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皖籍进步报人的抗日宣传研究

凌富亚

全面抗战期间，大量皖籍报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涌现出一大批进步报人。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为凝聚民族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以皖籍进步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全面抗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实践和思想，并对其宣传效果进行评价。

全面抗战时期，皖籍进步报人通过揭露日军侵略暴行、报道各地抗日事迹、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等方式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有力推动了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揭露日军侵略罪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鉴于此，皖籍进步报人纷纷撰文，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日军暴行。1938年3月17日，张友鸾在《申报》发表题为《日军烧杀之惨剧》的长篇纪实报道，真实呈现了日军炮击上海周边乡镇的惨状：“当日军从金山卫偷袭之际，沿海受炮火之爆炸，不独庐舍为墟，所有塘外盐场板灶，亦尽行毁灭，数万盐民生计顿绝。”报道怒斥日军是“草菅人命的禽兽”，并呼吁：“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努力，拥护团结抗战政策，争取最后的胜利与自由！”［1］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除了肆意屠杀中国人民之外，还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掠夺中国各种战略物资，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对此，皖籍进步报人也予以极大的关注，撰写了多篇揭露日军恶劣行径的文章。1939年7月19日，张恨水在《抗敌报》发表题为《敌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的通讯，详细披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海关关税、铁路、公路、工厂、矿山等经济资源的掠夺恶行，并指出日军的目的“不外乎攫取我国的资源，和夺取我国的货币而换取外汇，再以此种外汇而购买军火或军用品的原料，以补救其本国之不足”。［2］皖籍进步报人通过直面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方式，将敌人凶残、贪婪的面貌展现在大众眼前，从而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二）报道各地抗日事迹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采用了“速战速决”战略，企图通过“突然袭击”战术，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袭击，中国军民并未屈服，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国家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主义的壮丽史诗。

全面抗战期间，皖籍进步报人积极投身抗战救国的洪流中。他们以笔为枪，大量报道各地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1940年百团大战后，胡道静、张友鸾、汪英宾等人相继发表《“百团大战”的战果统计》《百团大战九月份在晋察冀的胜利》《彭副总司令谈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 等多篇文章，从百团大战的过程、战绩、伟大意义等方面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入解读，并指出“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悲观失望情绪，这一胜利证明我抗战力量日益生长强大，而敌寇则日益削弱，证明我军有着强大的力量足以克服当前的危险与困难”。［3］除了报道八路军的抗日事迹外，皖籍进步报人也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的抗日消息，如胡道静《战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报道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沦陷区坚持抗日的壮举；
胡传枢的《台儿庄大战之回顾》歌颂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杀敌的事迹；
李霁野《转战江南的新四军》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打击日寇的事实。这些文章使读者能够了解全国各地军民的抗战动态，激发了他们参与抗战的积极性。

（三）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抗战主张的感召下，一些进步报人积极撰写文章，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七七事变后，韦丛芜在《大公报》发表题为《新语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论，详细梳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过程和重要意义，并强调要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就务必要“抗日民族内一切党派人员，除了贡献他最高的能力在抗日上，没有别的目标，没有别的方法，一切不利于抗日的办法，需彻底更换”。［4］

全面抗战初期，在一些地区一度盛行“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理论。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特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主张，揭示了敌败我胜的客观必然性。这一主张受到广大有识之士的热情欢迎，其中不乏一些皖籍报界名人。1938年10月21日，宁墨公在《抗敌报》发表《持久战的理论与实际》一文，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理论，并称赞道：“读过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之后，无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只要他持有公平的论断，他就得承认毛先生必然要在国际事变上一天一天起着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凡注意谛听他的预言的人们也将在全世界上一天一天增多起来。”［5］张恨水、程演生、张友鸾、韦丛芜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持久战”的理论，有力地推动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

皖籍进步报人在开展抗战宣传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实事求是、坚持立场和为民喉舌的新闻宣传思想，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一）恪守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理念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切新闻报道都必须如实地报道事实的真相，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唯有恪守实事求是的新闻报道理念，才能保障其以事实为基础的观点深入人心。因此，追求新闻的客观真实，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媒体出于侵略者的立场，肆意炮制“东亚解放”“中日合作”等谣言，企图以此迷惑中国民众，削弱中华民族的抵抗意志，为其侵略行径涂脂抹粉。鉴于此，许多皖籍进步报人纷纷撰文予以驳斥。1938年7月，韦丛芜在《世界知识》发表题为《紧张的战局与和平的谎言》的评论，猛烈抨击日军粉饰太平、散布“中日亲善”谣言的行径，明确指出：“中日议和的谣言，只是日方离间中国与各友邦，尤其与苏联邦交的又一企图。这种谣言足以放松我国军民抗战的意志，妨碍国际社会对我抗战的同情，是应该加以谨防的。”［6］张友鸾也在《敌伪和平谣言》 一文中告诫各界媒体，“我们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报道敌人的恶行，则中日合作的谣言不攻自破，和平骗局亦会随之毁灭”。［7］这些进步报人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理念，在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地反映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有助于中国人民不被“中日亲善”的谣言所迷惑，坚定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

