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现代性的三个维度

[内容提要] 现代性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学界对现代性的内涵却没有形成统一观点。解读现代性需要从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脉络、现代性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现代性危机三个维度着手。其中历史发展脉络体现了现代性的理性取代传统的权威并成为最高价值标准；
对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体现了现代性虽然促进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但也使人与社会之间呈现不协调性；
现代性危机则体现了现代性非理性的一面。只有深入理解现代性的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好地解决现代性危机并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 现代性；
传统；
权威；
理性；
价值

[作者简介] 胡盼盼，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代性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现代性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密不可分，现代性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因为现代性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不同样态，因此在解读现代性这个概念时总会显得难以把握，以至于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现代性的概念也很难形成一致的定义。要更好地研究现代性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现代性的概念，而波德莱尔刚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1]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这一定义被认为是最经典的定义，他对现代性的三个描述“过渡、短暂和偶然”分别对应现代性的纵向历史维度、横向的空间维度，以及现代性的非理性即现代性危机的问题。纵向界定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比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特点来界定现代性的内涵。横向上的界定着重现代性的体验，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处在变动不居之中。而现代性的非理性或现代性危机则体现为现代性原则统治下社会与人之间的不协调。

一、现代性之过渡

现代性之过渡体现的是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脉络，是现代之于传统的比对。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作为新世界即现代世界区别于旧世界的特征，是有时代意识的。[ 2]过渡体现的正是这种时代意识。现代性的这种时代意识也体现在其词源学考证上。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性（m o d e r n i t y）的英文词根m o d e r n源于拉丁语m o d e r u s，最早出现于1 5 0 0年，有当下的、最近的、与过去相对的意思；
动词形式m o d e r n i z e出现于1 7 4 8年，有使某事物在品味、形式、用处等现代化、适应现代方式的意思；
而m o d e r n i t y一词直到1 6 4 0年还没有出现。①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出，从m o d e r n到m o d e r n i z e的发展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基本是一致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因而现代性代表的现代世界可以认为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旧世界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及脱胎于古希腊古罗马世界的基督教中世纪时代。由此，现代性可以初步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前的世界的特性。再结合一些哲学家对现代性的相关描述，可以得到关于现代性内涵的更确切信息。首先，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3] 1，并且“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 3] 3。其次，鲍曼也指出“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现代性的出现等于是秩序和安全的破坏”[ 4] 6 0。舍勒也认为“现代性是传统‘价值秩序（ w e r t a n g e o r d n u n g）的颠覆，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 5]。由此可知，现代性关涉的是新旧两个世界关于社会秩序或组织模式的问题。而决定一个社会的秩序或组织模式的，是在这个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价值选择。现代性是对传统的决裂，是不同于传统价值秩序的、新的价值秩序的形成。现代性之过渡也可以理解为新旧两个世界在价值秩序问题上的因袭与破旧立新。因此要厘清现代性的概念，还要从新旧两个世界的价值秩序问题说起。

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价值选择，都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解放而服务，都是人类为了自由、凭借自身的理性认识活动而作出的选择。新旧两个世界在价值选择问题上的变化也反映了人类理性认识活动的发展过程。从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本原”[ 6]到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7]，人类都在用自己有限的理性去探索宇宙的无垠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奥秘。古往今来几千年，无数优秀的思想者接力试图弄清楚人类作为存在者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作为存在者的人类自身，以及怎样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现代性就是伴随着理性的这种探索过程产生和发展的。中世纪及其之前的社会是以宗教神权和自然权威为主导的社会，而现代则是以人类主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传统追求的是权威和永恒，而现代追求的是个性和自由。现代性之过渡体现的正是个性与自由取代权威和永恒、理性至上取代自然权威和宗教神权———自然正当。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试图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思考人类自身和所处的世界，以期找到通往自由的道路。人类凭借自身理性对世界的探索可以追溯到以泰勒斯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他们是有记录的、最早的、把自然作为理性思维对象的人，此时的理性认识活动并没有严密的逻辑和高深的概念演绎。他们只凭对外界的知觉和好奇，便试图窥探自然的奥秘，以便获得更多关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知识。这种理性活动在现在看来也许粗糙，却标志着人类利用自身理性进行哲学思维活动的开始。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界转向人类自身。苏格拉底研究人类和人类社会，不断追问什么是好的人和好的生活，以及怎样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即苏格拉底问题。即使是在达成古希腊哲学巅峰成就的希腊三贤身上，理性的概念还只是一种个人自觉的主体意识和思维能力，其作用也只是认识自然正义———自然规定的事物的秩序，并遵循这种秩序。此时的理性只是认识并使个人遵循外在自然权威的工具，因为人们相信自然规定了事物的天性，且只有遵守事物的天性才是符合正义的，才是善的。理性的作用就在于认识并遵循善的规则。人的善就是做有德性的人，过符合德性的生活。城邦的善就是要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提供秩序和条件，使其能够按照各自的天性展开活动，这样的城邦才是善的城邦。这一时期自然权威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理性是服从于自然权威之下的，理性对于自然权威只是被动地去认识其给定的秩序并遵守之。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权取代古希腊自然权威，成了理性的最高标准。基督教神权通过教会和教义向世人宣告世间万物的规则，理性要做的也只是去遵守它。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自然权威和基督教神权才是最高的善，具有最高的价值，而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认识自然权威和基督教神权。作为具有最高价值的自然权威和基督教神权，无疑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关于普遍的善的规则。按照普遍的善的规则，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模式也有一个最佳范本，人类在道德层面也有最高的标准和规范。人类理性需要做的就只是去认识这种善的规则，并使社会运行和个人活动与这种最高的善相符合。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不管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存在一种稳定的、善的状态。

