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类课外活动、创业心智与研究生创业意向

孙俊华 黄莎莎 魏 丽

（1.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南京 210023；
2.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3.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近年来，全球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对我国企事业单位吸纳就业的能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也使得研究生群体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根据相关数据预测，2023 年高校毕业研究生人数将突破100 万，相较于2019 年增加了近56.3%[1]。研究生自主创业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其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尤其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研究生创业问题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教育部2017 年发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支持研究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推进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中心建设，强化创新创业实训实践，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力度[2]。研究生创业的优势在于：一是相较于本科生，其知识储备更为丰富、专业背景知识也更为系统，愿意在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项目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较强的创新技能，容易组建以创新为驱动力的创业团队[3]。二是通过导师推荐、兼职、实习和实践等多种方式更易接触到与专业相关的企业，获得创业所需的信息、资金等宝贵的创业资源[4]。三是表现为对创业的认知更为理性和成熟，能够精准评估创业障碍。同时创业动机更为坚定，更可能有效识别和把握潜在的创业机会[5]。然而，当前研究生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还较为缺乏，诸多学术成果还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发挥应有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本文对研究生这一群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效果进行探究，研究该群体学术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参考[6-7]。

目前高校创新创业课程大多是面向在校本科生，鲜有面向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课程。研究生更有可能参与各类创业类课外活动，如听企业家讲座、参观考察企业、申报创业训练项目以及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因此，对于研究生的创新创业教育而言，关注其创业类课外活动参与经历更具有可行性。意图被认为是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尤其是对难以观察、具有时间滞后的行为，创业意向可以很好地预测个体的创业行为，是评估创新创业教育成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8]。在研究生创业类课外活动与创业意向二者关系中，诸如创业心智这种创业者面对特定的创业任务产生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行为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传导作用，已有研究却鲜有涉及，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鉴于此，本文将探究研究生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作用，引入创业心智主要的三个维度（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制，以期为高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参考。响应当前关于创业者属性研究从基于特质演变为态度、心理等心智模式的倡议[9]，试图拓宽二者作用机理的研究视野。

（一） 文献综述

创业意向是指个人潜在的创业想法和倾向，并且未来将会有计划、有意识地将其发展为创业行动[10]。现有文献大多证实了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积极影响[11]，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消极影响[1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研究者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单一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忽略了不同创新创业教育形式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13]。

1. 创业类课外活动

创新创业课程和创业类课外活动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两个主要形式，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创新创业课程对学生相关创业技能、能力的培养效果，创业类课外活动在学生创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考虑[14]。创业类课外活动是着眼于培养研究生创业必备的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创业意识和创业品质的相关活动，包括创业竞赛讲座、商业模拟或游戏及创业孵化项目等形式[15]。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创新创业课程和创业类课外活动两种教育方式对学生创业意向的直接效果相似，但是创业类课外活动对于创业意向的影响更大。由于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实践性更强，其对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会随着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增强而提升，而理论导向的创新创业课程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16]。事实上，创新创业教育对学生创业动机、行为的影响关键在于体验式学习的实施。创业类课外活动是体验式学习的重要形式，通过商业模拟或游戏、创业孵化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等，让学生能够体验创业过程。在提高学生创业能力的同时，有效提升学生的创业认知、态度和意向水平[17]。伊圭[18]等强调学习除了课程之中，课程之外的活动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可能导致学生思想、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布莱西亚[19]等指出，缺乏创业活动知识、难以制定可行的商业计划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创业意向。要想提高创业意向水平，除了要学习足够的创业知识，对于学生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中进行持续的实践训练，创业类课外活动就是维持或提高学生创业意向水平的重要方式[20]。因此，许多学者倡议体验式培训和实践经验，也就说明了创业类课外活动在改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效果方面的重要性[14]。

