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行记的文体演化考辨

刘师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行记”系“行程记”“旅行记”的简称,基本职能是专述古人出行的经历、见闻、感受,其发展演变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秦时期,旅行记录是史官文化的重要内容。自汉至魏晋六朝,随着人们对域外世界认识的不断拓展,记录“异域”更为必要,行记发展为一类重要文献。唐宋时期,行记的类型和内容更为丰富,体式渐趋完善,对后世行记的写作观念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中国文章学的体系里面,古代行记始终只是一种史地类著述,并非独立的具普遍意义的文章体裁。由此,当今学者关于其文体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持行记一说者,李德辉的系列论著均是将其单独进行考察(1)如《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六朝行记二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唐人行记三类叙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陈左高则将一些行记纳入日记体的范围之中,王立群、梅新林、俞樟华、贾鸿雁等将诸多行记纳入游记文献之中,韩兆琦则将一些行记置于传记文学之中,傅乐焕、贾敬颜、赵永春、刘浦江、王皓等将一些交聘行记划入“语录”之中(2)参见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 2004年版),贾鸿雁《中国游记文献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掩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浩楠《宋代使臣语录补考》(《宋史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王皓《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等。。以中国古代行记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行记的一整套写作规范与模式逐渐稳定并不断发展,其内容和写法都有着自身的特点。我们认为,只有深入认识传统,方能对古行记作出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3)王齐洲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阐明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对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重要理论认识启示了笔者对古行记文体演化的思索。[参见王齐洲:《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鉴于此,本文拟从行记的史学传统追本溯源,同时析其与其他相关文类的关联,以此厘清行记的发展演变线索,揭橥其基本的体式与写作特征。

当今,学者一般认为,行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发轫于汉代,滋长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两宋。[1]317-342其实,早在先秦之时,人们对诸侯国之外的世界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其时的行人、土训、诵训、职方氏等官职已开始记录旅行之事,而且还出现了《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记录“异域”、具有浓厚出行色彩的文献。我们认为,行人、土训、诵训以及职方氏的这种记录与行记之间是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的,行记在先秦的起源主要有两途:一是行人或史官的记录,一是来自人们对“异域”世界的想象与真实的记录。

就其行人或史官的记录而言,先秦时期,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等官职在出行实践的基础上,往往采录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加以记录。其中小行人掌管有关接待诸侯国宾客的礼籍,以接待四方的使者,负责考察各邦国的人民利害情形,礼俗、政事、教化治理与刑法禁令遵守的情形,疫病死亡、凶年饥荒、民众困厄贫穷的情形,以及康乐和亲安平的情形,记载出使时天下国家政理风俗之得,上呈于王,以此便于王熟知天下之事。《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2]1010-1016贾公彦疏曰:“此总陈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上以报也。”[2]1016可见,记载异地风俗的传统,古已有之,而且这一书写传统专门由行人担任。行人之官以文字的形式上报出行中的所见所闻,最后由“外史”总编为一书,“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2]711-712。

先秦时期,行人并不是唯一的,还有土训、诵训、职方氏等一些官职也记载“四方之事”。土训掌地图,熟知九州地理形势,以为王求:“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2]413诵训记四方之事,主要职责是察四方风俗:“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2]414,“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2]414。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2]869-870,以便周知他们有利与不利的各种条件所在,其意在使各国都有他们共同的事业和利益。清人于鬯以为,“职本‘记职’之义”[3]448,“职方者,乃记识四方之谓也”[3]448。

先秦时期的这些出行记录,无疑是受史官传统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大事”必书的传统,出行记录即是史官书写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方面。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记录出行时周边天下的情况,这说明周代对远行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是非常重视的;他们之所以有所选择地记录,并不在于述往事,而在于思来者,正如司马迁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4]2735清人潘振说:“穆王既闻《史记》之要戒,天下之形势民物,不可以不知也。此《周礼·夏官》下篇,亦命史录之,以时考览,故次之以《职方》。”[5]972《职方》的编录情况如此,其他如行人、土训、诵训等所记四方之事也是出于此理,与史官文化密不可分。后世行记最初的动机也是记载天下形势,采录异风异俗,为国家和个人提供参考。其内在精神与史官文化一致。

只是,行记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在先秦时期还处于孕育阶段,其源头也只能从其他文献中去追寻。先秦时期记录出行的《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虽历来争议很多,但却都受到了先秦史官传统的影响,所记多为山川、地理、形势、风俗等内容,其内容和写作体式与行记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的。

