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舒娅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100191)
农业是由自然环境-生物-人类社会构成的复杂系统([1],页106),也是文明得以诞生繁衍的基础。
这门侧重实用性的科学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自然研究,特别是植物研究的推进作出重要贡献——直至近代早期,农业对植物知识的获取似乎始终起到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2], p6)。
古希腊漫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奠基人之一、西方“植物学之父”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的存世植物研究著作便很好地反映了古代自然研究对农业知识的重视。
然而相比于植物学史家对草药学、自然哲学、医学等领域长期且深入的关注,农业实践对植物学发展的贡献尚未通过研究得到充分体现。
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对泰奥弗拉斯特植物研究有所涉猎的学者都高度评价了他对粮食作物的研究,并将植物分类学(plant taxonomy)中的重要概念——单/双子叶植物(monocotyledons/dicotyledons)追溯至泰奥弗拉斯特,视其为历史上首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3,4];[5], p36)。
代表性观点如:美国植物学家格林(Edward Greene)在其奠基性著作《植物学史的地标》(LandmarksofBotanicalHistory)中称泰奥弗拉斯特“观察到了单/双子叶植物茎、叶以及种子萌发状态的基本区别”([2], p141),是其“植物研究十七项重要发现与理论”之一([2], p210);美国古典学家皮斯(Arthur Pease)甚至认为“泰奥弗拉斯特通过对大麦、小麦、豆类的研究区分了单/双子叶植物”[6]。
国内学界虽然积累了一定的西方植物学史研究基础,但尚未就这一案例展开讨论。
鉴于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以原始文本为依据,对泰奥弗拉斯特的粮食作物研究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聚焦其对“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和“夏季作物”的定义、分类与描述,解读古希腊时期农业实践对植物研究的独特贡献;进而以植物分类学发展史与相关科学定义为参照,重新评价泰奥弗拉斯特粮食作物研究成果的科学史意义。
古希腊城邦社会是一个以农业而非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在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视为文明的标志[7]。
农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出悠久的农业书写传统,赫西俄德(Hesiod,公元前8 世纪)的训喻长诗《工作与时日》(OperaetDies)与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的《论经济》(Oeconomicus)等,都是反映古代希腊不同时期农耕生活与农业制度的重要著作[8]。
希腊人将农业视为其他技艺之母:只有在其繁荣时,其他技艺才可能兴旺([1],页56)。
古希腊人对栽培植物的兴趣显示了公元前5 至前4 世纪农业领域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新型的商业模式促进了城邦周边小型商用种植园的诞生与繁荣;农业技术因研究兴趣的增强而取得了相当规模的进步,并直接表现为农产品产量的大幅提高;施肥、休耕的方法以及作物轮种的形式改进得更为合理;品质更好的农作物得到精心培育与仔细挑选([5], p26)。
到了希腊化早期,随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逐步征服东方,希腊人的农业活动也开辟出一个新园地:耕地不仅在地理面积上显著扩大,其环境类型也更为丰富。
东征显著促进了农业物种与农耕技术的交流,例如马其顿人将葡萄栽培技术带到西亚,又在异乡收获全新的农畜产品,生发出不同的栽培环境[9];农业生产也开始由原来的雅典城邦模式逐步向马其顿帝国模式转化。
此外,日渐频繁的贸易、旅行乃至战争都不断刺激着希腊人对于异域植物的好奇心,许多非本土植物在这一时期被引种至希腊。
有关栽培植物起源的探索也不断考验着学者们的心智。
公元前5 世纪的哲学家希彭(Hippon of Samos)([10], pp26—27)与希波克拉底医派作者(Hippocratic authors)[11]均就这一问题提出了新解释,认为栽培植物“是由野生植物接受人类照料而产生的”;由于此前栽培植物一直被视为众神的创造与馈赠,这种富有理性且极具革新性的观点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后续的植物研究([5], p25)。
