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丁 宁 金怡蓉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实现经济发展良性互动。随着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生活，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数字经济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高效畅通的数字网络有利于打破梗阻、畅通循环，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流通业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是实现产销对接、供需匹配的重要枢纽，是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支撑。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流通业深度融合，赋能流通业发展，促进流通体系逐步完善，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是研究热点，现有文献聚焦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际意义、现实阻力以及实现路径。持续推进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建设是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1]。全国统一大市场拥有统一的制度规则，区域壁垒得以消除，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2]。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发展方式和增长路径的转变，也是体制机制创新变革的过程[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发展进程中存在很多现实阻力。中国体制变革是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现象长期存在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政府的横向和纵向治理，造成了市场条块分割和“块块”割据[4]。政府市场间职能错位，制度性壁垒未完全消除，市场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5]。此外，中国流通体系建设仍滞后于发达国家，流通成本过高，阻碍了产销对接和社会经济循环[6]。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职能的结合点[7]，政府要做到立破并举，建规立制，破除妨碍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的积弊，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8]。只有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制度和监管体系，打通生产到消费关键环节的堵点，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9]。

当下数字经济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现有研究同样关注到数字经济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不断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幅提升的关键产品创新能力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优势，为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10]。数字经济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所形成的线上市场相对完整统一，能够突破行政和地理区位的客观限制，弱化省际间的贸易壁垒，破除封闭的“小循环”[11]。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供需匹配，扩大市场规模和范围，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12]。

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和流通体系的优化紧密相关。在商品相对充裕的市场环境下，流通产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其信息优势是一种稀缺资源[13-15]。跨地区的商品流通是削弱市场分割，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内在影响因素[16]，但是由于批发流通组织无法自主发挥商品跨地区流转的功能，随着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大可能不仅不会加速商品循环，反而进一步加剧市场分割[17]。互联网贸易的兴起和发展对于国内市场一体化有积极影响[18]，流通渠道组织的改进会进一步促进国内市场统一[19]。即使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做到“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但是国内市场分割现象已“先入为主”[20]。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商平台、网络直播、智慧供应链、现代物流体系等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拉近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距离，促进了产品、服务与技术的创新迭代，给商贸流通业带来巨大机遇[21]。流通业可以积极利用网络经济和数据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和自身信息优势，加快流通模式创新，优化流通组织结构，保障消费和生产有效衔接，助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

综上，目前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研究集中于内涵逻辑、重大意义、现实阻力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理论阐述。虽然有少数学者关注到数字经济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但主要是从理论层面阐述数字经济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现路径，鲜有文献进行实证检验。此外，现有研究较少考虑到数字经济时代中流通业的发展对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作用及其具体机制。文章立足于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发展的视角，测度2011—2020 年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流通业发展水平以及省际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和流通业发展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门槛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

高效统一的市场制度和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石。通过要素、资源、商品、服务等市场的高度整合，使得各种要素资源能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跨行业无障碍地流动，是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应有之义[22]。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会阻碍国内统一市场发育[3]，各区域间由于制度因素和数据获取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信息鸿沟”和“数据鸿沟”不利于经济循环的畅通。高标准的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离不开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其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为微观主体生产赋能、提质增效，助力传统低效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改善区域间产业同构化，提高各区域产业链间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聚焦在要素资源的分配和流通层面。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消费者需求，是开拓商业新模式和创新产品服务的源泉[23]。大量涌现的数字化平台，推动了线上和线下资源的有效整合。数字平台弱化了地理和行政因素的障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以及网络外部性，能够关注并满足更多的长尾需求，扩大市场范围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强化国内市场统一的坚实基础。数字技术具有协同性、渗透性和替代性等优势[24]，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强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有效破除传统的市场和行业进入的壁垒，深化区域分工合作。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和职能发生转变，从关注竞争转向注重合作[25]，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国内市场做大做强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流通业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流通业立足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连接供需，促进国内市场做大做强。马克思曾指出流通和生产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相辅相成，因此流通主体和生产主体同样重要。流通体系建设滞后仍然是畅通国内循环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堵点。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需要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有效结合，而主要提供媒介性劳动的批零业恰好致力于供求的有机衔接[26]。流通业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不可少的纽带，同时也是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并得以持久巩固的硬件保障[27]。流通渠道组织结构冗余，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进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通业的数字化是必然趋势。数字技术在流通业的应用，促进了传统流通组织结构改进，通过供应链优化整合资源，缩短商品要素资源从供给端到需求端所需要的流通时间，免去冗余环节，节省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随着电商平台、网络直播、在线支付、智慧物流等配套设施的不断发展，有助于削弱信息不对称、结构性摩擦和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21]。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流通体系逐步完善，有助于打破商品要素资源存在的时空约束，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和范围。此外，流通业依托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将碎片化的信息资源整合，精准识别消费需求，及时反馈于生产端，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创新，缓解供需结构失衡，有效刺激内需增长，促进国内市场整合。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
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流通业发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