2. 创业心智

已有研究从“思维能力观”和“认知策略观”两种视角探讨创业心智的概念。在思维能力视角下，创业心智是成功创业者所具备的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快速感知、执行和调整的能力[21]，以及利用环境不确定性的积极一面创造优势的思维模式，被视为是创业者天然具备的个体素质[22]。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创业心智其实是一种个体经过识别创业机会并积极采取行动的认知过程，从而产生的创业行为倾向。因此在认知策略视角下，创业心智是个体感知所处情境，建立、调适和完成创业策略的认知过程，具有可塑性，可以通过适当的创业创新教育方式加以培养和提高[23]，该视角下的创业心智逐渐被国际创业教育研究者所认可[22]。本文将创业心智界定为个体感知所处创业情境，规划、监控和调整认知策略的认知过程，并产生的行为倾向。

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多选择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也有部分研究尝试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创业事件理论的研究框架，来构建多中介模型[24]。学者们呼吁扩大研究视角，探索创业类课外活动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发展创业心智[14]。诚然，我们也需要挖掘更多潜在的个体特质因素，剖析支配创业者独特的行为背后的特殊思维方式，思考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受创业教育活动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业者在自主性、毅力、控制源等具有先天稳定性的特质进行探讨，缺乏创业者后天可塑性特质的研究视角。创业心智作为个体思维方式和行动能力的结合体，能够很好地解读创业者面对特定的创业任务为何会产生与众不同的思考和行为。其本质是深度的认知结构，与机会识别密切相关，有利于捕捉创业机会，能够决定未来成功与否[25]。另外，创业心智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情境条件不同而不同，随时间的改变而变化，是可以后天习得的[26]。只有当高校提供适当的教育形式来提高研究生创业心智时，创业教育才会产生效果[8]。创业类课外活动是将研究生已有学术知识和创业知识移植到创业真实情境之中的二次学习，这对个人与创业环境的交互过程起到了载体作用，是创业心智改变和发展的宝贵来源。使得研究生在提高创业技能和创业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创业经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成就动机、冒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因此，创业心智可能是创业类的课外活动影响创业意向的潜在中介变量。

（二） 研究假设

探讨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影响以及创业心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将创业类课外活动、创业心智三个维度（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以及创业意向之间的逻辑关系阐述如下：

1. 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

多数研究认为创业类课外活动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创业类课外活动可以通过唤醒创业灵感，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向[27]。参加创业讲座和拥有企业实习经验会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向[28]。研究生具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社会阅历，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体验中更容易捕获创业机会[29]，产生创业想法。

创业类课外活动之所以能够提升研究生的创业意向水平，关键在于：首先，研究生通过接触创业类课外活动，在参与制定商业计划、竞赛、创业俱乐部和企业参观实习中对创业流程更加熟悉，获得更多创业相关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同时积累创业成功相关的人脉关系和创业网络，增强社会资本，获得资金、指导和场地等支持，容易萌生有创意的想法并付诸行动[27]。第二，创业类课外活动营造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商业情境更为浓厚真实，研究生可以在其中试错、实验和创新，不必担心实际失败的负面后果，这将有助于培养他们管理自己商业项目的信心和自主性，敢于挑战权威，并从创业中学习经验，推进自己的创业想法，提升内在的创业意向水平[30]。第三，研究生参加创业大赛等创业类课外活动时，通常需要组建团队，制定商业计划，收集相关产品和创业支持政策信息，有意识地分析市场环境。同时在产品或服务的开发创新中探索潜在的机会，评估自身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优劣。这些经历都为他们之后的创业活动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激发研究生的创业意向[13]。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参与创业类课外活动能够提高研究生的创业意向。

2. 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心智

创业心智通过后天足够的训练能够形塑习得，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学习体验能够驱动个体创业心智的形成和提升。创业类课外活动为研究生体验式创业学习提供支持性环境，使得他们能够自主开发创新产品或服务，学习撰写商业计划书，这对于他们态度和认知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13]。已有学者研究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心智的影响，如：崔军和孙俊华[31]研究发现，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心智具有促进作用；
涅内[32]认为，创业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创新、动机和风险承担行为都有积极的影响。

