看出,已有一部分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形成了初步的生态文明理念。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人们的生态观念还停留在实用和追求短期快速的阶段,缺乏可持续的观念指引,因而在实际中对于森林保护工作没有更加长远的规划。在当时,普通老百姓为了生计挣扎度日,只能做到尽力而为,不能产生生态保护意识、承担保护森林的后续工作。这就要求政府在启发民众环保意识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今天,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念的系统观念指引下,加大对群众爱林护林的教育力度;以“两山”理论为引领,在全社会范围内,自上而下形成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推动实现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观念保障。

其二,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在所有的社会实践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抗战时期的边区政府积极发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参与森林保护的实践活动。1937年,林务局推出了要求各县人民栽树的办法。1938年,边区建设厅发出“关于发动党政军民工作人员植树造林的请示报告”,号召政府人员勇做表率并广泛发动群众参与。1941年《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中,政府对“热心造林而有成绩者”进行奖赏鼓励［15］114。可见边区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重视程度。在今天,要想获得生态建设的佳绩,仍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取向,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的价值理念。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全民性、大范围的生态环保活动,倡导人们养成绿色环保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全社会环保合力,争取做到森林保护全民动员、久久为功。

其三,坚持科学的育林方法。抗战时期的边区在森林保护方面一直践行着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在边区森林保护工作开展的初期,政府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组织了科学考察团赴林区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并整理了第一手翔实的森林信息。在成立林务局时,政府培养并选拔了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进行科学规划、普及林业知识、推广林业相关的科学技术。1941年,边区还建设了实验林场和实验农场,用于探索更加科学完备的树木培育技术,解决林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优化技术手段。因而,在今天,我们仍然应承袭当时的科学态度和实践方法,推动各林业科学机关通力合作;始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继续加大对于林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优化对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创新林业发展新业态、构建生态建设新格局,用科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森林保护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进行的一次颇具成效的活动。面临艰难处境,党和边区政府发动并领导人民进行大生产运动,开发并保护森林资源,与人民共同度过了艰难时期。通过出台政策法规、设立专门机构、植树造林、培养专业人才等方式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对森林保护的初步探索和实践,对今后的生态建设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保护措施也得到了沿用,例如植树造林活动、绿色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森林公园等。正是因为前人在革命奋斗的路上不断勇于实践、艰苦奋斗,所以才有当下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森林保护永远在路上,我们应借鉴前人启示、结合当下实际,才能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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