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建筑之“形”的求索与开拓——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的形式与功能（1950—1965,年）

黄庄巍

刘静

邹广天

现代化与中国化是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核心课题。自1920 年代后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开始影响中国以来，如何借助现代主义建筑及其思想内涵以探寻“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①，构成了中国建筑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发展脉络。1930年代开始，结合学院派设计方法与官式建筑造型特征的“中国固有式”日趋成熟，却也存在诸多问题，寻找“中国建筑新作风”逐步成为中国建筑界新的探索方向。1945 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由于中国近代建筑师群体在1945—1949 年前后海峡两岸的不同流向，现代中国建筑发展脉络在1950 年代后产生分枝，并在1950—1970 年代末期分置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政策与外来影响之下，形成了不同的样貌。

其中作为直接浸染于世界现代主义主流思潮的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枝，1950 年代开始，我国台湾地区建筑界的“新派”—包括金长铭、贝聿铭、王大闳、贺陈词、陈其宽等为代表的大陆迁台建筑师及汉宝德、方汝镇、华昌宜等青年学生，以现代建筑思想为理论发展工具，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空间、文化与社会等多个范畴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和理论建构，形成了1930 年代以来中国建筑界思想新芽的重要续篇。“新派”建筑师兼具中国传统家学和现代建筑教育背景，使这一流派带上了浓郁的中国文人传统色彩和跨文化特征，亦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整体影响下，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结合世界现代建筑运动在现代中国建筑理论探索中的映射。

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延续自中国大陆的两条“现代中国建筑”路线在各自发展中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该时期国民党当局为“延续道统”而大力发展“中国固有式”，卢毓骏、黄宝瑜等文化守成主义者亦基于中国官式建筑传统与儒家典章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官方”色彩浓烈的理论建构，并在营造学社学术思想影响下进行了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中国建筑历史书写②。与之相对立，“新派”以现代建筑与文人园林作为直接的中西文化要素来源与依据，提倡现代主义反对学院派及“中国固有式”，提倡文人审美，推崇园林美学，批判以官式建筑为主导的传统历史叙述，更以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当时文化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建筑实践、学术研究直至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一系列颇具深度的反思和批判。③

台湾“新派”建筑师1950—1960 年代中前期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及其相应设计实践，形成了二战前后完整的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最为典型的样本，亦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体图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具备丰富的理论研究价值与历史、现实意义。但由于1949 年后两岸隔绝等原因，以上历史叙事并未得到充分发掘与价值认知，尚未系统纳入中国现代建筑转型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整体视野进行审视与解读。

本篇将通过阐述1950—1965 年间“新派”建筑师通过结构理性、功能主义与文人生活审美价值的融合，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范畴的求索与开拓，以期勾勒出这一重要理论续篇之轮廓，揭示其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中的贡献、价值与意义，补充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

结构理性主义和功能至上主义是现代建筑的重要原则，要求建筑形态体现材料、结构本色，“形式追随功能”真实反映使用功能的需要。这一倾向与中国文人审美有着天然的契合，中西融合的倾向在1930—1940 年代中国建筑界的探索中已现端倪。

1950 年代后，这一思想新芽得到了具有浓郁文人色彩的“新派”的大力发展。在他们看来，结构理性主义和功能至上主义切合了传统文人“真实雅致”的建筑器物审美与“简朴合用”的生活价值取向，恰可成为形塑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与功能的圭臬。而在1950—1960 年 代国民党当局推行尊孔复古思想，推动“中国固有式”官方建筑建设，两条“现代中国建筑”路线论争激烈的历史环境下，这一“清高”的文人式建筑审美观、价值观与“繁复矫饰”的复古思潮形成对立，更被进一步引申至“高洁”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价值高度。

这一理论发展具有双重目标。其一是从现代建筑基本设计原则出发，为“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探寻形态与功能上的设计方法，为其寻求现代“合法性”“合理性”理论依据；
其二是赋予纯净高尚的文人人格属性与进步形象，从而进一步提高“新派”现代中国建筑的社会价值与地位。