创业类课外活动是模拟创业实践过程的体验式课程，对研究生渴望通过创业获得自我成就这一动机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能够促进研究生创业态度和动机的转变，相比于传统教育更能提升研究生创业方面的成就动机。具体地，研究生参与导师的创业实践项目，融入创业团队组建和管理，评估和模拟商业风险等创业培训，有助于培养和发展自身的创造性思维和创业能力，在满足成长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强化成就动机[33]。其次，创业竞赛、商业模拟和创业孵化项目的课外活动经历能够帮助研究生将所学到的创业知识应用于真实创业情境，增加他们的创业实战经验，提高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这有助于降低他们对创业的恐惧，更有信心应对风险，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倾向。最后，创业竞赛等课外活动往往以竞争为导向，其对模糊容忍度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能够增强研究生的创业环境适应力。创业环境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研究生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力去不断把控各种创业要素力求明确化，在不断实践训练中更能以理智冷静的看法和态度处理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事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a：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2b：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风险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2c：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模糊容忍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 研究生创业心智与创业意向

克兰[34]等将创业心智操作化为与创业活动紧密关联的能力特质和行为倾向，主要包括风险倾向、模糊容忍度和成就动机三个维度，它们都能够促进研究生创业意向的产生。

成就动机体现了个体完成自身认为有价值的任务并获得完美结果的内在驱动力。虽然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成就动机对研究生创业意向有负向影响，其成就在于学术成绩而非创业方面。然而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增长，就业压力日趋严峻，高成就动机强烈的研究生也愿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建立成功的企业。高成就动机的个体怀着强烈的成功愿望，会更加积极地积累创业关系网络，搜索创业信息，学习创业技能，从而更有信心承担具有适度挑战性的任务，表现出更强烈的创业意向[3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a。

假设3a：成就动机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风险倾向是个体在不确定的决策环境中利用机会的行为倾向而非个体特质，可以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进行提高[36]。创业活动通常是高度不确定且非常规的，往往没有既定规则可以遵循，这也意味着创业者需要承担未知的很多风险。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获得成功，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愿意承担风险。具备风险倾向的个体愿意冒险，更容易识别和评估积极的成效，能够抓住创业机会，进行大胆创新，从而产生强烈的创业倾向[37]。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3b：风险倾向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模糊容忍度是指一个人以理智冷静的看法和态度处理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事件的状态。创业者的模糊容忍度水平明显比普通管理者更高[38]。低水平模糊容忍度的研究生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会更有压力感，表现出创业规避行为；
相反地，高水平模糊性容忍度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置身并享受难以预测的创业环境，对不确定性的状态充满挑战、富有激情且心向往之，因而会产生更强烈的创业意向，更可能投身创业活动[39]。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c。

假设3c：模糊容忍度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4. 创业类课外活动、研究生创业心智和创业意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创业类课外活动对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及模糊容忍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个体的创业意向受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及模糊容忍度的积极影响。首先，创业心智作为创业能力和机会识别的基础，能够将感知到的机会转化为开拓新事物的信念，也就是创业意向。作为企业家独有的思维方式，创业心智可以后天培养，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环境的互相作用都可以影响心智[40]。具体而言，个体思维是理论知识通过社会实践应用逐渐形成的，创业相关的课外活动属于实践课程，是将已有创业知识移植到创业实践真实情境之中的二次学习，在个人与创业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能够影响个人的创业心智水平，进而积极作用于创业意向。其次，创业机会识别在实践教育对创业意向影响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创业机会只能为一部分创业者识别，而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会影响创业者搜索和发现机会[41]。研究生在强烈的成就动机驱使下，更可能在搭建的创业关系网络中捕捉创业机会；
具备高水平风险倾向的研究生在充满风险的情境中更可能有效评估自身优势和识别创业机会；
高模糊容忍度的研究生对不确定创业环境的适应力更强，更可能有效辨别商业机会。总的来看，参加创业类课外活动能够提高研究生的创业心智（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创业心智通过作用于创业机会识别，有助于研究生创业意向的提高。创业心智可能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之间发挥重要的传导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4。

假设4a：成就动机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b：风险倾向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假设4c：模糊容忍度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创业心智的三个维度（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为中介变量，探讨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模型详见图1。