数字技术对生产方式、技术应用和组织结构的变革[28]，带动流通业走向高质量发展。流通作为产销衔接的关键枢纽，数字技术在流通业的投入，可以优化各区域的资源配置，推动国内市场整合。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区域不均衡的现象，在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应用与市场经济发展日趋深化，而在经济落后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初始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根据“梅特卡夫法则”，随着网络节点用户数量的增长，网络价值会以指数形式增加。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发展从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很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数字经济具有网络外部性，通过各部门联动实现规模经济，参与者获取呈爆发式增长的收益，并且这种效果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增长而越发明显。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
流通业发展在数字经济助推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存在门槛效应

（一）模型构建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构建数字经济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式（1）中，Segi,t为各省市自治区i 在t 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Digei,t是各省市自治区i 在t 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i,t为控制变量；
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理论分析部分的机制阐述，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流通业发展进而影响国内市场统一形成的路径。其中模型（2）（3）中流通业发展水平Cir 为中介变量。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的具体步骤如下：
在基准线性回归模型（1）中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系数α1显著的基础上，若模型（2）与（3）中的回归系数β1、γ1及γ2都显著，来评估中介效应的存在性。具体模型如下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业发展水平还可能会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因此，设置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式（4）中，数字经济和流通业发展两个门槛变量用Adji,t表示，I（·）代表示性函数，若满足条件取1，反之取0。上式为单门槛情形，后续分析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扩充至多门槛情形。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核心指标测算

（1）市场分割程度（Seg）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实现资源、要素、产品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市场分割，而市场分割的削弱可以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采用现有研究广为使用的价格法测算市场分割程度来反向代表国内市场一体化，采用对数差分的方法计算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20]。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选取中国各省份13 类商品环比价格指数计算相邻省份间的对数差分形式的价格差，并取绝对值以计算价格差异①具体包含粮食、水产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日用品、交通通信用品、化妆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燃料和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等13 类省市自治区环比价格指数。，公式如下

式（5）中，k 代表商品种类，i，j 分别代表不同省份，t 代表年份。

再将上式变形为

在式（6）基础上，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在各省份间求平均值，再分别用减去该平均值。计算

（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

参考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29]，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选取的各省市自治区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值、人均电信业务量、互联网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以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从而可以有效地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进行衡量与评估。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合作编制[30]。

（3）流通业发展水平（Cir）

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商贸流通业，现有文献对于商贸通业发展的测度主要从流通业结构、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31-33]等方面展开。因此，选取流通业结构、流通业规模、流通业效率三个变量，采用熵值法构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使用批零行业增加值的对数代表流通产业规模，使用批零商品零售总额的比值以及连锁经营零售企业销售额占零售总销售额的比值来代表流通产业结构。使用DEA-malmquist 测算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的效率代表流通产业效率，其中，投入指标为批零业从业人员数、主营业务成本和固定资产净额，主营业务收入为产出指标。

（4）控制变量

物流基础设施（Transport），使用交通网密度，即铁路、水路和公路等运营里程总和与各省面积的比值来测算；
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Gov），该指标一般为地区的财政支出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Rgdp），该指标一般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对外开放程度（Open），主要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来确定；
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使用地区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表示。

2.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选取2011—2020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剔除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所用数据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的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净额、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源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源自各省市统计年鉴。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居民消费水平三个指标实施对数化处理，以此来消除量纲。不仅如此，针对各连续变量的数值实施上下1%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数值对最终实证检验结果的不利影响（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假设，经豪斯曼检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文研究。从表2 第（4）列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e）对国内市场分割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内市场分割得到有效削弱，从而加快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物流基础设施（Transport）与市场分割程度呈现负向关系，意味着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有助于各市场互联互通，促进国内市场整合；
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Gov）对于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可能因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对于促进要素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性，阻碍了区域间市场统一的进程；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Rgdp）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并没有明显加剧；

对外开放程度（Open）和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两变量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拓展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范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会产生本地需求市场的外溢，从而加快区域间的商品及要素资源的流通，进一步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

表2 数字经济影响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基准回归

（二）作用机制检验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数字经济影响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作用机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开展实证检验。表3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削弱市场分割，对促进统一市场形成具有积极影响。模型（2）验证数字经济是否促进流通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对于流通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数字经济可能对流通业的发展具有冲击性，流通业在积极融入数字经济业态的过程中，该行业发展的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但是这些投入所产生的正向促进效果往往不会立竿见影。最后，将流通业发展水平这一中介变量添加到数字经济对于市场分割程度影响的回归方程中，通过考察回归方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和其显著性的变化情况可知，模型（3）数字经济对于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有所下降，且模型（3）相较于模型（1）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说明流通业发展是提升数字经济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有效作用机制。在模型（3）中，流通业发展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显示为负向关系，可能由于目前国内流通体系建设仍有待完善，各区域的市场发育程度仍存在明显差距，不能完全发挥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影响数字经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步伐。

