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逻辑

曾凡军,王 鹏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转型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得到有效推行和拓展,城乡发展的经济成分、社会条件、组织架构和政治基础已然蜕变。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作用城乡发展的实体场域已然变成虚实相融的“物理+数字”空间,“实体空间”意义上的城乡二元关系日渐式微,“数实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共生关系渐次凸显。在此背景下,厘清城乡关系转型新趋向,提炼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性变化,为现阶段构建中国式城乡关系现代化形态和拓展城乡共同富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想象与实践参照。

因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城乡发展的探索,可以发现城乡关系变化类似马克思所述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共享”的演进路线[1]。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微观历程看,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城乡关系在中国特色道路的探索、建设与发展中呈现不同形态,为城乡要素、结构和功能的融合与共生提供了现代化视野。而在如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语境下,城乡关系为何以及如何转型已成为社会、政府和学术界共同探讨的议题。

在城乡关系转型的历时性研究中,中国发展的颠覆性演进成为解剖城乡关系现代化为何的社会基础。一是城乡要素关系转型。在1956年、1981年和2017年期间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势下,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分别表现为经济要素流动开始受阻和城乡二元结构固化[2],要素交流规模和范围持续扩大[3],城乡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4]。二是城乡结构关系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的轨迹演变,并凸显出“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牵引农村—城市与乡村互补”的结构融合进程[5]。三是城乡功能关系转型,面向数字时代的技术话语,城乡产业互补优势增强,进而推动了城乡生产功能关系的一体化[6]。

在城乡关系转型的共时性研究中,基于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未来进路无不裨益[7]。从组织支撑看,基于现代化目标的城乡融合发展须坚持“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发展路径[8]。从政策调节看,建立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机制和推进城乡政策协同改革是完善城乡现代化关系政策的要旨之一[9]。从技术革命看,数字城乡的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在技术现代化的新形态[10]。

诚然,城乡关系的现代化并非某个时间点触发的形态,而是中国历时性与共时性发展的逻辑产物。在此过程中,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条件、过程与机制将是复杂且多元的。虽然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城乡关系现代化变迁样态和转型动力提供了新颖思路,但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从研究视角及研究范式看,既有研究未将形塑城乡关系历时性和共时性转型的“政策-组织-技术”外在要素和“结构-要素-功能”内在要素联动匹配起来,从多维视角回应中国式城乡关系现代化为何的问题。从研究效果看,由城乡历时性和共时性关系指向的融合发展解决的是城乡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但针对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鲜有探讨,即未回应城乡关系现代化如何转型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回应以下问题:一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关系特性是什么?二是在政策、组织和技术等中国三重现代化的语境下,城乡现代化关系如何转型?三是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规律如何体现?

为有效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将从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和共生理论出发,围绕城乡关系现代化为何及如何转型的问题,构建“政策-组织-技术”(简称“POT”)的整合性框架,提炼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本质内涵、实践样态与逻辑取向,以期丰富城乡关系理论内涵和拓展城乡共同富裕的实践边界。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是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融合共生”是其核心特质。相较于城乡一体观、统筹观和发展观,共生观既强调城乡“组织-要素”“政策-结构”“技术-功能”的相融双赋,亦强调城乡在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意义上的共生互惠,更是对差序格局下城乡融合发展逻辑的纠偏,聚焦构建双中心发展意义上的城乡关系。

(一)融合共生: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内涵

回答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中明确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11]由此看出,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已为城乡关系的关键特征[12]。城乡发展既是生产力螺旋向上的必然要求,亦是工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城乡融合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13]由此,城乡融合发展主要是为解决城乡经济融合问题所提出的有效举措,是经济维度的城乡关系内涵。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步伐加紧,城乡关系的经济特性也应向“经济-社会”一体化特征转变,注重城乡社会的共享与共融。从社会形态来看,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4]。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过程中,党中央和政府进一步升华“融合发展”意蕴,创制“脱贫攻坚”“文体振兴”“共享社会”“第三分配”“数字下乡”等举措,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奠定了共融的价值基础与共享的行为取向。基于此,结合共生理论,本文将既注重经济的融合发展,又注重社会福利共享发展的城乡关系定义为城乡融合共生,即为城乡关系转型的现代化内涵。具体而言,城乡融合共生是在开发乡村本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政策干预、组织调节和技术赋能等社会化方式在城乡间建立合作生产、协同并进和共同受益的黏性和共谋的现代化关系形态,是对差序格局下城乡融合发展话语体系的补充,其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现象,从而构建一个富有活力、包容开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结构。