其一是其行踪中对异域的记载。《禹贡》作为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王应麟对此注意到了《禹贡》中的“行踪”线索,认为“《禹贡》可以观事”[6]262。这里的“事”,即是禹行九州,治理国家之政事、要事。同样,《山海经》其书“行”的特征为历来研究者所注意。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指出:“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益不能行远,《山海》不造。”[7]274赵晔《吴越春秋》中,同样认为:“(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8]105这些论述中,均认为《山海经》是禹、益记四方异域地理风俗之书,以实际为基础之作。《穆天子传》在晋时,题作《周王游行》,又作《周王游行记》[9]360-361。笔者认为,如此命名《穆天子传》,彰显了作品纪行的特点,诚如孔颖达指出:“《周王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9]361足见,后人对这些文献行程中记录异域内容的肯定。

其二则是其写作体式的叙事性。《禹贡》叙事之法确为后世行记所继承,《困学纪闻》即指出:“游庐山,序所历,曰:‘当用《禹贡》’。”[6]265王应麟认为“游庐山,序所历”,应该以《禹贡》为参考,说明《禹贡》对后世游记、行记等“序历”作品的示范作用。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中,认为“叙事”起于古史官,并明确指出《禹贡》等作品对后世纪事之文的典型示范作用:“按叙事起于古史官,具体有二:有纪一代之始终者,《书》之《尧典》、《舜典》,与《春秋》之经是也。后世本纪似之。有纪一事之始终者,《禹贡》、《武成》、《金縢》、《顾命》是也。后世志记之属似之。又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10]6王柏亦称“《禹贡》是叙禹一事之始终……典贡叙事体也”[11]。同样,《山海经》的叙事性也多为世人所关注。刘秀《上山海经表》论述《山海经》创作缘起时指出,禹、益等人循行四方,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定山川,记异物,整个事件是以行踪为线索向前推进的。《山海经》与《禹贡》内容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叙事模式上的相似性:“《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12]398《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13]418。此处虽将《穆天子传》排除在信史之外,但是也肯定了其写法具有纪传与编年的二重性质,“编次年月”是其编年性质,“类小说传记”是其纪传性质。馆臣还对《穆天子传》的体式做了进一步的定位,认为其将事件以干支纪日串联起来,以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材料,是以形成了前后连贯的、情节完整的叙事模式:“《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13]1205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行记的源头应该追溯至先秦,当然这个源头不是唯一的。从大的方面来讲,行记的产生受到了先秦史官文化的影响,在国家的职官系统中有具体的一些职事官来记录远行,行人、职方氏、土训、诵训等职官都曾记录过远行的历史。而从其更加具体的层面来看,先秦时期的一些典籍如《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都有关于远行的记录,它们记述的风格与方式对行记的书写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传、记与行记体式。上文讨论过《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具体作品对行记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体例方面。这三部作品共同的特点是以行踪为线索。既然是行踪,自然就有旅行的主体,《禹贡》和《山海经》主于记事,但所有之事都是通过人的行程串联的,《穆天子传》本身就是以周穆王的行踪为重点,通过行踪串联事件。由此,如果我们以人物为中心来看,这三部作品就有了“传”体的特点,而如果以事件为中心则有了“记”体的特点。而在早期的行记与杂传之间,确是显示出极为相近的性质。如东晋僧人行记《法显传》述作者公元399年至413年的旅行经历,《隋书·经籍志》将其编列在六朝史部杂传中,并指出:“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14]863前人的这些文献归类表明,此时的行记属六朝人物传记的分支,并多以“传”相称。

诚然,早期的“传”和“记”之间其实也并没有明显的界域。章学诚即指出:“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15]248由是而论,在六朝的文学观念中,“传”也并没有记人的内涵。刘勰以为,传体为左丘明所创,其特点是“原始要终”[16]284;传授经旨,是为纪传体与编年体共同的叙事范式;《左传》是为传体的创立之作,阐发微言大义,全面系统地探讨事件的始末,叙事确为其第一要义,人物刻画则退居其次的位置。清人赵翼即指出:“迁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创也。惟列传叙事,则古人所无。古人著书,凡发明义理,记载故事,皆谓之传”,“汉时所谓传,凡古书及说经皆名之,非专以叙一人之事也。”[17]85“传”有说明解释之意。先秦经书,各自有传,经传即因解释经义而生,史传的目的也是阐发历史进程的规律。自有史家解释孔子《春秋》,传方由对文本的解释逐渐转换为记事文体的传。

