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 沈 博
2023 年6 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一重要论述启发我们，应注意从中华文明的坐标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传承和更新自古老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想理论秘钥。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实则对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及其特征的深层次逻辑，沉淀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多重超越的创新根基。
“文明”一词，通常用于描述一种“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涉及“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1]。“文明”作为“异乎寻常的创造物”[2]，并非天然自生，更非永不朽灭，而需经由每一个世代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将利于世代因袭的全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和知识、伦理和风俗、技艺和艺术等）传给后代，形成“世世代代种族的灵魂”[3]。身处神州大地、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在前赴后继的传承中，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明。而沉淀着最深层精神追求、代表着独特民族标识的中华文明，则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丰厚滋养”[4]。即使国家和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始终不断地“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5]，逐渐走向现代形态。正因为“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6]，布莱克强调，“一切现代化都是历史遗产的急剧转化”[7]，未来和过去密切相连。这意味着，虽说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对应着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其在深层次逻辑上仍离不开中华文明特性的滋养，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隐含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秘钥。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8]。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不仅体现于中国古代帝制背景下一系列史学典籍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完整记录，还彰显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文字、思想观念、伦理习俗、组织制度等方方面面。在近代早期中西交流方兴未艾之时，狄德罗、伏尔泰等思想家就相当推崇中华文明。历史持续性正是他们对于古代中国的深刻印象之一：“这个国家已有4000 多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其法律、风尚、语言乃至服饰都一直没有明显变化。”[9]纵观漫长历史，中华文明像世界其他文明一样，在曲折的发展中积攒经验，在各种可用资源和可能性中持续不变地选择，最终形成具有自我典型特征的单一实体。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出色地展现了文明历史延续性中相对稳定的一面，不曾出现种族遗传基因和民族文化基因传承的断裂。时至今日，尽管现代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但迈向现代化所获得的成就和所承受的代价，相当程度上仍仰赖于“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10]。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1]
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赋予中华民族积淀历史实践智慧、形塑核心文化基因、涵养文明传承逻辑、构筑自主发展路径的时间基础，进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12]连续性一面连接中华民族自主发展灿烂文明的过往历史，另一面指向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开创新人类文明形态的未来方向。诺思在考察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时，就强调“路径依赖”的存在，即“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选择的路径”[13]。斯威德勒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论，则阐释了文化发挥作用的可能潜在机制，即文化能为人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时提供情境化的“工具箱”。[14]这些关于过往信念、文化、制度的历史影响的讨论都表明，社会过往路径与未来方向选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社会发展面临历史特性问题的约束。
诚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整体趋向，但由于文明的连续性基因会烙印在民族国家的转型选择中，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则因时因地而异。无论是内源性现代化的英国，还是后发现代化的日本，它们的一些传统因素（比如王室），都贯穿于现代化进程而留存至今。它们的很多现代化实践，其实也是转型启动前已具备的诸多先决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反观中国，传统社会同样存在一些助推现代化转型的条件基础，[15]潜藏着文明内在合理的选择逻辑，串联起过去、现在与未来。譬如，除救亡图存的客观需求外，千百年来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均平”传统和对“小康”与“大同”的殷切向往，一直形塑着近现代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践行共同富裕的观念情感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强调的理性至上和推崇效率的理念，充分彰显着“义利兼顾”的传统经济伦理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影响。类似例证不胜枚举。有鉴于现代化启动前的传统包含“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变数”，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能力约束，就将更多源自“现代化以前的形式”和“现代化形式的生命力”[16]。不同的文明基因和文化基础由此区分出不同的现代化类型。[17]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所锻造的传统根基，蕴含了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选择，引导新一代中华儿女沿着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引线”前进。