农业活动、经济模式、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革以及全新的哲学思想,均有力地促进了公元前4 世纪末的生物研究,并分别从经济生产与理论解释两个层面对之提出新的要求。
这些因素无疑为漫步学派开展植物研究提供了巨大推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泰奥弗拉斯特对地中海植物世界进行了近乎全面的梳理。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高足与漫步学派第二任领导人,泰奥弗拉斯特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导师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事业之中,对诸多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同时积极授课,努力扩展办学规模,真正将亚里士多德建立的漫步学派发扬光大。
泰奥弗拉斯特撰有多达224 本著作,可惜绝大部分已经佚失;幸而其中两部植物研究著作的主体部分——九卷本的《植物志》(HistoriaPlantarum,后文简称“HP”)与六卷本的《植物成因》(DeCausisPlantarum,后文简称“CP”)得以存世,成为现存最早的植物研究专著。
书中全面的知识总结与系统的分析论述,标志着泰奥弗拉斯特正式将植物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为后续近18 个世纪的植物研究奠定坚实基础[12]。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 在其《植物学哲学》 (Philosophia Botanica)中将泰奥弗拉斯特尊为“植物学之父”[13],可谓实至名归。
在漫步学派的自然研究图景之下,泰奥弗拉斯特确定了探求植物“本性”(φ′υσις,nature)的研究计划,并大量收集了公元前4 世纪末至前3 世纪初地中海地区农业、医药、商贸、建筑等各领域有关植物的经验知识。
在HP中,他大致按照“木本植物、灌木、小灌木、草本植物”的顺序对500 余种地中海生物①包括植物、菌类、海洋动物等生物类型。进行论述,其中第二、七、八卷分别讨论了果树、蔬菜与粮食作物等栽培植物;他进一步在CP中对植物的生成、生长、繁殖等生理现象进行原因分析,并就农业技艺对植物的影响展开专门研究②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CP 第二、三卷。[12]。
两部著作所记录的大部分植物为栽培植物([2], p69),泰奥弗拉斯特主要探讨了它们在植株形态、种植条件、成熟时间、产区分布等方面的特征,并关注植物作为饲料与兽药的应用价值。
文本中记录的农耕技术包括播种、灌溉、施肥、授粉、扦插、采收、枝条修剪养护、病虫害防治等,从侧面展现出希腊化早期独具特色的历法、技艺与耕作环境。
可以说,农作物与农业实践既是泰奥弗拉斯特植物研究最主要的经验来源,也是其最重视的研究主题之一。
由于极强的实用性,他的存世植物研究著作称得上是一部详细的“农业生产指导手册”,展现出该时期哲学家对社会与民生的关怀,是研究希腊化早期地中海地区农业的重要文献。
如前所述,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专门研究集中在HP第八卷;他并未在文中定义何为“粮食作物”(σ͂ιτος, grain),而是直接延续了“划分植物类别并逐一讨论”的研究思路[12]。
泰奥弗拉斯特首先明确粮食作物属于“栽培草本植物”,并依据外形及生长特征进一步将其分为三类:谷类作物(τ α`σιτω′δη, corn-like plants;后文简称“谷类”)、豆类作物(τ α`χεδροπ α′, leguminous plants;后 文 简 称“豆 类”)与“夏 季作 物”(τ α`θεριν α′,summer crops);其中夏季作物没有通用名称,因一般于夏季成熟而使用季节名称指代([14], pp142—143)。
综合第八卷文本与现代植物鉴定研究成果,泰奥弗拉斯特划分的三种粮食作物类别中分别包含以下植物([14], pp142—147):
豆类:蚕豆(Viciafaba, bean)、鹰嘴豆(Cicerarietinum, chick-pea)、豌豆(Pisum sativum, pea)、白羽扇豆(Lupinusalbus, lupin)、家山黧豆(Lathyrussativus,lathyros)、兵豆(Vicialens, lentil)、豇豆(Vignaunguiculata, calavance)、扁荚山黧豆(Lathyruscicero,tare)、苦野豌豆(Viciaervilia, vetch/bitter vetch)、山黧豆属植物Lathyrusochrus等。
夏季作物:黍(Panicummiliaceum, millet)、粟(Setariaitalica, foxtail millet)、芝麻(Sesamumindicum, sesame)、大蒜芥属植物Sisymbriumpolyceratium(hedge-mustard)、彩苞鼠尾草(Salviaviridis, clary)等。
可以看出,希腊化早期地中海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由多种谷类、豆类与少数油料作物组成,它们与橄榄油和葡萄酒共同构成了大多数地中海居民的基本饮食[15],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