图1 基本理论框架图

（一） 研究对象和样本分布

在综合考虑研究生规模、创新创业教育水平和研究可行性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了江苏某高校的在校研究生进行调查。该高校的代表性体现在：第一，该校是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规模非常大；
第二，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都不针对研究生，该校作为一所国家级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立了很好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第三，在该校进行研究生问卷调查具有可行性。本研究最终收取有效问卷220 份。其中，男生占比47.8%，女生占比52.2%；
24 岁和25 岁的学生为主，占比超过60%；
非经济管理类学生占比83.2%，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占比16.8%；
家庭收入为“平均收入水平”的学生占比最多，达到了62.8%；
生源地为“县级市或县城城区”“乡镇”的学生较多，占比分别为32.3%、29.0%（详见表1）。

表1 有效样本分布情况表 N =220

（二） 变量测量

1. 创业意向。借鉴陈昭全[42]等人的量表，包括“我将尽最大努力去克服创业中遇到的困难”“我积极地为自主创业去做准备”等5 个题项。

2. 创业类课外活动。根据阿兰兹[30]等人的量表进行适当的改编，包括创新创业社团、创新创业竞赛、关于创新创业的会议或研讨会、商业模拟或游戏、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和创业孵化项目等10 种创业类课外活动。参加调研的研究生需要先回答是否参加过某项活动，如果参加过，需要对该项课外活动影响自身创业心智和创业意向的程度进行打分。

3. 创业心智。创业心智由3 个子量表组成：一是成就动机，采用崔军和孙俊华[31]量表，共有5 个题项，如：“无论是独自还是与他人合作，我通常尽我所能”等；
二是风险倾向，采用亨[43]等人量表，包含“为了获得更大的回报，我愿意承担高风险”等3 个题项；
三是采用盖勒[44]等人量表测量模糊容忍度，共有5 个题项，如“我对责任不确定的事情感到非常焦虑”等。

4.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女性赋值为0；
男性赋值为1），年龄（参与调查时的周岁），专业（非经济管理专业为0，经济管理类专业为1），家庭收入（低收入水平为0，高收入水平为1），生源地（农村为0，城市为1）和学生干部经历（未担任学生干部为0，担任学生干部为1）。

（三）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考虑到因受访者个人自评可能存在同源方差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创业意向、成就动机、风险倾向、模糊容忍度和创业类课外活动的28 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没有限定因子数和进行旋转的情况下共析出5 个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解释的方差是80.722%，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是38.133%，未超过总方差解释率的一半，这表明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调查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同源方差问题。

（一） 信度和效度检验

1. 信度。本研究用克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来检测量表的信度，5 个量表的α值均超过0.7，而且所有量表的组合信度（CR）都在0.9 以上，表明量表的信度较高。

2. 效度。本研究采用Mplus7.4 软件对创业类课外活动、成就动机、风险倾向、模糊容忍度和创业意向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目的是检验这5 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多个竞争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情况，详见表2。已有研究认为，需要根据样本量确定验证性因子界值标准[45]。参考斯泰格尔[46]和郭庆科[46]等人的界值标准，本研究采用χ2/df小于3，RMSEA小于0.1，CFI 和TLI 小于0.9，SRMR 小于0.08 的拟合标准。相比于其他竞争性测量模型，五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是最佳的（χ2/df=1.954、RMSEA=0.081、CFI=0.942、TLI=0.936、SRMR=0.057）（详见表2），RMSEA 的90%置信区间为[0.062，0.078]。以及每一个变量的AVE 平方根都超过这个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详见表3），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符合检验标准。同时，所有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在0.9 以上，每一个量表的因子载荷都超过0.50，而且平均方差提取值大于0.5，表明所有量表都具有较高的聚合效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系数

（二） 相关性分析

创业类课外活动（自变量）和创业意向（因变量）呈现显著正相关，这可以初步证实本研究的假设1，也就是说，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等创业心智（中介变量）和研究生创业意向（因变量）显著正相关，这也可以初步表明中介变量能够促进研究生创业意向（因变量）的提高。

（三） 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Mplus7.4 软件进行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表4 中的模型2 分析的是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直接影响；
模型3～5 分析的是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心智的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表5 中的模型6～9 分析的是创业心智的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中介变量）分别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影响；
表6 是创业心智的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及其差异的检验结果。