总体而言,从城乡一体、统筹和融合发展到融合共生的转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差序格局到双中心格局。城乡一体、统筹和发展观聚焦在二元体制的惯性下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而共生规则围绕一体、共生与合作等价值导向通过共享发展成果和推动城乡合作,构建城乡双中心格局。二是从协调发展到共生共享。城乡发展观强调城乡各个方面的经济平衡和物质协调[15],而城乡共生规则更加强调城乡居民的社会共同分享和共同受益。对此,相较于聚焦差序协调的城乡发展观,共生观强调的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中的社会性包容、共享与平等,关注的是农村地区居民的福利和权益,使得城乡居民在物质福利与数字福利中都能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

(二)“政策-组织-技术”: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国家战略规划的结果,带有显著的政治性、公共性与社会性。从城乡融合共生的界定可知,城乡关系现代化的运行方向处于政策规范之中,其运行方式深受组织形塑,其运行质量受制技术的牵引系数,这三种关键因素组成的谱系决定或影响着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效率与效益。故而,本文通过构建“政策-组织-技术”的多维度整合框架(详见图1),探讨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现实合理性与学理自洽性。

图1 “POT”整合性框架下的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

1.政策是引导城乡结构现代化的标尺

目前,基础设施薄弱、收入差距和资源互动性不足等城乡结构性问题仍旧突出[16],为此,政策的制定须根据目标驱动与过程激励的组合配对引导并赋值城乡结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17]。从此意义上看,政策对于城乡结构现代化转型的主要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由统治阶级和公共意志调适而成的行为规制为城乡认知结构、行为结构、产业结构融合共生的实现提供了指南与范本。二是政策所附带的各种资金、福利、权力、技术等资源能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城乡治理结构融合的执行过程,从而生成以权力划分和资源配置为轴的城乡“同心圆”结构。从社会福利配置结构上看,政府将通过政策创新使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元结构过渡[18]。由此,城乡结构的现代化将置于政策规范赋值之中。

2.组织是驱动城乡要素现代化的载体

作为国家的宏大战略规划,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过程一般嵌含于复杂的组织中[19],换言之,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所需的资金、资源、人力等要素将依靠组织的传递,且在不同的时段和空间运行中都会受制于组织属性、功能和地位等因素影响。纵观城乡关系递进规律,城乡由分裂到融合的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推动现代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20]。从组织建设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引领并推动城乡要素互通互流的关键性自变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能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和极强的吸附功能嵌入社会结构,通过政党组织的补位促进社会整体性发展[21]并加速资源、权力和资金在城乡间的流通率。由此,城乡要素现代化深受党组织基本属性、地位和功能的形塑。

3.技术是牵引城乡功能现代化的工具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改革过程中所遵照的真理。“科学技术如果说在最初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22]。伴随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为特征的新兴技术突破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上限值,数字技术成为撬动城乡功能现代化的强力支撑点。在数字乡村建设热潮下,乡村社会资源被高效挖掘、开采和利用,进而推动了城乡功能的互补[23]。从此意义上看,数字技术不仅有益于实现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颠覆性变革,也为城乡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的联结提供了一种可计量、可操作、可演化的“治理术”。由此,城乡功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的牵引系数。

为更好地呈现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过程,本文将杭州市作为经验样本。具体缘由如下:一是作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的先行军,具有大量可借鉴和可推广的城乡经验模式。二是杭州市城镇率逐年稳步提高,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2021年5月28日,据《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十四五”规划》可知,“十四五”期间杭州市城镇化率将达到75%。三是杭州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值,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不断缩小。根据《2012—2021年杭州市统计年鉴》数据可得,杭州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1年的2.23下降至2020年的1.77,低于全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50)。基于此,结合“政策-组织-技术”理论框架,本文将从政策赋值、组织赋权与技术赋智三个层面阐析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实践。

(一)政策赋值与城乡结构一体化

作为社会福利配置的工具整合,政策引导是城乡结构现代化推进的规范指南。本文以2011—2022年为时间段,以“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城乡共富”为检索词,从中共杭州市委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官网中“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共筛选出25份市级政策文件,并借助NVivo 11文本分析工具进行扎根分析(详见表1),以期从文本分析角度提炼杭州市推动城乡结构现代化的政策规划与行动策略。