“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琢。凡事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④顺其本质，拙朴而不繁饰，是传统文人对房屋器物的至高审美规范，与结构理性主义有着天然契合。“建筑美观……要诚实地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⑤，

1930 年代林徽因已将中国建筑之“诚实”与结构理性主义之“真实”发生了联结。1945 年王大闳的城市庭院住宅设计以东方之“素雅”对应现代“简约”，片墙和框架式结构直接露明，将庭院与具有现代同构特征的文人陈设要素置入密斯三院式住宅设计的框架之中（图1）。1946 年贝聿铭在上海华东大学设计中暴露建筑结构、置入文人陈设，以体现素雅真实的现代中国建筑之美（图2）。1950 年代后，这一“宜简不宜繁”联结了密斯式“少即是多”的现代建筑形态设计原则，并进一步与道家哲学产生联结发展，成为“新派”现代中国建筑设计方法的核心理论依据。

图1：
王大闳1945 年设计的城市庭院住宅方案

图2：
1954 年刊载于《今日建筑》的贝聿铭1947 年设计的上海华东大学方案（左图：总体规划；
右上图：教学公共廊道空间；
右中图：学生宿舍底层架空廊道；
右下图：图书馆设计），暴露结构以体现现代中国建筑的结构理性特征

1954 年贝聿铭在演讲中说到，“（现代建筑）摒弃旧的雕梁画栋的装饰，从简朴中去追究真正的美”，密斯“在设计原则上，与老子的哲学思想很相同，他的建筑，根本可以说是蒸馏的结果，蒸得只剩下一点点，几乎少到你看不见的程度，然而这就是那最精华的所在，因此他所有的作品，就是那么简单、简洁、精练至极的作品”⑥。陈其宽则言，“老子说‘少则得’，这句国宝想不到被密斯借用，发扬光大，成为世界建筑界人尽皆知的一句金言”⑦。华昌宜总结极简的现代建筑设计手法，“简化！简化！把一切分人心神的装饰，琐碎无用的东西……一股脑儿摔出去，直简到不能再简”，“清纯得像蒸馏水一样，蒸、蒸、蒸，蒸到最后就是那最宝贵的一滴”⑧。林空则用中国人熟知的现象和典故来比喻“多余的形式”对功能的伤害，“过份【分】地注重形式必然像裹小脚一样限制了机能或破坏了机能……中国古代有一个弓手有一张好弓，一天拿去刻上许多细致的花纹，美是美了，但在一次重要的比赛中，这张良弓终因花纹的繁杂而被拉断，我们主张美是以不妨害实用为前提的”⑨。

简言之，他们认为现代建筑形体生成之设计关键在于“做减法”的“精练”，而这一“少即是多”的设计思想早已存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即“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因此，“清、纯、精、粹”⑩方为现代中国建筑对“形”的“极境”追求。

此后，他们将“精练”进一步引申至文学之“洗练”，用诗词的节奏诠释韵律与质感。金长铭认为好的建筑应与传世诗文一样，“寥寥数字，佳句频传，令人深思遐想，意味无穷”⑪。贺陈词将设计比照行文，认为应简洁明朗，一目了然，“思想欲成熟，必须尽量使它经过很多次的过滤，最后令其以极洗练的姿态出现 ……简洁的反面是烦乱，不论文章或设计，这两个字都是沾不得的”，“（明朗）就是王国维论诗歌时所说的不隔……意匠交代清楚，使空间特性作突出的表达，赋予机能特性，使视觉在一瞥之下，即浮现清楚的印象。细部交代清楚……一目了然，不拖泥带水，不模棱两可”⑫。陈其宽则以诗词中的“音质”比拟现代建筑质感，“当我们读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我们意识到两种不同音质，‘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两种质，交错织成另一种质感”⑬。