中华文明突出的历史延续性，并非意味着在岁月长河中一成不变，陷于停滞和僵化。相反，文明的传承和延续得益于“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18]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滋养着“世世代代种族的灵魂”的顽强生命力。世人对于中华文明历史延续性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即古代中国曾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呈现为由小农经济、中央集权的帝国和官僚制度、儒家文化组成的社会结构形态。[19]然而，结构的超稳定实则还暗含着传统社会通过社会结构的周期性调适维持稳定的内在机制。这种动态的适应和调整，自是离不开中华文明创新性特性的涵养，展示了文明传承深层逻辑中一以贯之的变通与革新力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依据观察到的自然世界，领悟到变通与革新的思想精粹。《易经》的乾卦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而乾文言则进一步明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由此表达世间人事“与天时俱不息”，并引申出变通的观念启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0]。革、鼎二卦则揭示革新之义：“革去故而鼎取新……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乱可待也；
法制应时，然后乃吉。”[21]这种关于变通和革新的认识论，深深注入到古代中国的政治意识中：“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2]《管子》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23]，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24]等，都成了指导和推动古代中国变法革新的至理名言。时至近代，康有为的“变者天道也”[25]以及梁启超的“惟进取也故日新”[26]等都在表明，中华文明内在的变通和革新精神，依旧在激发着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
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不仅得益于创新性所触发的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还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28]统一性深深印刻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中。毕竟，族群和文明延续的首要目标就是获得生存。在小农经济时代的风险面前，个体力量相当有限，唯有进行集体组织的动员，以发挥规模优势，应对和分担风险。文化与政治的统一，则有利于减少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于是，布罗代尔在介绍古代中国政治文明时便提到，“统一是帝国君主制存在的理由”，而“帝国在中国是一个长时段现象，是一个轴心，围绕着它，中国的历史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缓慢运转”[29]。伏尔泰也就这一问题分析道：“如果一个民族最早的编年史证明确实存在过一个强大而文明的帝国，那么这个民族一定在多少个世纪以前早就集合成为一个实体”[30]。虽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代中西激烈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实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1]。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直接表现为政治上的国家大一统，但“统一性”的内涵远非于此。“大一统”理念很早就流淌于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是根植于大同理想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32]。《公羊传》在解释《春秋》开篇的微言大义时就提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33]。对时人来说，诸侯纷争带来社会动荡，而国家一统能带来安定，“一则治，异则乱；
一则安，异则危”，故而不少人期盼“王者执一”[34]。这为后来古代中国“大一统”理念深入人心奠定重要的情感基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甚至将“大一统”理念阐扬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35]。当然，“大一统”理念并非限于外显于行的政治制度框架，还在于内化于心的文化意识和文明意识：“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36]。也就是说，尽管古代中国各区域尚未真正形成现代意义的“民族”或“民族国家”意识，但在长期交融中，各区域形成了向往中心和文明的凝聚力，统一于超地缘、超血缘、超族群的“天下”秩序。尽管古代中国的王朝不断兴衰更迭，但历代王朝始终需以承继中华文化正统来标榜自身的合法性。这就不断激活和强化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大统一动力，使中华民族在“凝聚核心”的动态接续中，自觉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37]。
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38]。西方的现代化转型，无不是以单一民族国家的形式推进和完成的。自近代中外交流与碰撞以来，中华民族基于文化认同的文明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基于政治认同的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现代化转型在时空上所具有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触及各区域、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调节与行动统筹问题，但深受中华文明“大一统”意识浸润的中华儿女，自觉齐聚于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统一旗帜下，在现代中外文明竞逐的生存压力中，劈荆斩棘地开拓出一条多元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从观念意识上整合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力量，形成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这不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一个内部高度同质化、自我封闭孤立的系统。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统一性，实则是在“天下国家”的普遍秩序下，“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39]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实际上还需建立在突出的包容性之上：“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40]由于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动态的，区域和文化的“内”“外”之分实际上也在动态调适。正如诺思分析的，既有意识形态要获得新旧团体的拥护，都必须保持灵活性。[41]这就使得中华文明对于内部的多样性或者外来的异域文化，都“充满着开放、包容和探索欲望”[42]。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特定文化认同机制密切相关，并相应地延展到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认知态度。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一神教文明，中华民族很早就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思索中意识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43]，做到“允执厥中”。在“天下”秩序中，尽管存在华夷之辨，但这种区分并非简单的族群或血缘差别：“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44]由此，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可被进一步泛化为文明的教化和交融，以实现“以同而异”[45]的状态，而不致陷于极端立场。正因如此，杜赞奇认同列文森将古代中国的族群观念视为一种“文化主义”的说法，即文化是界定群体的一种标准，并在相对化的“天下”话语中，用于“掩饰”中华文化对于与其他世界观的冲突所作出的灵活妥协。[46]这与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强烈排他性是明显不同的。中古中国对佛教的吸收和本土化，以及近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中国化，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特征。