表1 2011—2022年杭州市城乡融合政策文本编码分析结果

1.城乡结对帮扶体系的构建

作为对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回应,去中心的网络化创制成为推动城乡产业和收入结构融合的话语建构和体系保障。杭州市从城乡优势开发互补出发,主要通过“协同运作”“资源均衡”等方式实现城乡产业与收入结构融合。一是形成以“政府+院所+企业+专家”为特征的多主体协同支援帮扶。如“建立市级指导、县级统筹、乡镇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协调相关科研院所、技术推广机构、农业专家共同参与规划制定、技术推广、技术培训。”(1)摘自《杭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整乡镇推进山区农业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由此,从网络治理看,作为协同网络的节点构成,多主体对农村的支援与帮扶有助于缩小农村网络对城市网络的链接距离和强化其间的黏合性程度。二是积极主动构建协同体概念和结对交流平台。如“充分利用镇街结对、村社结对交流活动平台,积极推动城区信息、资本、人才、管理等资源向农村辐射,生态旅游、养生养老、优质农产品等资源向城市流动。”(2)摘自《杭州市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行动计划(2018—2022年)》。概言之,一方面基于多主体构建的平台具有统合性和活动枢纽功能,能够培养各主体利益和行为协同体思维,从而催生城乡共赢联结体。另一方面,结对交流平台的搭建实现了碎片化资源的整合共享,畅通了城市人才、资本、要素反向流入乡村的渠道。

2.城乡治理区隔弥合机制的优化

作为对城乡治理场景差异的回应,“双轨考评”成为促推城乡治理区隔弥合的制度保障。杭州市政府通过自下而上运动式试点经验总结与自上而下常态化职责考核的“双轨考评”驱动城乡治理结构的弥合。一是试点标准化建设同步推进。如“在全面总结富阳户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调整、不变’三种方式,推动全市相关行政制度改革同步跟进……在市域范围建立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3)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标准化实施方案并同步跟进改革步伐,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过程中的问题出现与对策实施并举,规律探索和经验总结兼顾、共性问题与特殊问题并抓,从而实现城乡治理结构的“动态融合”。二是议程式问责考核。问责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控制性手段有效约束并促进官员有效履责的一种制度安排,持续性与有效性问责是有效遏制避责行为的关键。如“(市)政府要把商贸流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把推进商贸城乡统筹发展的各项任务纳入政府的考核内容,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4)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商贸服务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此期间,常态化议程设置与运动式问责考核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持续强化官员履责意识和纠正政策执行偏差,从而推动城乡治理结构的融合互通。

3.农村去昧化策略的制定

作为对城乡文化观念壁垒的回应,自主性激励成为促推城乡认知结构融合的行为策略。在体制与治理差异的基础上,城市文化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杆,乡村文化则被冠以“愚昧”“简陋”等污名,从而产生“城市先进”“乡村落后”的认识误区[24]。对此,杭州市政府围绕引导和引领两个方面融合城乡裂解的认知结构。一是激励性引导。如“对在乡村学校从教20年以上的教师,按有关规定颁发荣誉证书;对工作表现优秀的乡村教师,给予行政嘉奖……”(5)摘自《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6—2020年)实施办法的通知》。政府对农村工作者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与头衔追授,有助于修复农村受损的名誉,纠偏“农村简陋”的污名,从而激发农村工作者对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热情,吸引更多的能人志士“回流”并扎根农村。二是引领性培训。如“加强实用人才培育和扶贫致富带头人培训,从低收入农户中挖掘培育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和产业致富带头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6)摘自《杭州市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从共同富裕视角看,使农村一部分人先“强”起来,再引领另一部分人“能”起来是壮大农村主体力量的必由之路,与党在改革初期所践行的“共富”实践逻辑不谋而合,既有益于在农村形成组团发展的共生之势,亦有助于纠正“农村愚昧”的认知思维。

(二)组织赋权与城乡要素均衡流动

2021年,杭州市委组织部在探索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关于深化全市域党建联盟助力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城市范例的指导意见(试行)》,预计培育100个左右牵引型党建联盟,集中打造十佳党建联盟示范点,每个区、县(市)建成2至3条党建联盟示范带[25],从实施过程看,杭州市组织赋权主要体现在党建规范赋权、干部赋权与项目赋权三个层面。