与之相对立，他们讽刺了当时“复古建筑”停留于繁复装饰的“低级趣味”。华昌宜写道：“中国传统建筑虽为木构造，但由于油彩的敷施丝毫不能使人感到本来是最富变化的木料质理趣味……清水砖的温厚诚朴，却在追求华贵为主的仿古建筑中被放弃，坚壮有力的混凝土被代以木料漆上了油彩，使人敲摩半天还不知道这什么材料。晶莹清澈、沁人心脾的大玻璃趣味被精细的门窗档条花样所掩袭，几乎不感其存我……在所有的仿古建筑里，你很难认得出什么材料的真面目和本性……低廉而渴求戏乐的性格—亦正是多半仿古建筑的性格。”⑭

同时期陈其宽、张肇康在东海大学早期校舍设计中对精致构造、真实材料和简约形体的追求，以及在1950—60 年代世界现代空间结构热潮中，陈其宽、王大闳等创新运用双曲面结构、反曲结构等“可真实、直接体现结构力学原理”而无须多余装饰的结构形式，抽象表达现代中国建筑简约之形（如路思义教堂、东海大学建筑系教室等），均可视为这一现代中国建筑形体理论脉络的实践呈现⑮（图3 ～图5）。

图3：
东海大学一期校舍剖透视图（张肇康设计，1955 年），以质朴的材料本色、暴露的建筑结构、洗练的细部设计呈现建筑之美，体现了结构理性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建筑探索思路

图4：
东海大学行政楼（陈其宽设计，1955 年，上图为设计初稿，下图为实际建成方案）

图5：
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的设计手稿（陈其宽绘，1950 年代）

1.现代功能主义与文人式生活的契合

“（格罗皮乌斯言）忘掉关于风格和样式的争执，致力于真正能改善生活的建筑大业……房屋要适应今日生活中的活用和机动性”⑯，“（柯布西耶）唤醒大家不要孤独束步，脱离现实社会人民的生活，他启示我们以新建筑的美学观念—合理、实用，适合于现代社会人类的需要和人类新生活……”⑰，1950 年代《今日建筑》《百叶窗》翻译和引介现代建筑四大师及沙利文、贝鲁奇等的理论，宣扬从“形式追随功能”直至“形式功能合一”，强调现代建筑的核心功能属性是服务于人和生活本身，建筑造型是功能的体现。这一生活化的功能主义倾向也与物质简朴而精神丰富的文人式生活找到了结合之处。

贝聿铭对“中国建筑今后之趋向”问题的回答，颇能视为这一态度的代表。他说道：“无论是柯布西耶或密斯都认为建筑是一个Shelter for living……建筑是一个生活的轮廓，美的生活就有美的建筑，因此中国建筑应从生活上来着手。……日常生活如家庭制度、彼此往来，以及中国人习惯等有何美的地方，应尽量考虑，这样我国是会有新建筑产生的。”⑱他解读华东大学设计方案，“对西方建筑的直接模仿是毫无意义，同时不能将中国传统建筑以机械地模仿使之复生……建筑空间需适合于中国之风土气候与生活方式”，连廊与庭院所形成流动通透的水平向立体空间，可适应“中国人喜爱谈天走路的良好修养”“中国学生喜欢悠闲（庭院）生活”的生活习惯。⑲他在设计中以底层架空的方式，庭院穿插融入建筑本体，以回应这一日常生活的需要。

2.“从典仪回归生活”及其思想内涵

“孔子学说以人文伦理为宗，崇尚礼节，明别五伦，影响所及，建筑物之平面，趋于均衡对称。大家庭为我国特有之制度，聚族以居，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三间房子为建筑结构之单元，中央明间为尊，两侧次间为亚，三合式、四合式之院落，则以北屋为尊，两厢为次……南北中轴，以南向为尊，平面均以对称。”⑳“中国既为农业中心之宗法社会，大家庭之尊长为家长……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是指人物一体，求得彼此之和谐为贵。不以一人、一物为处理之对象，而以大家与全体法则来观察处理。”㉑一如黄宝瑜在《中国建筑史》所着力强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建筑极为重要的“功能”和形成原因在于承载礼制、彰显道德，其亦构成了儒家典章制度、宗法伦理与大家族制度的物质外化。