不可否认的是，在近现代中西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逐渐由过往的文化认同转向政治认同，但包容性所蕴含的“允执厥中”原则,并未曾在中华文明的演化中褪去应有的影响角色。皮尔逊在20 世纪50 年代时就提醒，人类必须学会共同生活，否则就会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狭小世界中“陷入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47]。事实上，随着全球各区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经济垄断等问题，都是全球性难题，亟需发挥各区域、各文明的集体智慧，取长补短。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48]，以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包容性发展。
前两次的被捕都只是被短期拘留之后就被释放了出来，然而1930年5月又一次被逮捕，只是这次不像前两次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中野重治在监狱里待到同年12月，直至被保释出狱。以这次八个月左右的入狱经历为素材，中野重治于次年1931年6月在杂志《改造》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菊花》。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处理内外异同问题的灵活性和开放态度，由此形成以和平、和睦、和谐的态度来应对群己矛盾的策略倾向。“礼之用，和为贵”[49]，是和平性贯穿于中华文明生成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基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0]的基本认知，传统儒家思想将中庸之道奉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强调“因中致和”和“和而不同”的“中和”思想，从而避免在知识上或精神上出现否定“他者”的绝对冲突倾向。正因如此，不同于西方基于“人”的主体视角去看待世界，将上帝和“他人”视为绝对外在的“超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大潜在认知在于，“对于任何他者，都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51]，进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在“自我”与“他者”对立中思考冲突的思维模式。
中华文明这一突出的和平性，是在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形态及其文化精神的不断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52]作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古代中国很早就出现成熟的农耕经济形态。对农业生产活动而言，气候、土壤、生物等自然条件都是关键却不为当时人力所左右的要素，“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克服”[53]，这就使得“物我一体”“天人感应”“顺”“和”等理念深入人心，由是形塑着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和平倾向。相较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古代西方的商业经济形态存在明显而强烈的向外拓展需求：“起因于环境的生产可能性决定性地影响了对区域专业化的选择”[54]，故而需要“吸收外面来营养他自己的”[55]。这亦使得相应的文化精神内在形成“天人对立”“敌我对立”的强烈对立感，进而形塑了偏重竞争、惟求富强的侵略性取向，尤为注重空间扩张与权力征服：“欧洲性就在于有组织的拓殖史的形式”[56]。
尽管中华民族正在由传统农耕社会大步迈向现代工业社会，但文化基因中的和平性却并未因此消逝。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欧洲经由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和奴隶制，披着“自由贸易”的神话外衣，让海外殖民地“空前比例的地球生物资源为了一个文化，以史无前例的、不可重复的规模被攫取了”[57]。从相当程度上讲，新大陆的开发，为西欧跳出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手工业劳动力转向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更为宽松的生态制约条件，[58]为现代化的启动积累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起步并未遵循对外殖民扩张与掠夺的发展路径，而是更多地依托内部的农业集体化高积累与外部的全球化经贸合作。正因为近代中国已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中华民族才更加迫切地希望在和平环境中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
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
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59]。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新时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无不对外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发展取向。
作为新时代基于中国国情和实践而提出的最新重要理论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擘画着中华民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还描绘着人类社会超越已有现代化叙述话语的光明未来。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目标、路径、模式、动力、愿景等关键议题上，向世人展示着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崭新图景。而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不仅描摹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奠定了重要的创造根基，让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超越成为可能。
中华文明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的创新根基，首先体现于突出的连续性对经典现代化话语中有关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迷思的破除。
在西方社会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就是从一个阶段变动进步到另一个阶段。具体到现代化议题的探讨，“现代化”对应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命性转型。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60]。按照构建早期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说法，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质在于结构的分化与功能的专门化，并具化为从传统性一极向现代性一极的转变。这一解析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与现代置于“社会变迁线性理论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隐晦表达着传统的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内容是现代化变迁的“障碍”。[61]更关键的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西方思想家把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视为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态，甚至抽象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理想类型，认为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普遍有效的，力主非西方社会应沿着西方已有的现代化足迹，完成现代化转型。