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建构的构成特征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刘啸莳,傅 锐,俞俊杰,金国敏,李 丹,彭凯平

(1.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扬州 225002;2.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费城 19146;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4.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5.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上海 200234)

文化(culture)有诸多定义,或主观或客观、或物质或社会等;它涉及知识、信念、价值、态度、规范、思想等在代际间或者群体间的累积(Triandis,2002;喻丰,彭凯平,2018)。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自我观不尽相同,其中一种重要的差异表现为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的不同。Markus和Kitayama(1991)从人们如何理解自我与他人关系这一角度出发,认为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倾向形成独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强调自己不同于他人,关注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倾向于将自我看作与他人相分离的独立实体;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倾向形成依存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强调自我与周围人的关系,注重人际间的相互依赖和群体目标,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周围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过去的30年间,该理论在社会与人格心理学(Cross et al.,2011;刘艳,2011)、发展心理学(Greenfield,2009,2016)和认知神经科学(Han &Humphreys,2016;Wang et al.,2017)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自我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少诸如中国这样的传统集体主义国家,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苏红,任孝鹏,2014)。研究发现,单单用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很难把握全球各种文化间自我建构的差异(Kagitcibasi,2013;Vignoles et al.,2016)。自我建构是否有更为丰富的结构内涵?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自我观如何变化?以上两个问题,为当下文化与自我建构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试图对研究者近期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推进进行分析,指明未来可能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一直以来,关于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是一个维度的两端点,还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就存在着争议(Kagitcibasi,2005;徐江 等,2016)。从概念上来看,独立自我往往包括自己独立于他人,强调一个人的独特性,优先于他人的个人目标,自我观点的直接表达等;而依存自我则包括,将自己视为与他人联结,优先考虑他人感受,为他人牺牲个人目标,保持关系和谐等(Markus &Kitayama,1991;Markus &Kitayama,2010)。有研究者将其视为两个正交的维度,分别讨论两个维度的功能(Singelis,1994)。然而,另有研究者将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作为一个单一维度的两极,使用二者的差值来代表个体的自我建构(Knyazev et al.,2017;Wang et al.,2017)。此外,不少研究发现自我建构的二因子结构在一些样本中适用性不佳(Christopher et al.,2012;Hardin et al.,2004),且很多有关自我建构构成特征的比较研究中也未能发现预期的文化差异(Cross et al.,2011;Oyserman et al.,2002),两维度的文化差异并不稳定(Levine et al.,2003)。面对这些问题,有研究者对自我建构的构成特征进行了新的解构。其中,Kagitcibasi和Vignoles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2.1 Kagitcibasi的自主-关系自我

Kagitcibasi(2013)发现西方很多传统理论将与他人的分离视为自主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关系联结常常被视为与自主性不相容。她认为这是由于西方文化对个体主义过度推崇,从而将独立自主和人际关联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在一些现代化的集体主义国家中,人际距离的远近并不会影响到一个人自主性的发挥。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两个维度,并明确了维度两端的含义。一个维度是能动性(agency),两端分别代表自主(autonomy)和他律(heteronomy);一个维度是人际距离(interpersonal distance),两端分别代表分离(separation)和关联(relatedness)。个体在一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不能直接推论其在另一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Kagitcibasi认为,在极端的个体主义国家中,个体发展的目标可能是自主-分离;在极端的集体主义国家中,个体发展的目标可能是他律-关联,但对于逐渐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而言,个体自我观更可能朝向多元的方向发展,而非向单一独立或依存方向变化;独立自主和人际关联的整合,即自主-关系的自我(autonomous-related self),是个人发展的最佳目标(Kagitcibasi,2005,2013)。

2.2 Vignoles的多维自我建构模型

Vignoles等(2016)在维度区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联合世界各地的六十多名学者,对自我建构的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们认为只有将自我建构进行更为细微的区分,文化差异的比较才更有意义。例如,独立自我的内涵包括差异性、自主性和自我表达等,并非一个单一构念。可能某些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差异性上,另外一些文化的差异体现在自主性上。

具体而言,为了更好的探究自我建构是否可以分离出更多的维度,他们首先整合了5个最常用量表的项目,对16个国家的2924名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测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首次分离出7个维度。在这之后,他们又选取了33个国家55种文化群体的7279人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模型再次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以往的单维、二维、三维模型,七维模型(见表1)的确能更充分恰当地在个体和文化层面上描述自我建构。

表1 自我建构在不同作用领域的具体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Vignoles等(2016)发现,在所有七个维度上,东南亚和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中只有“差异与相似”、“自我表达与和谐”达到显著。研究还发现,尽管欧洲内部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但是相比亚洲和南美等地区,欧洲整体上非常强调个体的差异性和情景互动的一致性(Vignoles et al.,2018)。这些结果,打破了研究者惯常对东西方文化的认知,也进一步说明,大多数文化体系都会在某些方面强调独立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强调依存性。

然而,无论是Kagitcibasi的自主-关系自我,还是Vignoles的多维自我建构模型,还需后续在更多的研究中检验其有效性。实际上,目前多数研究者仍然延用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的划分方式。不同研究中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的文化差异不稳定(Levine et al.,2003),除了可能是自我建构的维度划分本身存在一定问题外,其本质上可能反映的是文化自身的时代变化(Greenfield &Patricia,2017)。这需要将自我建构的文化差异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变迁的视角下去审视,这也是接下来将探讨的问题。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国家(Oyserman et al.,2002),但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推进,中国过去40多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中。一项针对中国1950 年到2009年独特性需要的代际变迁的研究发现,中国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使用常见名字的百分比逐渐下降,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的独特性需要逐渐增强(Cai et al.,2018)。杨国枢和陆洛(2009)指出,虽然西方文化背景下“个人取向的自我实现”与华人社会当中“社会取向的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着对立,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交融文化的影响下,可能会发展出多元的自我实现取向。然而,理论上如何具体解释这种现象,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规律?直到最近10年,研究者才详尽地提出文化、社会变迁与个体发展的理论。由于相关理论非常庞杂,本部分仅对涉及社会变迁与自我建构关联的理论进行阐述。