六朝行记借鉴了这种体例,之作多以“传”命名,但它们多是以事为中心,重在对异质文化的记载,关注的重点除了佛教遗迹之外,对地理、风土、人情也极为关注。如释智猛《游行外国传》,以行程为线索记述作者出使外国、西行求法的经历闻见,写游踪的同时,还间以记载途中发生的各类事件。以此观之,六朝行记虽多以“传”称,但却以行程为线索,主要记载所到之处的风俗景观或民间传闻,并不是一定以人物为中心的。书写风格上以实录为主,创作是为“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氏之书史,备职方之遍举”[18]482。

至于以人物为“传”、以叙事为“记”的区分实是唐宋以来的传统。唐宋时期,极少将行记之作称为“传”,而多以“记”或“录”命名,传与记的分界逐渐明晰,这即是文体发展逐步细化的结果。刘知几认为,“传”主要是“列事”,而且所列之事是“人臣之行传”[19]41,即主要记述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列传”主要是记人事迹的:“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张守节《史记》正义同样认为:“其人行踪可叙列,故曰列传。”[20]2121这说明,唐代传体的内涵有变化,功能减弱,外延缩小,传体的记事功能由记体分担。虽然还有一些专门记录国外之事的行记,也被名之曰“传”,如《大唐西域记》在《法苑珠林》中作《大唐西域传》《西域行传》;王玄策《中天竺国记》或作《西国行传》,或作《西国传》,或作《王玄策传》。这两部书也都重在记事,但以“传”命名。只是这样的异名只出现在了个别著作中,已不再像六朝时期那么普遍了。

(二)行记与地记的关联。行记是为传、记两体的结合,而传、志(即记)两体的结合,形成地记[21]125,这一来,行记与地记就又有着密切的相似性。

一方面,两者记载的内容均与地理相关。地记主要记载地方的山川风土、物产、人物等情况,又作地理书、地志。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史通·杂述》中就讨论过地记,指出:“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19]255刘氏这里所言的地理书,侧重于风土的记载,实则就是地记的内容。而早期的行记,特别是汉代文臣撰写的国内行记与域外行记,作者往往略载行程,主要记录出使地的风土物产。如张骞《出关志》载其出使西域之事;佚名《南海行记》记西汉之时与海南诸国的地理交通;甘英《西国行记》载其汉和帝永元中西使之事,多记西域地理风俗;汉末魏初士人成光子《天竺行传》“自出别传”[22]96,以纪行程。诸多行记中,记录的主要内容是外地的奇异物产,只是行程途中的见闻又包含在其中,叙述的框架与旅行的视角隐含在行文之中。可以说,这种兼有风土记特征的记录,实质还是兼具行记的特点。

另一方面,行记在体例方面与地记极为相似。如《襄阳耆旧记》,晁公武就曾指出:“《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9]364晁氏在这里,认为《耆旧记》非传体,当以志命名,他所说的“记录丛脞”的特点却道出了地记的普遍特点与六朝行记的体例特点。刘知幾认为地理书应该具备“言皆雅正,事无偏党”[19]256,这也正是地记与行记所追求的品质。《西国行记》虽述道里经见,内容偏重于舆地风物,属于地记和行记的融合,与张骞《出关志》有着“二汉方志”之称[23]2931。而至当今,陈佳荣等辑录出版的大型古行记总集《历代中外行纪》,上至先秦下至清初,广含东南西北四至,是为殊俗异闻的汇集,其中,就收录了不少风土记。如胡峤《陷虏记》记述入辽经过及见闻,周去非《岭外代答》主要是纪岭南的风土物产,是为“异时训方氏其将有考于斯”[24]86。一般不当行记看的,吴康泰《昊时外国传》记述他和朱应出使南海时经历和传闻的各国情况,其书中也将其视作行记。编校者的这种编纂用意,正是出于对古行记萌芽时期状态的考虑,充分表明了行记其时文体尚未成型,体裁尚未确立,还居于多种文体和著述的边缘。

