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及基本经验

苏 朋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党校，天津 300350）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无法割舍的血脉和基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代中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使其不断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并为之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进程。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总结其基本经验，有利于为当前及今后科学传统文化观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有利于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强大精神支撑力量。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以及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展开，其历史演进是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相互推动的结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与形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孕育与形成时期。此时，中国共产党围绕文化为革命服务，对如何评价、利用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上的被动，促成中华民族精神觉醒，引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

一是清醒地认识文化的作用并对传统文化予以总结。毛泽东曾批评部分同志“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3］。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应当给以总结”［4］534。中国共产党把自身视作“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5］318，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秉持，又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拥有厚重文明传统的国家推进革命事业所具有的清醒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二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批判”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主基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把启蒙与救亡相结合，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以激进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封建糟粕，如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之问题，在于思想之固执，因袭传统而不变，缺乏创新，以至于“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4］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背景下成长，推翻“三座大山”的任务也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植根于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土壤中的封建文化。1940 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分别正面评价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文化中蕴含着反封建的因素，要辩证分析、客观对待，即“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5］707。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集中凸显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6］318的清醒认知与行动自觉。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引用典故驾轻就熟，善于运用传统文化阐释问题、解疑释惑，创造出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案例，把马克思主义用群众听得懂也乐意听的话语表达出来，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武器”功能。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收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理性与客观，并为之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发展演变设定了基本价值准绳与方法论原则。

三是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革命实际的融通之道。基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着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反抗因素，以唤醒民众斗争意识。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把传统文化视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以“民族的形式”为载体承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下”［7］618，进一步调动全民族抗日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成为重要工作。为此，需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情感与民族精神，并以此“教育新后代”［7］618。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要创造新文化以参与中国的改造事业，而中国新文化必须在“民族土壤中生根”［8］。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与曲折

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凝聚多方力量，巩固新生政权。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基本上是延安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撑，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气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充分地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作为方针［9］，立足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仍把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因素作为重要任务。同时，在政党角色的转化中，如何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比较成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相对较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关于社会建设的诸多价值理念，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充分地批判地利用”传统文化的潜在动力。“双百”方针的推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卫生、教育、道德建设等领域的问题。在卫生领域，提出“卫生部门的任务，就是要十分珍视这一民族文化遗产”［10］；
在教育上，毛泽东曾多次称孔子为教育家，肯定其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有人民性的一面［11］；
在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上，要继承民族优良传统，推动形成新道德新风尚［12］。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有过一定曲折，但也为其历史演进提供了鉴戒。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修复与优化

基于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以及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大力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从整体上、系统上提出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活力，民族精神得以振奋，民族力量得以凝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

一是重新确立了“反封建”的任务并科学评价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反封建”的任务，邓小平指出当时社会包括党内存在的等级观念、宗法观念等落后观念和封建思想有直接联系。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肃清政治思想上封建余毒的任务，党的十三大报告认为“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20 世纪80年代期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的报告、公告、决议常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列，并把破除其影响作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初期确立“反封建”的任务还有一层缘由，那就是我们急需摈弃陈旧过时的传统观念，以全新的形象走向世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中国共产党也逐渐认识到坚守民族精神、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并重新评价了传统文化，高度赞扬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

二是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条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时代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变化，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传统的价值准绳和道德规范产生一定影响。此时，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补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适用于新时期的道德理念作为道德准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和合”“明礼知耻”等理念被中国共产党予以吸收借鉴。

三是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输出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与腐朽的生活方式，以实现其“分化”“西化”中国的阴谋。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理念。党的十四大指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此外，我们党审视传统文化的视野更为宏阔，对传统文化的意义认知由国内扩展到世界，着眼于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一重大转变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空前高扬，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扩大了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了国家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两个大局”的交互作用中，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交融更为直接与便利，世界范围内围绕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较量日益凸显，国内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面对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创新中推动文化创新，在民族复兴中推动文化复兴，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进入崭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走向强化与成熟。

（一）精准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梳理中国思想文化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宋明理学的传承发展，指出蕴含其中的天人合一、仁政礼治、厚生爱民等思想承载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构筑起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凝聚着中国人民最深的精神诉求，体现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何为“中国”、何为“中华”的内在规定性。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概括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思想文化的三个特点［1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14］，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阶段、新高度。

（二）全面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立足新时代的发展实际和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策略、立场、方法，主张深入阐发传统文化应有的时代价值，挖掘其蕴含的世界意义。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反对传统文化观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对于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于国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是其产生、发展、完善最深厚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统一，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最大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的集中思考，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提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遵循“双创”原则，通过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方能在实践活动中积极主动进行文化创新，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解答了以什么样的方法、原则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实践路径问题，为新时代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方法论指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凸显在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破解各种难题的钥匙，厚生爱民、天人合一、和谐和睦、革故鼎新、开放包容、廉洁自律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可供借鉴。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它的产生有固有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情感认同并最终在践行中落地生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体现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上，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内在契合性［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5］，集中彰显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中国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余年奋斗带领中华民族崛起。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不断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保障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们梳理党的传统文化观历史演进得出的最重要经验。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民族独立、文化复兴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百余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创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的结合、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历史情怀、人文情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的政治担当，更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追寻与不懈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把文化视作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武器，把文化建设当作重点工作，把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人民精神生活的提高当作重要目标，把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视作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弘扬、传承和发展，归根到底就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

（二）人民群众需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和提升，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回顾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就文化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而言，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显性的演绎逻辑，即文化为革命服务、文化为建设聚力、文化为改革赋能、文化为复兴铸魂。但在显性的演变逻辑背后，却有一条不变的价值归宿，那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人民群众的需要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动因，唯有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才能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三）马克思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思维方法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吸收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用以分析、指导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实践者，又坚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本国的传统文化，才能避免走上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歧路，才能既不文化自卑也不文化自大，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纵观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演进，凡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处理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党的传统文化观就会科学理性，我们的文化事业则发展得比较顺利；
凡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传统文化观就会走向歧途，我们的文化事业则会出现曲折。

（四）必须站在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看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一度遭受欺凌、任人宰割。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近代以后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结于封建文化，部分知识分子甚至表现出“文化决定论”倾向。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硬实力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进程。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文化又“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发展程度。概言之，硬实力是软实力发展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提升的关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和发展不可或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15］。立足百年大党新起点，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文化使命愈加伟大而艰巨。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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