1.党建规范赋权城乡价值共创

从党建制度看,价值共创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党组织意识形态的必要手段。通过党建联盟生活规范的嵌入,城乡党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不谋而合且有意义的联结,激发了城乡一体化的动力,使得城乡党组织之间的良性交流和学习成为可能。譬如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通过制定“学习清单”、推出“处长走进城建大讲堂”“年轻干部讲一课”等两大课程激发城乡党员干部相互学习、协同作战的动力[26]。在此过程中,党组织规范嵌入既是城市党组织先进的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和执政方式“嫁接”到乡村党组织的过程,亦是乡村党组织素养和工作方式不断更新的结果。例如杭州市城乡建委行政审批处党员W这样说道:“政策解读中蕴含不少基层治理智慧,特别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为社区拓展更多党群服务阵地的做法,让我开阔了思路。”(7)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22年6月6日第5版的访谈记录。

2.联盟干部赋权城乡市场交易互通

作为整个党建联盟的骨干力量,联盟干部嵌入乡村发挥着“政治-市场-社会”的复合作用[27],合力推动城乡市场共同繁荣。例如2019年至2022年期间,党建联盟N党员利用自身“有钱有闲”的客户和“秀溪山庄”经营载体,与河桥镇33户农菜、2家养猪场、4家养鸡场、1家鱼塘的种养殖户签订产销合作“保底协议”[28]。党建联盟干部下沉不仅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更凸显市场和社会功能。恰如杭州市秀溪村养猪大户L介绍道:“行情好的时候,可以卖到20多块(每斤),差的时候只有6块钱,与N党员合作之后,每年都有稳固的盈利,今年已经和他签订了1500头的收猪协议。”(8)摘自《杭州日报》2022年8月11日第6版的访谈记录。从市场功能看,党建联盟干部能利用自身累积的资金与资本将乡村特色产业与涉农公司联结串动起来,从而反推农作物和农产品的精细加工。从社会功能看,党建联盟干部在为农户提供经济来源的同时,也增强了乡民分享社会发展硕果的幸福感。

3.项目赋权城乡资源双向流动

“项目制”作为新旧体制有效衔接的机制安排,对分级治理逻辑的汇合搭建了一个制度平台[29]。项目制与党建的配对、制度与政治的结合既突破了行政主导下二元体制结构对城乡资源融合的束缚,亦有效节制市场主导下偏利机制对城乡共富的分化效应。例如由杭州市临安区党建联盟领衔的 “共富菜园”项目试点村望湖村已与西子电梯科技公司等5家企业和本地乡贤结成1+5+N结亲帮扶联盟。在结对项目植入的基础上,城乡之间资源要素互流和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城乡分而治之逻辑日渐式微。杭州市望湖村党支部书记Y这样汇报道:“半年间,望湖村12亩共富菜园已为涉农企业单位累计送菜30余次,村集体增收24万元,创造就业岗位7个,村民增收28万元。”(9)摘自《杭州日报》2022年8月11日第5版的访谈记录。同时,党建联盟的统合治理逻辑得到强化。从政治学角度看,自上而下的项目植入并非仅是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30],也是将党建联盟组织和政治势能转化成城乡要素现代化动能的有效路径。

(三)技术赋智与城乡功能差异化互补

依据《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杭州市政府分别于2021年5月和2022年7月出台《杭州市未来乡村建设工作方案(试行)》和《2022年杭州市农业农村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主要通过数字设备下乡、数字平台下乡和数字服务下乡来推动城乡功能现代化。

1.城乡产业链的智能适配

无感的信息采集技术能实现“一切皆数”,将农作物生命周期转化为内容丰富、层次多样的数据可视化形式,从而精准把控农作物生产规律[31],进而提高农产品对城市涉农企业复合型生产需求的适配度。譬如杭州市萧山区在全省率先实现“区、镇、村三级治理+产业”全程数字联动,并与阿里云合作打造阿里菜园,与杭州乡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美丽茶果园,三泉王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由原来的300万元增长到600多万元[32]。在这一过程中,泛链接的数字设备打破了各产业间明晰的边界,削弱了一二三产业之间显著的差别,从而推动以山庄田园、观光农业、制造农品等为代表的有机农产业与以社区团购、数字旅游“中央厨房”等为代表的城市新兴产业概念相融合。

