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互动背景下的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特色

[摘要]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其中，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澳门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本文通过族群互动理论的视角，在简要回顾澳门历史发展过程、梳理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的基础上，分四个时期深入剖析了1557年至1849年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进程，指出族群之间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文化上体现出来，建筑文化表达的是族群互动的结果；
建筑发展过程与族群生存、生产及精神等需求紧密相关；
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澳门建筑发展既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
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

 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明清澳门建筑发展过程更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关键词]  族群互动；
建筑文化；
澳门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23）10-0120-10

基金项目：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岭南建筑学派经典作品的空间特征量化研究（2019ZB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超文（1980-）， 男，汉族，湖北天门人，中国文化大学建筑及都市设计学系博士候选人，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建筑历史与理论。

吴良镛先生曾指出：“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

 [1] 当前的建筑研究正需要深入到具体地域的历史内核，剖析建筑文化的生成与变迁，梳理并总结出建筑演化的规律，并找寻到指导当前建筑遗产保护和建筑创作的理论支点尤为重要。

族群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就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理论探讨，并积极开展中国族群研究的“本土化”实践，族群互动与族群关系对建筑文化生成与变迁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艰辛而漫长，早期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或未有记载，或语焉不详，或遗失损毁而难以进行系统的梳理，而明清时期澳门的族群互动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近代样本，其城市发展史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色彩，是研究族群互动的经典场域。从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到1849年清政府无法在澳门行使国家主权这近三百年的历史当中，在澳门叠加着内外各种力量的影响，中葡两族经历了多轮的族群互动，他们时而激烈碰撞，时而相互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2] 深入剖析并科学理解澳门的建筑文化变迁对于促进我国建筑遗产保护、推动区域民族融合以及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  [3] 都具有重要意义，  [4] 而当前关于澳门建筑文化与族群互动的研究还稍显薄弱，亟待进一步深化。

一、明清澳门族群构成与互动形式

（一）澳门历史发展过程

澳门半岛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江口西岸，与珠海紧密相连，又与香港隔海相望。十九世纪前澳门的面积仅有2.78平方千米，为丘陵地区，地势从北向南逐渐变高，中间分布着东望洋山、西望洋山、妈阁山、大炮台山、望厦山以及马交石山等小型山丘，最高的东望洋山约90米，其次为妈阁山73.2米和西望洋山62.7米。澳门地处热带地区北部，但深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季节变化较为明显。夏季盛行东南风和西南风，冬季则东北风盛行。优越的地理区位和适宜的季风气候为澳门开展贸易奠定了基础。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华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澳门周边地区劳动生息。随着葡萄牙人的进入和明清通商政策的影响，澳门逐渐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沿海贸易城市。

1535年，广东官府开放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洋澳之一；
1553年，葡萄牙人获准可进入澳门就船贸易；
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得到中国守澳官员的默认，“这一年亦为澳门建城之始”；

 [5] 尔后随着贸易政策的调整、中国王朝的更迭、国际局势的变迁，澳门也几经沉浮。鸦片战争之后，导致清政府国力渐弱，葡萄牙人日益强横；
1849年澳葡当局发兵攻占关闸，清政府自此无法在澳门行使国家主权，澳葡于1851年和1864年先后侵占凼仔和路环；
1887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条约包含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款；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总体而言，从1557年至1849年，葡萄牙人租居在澳门，从明皇朝的子民变成清朝子民，虽然获得了相当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始终拥有对澳门及居澳葡人的统治权，即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前，中国政府在澳门这块土地上拥有完整主权和管辖权，  [6] 而葡萄牙人的自我支配能力，始终被严密地看管在特定的“隙地”。

 [7]13 研究澳门这一时期的族群互动对于今天的族群融合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明清澳门族群的构成

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等核心要素的基础之上，  [8] 是指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

 [9] 族群的构成与区域人口特征密切相关。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澳门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到明朝末年达到一个高峰，约有40000人左右，尔后逐渐下滑；
十八世纪中叶之后澳门人口数量又缓慢增长，到1839年，澳门人口约13000人，其中中国人7033人，葡萄牙人5612人，其他国家人口355人。需要说明的是，在1743年有一个变化，即当时的葡萄牙人的数量超過中国人，葡萄牙人约有3500人，而中国人约2000人，在其他统计期内，澳门人口均以中国人为主。

