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绪银，林业强，姚大斌，梁秀秀
（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广东 茂名 525000）
“日用而不觉”一词出自《周易·系辞上》的一段博大精深的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觉，故君子之道鲜矣。”王阳明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之论，就是对这段话的最精炼的概括，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先秦思想家把人类文化与自然、社会的演化规律贯通起来的深刻思考，强调“道”的作用无所不在却难以把握，仁者、智者虽然各有所见但难免有失偏颇，百姓虽然“说不出个道道来”却总是体现在其“日用常行内”。注重深刻反思和准确把握老百姓赖以生存发展的“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及其所蕴含的“道”，是我国历代圣贤明哲创造和传承文化精华的一大法宝，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的独特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等重要讲话中，至少有10次论及“日用而不觉”这个理念。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第二个结合”中所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两大要素。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日用而不觉”这个理念是何等的重视。综观这一系列精辟论述，我们不难领悟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视野里，“日用而不觉”这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理念具有推进理论创新的方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见微知著立德树人的方法等三个方面的意义；
同时，他还从“文化基因”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日用而不觉”之“觉”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日用而不觉”理念，并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从“文化基因”的视野来认识和阐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扬弃了这一传统理念中的“天赋论”或“先天论”色彩，具有颠扑不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有所认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学者福尔迈创立了“进化认识论”，他的代表作《进化认识论——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讨天赋认识结构》，以及舒里希的《心灵的自然史》、迪特福特的《精神并非从天降·我们意识的进化》、班内施的《心灵的起源》、洛伦施的《普遍的世界图景·进化与自然哲学》、李德尔的《认识的生物学·理性的种系进化史基础》等，对灵长类动物的精神现象的进化起源和人类“认识结构”的形成机制，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证（篇幅关系，在此不作引证），厘清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此为参考，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对“文化基因”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它是指作为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遗传本能的基础上，经过数百万年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同样具有可遗传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积淀），主要体现为人的情感模式、记忆力、理解力、意志力、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偏好等“日用而不觉”的独特禀赋。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0 多次用到“文化基因”这个概念，是其论著中少见的“高频词”之一。他最早提到“文化基因”，是2003 年在浙江省委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之中。他当时着重阐述了“文化基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问题，指出:只要遇上合适的社会环境，“文化基因”就好比种子一样，“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之后的系列论述中，他具体地揭示了“文化基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文化精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基因”既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生活实践里，又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社会的公序良俗之中。后者是对前者的体悟、表达和传承，因而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换和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及社会传承方式，才能使之始终具有令人喜闻乐见的永恒魅力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在他的不同文本或语境里，“文化基因”概念有时指的是“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有时指的则是已经从“日用而不觉的文化积淀”中感悟和提炼出的文化精华和文化理念，亦即是对“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之“觉”（传统心学称之为“悟道”）。注重对“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发掘、概括和传承、弘扬，是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一大特色。
“人猿相揖别”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历程已有长达数百万年，五千年的阶级社会与之相比，无疑是非常短暂的，因而在“文化基因”的“获得性遗传”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基因”的系列论述，主要从这个意义上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的深刻思考。各民族（族群）由于曾经在彼此隔绝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生存发展了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年，所形成的特质禀赋（“文化基因”）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文化基因”对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构成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长期生存发展于神州大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得以发展出最早、最发达的农耕文明和最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为人口的聚集繁衍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积累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从而逐步形成了“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和规律，塑造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生俱来”的特质禀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原创性概念，就是对这一特质禀赋的界定。他指出：“儒家创始人孔子……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这个论述把中华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人文始祖”伏羲，也就是旧石器中晚期（距今约十至一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微言大义”——原始公社时代是母系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中华民族最早的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妊，全都带有“女”字偏旁，这充分证明，不管仓颉是否确为黄帝时代的人，但他在“造字”的时候，中华民族还确定无疑地保持着对原始公社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的鲜活记忆，而他创造的文字所承载的，正是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所积淀的“文化基因”；
只要汉字不失传，它就永远在不断唤醒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对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也大多是源自远古的原始公社时代，所以那些神话英雄都是“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有之；
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越绝书》）的道德典范；
而西方的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则无不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且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重撰过的，所以那些神话人物个个都是贪婪成性、勾心斗角、热衷杀戮的“狠角色”。这种不同的民族起源记忆和文化母胎，是后来中西文化形成不同特质禀赋的根源。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较而言，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精神特质，就在于自古以来就有着最强烈的人人相亲相爱的“大同情结”，这既是基于对长达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原始公社时代道德风尚的理想化的历史记忆，又是出于在“文化基因”的返观内省中形成的对“人性本善”信念的执着。[1]孔孟之道的核心范畴“仁爱论”“性善论”所传承的，正是这个情结和信念，是对中华民族在原始公社时代以来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所凝聚的“文化基因”的发掘和总结，或者说是对人的“类本能”特征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如何在“天下为家”的历史条件下矢志不渝地保持和弘扬人的“本心”，逐步通过“小康”回归“天下为公”的“大同”境界的“可行性论证”（历代儒家一以贯之宣扬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厚德载物之道”“至诚尽性”的“格物致知之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天地伦常之道”“明德亲民”的“成贤希圣之道”等等“人间正道”，就是这种“可行性论证”的具体体现），并以此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这是在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即所谓“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对人类文化宝库所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也是我们今天和未来仍然要“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中华民族的特质禀赋，也是对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的深刻揭示，所以他强调：“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的圣贤明哲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从“百姓日用而不觉”中“觉悟”出了最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又潜移默化地引领百姓在“日用而不觉”中传承了这些“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骨髓里。这就是文化DNA”；
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包括近年彰显出的“伟大抗疫精神”，也是“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的。