然而，这一主张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非西方社会已有的传统状态并不等同于西方在现代化启动前的原始状态。这使得“西化”的现代化路径加剧了非西方世界在传统性和现代性问题上的断裂，由此在实践中大大削弱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日本、俄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已然表明，本土的传统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角色和作用，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非全然对立。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其内在的理性精神，同样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62]。如此便揭示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话语固有的、却不易被发觉的迷思：思想家们“试图在思想中反抗传统，而同时又采用了传统本身的概念工具”[63]。
在此理论情境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中华文明底蕴，恰好有助于重新连接经典现代化理论话语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在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而未曾中断的历史传承，还在于中华文化精神内在地对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64]的注重。具体而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传统的注重、赓续与超越。古代中国儒家对完美道德和理想政治秩序的阐述，是言必谈及“三代”：“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65]，由此淡化时间维度上对线性进化的执念。而古人对于历史经验的注重，亦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得以彰显的重要动力。正因如此，儒家士人才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6]的壮志豪言。当传统与现代不再彻底断裂时，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道路抉择，就应保有充足的自主性空间，而不是彻底忽视已有传统根基的存在，漠视民族性的问题。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将通过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变通与革新的力量，突破西方现有现代化模式和框架的偏狭局限。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在数百年的现代化转型探索经验抽象提炼而成。在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叙述话语中，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发生后，现代化潮流的引导力量逐渐由英、法、荷所在的西北欧地区，向普鲁士所在东北欧地区，再向位于新大陆的美国转移。有鉴于此，库兹涅茨将现代经济的增长解读为“发达国家内部结构急剧改变的后果带出了国境之外，引起了后来一系列的扩张”[67]。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肯定，马克思亦在《资本论》中暗示了工业社会发展的扩散蓝图：“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8]不过，这种以非历史性的方式将工业化与现代性加以等同的做法，一方面容易导致将西方的现代化进行模式化、刻板化，进而忽视西方历史独特性问题的倾向，另一方面亦容易引致对于现代化的盲目乐观与美化，进而忽视现代化过程所附带的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一系列负面问题。正因如此，当发展中国家开始不加选择地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时，学者们便会看到，“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当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并不适用的发展中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69]。
在这一偏狭的限制约束中，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愿景，就必然需要充分发挥变通与革新的精神，闯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70]，正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精神指引、注入了精神动力。相较于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拥有显著的“后发优势”，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于以往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串联式发展路径，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并联式发展路径。相比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内外部环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并非简单的生产力提升过程，还包括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与伟大复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自由发展等的奋斗过程。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理性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效率至上理念，并非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核心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不应该受到已有现代化模式的束缚，而是“将这少数人的经验用作判断时必须万分谨慎并要加以充分修正”[71]，尤其要注重以新的理念精神限制政治和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遏制现代性对效率的过度强调而对社会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等问题所造成的伤害，进而向世人展示一幅更加和谐美好的现代化蓝图。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有利于通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整合现代化多元主体的话语权，真正把所有力量团结和统一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