此外，在澳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除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族群，例如早期从非洲、东南亚等地掠买来的上千名奴隶、十七世纪初还曾有约100名日本人居澳、18世纪晚期已有大批各国商人入居澳门以及后期西方列强在澳门的盘踞等，但总体而言，他们在澳门的发展过程中均没有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在1557-1839年期间，澳门的主要族群就是中国人与葡萄牙人。

（三）澳门族群的互动形式

族群互动的形式，主要包括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宗教、婚姻等层面的互动；
经济交往中的市场贸易、土地权益、生产合作等层面的互动；
政治博弈上的城市治理、立法、司法与执法、土木营造与税收管理等方面的互动；
以及军事方面的合作与冲突。

澳门中葡两族群的互动形式，可以从1849年之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两份重要文件《海道禁约》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中有所了解。《海道禁约》是由广东官员拟定，经明政府核准的中国地方性法规，禁约中包含五条条款，分别为禁蓄养倭奴、禁买人口、禁兵船骗饷、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兴作。禁约的订立与实施清晰地表明澳门立法权完全操诸在中国政府手中；
而清代拟定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则充实到十二条，分别为驱逐匪类、稽查船艇、赊物收货、犯夜解究、夷犯分别解讯、禁私擅凌虐、禁擅兴土木、禁贩卖子女、禁黑奴行窃、禁夷匪夷娼窝藏匪类、禁夷人出澳、禁设教从教。条议的订立表明在中国强盛之际，葡萄牙人没有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在中国政府决意实施某一政令时，葡萄牙人只能服从。

 [10]113

当然葡萄牙人并不是时刻“恭顺”，遵守清政府订立的条项条议，在很多时候甚至主动攻击与挑衅，如中国政府设立县丞，葡人设立议事局；
中国人禁止擅自兴作，葡人则大兴土木，甚至营造城墙炮台，例如1603年葡萄牙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在青洲岛上建造房屋，1605年擅自修筑城墙，1616年修筑大炮台，1623年更是大修防御工事；
中国人禁止传播天主教，但葡人却不断招收信徒；
而中国人也有应对，例如1574年，明政府在澳門与内地陆上交通的咽喉莲花径的中央修建了关闸，在族群关系紧张时，中国人会采取封闭关闸、停止澳门的粮食供应以约束葡萄牙人的行为。

二、明清澳门建筑文化融合的分期与特色

从葡萄牙人入居之后到1849年，澳门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从明清的改朝换代到葡萄牙被邻国兼并、从海禁政策的反复到贸易的繁荣衰弱，从中世纪要塞到消费性城市的转型，每个时期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不一样的特点，其建筑的发展过程同样纷繁复杂。根据严忠明等学者的研究，澳门城市建设分“葡城”开创时期、基本框架形成时期、发展停滞时期、城市转型时期以及近代都市化时期。

 [11] 本文沿用这种阶段划分，选取1557年葡人入居澳门、1583年议事会成立、1637年城市格局形成、1757年一口通商政策施行、1849年中国政府无法行使国家主权等标志性事件，并以族群互动的视角将明清澳门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

（一）接触期（1557年-1583年）

开埠之初澳门已形成望厦、沙梨头、龙田、龙环、妈阁等村落，村民大多来自闽浙粤等沿海地区，建有民居和庙宇。民居包括两类，一类是带院子的传统中国建筑，有正房与厢房，院子早先用木栅栏围成，后改建为高墙；

 [12]7 还有一类是渔民船屋，船屋又分为两类，陆上的和水上的，陆地上的船屋非常简陋，一般分两层，用木头架起，底层是厨房厕所，二层用作卧室，通常几户紧挨在一起，各有小楼梯连通上下。较为特殊的是，二层的屋顶酷似船形，顶上铺有茅草或木板，而卧室犹如船舱，推测应该是渔民用造船的技术来盖房子，反映出早期渔民因地制宜、因材就利的生存智慧与艰苦生活；
而水上的船屋就是船了，只不过它兼有居住的功能，渔民生老病死、劳作生活都在船上，以船为家，繁衍生息，延续着岭南渔村传统的生活方式。