与之相对，“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㉒，近代以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伦理系统所形成的民众封建帝王情节、中庸意识和家族本位观念，追求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与启蒙思潮的核心价值观。㉓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激烈批判伦理纲常，提倡人权平等，呼唤个性解放。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痛斥“吃人的礼教”，陈独秀《敬告青年》开宗明义第一条既是倡导人人应有完全自主之独立人格。李大钊则言：“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㉔

在以上文化思潮余绪影响下，在自由主义色彩浓郁的“新派”看来，“复古建筑”不仅为了“旧形态”牺牲了功能，“其外型和其内部有不调合、不相称之勉强感，如同外衣和身体的分离关系。”㉕其所强调的典仪属性更是“非生活的”，“严肃的，有制度的，有凶吉之辩的，与礼仪结合的空间”㉖令人压抑畏惧，潜藏着旧有的伦理宗法制度对自由天性的压制。“中国的孩子们哪一个不是躲着正厅中端坐的老祖父，到院落里去编织童年的梦想？”㉗

因此，真正的现代中国建筑应摆脱“典仪”“伦理”的束缚，回归“人的生活”，成为容纳日常生活的容器，其功能与形式将在中国式的生活需要中自然生成。由此，园林的自由也替代了官式建筑的拘束，构成现代中国建筑之功能空间生成的来源。

1954 年及1961 年刊登的学生竞赛获奖作品体现了“现代功能”加“中国生活”的设计评判倾向。隋洪林在《教授住宅竞赛一等奖设计概要》中写道：“在实用的机能上赋予趣味的灵魂，分割出契合的室内及室外空间……蜕变自我国旧有住宅之四合院，主庭为静化的花园，中庭供家人游息，前庭供子女读玩……”金长铭评述道：“本作品能交融中外住宅上的特点而不落俗套，使令每个房间均能够获得足够的户外空间，尤其是我国家庭，均喜于晚饭后黄昏，集聚中庭闲话家常，极享天伦之乐，个中情趣可于本设计中获得之……在造型上亦极具我国风情。”㉘（图6）

图6：
1950—1960 年代初期，融合现代建筑流动空间与中国园林空间、文人审美的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作品。上图：1954 年的三年级教授住宅设计（作者：隋洪林）；
下图：1961 年的二年级文学家住宅设计（作者：李庆）

“生活”的定义也由物质需要延伸到了文人式的“精神生活”。对文人精神生活与园林紧密关系的认知，在1948 年黄作燊的《论中国建筑》中已有论及。1950 年代“新派”在对现代中国建筑的诸多探讨与设计实践中，已体现出浓郁的文人生活雅趣。1961 年，贺陈词总结中国人是“为生活而庭园”，将现代主义的“功能”含义扩展至为文人提供雅致精神生活需求的“机能性”“实用性”。他写道：“中国庭院里的意匠和各种设置，都是根据各个季节各种活动而来的，譬如何处宜饮酒赋诗，何处宜煮茶弹琴……其安排建筑就是一首抒情诗，人们完全可以在画图中尽情徜徉，享受大自然的神韵，这种庭园具有充足的实用性。”“文人生活最高原则是‘雅’……文人的住宅，也许非常简陋，甚至是茅屋三间，但他们的庭园却能寄情遣兴，过愉快的户外生活。……比西方的庭园更机能更实用，这完全是文人习性所形成的庭园思想。”㉙

由此可见，他们所理解、追寻的现代中国建筑之“生活功能”，包括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生活属性并求“融意匠于日常精神生活”㉚，既是“门庭雅洁，室庐清靓”㉛，更为“茅屋数间而四面摊书史”，“简洁而完备”既是密斯的“少即是多”，更可视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㉜。他们同时期的设计成为这一生活功能观念的实践呈现，合院、廊道与庭园等室内外交融空间构成展开“中国生活”的最佳场所（图7）。