被后世尊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对“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有着深刻认识，他说：“故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夫尧、舜之道，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杨时集》）这意味着，“道”未必体现在那些“仁者智者”的一己之见中，但却一定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换句话说，既然人的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生产生活资料的获得，那么劳动人民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创造者，他们的“日用常行”就必然是“道”之所在，所以只能在“百姓日用”的经验和智慧之中去观察、发掘和总结出来，然后又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回到百姓中去。传统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对此说得更明白：“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
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卷下）他的著名弟子王艮在给四方学者传授阳明心学时，“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
百姓不知，便会失’”；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王心斋全集·语录上》）。这就是说，只有从“百姓日用”中认识和总结出的“条理”，才堪称为“道”，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否则就是歪理邪说；
只有与百姓融为一体、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你讲出来的“道”才会令人信服。这些观点和方法，显然颇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趣，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实践观和历史文化观，可以说是神韵相通的。
始终做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度契合党心民心、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由衷认同和信仰的奥秘所在。比如，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的时候，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则以1840 年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起点，以华夏文明五千年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历史及在此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基因为背景，深刻把握支撑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170多年来几代中国人“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梦想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最大共识”，为新时代的创新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引起广泛共鸣，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奋斗激情，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凝聚起无比强大的正能量；
实现“中国梦”也理所当然，势在必然地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核心理念。又比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原点、逻辑起点、价值支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无疑是建党前后的早期共产党人和此后百年来的几代共产党人“人人心中有”的，但这个概念本身则曾经是“个个笔下无”的，因而也可以说是长期“日用而不觉”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把“经过时间沉淀后”的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党史、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得更加清晰”之后所作出的原创性概括，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路历程、理论和实践创新历程的高度提炼。而一旦有了这个通过反思“日用而不觉”而总结概括出来的新概念、新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成功之谜和未来的必由之路“看得更加清晰”，就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解释得更彻底、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习近平总书记对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的总结和提炼，也有着通过反思“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来“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鲜明特点和深刻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不仅是通过反思“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的方法凝结而成的，而且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教化手段和方式来传承的，使这些文化精华“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据此得出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认识：“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王阳明就是把这种教化方式贯穿到其“立德、立功、立言”全过程的楷模，或者说是“做到了极致”的典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说“我很景仰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先生”，也才会强调“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基于对“日用而不觉”这种“双向互动”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所赋予中国人的“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贯通起来，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要传承和弘扬古人把“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的历史经验，“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核心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近几年来，党中央举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 周年等富于仪式感的庆典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满浓郁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极大地发挥了鼓舞人心、洗礼精神、凝聚力量作用，在全社会中激发出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澎湃热情。其成功之谜，也正在于吸取了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智慧，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生命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化运作的成功典范；
遍布全国城乡的“红色地标打卡点”、“大思政”模式的广泛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建立等等，也是在“日用而不觉”中凝聚和传承“红色基因”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方式。
如何体悟和弘扬“日用而不觉”之“道”呢？历代思想家所强调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善于见微知著。习近平总书记也同样认同这种方法。他在与澳门大学师生围绕其校训“仁、义、礼、知、信”分享感受时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仁者爱人，人之初，性本善，要发扬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呵护它，使它发扬光大，那可能就是人了。”这段话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的德性教育理念：
其一，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心学的“善端”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情感，是人皆有之的“本心”和“良知”，是人们赖以形成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倪、萌芽，因而也称之为人的“四端”或“善端”；
人皆有之的“善端”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依据所在。孟子的“善端”论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人性本善”的执着信念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指的显然也是人皆有之的“善端”。
其二，充分肯定了中华传统心学所揭示的“成人”之道。宋代心学开创者程明道曾一语道破传统心学的德性修养“秘诀”：“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程氏外书》卷一），一个人的德性养成之道，无非就是要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本性中最本初的东西”，亦即通过内省找到人的秉性中固有的“善端”——道德萌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并在学习和实践中呵护它、扩充它，使其弘扬光大，从而逐步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的独特贡献则在于把这个“成人”之道发展成为了一套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显然是对这种“成人”之道的肯定，与王门后学、明末清初思想家陈确所言“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陈确集》)，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从“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两个方面对中华传统心学的立德树人方法作出了新概括。传统心学的德性教育论强调：“夫小者大之渐，微者著之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
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传习录》卷上），意即既要对“善端”见微知著，也要对“小恶”防微杜渐。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否则就会有“温水煮青蛙”之虞。可见，把“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作为一个“对子”贯通起来，可以更完整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德性教育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通过引用和发挥阳明心学名言所说的一段话，不仅深刻揭示了“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印证了他的立德树人观确实是与优秀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综上所述，深刻把握和揭示“百姓日用而不觉”之“道”，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发展法则”，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姓日用而不觉”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一个侧面充分印证了他是身体力行“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对我们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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