 [13]15

庙宇以妈祖阁最负盛名，民间传说“未有澳门，先有妈阁庙”。妈阁庙又名妈祖阁，主要祭祀妈祖，或称娘妈和天妃，位于澳门半岛的西南部，顺应娘妈角的地形，背山面海，依势而筑，整个庙宇共包括入口山门、牌坊、正殿、正觉禅林、弘仁殿和观音阁等建筑，分别建于不同时期。庙门是四柱三楼的花岗石牌楼，门楣刻有庙名“妈祖阁”，进入大门，紧接着是一座三间四柱的冲天式花岗石牌坊，上刻“詹顼亭”，过坊门即见门楣上刻着“神山第一”的正殿，往右则为庙中规模最大的正觉禅林，由供奉天后的神殿与静修区组成，有着浓郁的闽南特色；
沿正殿后的小径上去则是弘仁殿，虽在山腰上，但与下面的山门、牌坊及正殿几乎在一条轴线上，强化了庙宇庄严与神圣的感觉；
继续往上则建有观音阁。妈阁庙整体精致小巧，石狮镇门，飞檐凌空，融入自然山水之中，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因地制宜的滨海特色。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澳门的建筑面貌逐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葡萄牙人的住宅、教堂建设上面，同时为了加强管理，明政府在此期间建设了关闸。

1.住宅建设：搬砖运石盖屋成村

1553年，葡萄牙船长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进行和平谈判，葡萄牙人得以进入澳门等洋澳与中国商民就船贸易。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便不再满足临时建造的房屋，企图营造永久的居所。据记载，1557年起，居澳的葡萄牙人不断通过“谋奸利”的中国商人，从内地大量购入木石砖瓦，在岸边、山脚、缓坡，选择适宜地点，按照欧洲式样建造房屋，不久即“盖屋成村”，不逾年，坚固的西式建筑已“多至数百区”，形成“高栋飞甍，栉比相望”的繁盛景象，使澳门出现了一个非法的葡萄牙人居留区域。

 [10]25

居住条件的改善吸引了周边洋澳的葡萄牙人纷纷移居过来，加上他们从非洲、东南亚等地掠买来的大量奴仆，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建筑不断增加，澳门日益繁荣，在这种形势下，来华的各国商船全部都来澳门进行贸易，不再泊入浪白、屯门、鸡栖等其他贸易的洋澳，以致造成“诸澳俱废，蚝镜独为舶薮”的局面。

 [10]26

2.教堂初起：选址确定蕃寺林立

宗教传播始终是葡萄牙人海外扩张的动机之一。因此，葡萄牙人迁入澳门之始，即有教会人士跟随登陆，传教布道，营造教堂。据杰瑟斯·马里神父称：“1558年至1560年间，曾有数名耶稣会神父在此居住，商谈筹建三座教堂，即望德堂、老楞佐堂及圣安多尼堂”，而这三座教堂也基本成为了澳门早期的城市中心。老楞佐堂是葡萄牙人心中的航海保护神，因此又被称为“风信堂”，华人则称“风顺堂”，有顺风、平安之意。教堂初建于1558年，此后多次重修，是澳门早期的聚居中心之一。圣安多尼堂是驻澳葡人举办婚嫁喜庆之事的教堂，故又称为“花王堂”，初建于1558年至1560年之间，后也多次重建。望德堂又称望德圣母堂，初建于1568年，教堂供奉圣母希望之神，主要救治麻风病人。澳葡古城外面多中国村庄，中国的教众常去祈祷，周围地区也渐渐成为华籍教徒的聚居区，称作“进教围”，故望德圣母堂是最早的华人教堂，称作“进教寺”。

 [13]19

建筑营造与人的需求息息相关。早期的澳门教堂营造服务于平安祈祷、婚庆嫁娶及治病救人等基本的精神与医疗需求，建筑风格以欧式为主，简单朴素，注重仪式感。此外，从选址来看，教堂多建在地势较高、视野良好的地方，其目的在于：第一，通过高耸壮丽的建筑可以充分表现出神的崇高与伟大，让人不自觉地匍匐在其脚下；
第二，教堂整体较高可以眺望澳门半岛周边海岸，具有探查危险、监视望哨的功能，如有敌情可提前知晓；
第三，教堂作为公共建筑，里面往往也会贮藏武器，兼具有城市堡垒的作用。当然，这些建在高地的教堂往往也勾勒出澳门半岛的城市天际线，塑造了别样的城市景观。