现代化在推动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变时，还牵涉社会的整合问题。20 世纪50年代初，刘易斯阐释了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的转移问题。[72]在这一过程中，整个社会由以往相对自主的地区化、组织化、职业化的结构，转变为高度分散的结构，“个人与地方性、地区性或其他中间性结构的联系被同时削弱了”，但“大的也更分散的都市和工业网络的联系却被加强了”[73]。这一方面迎合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个体的相对分离，不仅将现代化转型的很大一部分阵痛转移给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艰难谋生的农民，还加剧了社会中不同种族群体、利益群体的纠葛。对于早期发展起来的欧美国家而言，虽说奴隶贸易和外国移民在相当程度上舒缓了这一负担，但类似情况仍旧存在：“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74]，以致让马克思发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时至今日，尽管西方现代化已走过数百年，通过现代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传播等优势，暂时规避了马克思预言的处境，但这“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进而仍在根本上不断瓦解“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75]。正因如此，西方左翼一直延续着现代性批判的传统，形成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多元批判话语。但这些批判却也因政治共识的困境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解构，沦为碎片化和空洞的规范性知识，弱化了现代性批判本来应有的社会效应。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能够为统筹和整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主体提供必要的思想共识和情感基础。这种统一性不仅基于实在的政治认同，还立足于长久的文化认同，并生动地体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谓“多元一体”，既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于“多元”的尊重，又凸显了中华儿女对于“一体”的高度认同，在平等和谐之中形成同心聚力。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包含着中华儿女对现代化美好愿景的憧憬，还充分保持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造世界的初衷，由此协调和汇聚着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政治共识和共同追求，在精确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颇具实践指导意义的行动纲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而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统一战线，齐心聚力共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有助于突破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话语所隐藏的西方中心论情结，消解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情结所带来的文明冲突，让现代化的多元生成真正成为可能。
一直以来，由于西方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在先性”[76]，工业革命道路被理所当然地赋予了现代化战略“蓝本”的定位。这种模式地位的确立，是经由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话语的层层累积而形成的，并凭借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超群竞争力而得以强化。受物理学和数学等现代科学的启迪，社会科学家致力于思索人类社会发展背后的通用法则。特别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叙述话语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线性演进过程，而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则被描绘成科学、民主、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胜利，西欧工业文明继而被标榜为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态。因此，西方构筑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身就在以“发展”这一带有强烈正向目的取向的规范性概念中，潜藏着西方站在进步制高点上对于世界其他种族和文明的优越心理。即使在意识到自身文明发展前景可能出现的问题时，这种优越心理始终未曾放下：“印度人和古典人没有想到世界是进展的，一旦西方文明顺次消灭之后，说不定就不会再有一种文化和人类，能让‘世界历史’成为醒觉意识的如此有力的形式了。”[77]更有甚者，借助这套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话语，西方将西方式现代社会提升为一种普世的理想类型，让被贴上“落后”标签的非西方世界在看到“现代性的过去充分有效”时，产生了追求“进步”的希望。“因为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其真理性似乎“看来是无可辩驳的”[78]。由是，凡是偏离西方已有现代化路径的做法，就被视为“发展的缺点或错误的发展”[79]。这套渐趋固化的意识形态图式，在强调“唯我独尊”时，便在有形无形中忽视乃至抹杀现代性的多元生成路径。
西方中心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优越情结，显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加剧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相较之下，中华民族突出的包容性，则能够为现代化理论的完善营造一个更为宽松且有益的思想环境。尽管古代中国同样存在华夷之辨，存在对于文明的高低判别，但由于突出的包容性的存在，中华文明并未因此隔断对于各地文化和外来文明的接纳和吸收，所以才最终形成一个“由许多不同的亚文化构成”[80]的新文化综合体。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在“两个结合”的充分加持下，将有助于构筑一个融通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文明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破除已有现代化议题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尤其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相对忽视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历经了对物质价值的狂热追求后，现代社会将可能越发重视那些由人类创造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81]。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中那些看似与现代工具理性相左、不符合西方价值取向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智慧，反而有可能在超越现代化的阶段中获得新活力，从而为全球现代性多元化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中华文明特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的创新根基，还包括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等博弈竞争思维的调适与舒缓，进而让人类社会在和谐发展中整体走向现代化、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成为可能。
无论是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还是从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出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都包含着浓厚的零和博弈竞争思维。这种思维源自西方文明中固有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天人对立的逻辑理路，进而导致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话语中，广泛存在技术工具与人文价值、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效率与公平、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和命题。比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多是强调劳动、资本乃至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并极力希望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模型的最优解。其中隐含的“竞争”主线和效率逻辑，却也暗合近代西方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性贸易的方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做法。