宋代,人们开始有意区分地记与行记,不再将其简单地混杂在一起。王应麟《玉海》“地理书”中,言及《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的六十三种书时,细致地将其分为六类,即:地图、地志、山川、异物、征行、异域。其中“述征行”则有《庙记》《舆驾东幸》《循抚扬州》《西征》《述征》《述行》《入沔》《聘使行记》《圣贤冢墓》之记;“述异域”则有《魏国以西十一国》《南越》《西域道里》《赤土国》《中天竺》《游行外国》《历国》《日南》《林邑》《真腊》《交州以来外国》《高丽》《西南蛮》《入朝首领记》《高丽风俗》[25]292。这里的分类已经非常明细,“征行”类目主要是指传统方国之内的远行,诸蕃及外国则被放在“异域”类当中,地记完全被剥离了出来。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则将地记多放在“地理”“都城宫苑”“郡邑”之类,将行记分别划入“史部地理类”下的“朝聘”“行役”“蛮夷”三个子目之中[26]781-783。从其所记范围进一步区分,记国境之内的行旅归入“行役”类,记境外之行的归入“朝聘”与“蛮夷”类,境外之行还就其内容进一步细分,“朝聘”类主要记外交使节的行程,“蛮夷”类主要记求法僧人的行程。可见,宋人不仅将行记与地记区别看待,而且把国内旅行和国外旅行也分得很清楚了。这说明宋人已经注意这类作品的特殊性了,他们是以旅行的范围为标准划分行记的。

当然,行记与地记终究还是有区别的,两者的不同,突出体现在组织材料的线索上。一般而言,地记先叙某地的地理位置,依次叙其历史沿革、名山大川、风土人情;而行记作为述行类的作品,纪行是其突出的特征,往往按照行程的延续来组织材料,所有的材料都被牵在行程这条线上。从体例来看,行记与“传”“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内容来看,行记受史学的影响,所具有的史学品格也更多。与地记所记内容有相同之处,只是在组织材料的行踪线索上,又将两者区别开来。

最早的行记是两汉使臣撰写的出使行记。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两汉行记留下来的佚文大多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记残文,略陈汉晋出使行记的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记录行程。张骞《出关志》和班勇《西域风土记》,二书因史书的修撰被参编而得以保存,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的记录,可以了解到张骞《出关志》和班勇《西域风土记》的记程形式是:或以一地为中心记录周边各地的距离,或记录各地之间的行程距离。《史记·大宛列传》以大宛为中心记录了周边各国的行程距离,《后汉书·西域传》则记录了西域内属诸国之间的行程距离,如:“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23]2914同时,还往往记录西域内属诸国与“长史所居”、洛阳之间的距离,诸如:“于窴国:居西城,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23]2915“大月氏国:居蓝氏城……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23]2920康泰的《扶南土俗》也有记程内容,如:“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2]3485又如:“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27]3485由此可见,记录行程是汉晋出使行记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详录地名和距离的创作方式,又是汉晋出使行记的一种典型形式。

其二,采录异闻。如陆贾《南越行纪》,现存佚文都是对异物的记录,云:“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28]1又云:“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28]11-12陆贾为何偏好记录南越异物?根据《史记》《汉书·陆贾传》记载:陆贾被南越王留饮数月。陆贾曾云:“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4]2112颜师古注:“言素所不闻者,日闻之。”[4]2113可见陆贾对南越的奇闻异物感触最多,采录异闻由此便成为其行记的重要内容。不只陆贾《南越行纪》热衷异域奇闻,崔豹《古今注·草木》引张骞《出关志》云:“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花坚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酲。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29]18-19《后汉书·西域传》记安息国云:“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23]2918这些事例说明:采录异闻是汉晋出使行记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三,记录风俗。如《西域风土记》和《扶南土俗》,书名中就可见记录当地风俗的内容。还如《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百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23]2919。《梁书·诸夷传》载康泰、朱应使扶南,看见其“国人犹裸,唯妇人着贯头”[30]789。尤其是《扶南土俗》,今存佚文几乎都是记录奉使扶南所闻见的各国风俗。

从中可见,汉代行记,延续了先秦时期的旅行记录传统,但又有极大的发展,主要能反映记录行程、异闻和风俗三大特征,并以一类著述的形式为后来的行记创作者提供了借鉴。

南北朝时期政权的划分促成南北两个文化区域的形成,两地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得以展开,出使行记的创作呈现繁盛的景象。此时行记的主要内容依然是记录奉使行程距离,采录往来趣闻异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引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31]237文中记述了北朝驿站名“鹿筋”的来源。又引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壻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至于奠雁曰鹅,税缨曰合髻,见烛举乐,铺母卺童,其礼太紊,杂求诸野。”[31]241此处记述了北方的婚嫁习俗。

