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成就伟业——论周恩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

王家云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中国共产党成就百年伟业,是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结合。同理,就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而言,既要靠真理的力量,更要靠人格的力量,即精神风范。周恩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更为突出地体现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精神风范之上。当下,研究周恩来的精神风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439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吗?从周恩来的理念及实践看,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只是实现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的途径,而为民才是其根本目的。

周恩来早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强调,“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132,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143。1956年12月9日,他在印度答英国记者提出的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统治的好处与坏处时强调:“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们不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并且不能够改善它们的人民的生活。”[2]515显然,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终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目的。

周恩来在坚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民的根本目的上,不仅在理念上是清晰的,而且在实践中是坚定执着的。他在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构想之初即意识到,“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不仅“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而且“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并“引为教训”。[3]336

周恩来在主持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期间,首先是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诸如“保证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吃、穿、住、用、行”;“劳动、睡眠、休息时间的合理安排”;“坚决防止和克服无效益的劳动”,“保证劳动力能够持续地有效率地劳动”。[3]416其次是调整工农业关系,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市场稳定、民生改善。坚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缩短基建战线、增产节约和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等”[3]413方针和措施。他亲自抓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1 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 600万人。此举既减轻了供应城镇粮食的负担,又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促使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才有了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景象。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周恩来依然念念不忘为民这一初心,千方百计地维系党和国家工作运转,努力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进而积蓄建设现代化的基本力量。1966年9月初,他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4]56他语重心长地对协助他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4]56为此,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与一切破坏生产的行为作斗争。“九一三”事件之后,他批判极“左”思潮,果断地对国民经济的若干基本关系进行调整;整顿企业管理,严格生产纪律,提高产品质量;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扩大经济交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着力提高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处理强国与富民的关系,继续坚持为民精神。要牢记周恩来的教导,“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3]319。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不动摇。要像周恩来那样常忧人民之疾苦,善谋富民之策,不断地创造富民的新业绩。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是什么?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谈到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之一即内外关系时指出:“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1]9周恩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首先是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决不能因此就向帝国主义屈服”,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但“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1]10其次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1]440,“我们是大国,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战略意义,永远如此”[3]493。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再次是学习外国经验要善于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1]301,进而切实有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在实践中,周恩来始终强调现代化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意义,增强自力更生的决心、勇气与信心,大力宣传自力更生的先进典型,培育自力更生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西迁精神,以及尚未被纳入精神谱系的大寨精神等,无不浸透着周恩来的心血,无不蕴含着周恩来的培育之功,突出彰显了现代化建设中自力更生精神的魅力。

比如,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曾三次亲临大庆视察,对大庆人民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精神予以鼓励。康世恩在《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一文中谈到,周恩来深情而又体贴地对工人说:“你们很辛苦啊!”当工人回答说不辛苦时,他讲:“艰苦是一个事实,说不艰苦是假的,人家卡着我们的脖子要债,又遇上自然灾害,现在确实存在困难,但我们只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他表示,要向全国宣传大庆人的精神。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庆经验及精神。“文化大革命”之初,当大庆遭到劫难时,他旗帜鲜明而坚定地维护这个自力更生的典型。1967年3月23日,他接见大庆代表时再次肯定,大庆精神真称得上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

再比如大寨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地提出“四化”建设目标的同时,对大寨精神予以了精辟的概括与宣传,其精髓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随后,他于1965年5月、1973年4月、1973年9月三次陪同外宾参观大寨。第三次是他在已经被确诊患有癌症的情况下,抱病陪同外宾去参观的。他不仅执着地向全国人民倡导宣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要让这一伟大的精神走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正确处理国际合作与自力更生的关系,坚持自主精神。周恩来当年的反复告诫与近年来西方国家卡脖子的严酷事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那些核心技术、尖端技术与关键技术,既不是靠花钱能买来的,也不是靠化缘或妥协能换来的,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对此,我们应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且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

周恩来倡导且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自主精神,绝不是闭关自守,他同时也倡导和坚持向外国学习,即开放精神。

周恩来早在195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构想之初,即非常明确地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他之所以倡导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一是客观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二是主观上“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三是从和平共处的角度看,可以“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较谁的制度优越,比较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3]255-256四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1]226五是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所以,中国“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5]412-413。

在实践中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坚持对外开放。其具体形式,既有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又有人才交流、文化交流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狠抓向现代科学进军的落实。他采取派出去、请进来、集中最优秀的科研力量等措施,努力“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1]185。

二是积极引进国外新技术和新设备。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即先后从日本、法国、英国等国家引进化纤、化肥、石油等大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对外引进视为崇洋媚外的极“左”思潮,他极力排除“左”的干扰和破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较为成功地实施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单机及技术的引进方案,史称“四三方案”。从引进项目的选择到工程的实施,他都亲自指导。这些引进项目既着眼于发展的急需,又确保技术先进这个重点,切实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三是主导研究利用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极“左”的年代里,周恩来依然坚持向外国学习,主导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对派出去的代表团回国后不敢作报告的现象予以严肃批评,他说:“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1]474同年6月29日,他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时,提出要研究市场、金融。他直率地说,在“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2]。其中重要的一点,台湾吸取了部分外资。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协助他抓外贸工作的陈云大胆提出“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为此,“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6]218-219。这样,一方面利用外汇贷款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外贸出口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促进了工业、农业现代化建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继续坚持开放精神。周恩来当年倡导的开放精神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十多年发展经验表明,坚持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无论经济全球化遇到什么倒流逆风,无论国际环境怎么复杂多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开放的大门绝不能关闭,而且要越开越大。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的动摇和游移。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早在1957年周恩来就在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3]368“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3]373寥寥数语,就把改革与工业化、现代化、民族繁荣、人民幸福、社会主义等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简言之,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周恩来之所以把改革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的。1956年6月,周恩来就在关于体制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生产力大大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改变。”[3]265这里说的“改变”,实指“改革”,其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1961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时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要素及其本质时表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4]602这里说的生产关系的“改进”及“纠正”,主要是指经济制度的改革。接着,他又讲“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到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1]266。总之,在周恩来的理念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全面改革。