表4 创业类课外活动对中介变量和创业意向的回归结果

表5 中介变量对创业意向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6 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及其差异的检验结果

模型1 是所有控制变量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生源地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业、家庭收入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模型2以创业意向为因变量，检验了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直接作用。由表4 可知，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550，在1%上水平显著。因而，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1 得到验证。

模型3～5 分别以中介变量创业心智的三个变量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作为因变量，创业类课外活动作为自变量，分析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它们的影响作用。在模型3 中，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322），这说明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的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a 得到验证。在模型4 中，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84，假设2b 也可以得到验证，即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风险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 是对创业类课外活动和模糊容忍度的关系进行验证，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回归系数为0.38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c 得到验证。

模型6～8 分别报告了创业心智的三个变量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作用。从模型6 可以看出，成就动机的回归系数为0.291，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a 即成就动机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正向关系得到验证。在模型7 中，风险倾向的回归系数为0.186，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b 提到的风险倾向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正向影响得到证实。同样地，在模型8 中，模糊容忍度的回归系数为0.116，在10%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c，也就是说，模糊容忍度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正向关系成立。

模型9 将创业类课外活动（自变量）和创业心智的三个中介变量一起放入回归方程里，三个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假设3a、3b 和3c 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多重共线性的检验结果显示，VIF最大为1.303，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另外，相较于模型2，模型6～9 的R2都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假设。另外，相比于模型2 中创业类课外活动的回归系数，模型6～9 的创业类课外活动回归系数都有所降低，并且t值都降低了，对应的p值均有所上升，结果初步证明了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

由于研究模型为多重中介模型，本研究进一步使用Mplus7.4 软件估计创业心智三个中介效应及不同中介效应的大小。

在表6 中，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相应系数分别为0.080、0.086，而风险倾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两个变量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的4a 和4c 理论假设得到证实，但是假设4b 没有得到验证。

本研究还使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发现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成就动机的95%置信区间为[0.035，0.152]、模糊容忍度的95%置信区间为[0.028，0.169]，都不包含0，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显著。本研究进一步比较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差异，发现三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大小也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关注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影响机制，检验了创业类课外活动对研究生创业意向的直接影响，并探讨了创业心智（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作用。基于220 名在校研究生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创业类课外活动与研究生创业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参加创业竞赛讲座、有过企业参观实习经历以及参与商业模拟游戏等经历能够提高研究生的创业意向。第二，成就动机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创业意向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创业类课外活动能够激发研究生的成就动机，进而提高研究生的创业意向。第三，创业类课外活动正向影响研究生风险倾向，风险倾向正向作用于研究生创业意向，但风险倾向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第四，模糊容忍度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创业意向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创业类课外活动能够提升研究生的模糊容忍度水平，进而提高研究生的创业意向。

通过实证数据的研究探讨，在理论层面，本文从不同的创新创业教育形式入手，实证检验了创业类课外活动这一重要创新创业教育形式对创业意向的促进作用，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意向关系结论不一致的争论。探讨了创业类课外活动对创业心智的积极影响，拓展并丰富了现有关于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效果研究主要针对创业意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畴，填补创新创业教育对创业心智等企业家特质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本文还创新性地引入创业心智作为中介变量，揭示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在创业类课外活动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丰富了创新创业教育，特别是创业实践类课程对创业意向的内部影响机制。而且具体分析了创业心智的主要三个维度成就动机、风险倾向和模糊容忍度的前置影响因素创业类课外活动，为创业心智的内涵和形成机制提供了依据。

在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方面，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本文认为由于创业类课外活动对于研究生的创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课外活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为研究生提供创业实践的学习机会。对于研究生群体而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们的创业意向，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企业家思维、创业意识、创造能力和素养，包括可迁移的创业心智，以构建基于“价值、知识、思维、能力”为核心要素结构[47]的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还要注重通过设计能够增强研究生成就动机和模糊容忍度的创业类课外活动，来增强研究生的创业意向，让研究生在创业类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创业知识，提高创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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