从内容上看,HP第八卷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了粮食作物的动态生长过程以及植株与植物“部分”[16]的特征,基本遵循了“从共性概述到特性分析”的研究与写作思路,即先陈述每一类作物的总体特征,再比较同类别作物之间的差异;第二部分则侧重分析作物的特殊性质以及影响粮食作物生长的各类原因。
在泰奥弗拉斯特看来,粮食作物最明显的共性特征是:除了极少数可以通过根繁殖外,它们仅通过种子繁殖后代,并大致在昴宿星团下落②即公历11 月初。与早春两个时间段内播种([14], pp142—143)。
他随后细致记录了多种粮食作物发芽所需的时间,并强调特殊天气与地理环境的影响([14], pp144—149)。
泰奥弗拉斯特随后对豆类和谷类的发芽过程与种子的特征进行全面概述。
对于全部谷类来说,“根和芽从种子的两端分别长出,生长点同种子与穗(στ α`χυς, ear)的连接处相关,根从下方更结实的地方长出,发芽处靠上”;但“豆类的根和茎从一处长出,即种子与豆荚(λοβóς, pod)的连接处”([14], pp148—149)。
虽然存在以上差异,但谷类和豆类的根“均从与豆荚或与穗连接的地方长出”,并且“根比茎略早生长”([14], pp150—151)。
在对种子的研究中,泰奥弗拉斯特总结到“豆类的种子显然具有两个瓣(two halves),根从中间迅速长出;但在谷类中,种子是一个整体(one piece)”([14], pp150—151)。
他关注了粮食作物发芽后的生长情况,指出“大麦和小麦长出一片叶子,豌豆、蚕豆和鹰嘴豆长出多片叶子”,“所有的豆类均长有一根木质化的根,若干细长的侧根从上面长出”,“谷类长有许多纤细的根并且相互纠缠”,并专门对“豆类和谷类之间的差别”进行小结([14], pp150—153)。
接着通过对各类粮食作物从生长到开花直至成熟的记录,泰奥弗拉斯特得出“谷类花期短,豆类花期长”的基本规律,以及“粮食作物整体上能够迅速成熟”的共性([14], pp152—155)。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泰奥弗拉斯特主要关注的是谷类和豆类,对夏季作物仅简述了“开花后约40 天成熟”([14], pp154—155)的特征。
在描述叶、茎、花、果实四大植物部分的特征([14], pp158—165)时,泰奥弗拉斯特论及了三类粮食作物。
相关文本清晰地显示出他对每一类粮食作物的总结,以及对具体植物的观察:
护理前,对照组空腹及餐后2 h血糖指标分别为(8.37±1.35)mmol/L 和(11.65±1.51)mmol/L,研究组各项分别为(8.49±1.32)mmol/L 和(12.04±1.67)mmol/L。
两组患者血糖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经护理后,两组患者各项血糖指标均有显著改善,但研究组患者改善情况(5.98±0.64)mmol/L、(7.42±1.25)mmol/L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7.81±1.45)mmol/L、(10.26±1.23)mmol/L。(t=7.117 4、9.982 9;
P=0.000 0)。
“谷类长‘芦苇叶状’的叶片;而豆类中一些长圆形叶片,如蚕豆和其他大多数豆类,另一些长椭圆形叶片,像豌豆、家山黧豆、Lathyrusochrus及类似植物。
一些(作物)长有纤维状叶片,其他(作物)的叶片没有脉管和纤维。
再次强调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叶片与它们的非常不同。
“再一次,谷类的茎中空而有节,豆类的(茎)更加木质化,其中鹰嘴豆的茎木质化程度最高;夏季作物如黍和粟的茎类似芦苇,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更像大阿魏(Ferulacommunis)。
再次重申,一些(作物)具直立茎,如小麦、大麦,以及一般的谷类和夏季作物;一些长有更为弯曲的茎,如鹰嘴豆、苦野豌豆、兵豆;一些具匍匐茎如Lathyrusochrus、豌豆、家山黧豆;如果在豇豆旁放置长木棍使其攀援可以多产,否则呈现病态且易得锈病……
“花同样在特征与位置上表现出差异。
即一些(花)呈‘绒毛状’,如谷类以及任何长‘穗’的植物;另一些呈‘叶片状’,如豆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花不规则;多数(豆类)有这样的花。
黍和粟的花也呈‘绒毛状’,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花为‘叶片状’。
另一处差异是一些花围绕果实,例如谷类和黍的花围绕着穗;而豆类作物的果实似乎来自花本身,或至少源于同一个‘生长原点’( ’αρχ′η, starting-point)。另一处差异是一些(作物)一次性开完所有花,另一些则连续开花。
以及还有一些与之相似的差异。
“同样地,果实具有一些差异:一些有‘穗’,豆类有豆荚,类似黍的作物长着‘羽毛状’(果实)——这个名称用于指称长花序的植物,如芦苇。
再次重申,一般来说,一些作物的种子长在腔体( ’αγγε͂ιον, capsule)中,一些长在豆荚里,一些裸露;更进一步,一些在顶部结果,一些在侧边;还有与本研究有关的其他差异。
“总体上,豆类结果数量更多产量更大,夏季作物中黍和芝麻的产量甚至比它们还多,而在豆类当中兵豆是最丰产的。
一般而言,那些种子细小的(作物)更多产,……谷类的种子能经受冬季以及一般气候条件而更强壮,在提供食物方面豆类则更有益。”
泰奥弗拉斯特在此使用列举、类比等方式明确了不同粮食作物在植物部分上的基本特征,这些研究方法在其文本中较为常见。