（二）坚持抗战到底的新闻宣传立场

新闻宣传立场是新闻倾向性的重要表现。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主观对客观能动的反映和报道。报人在选择事实、制作稿件、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受其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兴趣爱好等因素的影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是非、褒贬、爱憎等不同的倾向性。因此，坚持客观、正确的新闻宣传立场，是报人立足报业、赢得职业声誉的重要法则。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一些对全民族抗战持悲观消极态度的人对坚持抗战信心渐失，产生了妥协退让的想法，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阴云一度笼罩在全民抗战的上空。对此，皖籍进步报人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的正确立场，强调要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正如宁墨公在《抗战到底的意义》中所讲：“什么叫‘抗战到底’？第一，是绝不半路上讲和。第二，是要一直打到东三省的鸭绿江。等我们的失地完全收回来了，我们的主权完全恢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完全退出去了，这时候，我们才停止抗战，这就叫作抗战到底。”［8］此外，皖籍进步报人还坚决与投降主义者划清界限，明确指出：“中途妥协就是投降！认为日本有妥协的可能，那么告诉你们这种荒唐无耻的迷梦，快醒来吧！敌人非至独吞了中国，它的侵略是不会终止的！”［9］在这些慷慨激昂的文字中，进步报人不仅捍卫了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有力地回击了投降主义者的错误言论，使抗战到底的信念深入人心。

（三）遵循为民喉舌的新闻宣传宗旨

报纸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的舆论阵地。报人作为报纸生产的主力军，只有完全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努力反映人民的生活、诉求和愿望，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认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团结抗战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热烈探讨的新闻话题。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严重地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削弱了人民的抗日力量。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爱国民众纷纷要求当局澄清真相，坚持团结抗日。在此背景下，皖籍进步报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坚持为民发声。1941年2月，张友鸾、程演生、张恨水等人先后发表《皖南事变的真相》《皖南事变以来新四军坚持抗战伟绩》《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文章，指出：“皖南新四军事件，绝非所谓执行军政军令军纪之问题，实在是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害岳飞的事情也。”同时呼吁：“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团结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份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10］这些文章措辞严厉，有力地揭露了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虚伪面目，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严正立场，道出了全体人民渴望团结的心声。

全面抗战期间，皖籍进步报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公开自由、为民喉舌的新闻宣传思想，围绕揭露日军罪行、报道军民抗日事迹、宣传正确抗日主张等主题开展宣传活动，为推动全民抗战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独特作用。

（一）助推抗战宣传工作的开展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报人秉持“报人报国”理念，为抗战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们之中，也有一大批皖籍报人勇敢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他们或留驻抗日前线，及时报道抗日动态，如叶敬和、余智明、朱修道等人长期担任新四军《拂晓报》的通讯记者，撰写了大量新四军前线杀敌的新闻报道；
或在各类积极进行抗战宣传的报纸中担任撰稿人或栏目主笔，如张恨水、韦丛芜、宁墨公等人曾供职于《抗敌报》《解放日报》《大公报》 等进步报刊，以笔为枪，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或担任著名报刊的总编辑，如张友鸾先后担任《民生报》《立报》《新民报》总编辑，在他的主持下，这些报刊刊发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抗战宣传工作的开展。

（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下，皖籍进步报人积极参与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队伍中。张友鸾在担任《新民报》总编辑期间，先后撰写了《怎样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民族统一战线发凡》《抗日第一的民族统一战线》等多篇文章，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社评文章，主张“不分党派，同心奋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张恨水、汪蔚云、李霁野等人发表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等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皖籍进步报人通过客观、真实的报道，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热情赞颂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业绩，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抗战形象。如汪蔚云将八路军、新四军比作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
李霁野直言延安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试验田；
张友鸾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动者、组织者。可见，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每位报人在活动区域、媒介平台、政治立场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他们能够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业绩和抗日主张，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真实抗战形象的传播，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知度和好感度。

在全面抗战时期，皖籍进步报人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立场，恪守实事求是的报道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深入人心，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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