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理路

仇小敏，刘傲彬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这一关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判断与高度评价，是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伟大实践、对百余年奋斗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成功经验的精确凝练与高度概括。在新时代，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进行科学而深入的探究与考量，准确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理路，是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增强文化自信、提振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根本原因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行”，而且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行”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在于其能够指导中国、发展中国、引领中国。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站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原因与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行”，这是毋庸置疑的。衡量一个理论好不好，归根到底看它是不是遵循事物运动存在的客观规律、内在的矛盾关系、揭示事物的深层本质，有没有正确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逻辑联系及其一般规律，是不是科学真理；
衡量一个理论行不行，归根到底是看它能不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能不能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社会中的现实矛盾与问题，经不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新路，道阻且长，前无古人，有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才有理论自信的底气。站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是我们取得“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前提与根本条件，正如“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2]267-268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学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提供个别的办法和方案，而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知识形态；
不是总结某一特定时期事物发展的特殊的客观规律，而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优秀的理论内核，科学性与革命性是它的生命要素，人民性与开放性是它的基因血脉。在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既不纸上谈兵，也不搞空穴来风，而是在指导革命实践中通过无数次检验的、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行动指南、强大的精神支撑、不竭的动力之源。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阐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构想与向往必将变成现实的科学判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84马克思主义不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理论武器，而且成为了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科学指南。

一言以蔽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核心本质，是立足于、实践于、发展于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基础之上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既高度融合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因为所谓传承，既在于继承赓续，又在于守正创新。而时代任务阶段化、地域特点个性化、主体需求多样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站稳与坚持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最大理论底蕴。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践行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

坚持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依国情、遵世情、懂社情，使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讲好“中国话”、办妥“中国事”、发出“中国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件艰辛的慢工细活，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难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与借鉴，这样极容易造成“水土不服”。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个别论断照单全收，作为“唯一的标准”，就会深陷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泥沼，就不能自拔。照本宣科易、改革创新难，“摸着石头过河”就需要坚定不移地践行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

正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534这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将其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提供了立足点与基本遵循。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又高于马克思主义“本本”，既扎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根本，又执着于中国实际问题之探索，因为，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依葫芦画瓢只会延误病情，最终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符合具体实际，那么何为具体实际？本质上是将理论落实于实践、使主观符合客观，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引领中国复兴。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
从“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5]82，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58，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11，不同历史条件面临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
我们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对历史任务的科学认识、对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都是党因时制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历史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僵死的文本、刻板的教条，而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抉择。由此可以说，坚定不移地践行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具有传承与赓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自觉

“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研究时代课题、回答时代问题、解决时代困惑、总结时代规律。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不落伍、不淘汰、不掉色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与时俱进的内在根源。理论的创新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的现实成果也并非一劳永逸，它们都需要时间的“不断打磨”、岁月的“日益冲刷”，在时间中成长，经历时代的“大浪淘沙”，在时代演进中焕发出新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化不重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割裂开来是不正确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

1848年，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公开问世，吹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集结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抗争的首次胜利，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书写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崭新篇章，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与地区带去新的希望与信心。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描述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8]1471这就告诉我们，传承与赓续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定力、勇气，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面对时代的新任务，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有劈波斩浪的勇气、乘风破浪的决心。随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不断推进，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系列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无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代中所凝聚的最伟大的思想结晶。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在时代最前列、争做时代排头兵、敢做时代先锋队的底气。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同样，一个民族想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一刻也离不开建立在一定时代基础上正确的理论创新，一刻也离不开特定时代实践基础上科学的理论创新。