2.城乡文化与产品的无感对接

数智平台是以乡民需求为动点、以服务和管理为半径、以云边协同为轴的“虚拟生态圈”,农村可在数智平台上完成与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跨边界沟通与协作,实现跨区域的农产品售卖、寄卖和跨界的文化对话。一方面,数智平台赋能农村产品交易的跨界化。通过数字订单的形式与城市需求无缝对接,线上需求订单化与线下生产和托运集中化的结合使得农村市场得以无限外延,有效解决了小农户“卖难”与城市大市场对接的问题[33]。据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2淘宝村名单》数据显示,2022年杭州市淘宝村的数量为309个,全国市级排名前6,是农村产品的跨界交易的技术枢纽。另一方面,数智平台赋能城乡文旅结对的适配性。数智平台的零距逻辑和推送逻辑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城市消费需求和客流量与乡村“特产”资源的精准适配。譬如2022年9月8日,杭州市吉鸿社区在“i杭州数智文旅共富场景”建设的基础上,与建德市寿昌镇山峰村签订共富协议,开展“五色行”城乡文旅共富建设系列活动,带动了城乡文旅资源共享和客源互通[34]。

3.城乡服务供给与治理的平台化

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城乡生态功能并非仅是国土空间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在乡村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某种服务和支撑作用。一方面,城乡服务供给由差异向共享转变。通过扁平化网络平台的构造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挂网上链”,使得不同群体,尤其是乡村特殊群体也能享受大城市的优质服务。如杭州市在西俞村引入5G网络智慧路灯杆,建立300个微基站,通过“智慧医疗”定制了“免费检测”“专线呼叫”“送诊上门”等专项服务,压缩了村民享受城市优质服务的时间周期[35]。另一方面,城乡治理模式由分割向一体转变。在推进“城乡智慧大脑”的过程中,无感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数智平台的整合与比对推动了城乡情报的可视化与在线化,构建了城乡协同决策与行动交互模型。例如根据《杭州市临安区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的框架布局,“天目云农”一张网的基础应用框架全面打通了农业农村规划和自然资源、公安、政法、教育、医疗等14个部门数据,从而形成了城乡治理的“数字版图”。

从城乡关系历史更迭来看,“失衡”与“制衡”贯穿于不同时期城乡关系转型过程。如今,城乡关系从分割到融合到共生的演变蕴含着城乡关系实践路径的变化,即失衡—制衡—均衡的演变理路,其间也表现出政策、组织和技术的交互使能。在杭州市推进城乡发展的策略与路径中,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组织重组和技术共享的实现,都聚焦乡村比对优势的开发和利用,并以此为契机与城市建立一种黏性关系,呈现出城乡关系中价值理性、结果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再生产(见图2)。

图2 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逻辑取向

(一)逆差序理念:城乡关系中价值理性的再生产

从政策制定来看,逆差序理念是价值理性再生产的主要内容。从传统价值理性看,偏城市发展观有助于做大经济盘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建设的目标。从现代价值理性看,共生观将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有机联合体,强调农村共享城市发展红利,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观。更进一步而言,价值理性再生产下的城乡融合共生观强调“差序”向“逆差序”转换。作为解决某一领域具体问题而制定的促进或约束条例,政策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亦是社会普适需求的反馈,具有价值意义上的规范性。例如在杭州市颁布的政策文本中,“均衡”“协同”“下放”等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反映出“去中心化”的城乡发展战略,其试图打破“城市中心论”的约束,并合理化“城乡同心圆论”的内容。由此,对于这种不再将边缘地区简单视为被辐射、被支持的对象,而是主动地将边缘地区内生的潜在价值重新纳入中心系统的思维,本文定义为价值理性的再生产,也即“逆差序理念”,具体而言,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城乡关系持续优化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36]。纵观中国城乡关系的百年历史,从城乡割裂到城乡融合,无不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致力于通过优化城乡关系结构来改善和保障民生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条例,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本质要求,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底色与价值立场,更突出城乡融合共生将作为国之重策而贯彻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之中。