此外,这一时期的部分行记还记录了一些外交活动中的对话。如《北齐书·李绘传》中存录有一段梁武帝与李绘的对话:“梁武帝问绘:‘高相今在何处?’绘曰:‘今在晋阳,肃遏边宼。’梁武曰:‘黑獭若为形容?高相作何经略?’绘曰:‘黑獭游魂关右,人神厌毒,连岁凶灾,百姓怀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锐观衅,攻昧取亡,势必不远。’梁武曰:‘如卿言极佳。’与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绘曰:‘兄所出虽远,当共车千秋字耳。’一坐大笑。”[32]395从记录内容而言,这段对话应该与李绘的出使行记有着紧密的关联。从中可见,南北朝出使行记对表现外交活动中的机智饶有兴致。

隋唐五代时期的行记主要内容依然是记录使程和见闻。袁滋《云南记》所记为蜀中入南诏道之一的石门路,入唐以来逐渐荒废。《新唐书·地理志六》戎州条自注保存了贞元十年(794)袁滋使程的一段记载,其中提及十余个地名,交代了驿程远近与走向,自石门镇以南全系云南界内部落所居地名称。韦齐休《云南行纪》所记为成都通南诏东西两道邛崃、清溪道中所经邛、雅、黎诸州方物。

《太平御览》录《云南记》二十一条,多载川滇地区出产的各种物产,如香稻、茶、鹅鸭、白鹇、嘉鱼、丈松子、实心竹、甘橘、大腹槟榔、干蒲萄、蛤、椰子、甘蔗、余甘子、诸葛菜、野藤等,还写到南诏特有的民居——板屋。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剪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着黑叠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33]5256记述了康国人“善贾”、“岁首马射”“俗事天神”“丧事”等风土人情,精要地表述了作者在当地的见闻。

此时期部分以时间为线索的行记在结撰成文时,出现了一些新变。此类行记在以日期为线索结构全篇时,更加注重记述具体时间段内发生的大小诸事,有从主记行程向主记事件的转向。如常骏《赤土国记》,写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出使赤土国时的闻见:

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月余,至其都……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舟行一日不绝……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34]73-74

这种按日期记事的行记,更倾心于记事而非记行。作者在行文中有意凸显日期变化以记事的叙述方式,影响到了后来日记体文体的形成。

宋人视行记自为一体的文体意识逐渐鲜明、突出。北宋末,凡有重要行程,必然著书以纪,已经形成惯例。绍兴初,徽宗被幽居五国城,《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称:“北狩未有行记,以批语赐王若冲曰:‘一自北迁,于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谓不多。深欲记录,未有其人……’”[35]1522朱熹《答刘子澄》:“朗、澧之行,览观山川,感今慨古,亦足偿其劳矣。又有同行令弟,感发精进,此尤可乐者,恐有行记,撰录一时之胜,愿以相寄也。”[36]807诸多引文中都言及行记,可见作者行记创作意识之鲜明,均已视出行作记为一种自觉行为。

体式上,宋代行记多采用日记形式。如姚宪《乾道奉使录》系“使金日记”[37]205。周辉自陈:“辉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干蛊次叙、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38]406日记体行记,客观上为更加细密、多元的记叙留出了空间。清人说:“宋人行役多为日录,以记其经历之详。其间道里之遐迩、郡邑之更革有可概见,而举山川、考古迹、传时事,在博洽者不为无助焉。”[39]128斯言得之。就表现手法而言,他们力求在行记中注入个性化的东西,记载行程经见的同时,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和旅行体验,说诗揽胜,《入蜀记》与《吴船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颇为明显,一路描山摹水,文字优美,诗意盎然。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云:“宋陆务观、范石湖皆作记妙手。一有《入蜀记》,一有《吴船录》。载三峡风物,不异丹青图画,读之跃然。”[40]736日记体行记在叙事纪行之中多穿插对形胜古迹、诗书舆图的议论与考证,四库馆臣谓《吴船录》“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14]529《入蜀记》“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足备舆图之考证”[14]530。宋代行记在写作实践上由分程体转向日记体,极大地拓展了叙事空间。

行记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类,寄存于纪行类的传记著述或述地理山川风俗的地记之中,在史学的纵向影响与横向渗透中,不断发展演变,其表层结构和内在精神都可从史书那里找到发展线索。从文学发展流变的脉络中论析行记的渊源与发展,会发现行记体制上,主要包括行踪、风土与行程体验三方面的内容。汉代行记初创,其内容由单纯记录九州之内延伸到了域外;南北朝时期,出使行记蔚为大观,其产生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之际的行记,记事时内容还比较简略,对山川地理的记述也还不能充分展开,不过已经初步形成以日期系事和以行程系事两种文体模式。宋代行记文体身份进一步明晰化,地位得以提升,在写作实践上由分程体转向日记体,在记录行程的同时,内容和写法日益自由、开放,成为行记的典型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