然而随着中世纪的衰落和人类理性探索经验的累积，中世纪及其之前社会中的这种稳定状态被现代性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现代性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对国家权力应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且君主不应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只需考虑功利的效果，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他用现实的人的权力取代了自然权威和基督教神权，也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巨轮。现代是从区别于旧的时代来说的。马基雅维利以前的旧时代主要是古希腊文明和中世纪神权占主导的时代。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时代的特征都是理性屈居自然权威或宗教神权之下，理性的作用只在于认识并遵循被自然权威或宗教神权给定的秩序和规律。因为这些秩序和规律规定了事物的良好发展，并且遵循这些秩序和规律能够使事物达到自身的善。应用到人类社会中就是，人要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去认识这些秩序和规律，并遵照这些给定的秩序和规律来安排自身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决定好或不好的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符合自然权威或宗教神权的规定。而马基雅维利却用人（君主）取代了这种自然权威和宗教神权，为人赋予了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高权力———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开启了现代性的宏伟历程。从马基雅维利之后，人的权利逐渐取代自然权威和宗教神权，衡量人和人类社会善恶与否的标准也被人类自身的理性取代。马基雅维利开创了一种信仰，即崇尚人的最高权威，并相信凭着自身的理性能力可以实现人类自身的良好发展，最终实现永恒的自由和解放。

自马基雅维利提出人应该取代神权占据最高的权威地位之后，人的主体权利被赋予了更具体、更丰富的内涵。霍布斯通过分析自然状态把生存权作为人天生就应该具有的最基本权利，并且为了保障生存权需要订立契约让渡其他权利。之后，洛克不但丰富了生存权的具体内容，还把财产问题纳入生存权的考量之中。洛克认为，财产权作为与生存问题密不可分的因素，也是人天生就应该享有的权利。至此，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构成元素，理性、契约精神、财产权，以及由生存自由扩展而来的更广泛的自由，就都出现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些由人类理性为自身赋予的元素成了构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并推动着现代性的宏伟历程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确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 2] 4理性不再是单纯认识普遍善的工具，而是取代了普遍的善———自然权威和宗教神权，成为了能够决定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善的最高权威。自此，自由取代了永恒，对自由与个性的不懈追求也取代了对权威的服从。现代性之过渡体现的正是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作为认识普遍善的工具的理性，到主体性的理性的变化。

二、现代性之短暂

如果说现代性之过渡是从历史维度对现代性的生成及内涵的考察，那么现代性之短暂则是从现代社会的横截面来考察现代性在社会和个人身上产生的影响。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 8] 7 1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理性取代了自然权威和宗教神权，自由取代了永恒，社会和个人都不再处于一种由权威给定的稳定秩序中，一切都具有了瞬时性，一切都是短暂的。这种瞬时性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瞬时性的影响之下，社会具有了与以往传统社会极其不同的特点，个人的生存体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社会层面，现代性的理性原则极大地促进了实证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也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现代性的自由思想也为形成统一、自由的经济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实证科学的发展和自由市場的形成又促成了西方两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由此西方社会也完成了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革，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逐利的特性，技术的更新迭代与传统社会相比是非常迅速的，社会也是加速运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一切都是面向未来的，当下很快就会被未来取代，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过去，没有什么是稳固的。传统社会原有的根基———权威和价值秩序———都被摧毁了。“经济中所发生的事情在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中也发生：根基的破坏和重建，抑或使人摆脱与重新陷入其中的过程。”[ 8] 7 3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和组织模式，给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绝对的自由，但也使得人类不得不“直面一个较为开放的和问题棘手的未来”[ 8] 9 2。因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 3] 4，人们不得不思考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问题。然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重要推力的科学“已经是全球化，公开化，并基本上是无法控制的了。科学事业并非简单地服从于心猿意马的商业利益，没有人知道科技创新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8] 8 9。如此种种，人类被迫置于一种“风险社会”[ 8] 7 7之中。