3.1 Greenfield的社会变迁理论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很多国家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区域性的经济制度调整。如何深入理解这一全球性的变化并分析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逐渐成为发展心理学家所面临的重要议题。Greenfield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Greenfield,2009,2016,2018),该理论旨在探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学习环境,进而影响个体的发展。

通过对过去两个世纪全球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并借助相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Greenfield总结出两种典型的社会生态环境:一种称作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这种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更多生活在农村,在家接受非正规的教育,掌握一些简单的技术,能自给自足。另一种社会生态环境称作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人们主要生活在城市,接受正规教育,接触的是高科技产品和商业化经济。该理论认为当某一社会向法理社会变化时,人们都倾向于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更加独立的社会行为和更抽象的认知发展。与此相反,朝向礼俗社会的变化更易引发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和认知出现相反的变化模式,表现为更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相互依存的人际交往,以及更具情境化的思维方式等。上述观点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Bianchi,2016;García et al.,2015;Zhou et al.,2018)。比如,研究发现,在墨西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少的合作行为,而越来越多的竞争行为(García et al.,2015)。

总体而言,Greenfield认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变革的主导方向是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这也意味着文化价值观从依存取向向独立取向的转变,并进一步促进个体更为独立、更关注自我、更少社会归属(Greenfield,2016,2018)。但Greenfield的理论也存在如下几点不足:(1)暗含文化优势论。将受教育程度低的、技术落后等作为礼俗社会的象征,并由此引发集体主义的倾向;(2)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教育水平、科技和商业化程度的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态度和行为会越来越朝个人取向发展,却忽视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现象(买热巴·买买提,吴艳红,2017;黄梓航 等,2018)。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在保留本国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借鉴了西方的历史经验,逐步推动现代化进程。

3.2 Chen的多元建构理论

相比Greenfield的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的方向是单向且唯一的,Chen(2015)提出了一种“多元建构主义”观点(pluralist-constructive perspective),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以及持续的社会变迁对个体社会化和人类发展的影响。多元建构观主要有以下两点启发:

首先,该理论强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共存和整合。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个体取向的价值观,而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也可以很容易接触到以关系为导向的价值观。然而,个体取向的上升,并非意味着关系取向的下降(Kagitcibasi,2017),而是在新的社会形式中将新的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进行整合(Chen,2012;杨宜音 等,2016)。其次,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可能在个人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例如,即使在个人和自主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中,社会取向的价值观也可能促进社会责任和人际互动的发展,这有利于发展积极的社会关系,维护人际和谐,最终促进个体的社会情感健康发展(Maccoby,1998)。另一方面,自主的价值观可能使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有机会发现独特的内在品质,加强能动性,进而促进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贡献(Kagitcibasi,2012)。

综上,Chen的理论主要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共存与整合,一方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注重自主与独立,另一方面也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注重合作与奉献。而Greenfield则认为,随着经济、教育和科技的进步,文化价值观会向独立取向的方向逐步推进,自我的认知和行为也将更为独立。总体而言,Greenfield的理论更倾向用对立的视角看待独立和依存的价值取向,Chen(2015)的多元建构理论则认为,变迁会带来文化交融,独立和依存的价值观可以并存发展。

从前面的探讨可知,一方面,关于自我建构的构成特征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通过对既往研究的整合,研究者发展出一些新的维度划分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开始以动态的视角,关注文化的动态变化,探究社会变迁背景下文化对自我观的影响。

然而,很少有理论同时注意到两者的关联。比如,Greenfield(2009,2018)看到了文化变迁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却仍然是对立地分析独立和依存取向的价值观,没有看到文化价值观更为细致的变化。同样,Chen(2015)提出了多元建构理论,但“多元文化”的内涵并不明确。Vignoles等(2016)分离出自我建构的七个维度,这些维度在社会变迁背景如何发生变化尚待研究。Kagitcibasi(2005,2013)的自主-关系自我的提出缘起于其对土耳其人时代变迁过程中自我观变化的研究,还有待在其他文化中进一步检验模型的合理性。总之,上述每一个理论都有自身的不足和优势,因此将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整合,互为补充,将使理论更为完善。首先,文化间差异比较可以更多样化。除了传统的东西方比较外,西方国家之间和东方国家之间的比较,非洲和南美地区的差异比较,可以发现文化间更为细微的差异。当然,还可以关注文化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差异(Liu et al.,2018)。其次,这些差异可以放到一个更长远的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不同年代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个体自我建构的变化。Greenfield(2009,2018)认为随着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变化,文化价值观将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变化;但综合来看Chen(2015)的多元整合视角更具有适应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1991)独立和依存自我的划分方式外,Kagitcibas(2005,2017)和Vignoles(2016)的模型则为自我观变化特征提供了另一种参考框架。

自我建构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进行多年,在考虑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时代变迁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研究者的参与。研究的深入既需要理论的多样性,也需要方法的多样性。如果仅仅考虑自我建构的文化差异,采用一些横断面的“共时性”研究就已足够。如果要考虑社会变迁的影响,则最好能设计“历时性”研究,即在不同的年代点收集数据。这样的设计可能跨越几十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一方面,纵向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这需要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聚焦。一个启示是,研究人员应该避免方法中心主义:尽可能使用各种方法来检验某一理论观点,而后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进行整合,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与自我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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