[82]这种对“异端”的敌视情绪，还彰显于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对一元单线发展图景的强烈执念。在西方主流的惯有观念中，全球的现代化模式最终应该是趋同的，符合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抽象出来的现代社会理想类型。正如“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所阐述的：“人类与其说像是会开出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不如说像是在同一条道上行进的一长列马车……马车处境之间的显著差异所反映的，并不是驾驭马车的人之间的永久的、必然的差异，而只是它们在同一条路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已”[83]。这一观念漠视了其他非西方世界在文化传统方面的历史性存在，将其他偏离西方现代化路径的探索视为“非此即彼”的竞争“异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更将西方的这种敌对心理显露无疑。20 世纪初“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自信，但在结束时似乎又重新回到起点：不是像早先预测的那样，‘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毫不掩饰的胜利”。[84]正因如此，当西方基于现代文明的超越地位，强调“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属于当今“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理念，“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85]。
对比西方社会观念意识中对“异端”的潜在敌视，中华民族突出的和平性，反而在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中呈现出包容和谐的可贵属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上不同文明间的交往本就存在着冲突倾向。暂不论该观点的对错，就经典现代化理论而论，其间存在的零和博弈竞争思维，本就给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带来类似难题：如何协调和解决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各种稀缺性资本和资源？若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么世界将陷于无尽的争夺；
若纯粹任由优胜劣汰的市场竞逐，则南北分化的裂痕将越发难以弥合。基于政治和经济理性极度扩张所带来的悲观后果，西方思想家尽管很早就意识到，随着理性的肆意扩张，西方现代化前景笼罩着难以散去的阴霾，但在乐观情绪高涨之时，却仍选择性地“对现代性未来的潜在可能性不作任何想象”[86]。有鉴于此，中华文化所推崇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恰恰为解决现代化的资源困境问题，协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与争执，提供了一个文明间交流互鉴与共建共享的新思路，由此将现代化前景具化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道路，将为这一思路的可行性提供强有力的现实佐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87]。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华民族就已汇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只不过，由于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颇为坎坷曲折。曾几何时，中国也一度在进步与落后的残酷现实中，在关于本土和西化间徘徊不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就不存在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化的根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由此滋养的强大韧性，让中华民族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尤其是自中国共产党成为主心骨和领导力量后，中华民族更是在满路荆棘中，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已走过的现代化探索历程表明，反传统在现代化启动之时自有其必要性，但传统作为“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有机体”[88]，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并非真的一无用处，而是经由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更新与发展中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完成了对传统的超越。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已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指明了前进方向：连续性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在路径选择层面的自主发展方向；
创新性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框架设计层面的全面发展思路；
统一性积淀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建设主体层面的多元一体格局；
包容性涵养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战略安排层面的包容发展特性；
和平性则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取向层面的和平发展选择。
由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信息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某一特定领域或单个面向维度的现代化，而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其终极目标不仅指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更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依托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积淀，中国式现代化具备了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创新根基：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有助于破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迷思；
创新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已有现代化的模式框架；
统一性为整合多元现代化主体的话语权提供必要的共识与向心力；
包容性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情结魔障创造了可能；
和平性则能协助中国式现代化挣脱零和博弈的现代化竞争思维的束缚。总而言之，在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涵养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已具备了超越西方现代化视野格局与思想境界的基础条件，不仅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呼应，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天下观的传承与发扬，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国担当和天下情怀，为创造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提供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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