显然,在周恩来的理念与实践中,改革是全方位的,不仅要有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有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单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相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周恩来首先倡导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他认为,“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3]267,所以他力主中央分权给地方。为切实推进这一改革,他在1956年9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谈若干问题之一便是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提出“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以及“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逐步实现”的步骤。[3]314-315尽管这项改革因为“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的环境,收效甚微,但是他对此是执着的。1969年3月2日,他在全国计划座谈会第十期简报上就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作出批示:“企业下放分三类:(一)大多数下放给地方;(二)一部分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三)极少数几个双重领导,中央为主。”[4]282着力调动地方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其次是经营形式的改革。针对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在经营形式上过分集中的偏向,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会议上作的报告中要求予以纠正。他讲,在工业方面,“凡是经营合理并且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小型工厂,都应该保存下来,不应该草率地加以合并或者取消”;在商业方面,“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偏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1957年,他在国务院第四十四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7]31着力纠正在所有制形式上盲目求大、求纯的做法,激发各行各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活力与创造力。

再次是分配制度的改革。1956年6月,周恩来在谈到劳动工资问题时坦陈:“我们在工资问题上没有能够实现全面的改革。现在,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的问题突出,非解决不可了。”[8]555紧接着,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推进工资改革,进而努力调动全体人民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继续坚持改革精神。当下,既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还有激发和维护全体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一不变的主题。改革永远在路上,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所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周恩来坚持讲究思想方法,提倡科学精神。在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必须解决不断革命论与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等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7]412,旨在强调重视思想方法,尊重客观规律。1963年初,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1]412总之,整个现代化建设都要坚持科学精神。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既有极大的工作热情,又恪守严谨的科学精神。首先,在“四个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上,他坚持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全面提高。其中,坚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工业现代化为主导,国防现代化为战略支撑和保障,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关键与突破口。为此,他狠抓科技人才的培养,科技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引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利用,进而促进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其次,在现代化的发展步骤与速度上,坚持循序渐进。在发展步骤上,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他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479在发展速度上,鉴于我们的起点比较低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他坚持“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1]396,并反复告诫全党,“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比如“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1]190当“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浮夸风泛滥时,他对来访的朝鲜客人坦陈,“大跃进”中还有许多缺点,其中之一是突破常规的发展速度,自然会在前进中发生新的问题。他在接见苏联专家时也讲到“大跃进”中的三个缺点和错误,第一是发展的速度[7]238-239。对此,他尽管无力扭转“大跃进”的大局,但仍然做些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努力减少“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

再次,在现代化建设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坚持尊重客观规律。面对“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掠夺式的发展,周恩来及时告诫领导干部:“要学一点自然辩证法,要懂得自然界的矛盾。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这是恩格斯根据史料向人类提出的警告。我们在和自然界做斗争中,必须防止自然的报复,防止的办法就是恩格所说的,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9]475他在1964年谈到治理黄河问题时进一步讲,“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所以“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1]433-4341966年,他在谈植树造林问题时讲:“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1]446总之,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有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才有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正确处理积极进取与渐进的关系,继续坚持科学精神;就要像周恩来那样,增强科学素养,讲求科学思维方式。坚持不断革命论与发展阶段相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努力避免走极端、瞎折腾。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将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所以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3]346-347

艰苦奋斗,是周恩来一生崇尚的理念,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初即表示要奋斗:“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的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10]45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对大学生进一步强调:“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11]393他反复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只有奋斗,才能成就我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不仅热情宣传推广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而且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培育艰苦奋斗的精神。“大跃进”使我们国家面临着粮食危机,作为一国总理的他成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点钟或者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才去。他仅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每周都有几次,关注粮食调运、存放、库存、销售供给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他还要花大量的精力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中央的统一部署。那些日子里,他就是这样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以此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面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周恩来以“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无畏的献身精神而顽强地奋斗着。尤其是身患癌症之后,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忍辱负重,力挽狂澜,苦撑危局。他对协助其工作的谷牧讲:“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谷牧说:“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难过,也很激动。周总理已经知道了自己身患不治之症,每时每刻想到的还是国家和人民,还在劝勉我们为国家和人民拉车,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啊!”[12]371974年1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他奉命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有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他自己也知道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凶多吉少,但是他坚定地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13]1161,后义无反顾地飞赴长沙,与毛泽东共商国是。1975年1月13日,他抱病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他在参加天津代表团讨论时,坦然而又郑重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同疾病做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14]1161他就是以这样的信念顽强地奋斗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就要像周恩来那样正确处理务虚与务实的关系,继续坚持奋斗精神。1980年初,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5]257而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5]260即像周恩来那样以上率下,做艰苦奋斗的表率,这是有效推进并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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