在个人层面，现代社会也改变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传统社会中，不论是自然还是宗教，都能因其权威而为个人所依凭。个人活动是以自然或宗教规定的善的规则为导向的，是面向传统的。个人的生存体验也是由稳定的价值秩序主导的，是稳定的、安全的。一切的活动只需要遵循善的规则，活动结果的好恶也只是是否遵循了善的规则而已。生存于传统社会中的人因权威的价值秩序而获得了关于永恒的体验，这种关于永恒的体验使人们得以获得一种稳定的内心状态。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现代性以理性的权威取代了传统社会的自然和宗教。永恒被打破了，人类失去了能给他们带来稳定的权威。此时除了人类自己，再也没有人或别的什么能为其作决策了。人类必须为自己负责。现代性主导的社会中，人是自由的，也是无所依凭的。不同于传统社会，在现代性主导的社会中，未来是向人敞开的，是有无限可能的，只不过任何一种可能都需要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索。就这样，人类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面向未来、思考未来、并为未来做决策，自负盈亏。正如哈贝马斯所述，“自我煎熬的现实性成了现代的起点”[ 2] 1 0。然而，这种自我煎熬的现实性不单单只是现代性的起点，还贯穿了现代性的发展过程，至今也还在持续着。

个人在現代性社会中的艰难处境，还可以通过吉登斯的观点得到进一步佐证。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相较于传统社会人们倾向于从命运的角度考虑问题，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因为“我们越是就未来事件作出积极的决策，人们越是要从风险角度考虑问题，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8] 7 7。吉登斯认为这种风险还体现在人们行为模式的变化上。在他看来，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按照固有的价值取向、有其固定模式的，是可以预期的；
而在现代社会，印刷行业和电子通信的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越来越依赖于信息，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确定的，一切活动都是基于对信息的把握。吉登斯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人的活动是一种“社会反射性”[ 8] 9 1。吉登斯的这种反射性概念也体现了人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被动状态。另外他还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不确定的，这也加深了人们的不安，“信任从前的形式与传统的承诺和道德形式关系大得多，比如对亲属的义务就是如此。现在的信任所涉及的是较为直接的一种注重未来的关系，不论你所信任的是谁或者是什么”[ 8] 8 3。这种信任在吉登斯看来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他还指出，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中主体的人是缺场的，时间和空间也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而是得到了重组，“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 3] 1 6。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于场所来说是缺场的，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即在当下的活动中人的存在没有得到彰显，是被遮蔽的。随场所而存在的也许只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煎熬的现实性”[ 2] 1 0。

吉登斯关于人在现代性条件下是缺场的观点，也说明了现代性条件下人与社会的不协调。鲍曼在论述犹太人大屠杀问题时也提到了这种不协调性。他在分析犹太人的处境时指出“他们的社会位置之不协调性———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恰当地反映在对社会和政治的分离做出的同等不调和的反应当中，而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分离却标志着现代性的来临”[ 4] 6 7。鲍曼的观点从更高的层面指出了现代性社会条件下，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是按照现代性原则建构起来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服务的，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却是人受制于社会环境而处于不安、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鲍曼敏锐地看到了国家作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分离，并对这种分离状态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现代性社会中人的不自由、不协调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不自由状态归根结底，还是现代性的短暂特性造成的。

三、现代性之偶然

现代性之过渡呈现的是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性社会以理性为最高价值，并相信凭借人类自身理性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现代性之短暂体现的则是现代性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呈现出不协调的状态，人处于自我煎熬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也说明现代性不仅没能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反而使人陷入失序的社会状态之中。也许正如鲍曼所说，“现代性的唯一意义跟它的承诺和普遍的期望相反，它并没有能够磨平人类共处的公认的粗糙边缘，也没有能够实现其诺言。现代性失败了”[ 4] 1 1 9。暂且不论鲍曼关于现代性失败的论述是否正确，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现代性确实没能兑现其诺言。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凭借自身理性实现自由的愿望，倘若现代性不能实现这种愿望，那现代性也就不再是不可置疑的，现代性也就陷入了危机。而这危机的原因就是现代性之偶然，即理性的非理性。虽然理性至上是现代性的显著特点，但是没人知道现代性的巨轮会把人类社会带向何方。决定现代性这艘巨轮航向的，并不是理性。