他对每一类粮食作物的具体表征也进行了小结,如对豆类叶与茎的分别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泰奥弗拉斯特进一步细分夏季作物,并分别记录了“黍和粟的茎类似芦苇,花呈绒毛状”,以及“芝麻和Sisymbriumpolyceratium的茎像大阿魏,花呈叶片状”的特征。
这一文段说明泰奥弗拉斯特本人清楚地认识到夏季作物在形态与植物部分上的复杂性:黍和粟具有谷类的特征,芝麻等具有豆类的特征。
结合“黍和芝麻的产量高”的叙述,可以推测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分类优先考虑果实/种子的产量与果穗的外形。
为此他不惜改变既定的类别划分原则顺序①泰奥弗拉斯特将植物在形态与植物部分上的差异视为类别划分的首要原则。
见参考文献[10]第2—3 页。,暂时牺牲植株形态与茎、叶等植物部分上的相似表征,将它们作为较为次要的分类依据。
豆类和谷类的特征被泰奥弗拉斯特适度地运用于其他植物的研究上。
例如他在描述豆科木本植物阿拉伯金合欢(Acaciaarabica)时,指出这种植物的果实“就像豆类的果实一样长在豆荚中”([10], pp298—299);他用芦苇部分特征类比谷类茎与叶的做法,既表现出谷类在形态特征上的统一性,也显示不同类别植物之间的相似之处。
这种将粮食作物特征与其他植物特征相联系的描述方法,表现出一定的理论化倾向。
泰奥弗拉斯特还记录了一些粮食作物的特有现象:例如他观察到豌豆具有使土壤“恢复生气”的特性——它能在板结的土地中生长、结果,并使之重新变得肥沃([14], pp182—185),即豆科植物的固氮作用;他记录了一些豆类花序由下至上的开花顺序,这与植物形态学中“无限花序”(indeterminate)[17]的基本特征一致。
他描述了若干谷类“退化”成杂草的现象([14],pp192—197),显示出作物与杂草之间明确的概念性区分。
泰奥弗拉斯特甚至广泛收集了异域粮食作物的信息,例如他对产于印度的稻(Oryzasativa, rice)及其种植条件与食用方法进行了记录([10], pp318—319)。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驯化[18],并于希腊化至罗马时期传入地中海地区,而后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得以在当地粮食作物中占据一席之地[19],这与泰奥弗拉斯特的文本记录也是基本吻合的。
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尤其是谷类与豆类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精准的描述,兼顾了作物在植株整体与植物部分上的特征,及其生长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诚如引言中所述,许多现代植物学家与科学史家均对这一研究的理论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研究与植物分类学中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区分之间究竟存在哪些不同,已有观点是否得到了文本与史料的支持,是本节尝试回应的两大问题。
“单/双子叶植物”是植物分类学与植物系统学(plant systematics)中重要的植物类群概念。
被称为“子叶”(cotyledons)的暂时性叶性器官,是种子植物胚的组成部分;由于其数目在被子植物(angiosperms)②也因具有真正的花被称为有花植物(flowering plant)。中相当稳定,在分类系统中,大多数被子植物被分为具有单个顶生子叶的单子叶植物以及具有一对侧生子叶的双子叶植物([20], p180)。
这对术语与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联系密切:15 世纪以降,随着航海活动的兴起,不断获得的海量新植物促使植物研究基本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植物分类开始成为研究重点。
植物分类学史上一般认为英国博物学家雷(John Ray,1627—1705)首先建立了基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动植物分类系统,并因认识到胚中存在一个或两个子叶而提出“单子叶植物”与“双子叶植物”的划分([20], p50;[21—24])。
他显然认同,只有广泛收集材料,在掌握生理学和解剖学等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识植物的特征,建立一套合乎自然的分类系统;他也明确表示,自己的分类系统主张以植物繁殖器官作为划分属种的主要依据,并重点考察种子子叶的形态差异([25],页196、203)。
1669 至1674 年间,雷在向皇家学会提交的实验报告“论植物的种子”中指出了双子叶植物与单子叶植物之间的区别([25],页203)。
在1682 年出版的《植物学新方法》(MethodPlantarumNova)中,他对植物种子的单/双子叶特征进行形态学说明[26],随后在1703 年推出的第二版[又名《植物分类新法增补》 (MethodusPlantarumEmendataetAucta)] 中正式对“有花植物”(florifera)提出普适性的单/双子叶植物基本二分方法[27]。