图7：
融合流动空间与文人建筑精神的王大闳自宅（1953 年），充满诗情画意

此外，“中国庭园将为西方所乐于接受……西方高度工业社会的紧张生活，需要宁静的室外居住空间”，在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潮流中，他们尚认为这一中国文人式“重精神轻物质”的生活功能追求，可弥补西方合理主义和过分偏重物质“为生产而生产”的物质主义倾向，“很可能再一次风靡西方，这就全靠我们的努力整理和发扬了”㉝。

1.传统价值标准下现代建筑之“真”与“美”

器以载道，以书画、器物、植栽、居室彰显高洁的文人风骨，向来是中国文人的文化传统，房屋生活奢靡与拙朴之间不仅形成价值对立，更隐含着主人的道德高下。“新派”尽管在建筑形式上追求创新，然其根本审美理想与价值标准仍归于传统，在他们看来，现代建筑的简洁实用即中国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崇简斥奢”，是“真”“美”“善”的体现。这一传统道德取向使现代建筑拓展了原有的物质与社会意义，被赋予了“高洁”的拟人化品性，在与学院派式复古建筑的对比、对立中，亦进一步提升了建筑师进行“新派”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道德高度。

贝聿铭解读格罗皮乌斯“建筑之美全赖工程和材料的正确应用，虽不必先有美的造型，而美自在其中”，柯布西耶“把工程、材料和生活等因素融贯于美的形态中”，两位大师“追求建筑上‘真’‘善’ ‘美’的目标毫无二致”；
金长铭认为“形态从属机能”的功能主义使“建筑的机能与构造”能够“忠实”表现出“率真而自然的造型”，他以结构理性主义的视角评价贝聿铭里高中心设计（Mile High Center），“将管线与结构柱体成为一体而露于外，为建筑中追求真、善、美之典型”，而反之包括“宫殿式”在内的复古主义建筑则是“虚伪的，装饰的，假借的”㉞，“以钢筋混凝土做生吞活咽的模拟，不但侮辱了钢筋混凝土的材料品格，而且丧失了木结构原有的精神与特质，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匠人制造物”㉟。

在当时“新派”的论述中，建筑常被“人性化”，即赋予褒贬鲜明的感情色彩，简洁的现代建筑常被褒以“忠实”“真诚”“淳朴”“灵性”，与之相对的则是学院派式复古建筑之“虚伪”“沉闷”“虚浮”“偏狭”等，华昌宜更直言造价高昂、形式虚假的“复古建筑”将造成社会危害，“从建筑可看出一个时代精神……仿古建筑充斥在现代都市里，可证明我们文化正害着一个精神分裂症，随着仿古建筑之兴盛，也可推波助澜增加这个症状的严重性……现在所有这些花花绿绿、浪费无已的仿古建筑所能给予我们社会的，只有麻醉、自欺、逃避和阻碍”㊱。

2.传统道德标准下现代建筑师之“善”

在以上理论延伸下，现代建筑存在形态功能上“不靡费人力财力”之“善”，设计现代建筑则是更为高尚更具意义的“为大众而建筑”之“善”。汉宝德在《百叶窗》发刊词中宣言，“建筑家为全民的利益，发而为‘尽庇天下寒士’的宏愿”㊲，“新建筑已不再是为少数资产者作生活上的装饰，它所解决的是如何使‘住者有其屋’的问题。……新社会中，建筑既负担起解决一般人类安居的任务，建筑的机能也必依着大众的生活而改变……它适应了时代的趋势，生活的需求，而时代与生活才是真、善、美的永恒来源！”㊳林空认为，“实用和美本身另含有一种善的观念，一间豪富精美的别墅，在我们眼中就比不上一间比较粗糙但能‘大庇天下寒士’的公寓价值为高。……机能与形式都是与‘人’发生关系的，任何东西脱离了‘人’便没有好坏的观念，我们着重于‘善’”㊴。