虽然现代性危机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才凸现出来的，但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思想敏锐的人意识到了现代性非理性的一面。卢梭早就看到现代性的理性原则会把社会带入无序之中。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就意识到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败坏人的道德，并且会导致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更是认为社会无法予人自由。卢梭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观点的反抗，也是对按照这三人的构想建造出来的社会的隐忧。后来的康德对现代性的质疑更为彻底。康德从现代性最开始的地方对其提出质疑，即人的理性能力问题。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霍布斯或者洛克，都是相信人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好的发展。这种被给予充分信任的能力也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正是这种对人自身理性思维能力的信任开启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由自然权威和宗教权威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但是对理性能力的这种信任在最开始的地方是没有根据的。康德看到了这一点，于是着手考察人类的理性能力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理性在认识发生各环节的分析研究，康德为理性的效力划定了界限。他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所进行的认识活动，只有在现象世界的领域内才是有效的，在本体世界中理性无法进行认识活动。然而他又认为本体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在康德这里就得出了理性无法认识真实的本体世界的结论。虽然他通过对上帝的预设与合目的的统一性，来解释理性在现象世界中认识活动所能达到的真理性，但是这种解释难免带有一厢情愿的独断色彩，反而是他关于理性无法认识真实世界的论断更有说服力。可如果理性无法认识真实世界，也就是说理性无法获得真实的知识———真理，那么对于无法认识的东西又怎么去实现呢？现代性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然而按照康德的观点，自由概念是属于本体世界的，既然理性无法认识本体世界，那也就无法认识关于自由的知识，因而也就无法了解实现自由的方法。如此一来，相信人类理性能力可以实现自由与解放的现代性，就如同没有根基的大厦，其倾覆也只在片刻之间。虽然康德的本意是为人类理性做论证，其结果确是将理性置于更大的危机之中。于是理性至上的现代性也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康德之后，黑格爾对哲学的任务做了新的注解，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意识和现实的矛盾，实现意识和现实的真理性统一[ 9]，而作为哲学最高成就的康德哲学却确证了理性和现实的分离[ 1 0]，这与哲学的任务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黑格尔着手弥合理性与现实。他通过庞大的体系论证创建了客观精神的哲学。通过创立绝对精神的哲学，黑格尔使得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统一起来，从而解决了在康德看来理性无法认识自在之物的难题。另外黑格尔还区分了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并把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贯彻到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上。他认为普鲁士王国是国家概念在现实中的实现，是理性且自由的，现代性也在普鲁士王国的现实中实现了自我确证。如此，理性和现实在黑格尔这里就实现了和谐统一。

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哲学解决了理性和现实的矛盾问题，也不认为普鲁士王国是理性与现实的统一。不同于黑格尔将现实世界作为精神的反映，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得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1 1]，从而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精神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马克思通过这种颠倒的手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修改，并将之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上。马克思认为以往的思辨哲学在解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问题上是无力的，要解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问题，必须得从生产的角度，采用实践的而不是思辨的手段。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关于现代性的表述，但是其整个哲学体系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主题。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的危机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下人们所受的压迫剥削与人的自由解放理想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及其造成的压迫和剥削的批判展开。借助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分析，认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1 2] 4 3，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根源———私有制。因此主张通过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共产主义运动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私有制，从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讲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中是不存在阶级对立的，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 1 2] 5 3。对于现代性关切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马克思试图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即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

带着和马克思同样的对现实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列奥·施特劳斯从现代性的发展脉络着手，通过重审西方文明的基础，试图找到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答案。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 1 3] 3 9，说到底还是一种理性主义。而现代性危机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 3] 3 8，即虚无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虚无主义是自然权利式微的结果，“当代对自然权利论的拒斥就导向了虚无主义———不，它就等同于虚无主义”[ 1 4] 5。对自然权利论的拒斥等于否定了自然存在的普遍规范，仅仅依靠人类的思想去认识关于人和事物的规范，即普遍的价值标准。然而人类思想本质上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就是“它的局限性随着历史情景的变化而变化，而某一特定时代的思想所固有的局限性乃是任何人类的努力都无法克服的”[ 1 4] 2 2。另一方面，历史关心的“都是特殊性的事物”[ 1 4] 3 1 3，历史主义不可能提供具有普遍客观性的知识，“历史主义在其所有形式中都或明或暗地否认了那不可否认的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 1 4] 3 4。因此仅仅依靠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无法在历史活动中获得有关普遍性的知识的，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关于普遍的价值标准的知识。没有普遍的价值标准，理性最终会陷入无法判断的虚无主义之中，理性至上的现代性必将给人类带来非理性的后果。这也是施特劳斯理解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正如鲍曼所述，“现代性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 4] 1 4 9。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性主导的社会是人的时代。现代性的理性至上体现的是人的至上。在现代性社会中，人们为自己的未来设计、为自己负责，凭借自身能力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现代性也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 2] 1，现代社会中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也说明了现代性的设计并未完成。人类要想实现自由和解放，必须在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之上，对现代性方案进行调整和再设计。而这种再设计离不开对现代性的历史发展、现代性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以及现代性危机的三个维度的深入理解，只有全面把握现代性的这三个方面，才能更好地解决现代性危机，更好地实现现代性的光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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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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