3.关闸修建：兵不血刃扼其咽喉

随着居留区颇具规模，葡萄牙人日趋骄横，常欺侮来澳贸易的东南亚商人，并反客为主，蔑视官员，抗拒抽税。因此，为了加强对葡萄牙人的管理，限制葡萄牙人随意出入，1574年，明政府开始修建关闸。在澳门半岛与内地之间有一条也是唯一一条非常窄小的道路，称之为莲花茎，莲花茎北连现在的珠海拱北口岸，南接望厦山的北麓。關闸就修建在莲花茎的中央，但关闸并不是在澳葡萄牙人的居留界址，在关闸的南面，还有望厦村、龙田村等不属葡人居留的范围，这些中国村庄每年向香山县缴纳税银。

关闸扼守澳门半岛唯一的陆上通道，两面临海，城墙分两侧倾斜伸入海中，易守难攻。据记载“明朝初建的关闸是一座中国式的古城楼，城牙如排齿，分两旁斜下，可直达城楼，飞檐翠瓦，楼前悬一匾额，上刻‘孚威镇德四个大字。城楼正中处，开一城门，门楣上枕有石碑一块，上刻‘关闸门三个大字”，“关闸两旁建有兵房，并设有桅杆，直插霄汉，靠水处，还建有三间小石室，是哨兵瞭望站”。

 [14]76

关闸每月开启几次，向澳门运送粮食等生活物资，如果葡萄牙人不服从管理，那广东官府则会采取断绝粮食供应的措施，时间稍长，葡萄牙人就会因无法承受而妥协，因而关闸在维护澳门稳定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澳门建筑文化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各自发展、浅层交流。中葡族群在建筑类型与风格上仍然保留着彼此鲜明的特征。当然，葡萄牙人的营造也雇佣中国工匠、利用当地材料等，族群之间在建筑技术与文化上也逐渐开始了基本的交流。从非法入居到地方官员默认，再到中央政府承认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大量地修建房屋与教堂，中国的建设审批权不断地被侵蚀，虽然此时的中国明王朝对澳门拥有较强的管治能力，但对居澳的葡萄牙人也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更没有将他们赶出澳门，只是随着葡萄牙人数量的逐渐增多，为了避免冲突、加强管治而建造了关闸，表现出中国建筑文化的巨大包容性，而澳门也经过中葡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迅速发展，逐渐从小渔村转变为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前沿。

（二）融合期（1583年-1637年）

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两年后在澳的葡萄牙人才获得这一消息，无奈之下，他们以西班牙人不得直接与中国人交往、葡萄牙人并入西班牙的消息不得让中国人获悉为条件，即在维护他们在澳门的权益的基础上，承认西班牙国王是他们的国王，  [10]35 并于1583年根据葡萄牙的城市自治制度在澳门组织了自治机构议事会，并以抵抗荷兰人即将发动的攻击为由，大肆建造城墙与炮台；
而明王朝方面，就在正式允许葡萄牙人定居澳门的1582年，张居正病逝，短暂的中兴之后，明王朝逐渐衰弱，对在澳葡萄牙人的管理，也已经有心无力，虽然制订了《海道禁约》，但也只是将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澳门一地，而对澳门内部则放松了管辖。与此同时，澳门逐渐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教中心，构筑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1.议事亭设立：庭院有亭鸟革翚飞

葡萄牙人入居之后，明政府将葡萄牙人视为中国百姓进行管理。大约在1584年，在他们租住的区域立起高栅栏，写上“畏威怀德”四字，并参照唐宋时期管理广州外国侨民的“蕃坊”制度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管理措施，任命葡萄牙人当中的首领为澳门官员，称为“夷目”，让他们管理葡萄牙人，并给予一些管理中国商民的权力。为此，明政府在澳门设立议事亭  ② ，作为中国官员向“夷目”宣读政府命令以及作为双方官员会面的场所。

从建筑风格上来看，议事亭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庭院建筑，分区鲜明，精致小巧。整体布局上，右侧为办公议事区，为一方形大院，围绕着一个三开间的大屋，左右两边有台阶，拾阶而上是房屋的外走廊，中间正面入口前设有一个歇山顶的八柱方亭，四角各立两根柱子，四面通风，中放桌椅，围以花栏；
亭的正前方有台阶下到广场，并正对着议事亭的大门。院子的西北角稍有凸出，形成一个小院，院子里种有几棵大树。院外西侧有一耳院，内有厢房数间，为驻节官吏的处所。大院与耳院有一门洞相连，小院也开有一门直接对外。小院房屋横向一排，纵向两列，屋后种有树。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大院的围墙及大门，院墙底部用砖或石筑成，形成水平线条，略显粗犷，上部则进行了粉刷，显得细腻；
正面院墙的上部有花纹，侧面没有，花纹用砖石拼成，典雅端庄，欧式特征明显；