在其价值体系中，从事现代建筑设计服务广大人民兼具“真”“美”“善”，即为中国传统士人文化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㊵，是独立高尚人格的呈现，亦构成了“正人君子”式的中国建筑师之社会责任。而与之相反，“采取对称具有轴的平面，虚浮装饰的表面样式”推行学院派复古主义，献媚于封建极权统治的“帮闲御用建筑师”则“奴颜婢膝以求登龙”，不具有“清白桀骜的人格”，令人不齿。㊶在这一内心中与学院派建筑的社会价值冲突下，金长铭甚至在1957 年后放弃教授其一手为学生所叹服的、承袭自大陆学院派教育的精湛水墨渲染技法㊷，与学院派传统“自我了断”。

这一将现代建筑“高尚化”“人性化”，并将与学院派式复古建筑的对立上升至建筑师人格高低，由“物质形态”至“社会价值”的内涵引申，是中国传统文人家国情怀、“器以载道”思想与现代建筑进步社会属性的结合，是1950—1960年代国民党政权威权统治下对官方文化思潮的抵抗，亦可视为近代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在1950—1960 年代现代中国建筑探索中的投射。

综上所述，1950—1960 年代中前期，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通过融合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相关建筑实践，形成了在建筑形态与功能范畴的理论体系，也构成了现代中国建筑在“物质层面”的理论板块，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与意义。

其一，较为完整地呈现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主流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碰撞融合的图景。台湾“新派”建筑师群体的理论探索，是1930 年代以来现代中国建筑思想新芽之后续发展。他们积极关注、引入世界现代主义在形态、结构、构造材料层面的基本原理和战后在空间结构上发展动向，运用结构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两个现代建筑核心原则分别联结文人美学中“宜简不宜繁”的建筑器物审美与物质简朴精神丰富的文人式生活方式，为现代中国建筑形态功能的设计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历史叙事直接续接中国近代建筑文脉，充实、完善了1950 年代后中国建筑界关于结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与发展图景㊸，具有重要历史与学科价值。

其二，浓郁的文人色彩与跨文化特征，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中的重要组成。“新派”建筑师普遍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理论建构跨文化色彩强烈。他们灵活运用中国道家哲学、传统文学、文人美学与典故中的相关要素，以“精于心，简于形”的文人建筑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切入点，以中国文化类比、诠释、解读抽象的现代建筑理论，将现代建筑概念与生成原则中国化、多义化、人性化，赋予其多重语意和丰富的中国文化色彩，使现代中国建筑承载了众多美好的文化属性和历史期待，令现代建筑思想迅速传播，深入人心。

他们以人本主义的姿态，赋予了现代中国建筑“简约”“合用”“自由”的积极物质属性，力图使中国传统建筑摆脱与现代建筑原则对立的“装饰繁复”“不适应现代功能”之陈旧刻板形象，从观念上推动了现代中国建筑的发展。由于传统文人与中国园林历史性的天然紧密关系，他们的价值视角也促成了对文人园林之现代建筑价值的再发现，构成了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的重要组成㊹。

其三，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新派”建筑师以中国文人“崇简斥奢”与“器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联结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中民主化、平民化的社会属性，赋予了现代中国建筑及其设计行为“真”“美”“善”的“高洁”品性，提升了建筑师进行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道德高度，使现代中国建筑拓展了原有的物质与社会意义，对推动现代建筑及其所承载的进步社会思想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脉络的重要支流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余蕴的建筑映射，大陆迁台建筑师和他们有志于传承发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后继者们在台湾地区留下的文字与思想，拓展了现代中国建筑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成为1950 年代后现代中国建筑理论书写的重要篇章。今日将台湾地区“新派”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框架整体考察，将有助呈现1950—1960 年代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多元图景，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亦是将台湾地区近现代建筑叙事纳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宏大叙事中共同书写的步骤之一。