2.城乡利益均衡配置的制度彰显

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呈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能够更有效地吸引资金、人才、资本和资源,从而崛起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为纠正市场机制引致的城乡非均衡发展,需要实行包容开源的政策规范,从而推动城市的“逆向发展”。从功能上看,政策文件是社会未来发展的安排与指南,具有对当前社会利益进行权威分配和有效调节的作用[37]。就此而言,政策引导通常具有倾向性,即优先考虑对特定地区或群体施加保护或采取促进措施。这就意味着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指令和政策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人力和资源向乡村流动,最终实现城乡利益的均衡配置。

3.城乡话语体系的平等赋值

城乡话语体系的平等构建直接关系到城乡公平互利的发展。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看,城乡不平衡与乡村发展不充分依旧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方面。基于此,只有从包容、平等、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系统,才能推进城乡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城乡话语体系的平等构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重建“农村是独立主体”的话语体系。要实现城乡话语体系的平等赋值,就需要摒弃城市至上的认知观念,以系统观审视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优势。在政策实施中,需要将乡域发展视为与城市现代化同等重要的任务,并充分尊重农民的生活权利和文化权益。二是必须重塑乡域系统的社会意义。城乡话语体系的平等赋值应当重新审视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功能,重视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和农民职业化,并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二)双中心发展:城乡关系中结果理性的再生产

由西蒙“有限理性”理论引申出的结果理性有效解释了中国城乡关系阶段性变化的逻辑。结果理性是指在特定的条件和限制下,通过评估行动的结果是否符合事先设定的标准来确定其是否是理性的[38]。在中国经济规模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哺育城市和城市汲取农村是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作规律的。在强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理念下,单中心城乡发展关系已然不合时宜,需要转向一种协同发展、相互促进、互惠互利的双中心关系,推动结果理性在城乡关系中的再生产。从上述案例分析中发现,杭州市通过价值共创、同心帮扶和结对项目的组织赋权方式有效扭转了极化的城乡发展态势,推动了互促互融城乡关系的生成。由此,对于这种从单向汲取、极化发展向协同发展、相互进步、合作共赢等状态转变,并促成城市与乡村达成交易的过程,本文称之为结果理性的再生产,也即“双中心发展”,具体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1.以情感认同促推城乡发展的命运共联

城市和乡村是发展情势、基础状况和文化结构截然不同的聚落分布,城乡党组织的价值塑造有助于推动城乡共生发展。首先,城乡党组织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凝聚力和组织力。它们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组织活动等方式,引导城乡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增强城乡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其次,城乡党组织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和传播。通过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等党员干部参与到城乡发展中,在帮助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强化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理解。最后,城乡党组织通过开展联结活动,能够促进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党组织可以发挥组织资源的优势,组织城市和乡村党员开展联谊活动、互访交流等,从而增进城乡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

2.以干部交换推进城乡发展的互鉴互促

作为能动的要素,城乡党组织干部的交换有益于推动城乡相融双赋关系结构的生成。首先,干部作为城乡党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的交换可以增加彼此的接触机会,提高对彼此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了解。通过交流,城市干部可以更好地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需求和资源,而乡村干部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城市的先进经验和发展模式,实现城乡互学互鉴。其次,城市干部具有较强的管理和组织能力,乡村干部则熟悉当地的土地、农业和产业特点。通过干部交换,城市干部可以为乡村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发展理念,帮助优化乡村农业产业结构。同样,乡村干部也可以为城市带来关于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独特知识和资源。最后,通过干部交流,城市干部可以了解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求,为乡村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而乡村干部则可以更好地学习和推广城市的优秀经验,为城市提供绿色农产品、生态产品。

3.以项目对接驱动城乡跨域的合作生产

依据项目制“统合共治”的特性,城乡党组织的项目结对可以促进城乡的跨域合作生产。一方面,作为资源、资金集中运作的载体,结对项目的植入为城乡合作生产提供了动因,这取决于结对项目的绩效需要城乡共同发力才能得到优化。另一方面,作为智技的系统性集成,数智平台在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建立了以服务和管理为半径、以云边协同为轴的“虚拟生态圈”。在党建联盟的跨界组织属性上,农村不仅能在数智平台上与本地的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沟通与协作,亦能与区域外的城市组织进行商品交易和跨边界的文化对话、交流,从而推动城乡合作边界从区域内向区域外转变。