“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9]76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发展的本质属性，而且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彻底揭示；
不仅在于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也在于它是站在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科学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为什么“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是因为它既有马克思主义所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理论特质，又符合中国特殊性发展的具体实际，在时代的更迭中与时俱进、永葆生机与活力。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是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同方面，即在时代化的同时也在中国化，即在中国化的实践中完成时代化，在时代化的实践中实现中国化，是实践基础上的内在统一。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究竟这个“行”是由谁来决定呢？是理论论证、还是逻辑推理、抑或是具体实践呢？答案是肯定的，只有实践说了算，即只有实践才能证伪与证实一个思想观点是不是真理性认识，也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才能辨真伪。就是说实践是检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唯一标准。实践在演进，思想要发展，改革无穷期，实践才是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最强动力。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唯物主义者来看，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10]139

(一)实践是检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是实践的指引。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为它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实践性与历史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是交相辉映的，我们只能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历史与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实践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始终贯穿其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党针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现的“两个凡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提出的科学论断、作出的重大判断。在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通过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发展与创新，凝练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的自我扬弃、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伟大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一方面，理论源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苍白的、无力的，就是空洞的教条，就会纸上谈兵、就会空谈误国；
另一方面，实践参照理论、遵从理论的指引，没有理论的实践是无序的、盲目的，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成为无头苍蝇。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与合理方法。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文化支撑力，是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清新剂：人类可以从历史演进中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智慧；
从历史大势中把握规律、提炼治国之道，这是探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依据。

(二)实践是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最强动力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发展、是否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实践才是最终的评判标准，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本依据就是实践。“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742-743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这样描述：“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12]494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而且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探索立足国情、立足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里程碑”。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13]139他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构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先用10年时间解决了人民的温饱，再用10年时间达到总体小康水平。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14]77事实证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分析是正确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伟大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的基本路线是可行的。1997年，在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5]这一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这一奋斗目标是一项跨越世纪的伟大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时代化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出发，赋予“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新的内涵；
在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内涵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谋定，从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当的角色不是刻板僵化的教条而是灵活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原因，对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新的赶考之路来说，每一步都是最好的证明，每一步都是更好的发展，只有在“上下而求索”且“步步为营”的实践中不断夯实，“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才能愈加绽放出绚丽光彩。

历史与现实表明，理论需要执行者，实践需要引路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离不开实践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坚守。只有能动的实践主体才能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具有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主体。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能”不是自诩清高、夸夸其谈，而是实践的检验、人民的选择、历史的抉择、时代的筛选，一个坚持真理、坚守信仰、把握历史主动的政党始终是为人民所拥护的。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中国需要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领航者。

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党的二十大不仅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书写了气势恢宏、灿烂辉煌的一页，而且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中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一张宏伟的理论蓝图，需要讲苦干、敢实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中国共产党去努力践行，因此，不仅主义自身要行，而且要运用这个主义来指导具体实践的主体即执政党也要行。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对崇高信仰的坚守，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一往无前的价值定心丸。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丢在一边不重视，或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犯原则性的错误，那么我们党和国家就会走弯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便由一定时期的被动转为主动，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断发展演进并解决中国与世界舞台的实际问题；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就日新月异，中国的征程也就波澜壮阔。

历史发展表明，理论要发挥出应有的指导作用，关键就在于执政党怎样去解读与践行这个理论，在什么立场上去运用这个理论，最关键在于能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既能坚守主义，做到“志不改、道不变”，又能“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做到懂传承、敢发扬，其根本原因与实践主体逻辑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政治定力、思想伟力、理论活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能够做到初心不改、使命不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贯彻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理念。不同发展阶段的鲜明时代特色赋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阶段的思想理论内涵，并使之成为忠于时代又先于时代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忠实的传承者、最坚定的践行者、最伟大的开创者，他们不断开拓进取、时刻守正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继续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放在突出位置，以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立足于崭新的中国化时代化背景之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为遵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取得的结晶硕果为支点，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新的内涵。事实告诉我们，惟持续发力者强、久久为功者进、奋勇搏击者胜。当下，中华民族已经昂扬地踏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要提高科学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能力，特别是要用这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武装头脑又指导实践，既引领未来又继往开来，不断以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开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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