[致谢：本文成文过程中，台湾地区铭传大学徐明松教授与许华山、刘文杰等建筑师以及厦门大学张燕来教授提供了资料协助，匿名评审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吉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杨果、宋雨璇参与文献发掘整理，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① 现代建筑存在广义与狭义范畴。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现代主义主流思潮主要涵盖以包豪斯学派和建筑四大师为代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熟的现代建筑及其理论体系，和以吉迪恩《时间·空间·建筑》为代表的现代空间理论，战后至1960 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受到一定的修正，这一阶段一般被视为现代建筑运动中晚期，亦属于本文研究时间范畴之内。现代建筑的基本观点主要有强调功能，提倡“形式服从功能”；
结构理性，建筑形体体现新材料、结构和工业化施工的特点；
摒弃烦琐装饰，体现简洁明快的建筑审美；
强调空间及与周边环境的结合，流动空间论、有机建筑论、开放布局都是具体表现。同样，对“现代中国建筑”的定义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研究范畴内之“新派”现代中国建筑，其性质大体上等同于彭怒所定义的“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即融合（区别于学院派的）现代建筑思想与（区别于官式建筑的）中国园林、民居的现代中国建筑类型。综合自：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历史》，刘先觉的《现代建筑理论》，《中国近代建筑史（五卷本）》，以及李海清的《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关于王澍获普利兹克奖与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的讨论》等文献。

② 关于卢毓骏、黄宝瑜的理论建构，可详见：黄庄巍，邹广天.从结构理性到儒家文明—卢毓骏和他的理论建构与延续[J].建筑师，2021（01）：123-131；
黄庄巍，邹广天，刘静.学社余韵，返本开新—黄宝瑜和他的中国建筑史学书写与理论探索[J].建筑师，2021（05）：26-38.

③ 历史背景和“新派”建筑师介绍、相关建筑活动，详见：黄庄巍，刘静，邹广天.现代中国建筑之“脉”的分枝与演进—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师群体研究[J].建筑师，2023（02）：56-74.

④ 参见：（明）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窗栏第二[M].

⑤ 参见：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M]//林徽因文集建筑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3.

⑥ 参见：贝聿铭先生演讲录[J].今日建筑，1954（02）：27-28.

⑦ 参见：陈其宽.贡献一砖[J].建筑（台中），1963（3）：21-24.

⑧ 参见：华昌宜.菲利普强生的住屋[J].今日建筑，1954（3）：7.

⑨ 参见：林空.形式与机能先后的争执 [J].百叶窗，1958，（3）：9-10.

⑩ 参见：华昌宜.菲利普强生的住屋[J].今日建筑，1954（3）：7.

⑪ 参见：金长铭.才与圣[J].百叶窗，1959（2）：6.

⑫ 参见：贺陈词.建筑设计漫谈[J].建筑（台中），1964（13）：15.

⑬ 参见：贝聿铭先生演讲录[J].今日建筑，1954（02）：27-28.

⑭ 参见华昌宜.仿古式建筑在台湾（上）[J].建筑（台中），1962（4）：10-15.

⑮ 相关研究可详见：黄庄巍，刘静，邹广天.现代空间结构的集体呈现及其中国化表达— 1960 年代台湾地区建筑探索[J].新建筑，2020（04）：112-117.

⑯ 参见：罗·柯比意与现代建筑[J].今日建筑，1954（3）：3-5.

⑰ 参见：编辑部译.格罗皮乌斯.今日建筑八箴[J].今日建筑，1955（8）：2-4.

⑱ 参见：贝聿铭先生演讲录[J].今日建筑，1954（02）：27-28.

⑲ 参见：华东大学设计案.大师小传：贝聿铭先生[J].今日建筑，1954（02）：23-24.

⑳ 同注释③：5.

㉑ 同注释③：16.