 ③ 中间是议事亭的大门，较为高大，且设有台阶，门左右两侧有对联，上有匾额以及奇特的弧形门头。

1617年，明政府制订《海道禁约》，并勒石刻碑，置放在议事亭内；
1750年清政府又制订《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葡文石碑也立于议事亭入口处，作为官员办事的依据。表明中国政府在澳门充分地行使着国家主权。议事亭后来成了在澳葡人集会的场所，在这里讨论罢免总督及诸多事宜。

议事亭从1583到1784整整存在了两百年，其建筑风格总体属于中式风格，又融入了一些欧式装饰元素，是早期澳门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例证。

2.教堂扩建：巍峨壮丽美轮美奂

在澳门成为海上贸易重要据点的同时，它也逐渐成为远东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基地。1575年天主教在澳门设立了东方最早的教区，除澳门之外，还负责管辖整个中国内陆和日本的教务，20多年后又在澳门建设了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圣保禄教堂，这间教堂曾被作为欧洲传教士向东亚进发的中心据点，凡欲到中国、日本、越南各地区传播天主教的神父必须经过圣保禄学院的培训和授权，其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澳门也一度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

圣保祿教堂始建于1601年，它实际上是圣保禄学院的附属建筑，这所学院是当时远东第一所具有西方大学规模的学校，曾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传教士，明清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德国教士汤若望及中国画家吴历等人都曾经到此进修。

 [15]45

教堂平面为拉丁十字，有一个凸出的耳堂和三个侧廊。教堂风格为17世纪流行的巴洛克式，并掺杂了一些16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佛罗伦萨和热那亚教堂的装饰艺术手法。然而，从其细部的装饰与雕刻来看，可能出于传教的原因，这座教堂也具有明显的东方特征，例如教堂上的中文、象征日本的传统菊花饼图案等，是东西方建筑文化结合的经典案例。除圣保禄教堂外，1618年老楞佐堂进行了重修；
1633年，望德堂进行了改建；
1638年葡萄牙人重建了圣安多尼堂。

3.城墙与炮台：边徼之地俨同敌国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不久，就开始修筑城墙。17世纪初，为了防范荷兰人可能的入侵，澳葡当局加快了擅自修筑城墙和炮台的步伐。广东官府起初也极力反对，但随着明王朝的日益衰弱，加上自身也需要海防荷兰，因此，也就对此佯装未见，姑息纵容，葡萄牙人也就开始了将澳门变成要塞的过程。1622年6月24日，荷兰舰队猛烈进攻澳门，葡萄牙人以少胜多，重创入侵者。后来虽然广东官员要求拆毁城台，但澳葡当局仍然继续修建，先后出现了沙梨头炮台、烧灰炉炮台、圣地亚哥炮台、西望洋山炮台等。如果说澳门16世纪为教堂的世纪，那17世纪则是炮台的时代。“这些炮台与城墙组成了澳门的军事防御系统，使得当时的澳门犹如一座中世纪的军事堡垒”。

 [16]817 正如广东大吏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澳门昔为边徼之地，今则俨同敌国。

 [10]72

圣保禄炮台建成于葡萄牙击退荷兰侵略者之后的1626年，是澳门半岛上规模最大的炮台，俗称大炮台，位于大三八牌坊东侧，故也称为大三巴炮台，炮台建在一个小山顶上，占地约有10000平方米，平面顺应地形，呈不规则四边形，各边长约有100米，四角外突形成棱堡。因为地处澳门半岛中心，所以炮台的射程足以覆盖东、西、南三面海岸，它“既可以应对内陆方面可能的威胁，又可以打击来自海上的进攻，还能掩护沿城墙一带的陆上军事行动，从而构成了一个覆盖东西海岸的范围宽大的炮火防护网，是当时澳门防御系统的核心”。