子叶数目随后被法国植物学家裕苏(Antoine-Laurent de Jussieu,1748—1836)确定为划分植物类别的主要性状;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无子叶的隐花植物被其列为有花植物下的一个纲。
英国植物学家边沁(George Bentham,1800—1884)和虎克(Joseph Hooker,1817—1911)在1862—1883 年间出版的《植物属志》(GeneraPlantarum)中,正式将被子植物划分成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两大类群。
此后百余年中,许多植物分类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的系统发育理论提出了多种被子植物系统,如恩格勒系统(1892)、哈钦森系统(1926,1934)、塔赫他间系统(1942)、克朗奎斯特系统(1958)等,“单/双子叶植物”成为植物分类学与植物系统学中固定的植物类群概念([28],页385—386)。
近数十年来,在大量植物比较形态学、化学分类学、古植物学、分支系统学和分子系统学等研究成果的影响下,被子植物分类系统已经发生一些明显的改变,例如吴征镒(1916—2013)提出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1998)、贾德(Walters Judd)提出的四类群划分(1999)等都对传统单/双子叶植物类群划分方式提出挑战;经典植物分类学中的“单/双子叶植物”区分似乎正在逐渐消失([28],页386—387;[29])。
但这一划分方式至今仍得到高频使用,在植物分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中,形态学特征是主要的分类标准;其中花、果的形态特征最为重要,根、茎、叶及其附属物也常作为分类标准。
此外,植物解剖学方面的特征如木材构造、脉序、花粉形态等也常用作辅助性分类标准([28],页253)。
这种依据植物器官的基本区别划分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方法,与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分类,特别是对谷类与豆类的比较非常相似。
以表格形式对比泰奥弗拉斯特对谷类与豆类的观察记录,以及经典植物分类学对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区分,可以更加直观地显示两种研究的异同(表1):
表1 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特征的描述与单/双子叶植物的区分对比
上表清晰地显示出,泰奥弗拉斯特对谷/豆类特征的记录与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比较均围绕植物的叶、根、茎、花与种子进行。
相比而言,泰奥弗拉斯特更加关注植物部分的动态生长过程,总结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中作物不同阶段的表征,是一个建立在大量观察经验之上的长周期研究。
而植物分类学对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区分则更加依赖解剖与显微技术,将若干器官在显微结构上的差异作为较重要的分类标准。
除此之外,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特征描述与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区分还存在以下不同:
首先,两项研究在研究对象与分类原则上均显示出较大差异,相关术语也不能直接对应。
泰奥弗拉斯特的研究是为了明确地中海常见粮食作物(尤其是谷类和豆类)的特征并讨论其本性,更加重视作物在结果能力与果实形态特征上的相似性,而非依据“子叶的数目”对已知被子植物进行分类;用于描述种子结构的术语也显然不能直接对应“子叶”的概念——凭借希腊化早期的研究条件,他无法获得“子叶”的生物学定义并将之作为植物类别划分的主要依据。
若以对种子结构的分析为标准,泰奥弗拉斯特的研究甚至并未包括全部粮食作物:他仅对夏季作物的种子作“细小且高产”的描述,并未进行结构研究。此外,泰奥弗拉斯特所总结的谷类和豆类特征,实际上分别更接近禾本科植物与豆科植物的表征:例如穗与豆荚分别是禾本科与豆科植物特有果实形式,“绒毛状”与“不规则叶片状”准确描述了花的特征。
但以上性状显然无法对应所有的单/双子叶植物,因此两项研究的研究对象并不能较好地匹配。
其次,在分类目的上,两项研究也各有侧重。
泰奥弗拉斯特的研究更重视粮食作物的产量、品质等经济价值上的区别,他对夏季作物的专门研究可更为清晰地体现这一研究目的。
泰奥弗拉斯特对夏季作物的细分与论述,表明他意识到依据果实特征的分类将增加后续研究的难度,但他不惜放弃植株形态与其他植物部分上的相似性,坚持将粮食作物分为三类;由此可以推测,泰奥弗拉斯特将果实的特征作为粮食作物类别划分的首要依据,粮食作物的经济价值也随之成为最重要的考察指标。
他在后续研究中专门比较了不同产区、品种的大小麦在产量与可食性上的差别([14], pp164—177),进一步提示他对粮食作物的分类与近现代全面发展植物分类学、建立植物分类体系的研究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事实上直至16 世纪末,经济价值依旧作为植物分类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例如英国草药学家杰拉德(John Gerarde,1545—1642)于1597 年出版的著作《植物的总体研究》(GenerallHistorieofPlantes)即体现了这一特征。