㉒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1-15，6（1）.

㉓ 参见：郑大华，邹小站编.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

㉔ 李大钊.万恶之原[J].每周评论，1919-7-13（30）.

㉕ 参见：华昌宜.仿古式建筑在台湾（上）[J].建筑（台中），1962（4）：10-15.

㉖ 参见：汉宝德.情境的建筑[M]// 建筑之心—陈其宽与东海建筑.台北：田园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20.

㉗同上。

㉘参见：金长铭.教授住宅设计竞赛评语[J].今日建筑，1954（4）：49.

㉙参见：贺陈词.中国庭园浅识[J].百叶窗，1962（2）：8.

㉚参见：刘以伸.自建筑精神价值谈中国现代建筑之方向[J].百叶窗，1961（3）：14-16.

㉛（明）文震亨.长物志·室庐[M].

㉜参见：刘以伸，梁异.建筑问题应答[J].百叶窗，1959（3）：13.

㉝参见：贺陈词.中国庭园浅识[J].百叶窗，1962（2）：9.

㉞参见：大师小传：佛兰克·罗·赖特[J].今日建筑，1954（4）：3-5.

㉟参见：金长铭.民主、极权与建筑[J].今日建筑，1954（01）：4-6.

㊱参见：华昌宜.仿古式建筑在台湾（下）[J].建筑（台中），1962（5）：36-41.

㊲参见：汉宝德.发刊词[J].百叶窗，1957（1）：1.

㊳参见：如一.也谈建筑美的方向[J].百叶窗，1958（3）：8.

㊴参见：空.形式与机能先后的争执[J].百叶窗，1958（3）：9-10.

㊵参见：金长铭.才与圣[J].百叶窗，1959（2）：6.

㊶参见：金长铭.民主、极权与建筑[J].今日建筑，1954（01）：4-6.在文中，他批判了纳粹德国时期推崇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帝冠式建筑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建筑复古潮流，此三者虽有差异，但均是将学院派融合本民族传统建筑造型元素的建筑形式，与结合学院派与中国官式建筑造型的“中国固有式”有相似之处。

㊷金长铭1939—1942 年就读于重庆大学建筑系，当时中央大学内迁沙坪坝，中央大学建筑系教师多在重庆大学兼课。金长铭曾受教于汪坦、徐中、刘亦农及谭垣诸位中大教授，并曾担任谭垣在重庆大学的助教，中大建筑系学院派手法深刻影响了他，使其具有“有一手令学生叹为观止的水墨渲染绝活”。参见：华昌宜.先生生平事略及其意义[M]// 金长铭先生纪念集.台南：成大建筑基金会，2004.

㊸1949 年后，结构理性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主流思潮在大陆被统称为“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并遭到了批判。1954 年《建筑学报》创刊号同期刊登了王鹰的《继承和发展民族建筑的优秀传统》和梁思成的《中国建筑的特征》，王文写道：“形式主义者主张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提倡所谓技术家的美学……结构主义则主张忠实于材料，认为结构本身、材料本身就是美的，不需要进行任何装饰……事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主观的。因而他们看不出建筑艺术的实质，其所以如初，则是由于他们的源流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梁文论述了中国建筑9 个基本特征，阐述了“文法”“语汇”和“可译性”在新中国建筑设计中的作用。而在《从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情况注意美观》等1950 年代之后的论述中，梁氏对“结构主义”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整体而言，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结构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建筑研究止步于1940 年代研究成果，在“现代中国建筑”设计探索之路上，源自学院派、带有中国民族装饰风格的折中古典主义，成为中国大陆1950 年代初至1970 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前的现代中国建筑的主流。

㊹赖德霖教授以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语境，构筑了1930 年代至当代的现代文人建筑发展脉络，阐述了童寯、刘敦桢、汉宝德、冯纪忠、贝聿铭、王澍等八位“具导向意义”的重要建筑家的贡献。参见：赖德霖.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J].建筑学报，201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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