 [16]817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是建于松山的东望洋炮台，因松山为半岛最高点，所以这个炮台的火力可以覆盖整个半岛。由于地形限制，炮台形状极不规则，占地也仅有800平方米，墙高约6米，花岗岩立面，附建有哨房、火药库、水池及一座小教堂，同时因为地势高敞，人们也可在此眺望船只、观测海浪和气象，因此，在19世纪中晚期，炮台上还建造了一座灯塔，是现在东望洋景区的代表性建筑。

与此同时，澳门的中国传统宗教建筑也在发展，1592年，在澳门半岛关闸口的莲峰山山麓，建设了天妃庙，后改称为“莲峰庙”；
明崇祯五年，即1632年，中国人在望厦村初建了“观音堂”，即普济禅院的前身。

 [17]

而后，由于明末清初战乱不断，在澳葡萄牙人也连年内讧，澳门逐渐终结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金时期。

（三）沉寂期（1637年-1757年）

1650年，清军进入澳门，在澳的葡萄牙人表示臣服于清王朝。海禁时期，经葡萄牙人恳请，清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在“迁海”期间继续留居澳门，但严禁他们出海贸易。在清政府完全解除出海之禁后的1684年12月，清政府在澳门设立了海关，第二年，清政府下令开放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和江南的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同年在广州建立粤海关后，澳门的海关遂成为粤海关兼管的一个征税总口。渐渐地澳门不再是中外贸易的重镇，广州则重新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外贸易枢纽  ④ 。

族群互动方面，1731年，清政府设置正八品的香山县丞用以稽查澳门地方，但因葡萄牙人的抵制，一直无法入住澳门；
1750年初，清政府订立《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广东大吏令人用中、葡两种文字刻成石碑，葡文碑立于议事亭，中文碑立于香山县丞衙署。这一时期，由于战争、海禁及口岸调整等原因，澳门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经济持续衰落，而具有影响的建筑营造主要包括关部行台及一些寺庙的建设。

1.关部行台：传统楼阁的澳门海关

关部行台是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的海关，是中国的税收机关，又称为“行廨”和“海关监督行台”，旧址在今天的关前街和关后街之间。《澳门记略》曾对其有绘图与文字记录，这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合院式建筑群，建筑群前部是一片开阔的验货场，四周用木栅栏围起，左右两侧设有辕门，前面栅栏中间有照壁，场地的边角还设有一个值班房，与关部行台的主体建筑相连。大门是木排形式，高出院墙许多，大门两侧设有哨房与高杆；
整座建筑基本按中轴对称布局，内部还有两重院落，轴线上设厅堂，后进中央为一座两层歇山顶楼阁，并设有外围廊，颇为壮观；
除厅堂外，还有较多的耳房及厢房，用作仓库和办公场所。

2.普济禅院与莲峰庙：中国庙宇的顽强生命力

在1696至1698年间，大汕和尚从越南弘法中获得巨资，委托徒孙循智和尚在观音堂的基础上对普济禅院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扩建，后又经多次重建与修复，形成澳门规模最大、占地最广的庙宇。整座禅院为中国南方传统建筑样式，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由前后三进院落组成，首座为大雄宝殿，二进为长寿佛殿，三进为观音殿。大雄宝殿庄严宏伟，殿内供奉三宝佛像，殿旁悬有铜钟，殿脊上的彩塑人物造型丰富，惟妙惟肖，脊正中嵌有复莲宝焰球，两旁则是扬尾龙身鱼头；
观音殿是禅院的主殿，供奉观音大士莲台，两旁分列十八罗汉，动作神态活灵活现。除这三殿之外，禅院当中还设有天后殿、地藏殿、关帝殿、藏经楼等建筑，禅院后面还有一个宽阔幽深的后花园。整座建筑群巍峨壮观、古朴典雅、庭院广阔。此外，1844年中美双方正是在此签订了《望厦条约》，普济禅院就是这一屈辱的见证地。

雍正元年（1723年）天妃庙也进行了扩建，后又多次重修，并更名为“莲峰庙”。莲峰庙一共两进，每进三间，首进中殿供奉天后娘娘，二进中殿供奉观音菩萨，其他侧殿则供奉关帝、医灵大帝、神农及金花娘娘等。“莲峰庙曾是居澳华人的议事之所，也是中国官吏的驻节处，林则徐禁烟期间巡视澳门，即驻节莲峰庙”。

 [16]816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居澳葡萄牙人的力量较弱、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总体建设量较少，但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宗教建筑文化却进一步得到丰富与弘扬，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四）转型期（1757年-1849年）