最后,在研究条件和手段上,两项研究也具有明显差别。
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划分需要参考大量植物器官的解剖学与显微学特征,而希腊化早期的自然研究条件与精度完全无法满足相关要求。
此外,泰奥弗拉斯特关注农业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他与其他古代研究者一样,主要通过“个人实践技艺、口传信息与文本记录”三大途径获取研究资料[30]并加以分析总结,从而完成这一长期研究。
鉴于研究方法、对象、目的以及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不宜直接对比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研究与植物分类学中单/双子叶植物类群划分,更不应将后者作为评价前者的学术标准——即使在植物分类学中,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特征同样存在交叉([28],页254),其概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无论根据现代植物学的定义还是从植物学史的角度分析,“泰奥弗拉斯特观察到了单/双子叶植物在茎、叶以及种子萌发状态的基本区别”及类似表述均不甚严谨;至于“泰奥弗拉斯特能够区分单/双子叶植物”的观点更无法成立。
通过文本分析,将17 世纪末作为植物分类学的发端,将雷视为首位提出“单/双子叶植物类别划分”的研究者,是较为合适的。
但必须承认,泰奥弗拉斯特对谷类与豆类特征的精准总结,为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他对粮食作物的整体研究则描绘了更为广阔的希腊化早期农业图景,呈现出远比植物分类丰富的内容。
综上所述,对泰奥弗拉斯特粮食作物研究的评价可作如下表述:“通过收集与总结农业实践的经验,泰奥弗拉斯特对希腊化早期地中海常见粮食作物进行了细致研究,主要依据结果能力与果实/种子的特征将它们分为‘谷类’‘豆类’和‘夏季作物’三类。
他对谷类、豆类特征的概述分别与禾本科、豆科植物的特征高度吻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植物分类学中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基本区别。
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的研究与类别划分,为后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的博物学家建立、发展植物分类系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与研究灵感。”
公元前4 世纪的希腊农业正经历着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与其他因素共同促进了植物学的发展。
在泰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中,农业实践既是最重要的知识与信息来源,也是其核心研究主题之一。
他对地中海农作物的生长特性、栽培技术、区域分布、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其存世植物研究专著也是极具实用性的“农业生产指导手册”,是古希腊农业书写传统中的关键文献之一。
在对粮食作物的研究中,泰奥弗拉斯特罗列了地中海地区常见的作物种类,并主要根据果实的特征将其分为“谷类作物”“豆类作物”与“夏季作物”;既研究了它们在形态与植物部分上的特征,也关注了它们在生长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并对若干特殊现象加以分析。
他对谷类和豆类的研究是现代学者予以高度评价的经典案例,文本中精准的描述与区分恰恰得益于对大量农业实践经验的收集与整理。
文本分析较为明确地反映出古今植物研究在方法、对象、目的以及技术手段上的诸多差异,故不宜将两者进行直接对比,部分学术评价也需要修正;但不能否认,泰奥弗拉斯特对粮食作物全面、准确、严谨的研究为单/双子叶植物类群的划分,以及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与研究灵感。
泰奥弗拉斯特通过农业实践总结出许多重要结论,不仅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对植物乃至自然的研究,同样对农业生产活动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充分体现了农业与自然哲学的相互促进。
因此,他的植物研究文本也是当今学界研究希腊化早期地中海农业的重要史料,其内容有利于新观点的提出。
例如有学者认为,长久以来将谷类、葡萄、橄榄视为地中海三大经济作物的主流观点需要修正,一直被忽视的豆类也应被视为地中海农业的标准作物之一[31];泰奥弗拉斯特对豆类作物的划分与研究能够较好地支持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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