(三)数字红利扩散:城乡关系中工具理性的再生产

根据韦伯的理性思想,工具理性强调达成某一行为或实现某一目标所选手段是否具有成本最小而效率、效益最大化的性状[39]。就中国城乡关系而言,囿于农村地理区位边缘、教育资源贫瘠、设施基础薄弱等先天性差异,为快速实现“弯道超车”,城市便成为前沿技术的发源地与集散地,同时在前沿技术的扩散下,城市的工具理性效应逐渐增强,加大了城乡发展间隙。但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工具理性渐次向边缘乡村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城乡工具理性鸿沟。例如杭州致力于推进“数字设备”“数字平台”“数字服务”下乡工程,有效实现了城乡在产业、文贸和生态等层面的贯联共通。由此,针对这种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信息、资源和福利的相互流动和共享的过程和机制,本文定义为工具理性的再生产,也即“数字红利扩散”。根据安塞尔等人提出的数字平台理论[40],城乡数字共享的特征表现如下:

1.城乡数据的集聚共享

数字平台的集聚化为城乡数据共享提供了交互式载体。这意味着通过数字技术的集聚化效应,政府能更灵活地整合城市和乡村的数字资源,实现优质数据向乡村扩散和渗透。这种集聚化不仅停留在城市和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而且扩展到城乡各类数据资源的统一存储、管理和流通,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此外,通过信息扩散和共享,乡村单位能参考城市先进的管理经验、产业发展模式和基层矛盾化解路径,进而将此类信息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有效工具,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和适应能力。从此意义上看,数字平台的集聚化效应进一步加强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信息共享,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和活力,有助于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

2.城乡资源的节点化流动

节点化逻辑在城乡数字共享中,强调通过建立数字平台将城乡互联的各类节点建立起来,并凸显了乡村的独立主体特性和区位优势。一方面,在曼纽尔·卡斯特“流动空间”的叙事体系下[41],作为流通的中枢,节点结构因其以高新技术的支持,常与实体地理的“地方空间”以并存与交叉的形式相互作用,进而消弭城乡地理区隔,从而建立基于共同价值和目标诉求的网络共同体空间。另一方面,乡村往往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和乡村特色产业等优势,通过数字平台的节点化布局,可以将这些优势连接到更广泛的市场和消费群体,以此提升乡村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

3.城乡服务供需的精准适配

零距化逻辑强化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磁吸效应,进而推动二者功能优势互补融合。一方面,数字平台的零距化逻辑通过建设互联网和物联网基础设施,实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即时互动和交流,例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数字化服务,不仅满足了乡村居民多元化需求,也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乡村的自然资源、农产品和旅游景点等可通过数字平台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吸引城市居民前往乡村消费和体验。同时,城市的技术创新、文化创意产业等也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赋能乡村经济,实现城市与乡村产业的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

从“POT”的整合性框架看,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是“政策-结构”“组织-要素”和“技术-功能”等联动交织的产物,对实现城乡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无不裨益。从政策赋值看,结对帮扶体系、治理弥合机制和去昧化策略构成驱动城乡结构一体的政策工具组合。从组织赋权看,党建联盟的规范赋权、干部赋权、项目赋权有效提升了生产生活要素在城乡大系统中的循环速率。从技术赋智看,数字平台通过智能适配、无感对接和平台化的方式推动了城乡功能差异化互补。同时,逆差序理念、双中心发展与数字红利扩散的逻辑导向有效推动了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转型。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互动共生的有机系统。从发展角度看,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下,城乡融合共生理应成为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需从制度、政策、经济、技术、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精准发力和全面推进,以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视并确理解城乡差距是推动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城乡非均衡性是中国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的产物,是“先富带后富再共同富裕”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集中体现,与“只有先把蛋糕做大,才能分更多的蛋糕”的共富逻辑不谋而合。基于此,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既不是全盘城市化,也不是农民市民化与城市现代化同步走,而是在保留农村特色产业、文化、生活和生产的基础上与城市互惠互利、异构共生。由此,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要培养特色涉农龙头企业和具有活力的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特色农产业和打造特色农业品牌,传承和宣传优秀农村文化,以及培养和树立乡村本土能人。只有通过农业、农村、农民先自强自立起来的方式,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才会充满活力与惯性,只有城乡关系发展行稳致远,才会越接近中国式现代化的远大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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