1757年，清政府宣布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下辖口岸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这就是俗称的“一口通商”。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慢慢地转到广州，而澳门经济则开始转型，逐渐从贸易港转变成一座中外杂糅的消费城市。

1800年，香山县丞终于从关闸以北的翠微书院入驻澳门；
1822年和1838年，葡萄牙议会制订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宪法宣称澳门是葡萄牙领土的一部分；
1839年9月，林则徐和广东巡抚邓廷桢等入澳巡视。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同年8月19日，英国军队进攻关闸，中国军队战败，驻守澳门半岛的中国军队全部退守前山，中国首次失去对澳门的军事控制权，葡萄牙则趁机扩大其在澳门占有的地盘。1846年之后，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澳门总督亚马留强行夷平中国居民的坟墓、没收中国居民的土地、修建炮台、拆毁《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驱逐中国海关官员，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于是在1848年8月22日，望厦青年沈志亮等人在关闸附近刺杀了亚马留；
25日，澳葡当局发兵攻占关闸和关闸以北的拉塔石炮台，杀害中国官兵多名，香山县丞汪政逃离澳门，从此中国政府无法在澳门行使国家主权。

1.新建的市政厅：逝去的议事亭

1784年葡萄牙人购买了议事亭及周边居民的用地，建设了葡萄牙风格的市政厅，并附设博物院、书信馆、法院和监牢，后均迁出。市政厅共两层，一层中央为门廊，两侧为展览厅及其他公共活动空间；
二层前座为会议厅，西北后座为澳门知名的公共图书馆。

最具特色的是市政厅的正立面，两层建筑横向展开，中间部分向前突出，麻石勾勒线脚和墙脚，线条明显，中间巨大的三角形山花凸起；
一、二層横置方窗，上下对齐，麻石窗框，粗铁窗花；
而二层的窗檐也为小型的三角形，与上部的山花协调，且中间的三个窗户较大，一层则没有。一层的正中间为入口大门，尺度明显大于两侧的窗洞，门两侧设有花岗岩的多立克柱式，撑起上部的花岗岩门楣。其实，早先二层中间的三扇窗户窗楣原为半圆形，后修缮时改为三角形，主入口顶部也为半圆形，后改为方形。市政厅后有一个浑天仪形状的葡式花园，里面放置有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半身石像。市政厅为文艺复兴风格，具有较强烈的水平感，总体比例适宜，淡雅庄重，散发着古典朴拙的气息，体现出葡萄牙建筑的民族特征。

2.关部行台与关闸：冲突中的拆毁与改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澳门半岛北部的关闸。原关闸是在1574年修建的，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日益孱弱，葡萄牙人则越来越咄咄逼人，中葡关系发生了变化。1849年关闸被葡军占领并在1870年被拆毁，同年重建为西方的凯旋门样式，并以此作为了澳门北部的边界。

新关闸中间为一个拱形城门，上面悬挂葡萄牙国旗，门洞内有“1870”字样，是修建时间，外墙上则镌刻着“1849”，是指葡萄牙人在1849年强占此关口。门楣上方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图形，分别为铁锚和交叉状的钢炮，反映出葡萄牙人强烈张狂的殖民心态。

而对于中国的税收机关“关部行台”，早前澳葡并无异议，且因关乎自身利益还会维护其权威性，但鸦片战争之后，为提高竞争力，葡女王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通知关部行台停止收税，遭中国方面拒绝后，1849年，澳葡强行勒令关部行台官员离澳，“钉关逐役，砍断围杆，破虎头碑”，  [18] 最后整个关部行台都被 拆毁。

除此之外，1809年圣安多尼教堂被毁，1810年重建；
1835年，圣保禄教堂被烧毁，只剩下教堂正面的前壁（即闻名的大三巴牌坊）和教堂前面的大台阶；
1844年，老楞佐教堂则进行了 改建。

随着清王朝国力的衰弱，在澳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强势，从最初在清政府与欧洲列强之间骑墙到后面彻底站到列强一边，成为他们的帮凶，并趁机不断侵占中国人的利益。在澳葡当局攻占关闸之后的第二年，葡萄牙甚至准备进攻广州，只是其巡洋舰“玛丽亚二世”号在澳门爆炸沉没，他们才放弃了这一计划，足见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而在建筑方面，中国传统风格的议事亭被改建为葡萄牙风格的市政厅，中国的关部行台被拆、关闸被毁，西方建筑文化大行其道，中国建筑文化日渐式微。