表3 数字经济影响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作用机制检验

（三）门槛效应估计

采用门槛回归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国内市场统一的非线性效应。首先，需要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34]，经Bootstrap 自主抽样1000 次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流通业发展水平这两变量都仅通过单一门槛检验（表4）。

表4 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表5 为门槛效应回归结果，从模型（1）可知，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1.0386，估计系数为-0.160，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可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数字经济对推动国内市场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以流通业发展为门槛变量的模型（2）中，当流通业发展水平小于5.0036时，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并未表现出推动作用，当流通业发展水平大于5.0036 时，估计系数由正转负，开始呈现出数字经济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积极影响，说明数字经济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影响不仅受到自身水平的作用，也会受到流通业发展水平的调节影响，表现为数字经济与流通业发展形成积极互动。

表5 数字经济影响国内统一市场发展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区域地理区位、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数字经济对于各区域的市场整合的效果不尽相同。因此，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分别进行门槛估计。对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存在单一门槛，流通业发展水平具有双重门槛。对于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具有双重门槛效应，而以流通业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不具备门槛效应。对于西部地区，只通过了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检验（表6）。

表6 分地区门槛效应自抽样检验

表7 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地区通过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检验，数字经济对于市场分割的系数在未跨越门槛值（Th ≤-0.6030）和跨越门槛值时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地区积极投入科技研发创新并在各种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该区域信息的互联互通程度高，商品和要素流通的效率高，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推动区域间市场整合。东部地区以流通业发展作为门槛变量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未达到第二个门槛值（Th ≤5.0036）之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当流通业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Th ＞5.0036）以后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可以解释为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作用。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使得有效信息可以实时收集处理，流通业通过优化批零组织结构，提升区域间的供需匹配和产销衔接，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市场分割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中部地区在近年来不断完善自身发展水平，随着中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该地区广泛投入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的共建共享，各地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得到有效改善，有助于削弱区域间的市场割据，推动区域市场协同发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进程。中部地区流通业发展水平与市场分割程度不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可能因为中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相较于东部地区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其对于推动区域间市场整合的作用不明显。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作用关系不显著，西部地区深处内陆，流通配套设施发展较为滞后，流通业在该区域不能充分发挥供需衔接的作用。基于门槛回归结果可知，当未能达到门槛值时（Th ≤-1.2488），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当跨越该门槛值后，回归系数值为负但不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享受数字技术的红利，打破地区分割，加快各种要素资源跨区域流通。

表7 地区数字经济与流通业发展水平对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门槛估计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表示当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实施2SLS 回归，结果见表8 第（1）（2）列。在滞后一年后，数字经济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系数为-0.040，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进一步分析验证，本研究不存在逆向因果问题。选取1984 年年末各省市自治区每万人邮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仅将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不能直接应用于面板数据模型，因此，引入一组时间序列数据共同构建面板工具变量[35]。以上一年度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1984 年各省市自治区每万人邮局数量构建交乘项，作为该年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总体而言，模型回归结果没有因为重要变量测度方法的变化而产生显著变化，说明模型回归结果稳健可信。

表8 内生性检验结果

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商贸流通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下，研究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实现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30 个省市自治区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检验数字经济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显著削弱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次，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流通业发展，进而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流通业作为产销衔接的重要枢纽，通过数字化赋能，弥合地域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再次，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对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具有非线性的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1.0386，数字经济对削弱国内市场分割的效应显著存在；

当流通业水平大于5.0036 时，流通业对推动国内市场整合的作用开始显现。最后，由于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各个区域在数字经济赋能流通业发展助推国内统一市场的表现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东、中、西各区域均表现出数字经济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和流通业发展两方面都表现出更为显著地推动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的效应。

根据实证部分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四点政策启示。首先，中国已经迈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的藩篱。因此，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进一步巩固信息技术为推动中国流通业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带来的贡献。其次，数字经济通过流通业发展对国内市场统一带来增长动力的路径机制，再次说明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消费之间的枢纽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要将数字技术积极利用在流通业发展上，优化流通组织渠道，提高流通效率，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再次，数字经济助推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当数字经济达到稳定发展水平时，应着力于流通业数字化转型，优化流通组织结构，提高流通效率。最后，数字经济和流通业发展水平具有区域异质性，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进行数字经济的技术投入，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将“软制度”和“硬设施”有机结合，基于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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