三、族群互动视域下建筑文化变迁特征

纵观近300年澳门建筑的发展轨迹，以中葡族群交相辉映、中西人文交流荟萃为特色的澳门建筑文化，始终是澳门建筑发展的主线。族群互动时刻存在，但建筑文化变迁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历史过程，其期间有平等温和的学习借鉴、也有急剧猛烈的碰撞冲击，对立与融合贯穿着族群互动的整个过程；
建筑文化是族群长期互动的结果，虽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族群关系施加影响，

但更多的是族群互动对建筑文化的影响；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族群之间某阶段或和谐或矛盾的关系都会在建筑上面体现出来，  不同的互动形式及族群关系极大地影响建筑的形式与表达具体呈现以下五大特征。

澳门建筑的发展过程与族群的生存、生产及精神等方面的需求紧密相关。早期中国人建造的多为民房、庙宇、议事亭、关闸、税口，葡萄牙人建造的则为民房、教堂、城墙、炮台等建筑，这与两个族群所面临的外部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早期他们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后来随着这种关系发生变化，建筑也变成了族群互动，甚至是族群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筑是物质财富的重要体现。明清时期的澳门建筑，在建筑形式与构筑方式上，中葡族群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别。总体而言，中国人的建筑多用砖木，朴素自然，葡萄牙人的建筑多用砖石，装饰精美；
中国人营造以院落为中心，葡萄牙人营造以建筑为中心。

 这与中葡两类族群的职业属性及整体经济地位有关，也与各自族群的营造传统相连。

建筑文化处在动态发展过程当中。文化是族群整体意志的表达，族群会尽其所能地表达本族群的建筑理想；
族群整体意志也会随着族群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建筑文化本身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发展中的，其形成状态是族群互动的现时结果；
且建筑文化决不仅是温文尔雅、自然和谐地形成的，更多的是在矛盾、磨合、对抗中形成的。

政权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是各族群互动的基石与依靠。国家贫弱、战争失败、王朝覆灭等会极大地打击民族自信心，从而影响到族群互动的形式与结果，进而影响到本民族建筑文化的表达，葡萄牙的国力衰退与清王朝初期强盛与晚期羸弱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当前的族群融合与社会治理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300年里，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在澳门共生共存，互相吸收接纳，  [19][20] 甚至在二十世纪末中央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后，仍然以磅礴大气的胸襟吸收全世界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展示出今日澳门多姿多彩的城市面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当前这个伟大时代博大包容的民族精神。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用智慧与汗水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建筑文化，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新时代，如何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以澳门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透过族群互动的视角，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建筑文化的变迁规律，也可以促进中国建筑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成果的吸收借鉴，增强文化自信，从而找到更有效的体现中华民族建筑特色的表达方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注释：

①本表资料转引自周大鸣，孙九霞，《澳门人口与族群》，南方人口，1996（3）：45-48。

②学者汤开建认为议事亭即议事会，是葡萄牙人建立的自治机构。

 见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21。

③在《澳门记略》中有一幅议事亭图，图中亭子的建筑线条及屋檐为典型的中式风格。澳门土生学者高美士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早期葡萄牙人不得在澳城里擅自建筑，自然，将议事亭的建筑交付华人。华人按照他们的样式及喜好起造，只是按照葡萄牙人的建议略有修改。那些十足欧洲风格的围墙及大门上的细部及装饰可能便是属于此种情况。

 见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149-170.

④1684年，清政府本拟将澳门作为广东的中外贸易口岸，但葡萄牙人希望仍能恢复明末时垄断中外贸易的格局，反对其他西方商船来澳贸易，甚至炮轰荷兰商船。因此，清政府最终允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澳门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国商人与中国的贸易之地，而广州则成了所有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口岸。而此时早已衰弱的葡萄牙、西班牙都不再是贸易强国，商船越来越少，而驶往广州的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其他各国商船则逐渐增多，粤海关在广州征得的船钞、货税已远远超过了在澳门的税收。因此，澳门不再是中外贸易的重镇，广州则重新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外贸易枢纽。参见费成康，《澳门：葡萄牙人逐步占领的历史回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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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5-17    责任编辑：贾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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