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BMI轨迹、产后体重滞留与产后1年代谢综合征的关系*

张华凡,陈艺璇,吴琳琳,吴晓霞,尹霭琦,胡凤巧,童嘉宁,黄旭娜,万艳梅,牛建民**

(1.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深圳 518000;2.中山大学第八附属医院,深圳 518000)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一种包括脂肪代谢紊乱、肥胖、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等危险因素在内的症候群,会增加心血管代谢风险(cardiometabolic risk,CMR)和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s)的发生,而心血管代谢风险和疾病是导致中国女性疾病负担中最重要的因素[1,2]。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提出了第一个应用于临床的MetS统一定义[3]。世界上有超过十亿人受到MetS的影响[4]。目前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我国女性的患病率达30.3%,给妇女健康及卫生系统带来了极大的负担[5]。

妊娠妇女孕期体重增加、身体发生代谢改变,这不仅对妊娠期间的母体和胎儿造成近期影响,而且对母子健康产生远期不良影响[6-7],如血糖、血脂异常等,而这些是MetS的诊断指标之一[4-5]。孕前到产后第1年的平均体重变化被称为产后体重滞留(postpartum weight retention,PPWR)[8]。PPWR进一步发展为中心型肥胖[9-10],而中心型肥胖是MetS的重要诊断指标之一[5]。本研究通过探讨妊娠期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轨迹及PPWR与产后1年MetS发生的相关性,以期尽早识别CMR妇女,为减轻妇女心血管代谢疾病负担提供参考。

1.1 研究对象 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选取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720例。纳入标准:单胎且年龄大于18岁;同时有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体重数据。产后随访内容包括问卷、一般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排除5例无产次、2例无产后随访体重的妇女,最终纳入713例。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深妇幼伦审(2017)23],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收集 妊娠期:血糖异常[包括孕前已确诊的糖尿病及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血压异常(包括孕前已确诊及妊娠期确诊的高血压)、胎儿性别、产次、教育水平。产后:身高、体重、BMI、腰围、臀围、血压。产后:采集空腹静脉血约5mL,检测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

1.2.2 妊娠期BMI轨迹分组及PPWR分组 (1)妊娠期BMI轨迹分组:孕早期(0～13+6周)、孕中期(14～27+6周)、孕晚期(28～40周)各期只要有一次体重数据就被用于计算BMI,进一步构建妊娠期BMI轨迹,并将各期体重所对应的孕周数定义为孕12周、26周、38周。(2)PPWR分组:计算产后1年BMI与孕前BMI之间的差值。将孕12周前(首次产科建档)的BMI视为“孕前BMI”,这一数据从医院电子系统导出。

1.2.3 MetS诊断标准 参考2009年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和美国心脏协会/国家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标准[11]:诊断为MetS需满足以下任意三条:(1)中国女性腰围≥80cm;(2)TG≥150mg/dL(1.7mmol/L),药物治疗既往升高的TG是一个替代指标;(3)女性HDL-C<50mg/dL(1.3mmol/L),药物治疗既往降低的HDL-C是一个替代指标;(4)SBP≥130mmHg或DBP≥85mmHg,抗高血压药物治疗有高血压病史患者是一个替代指标;(5)FPG≥100mg/dL(5.6mmol/L),药物治疗既往升高的FPG是一个替代指标。

2.1 一般情况 正常妊娠期BMI轨迹组更倾向于妊娠期间无血糖异常(67.9%),妊娠期间无血压异常(93.0%),未生产过(60.6%),有过大学以上教育的(80.7%)妇女。随着BMI轨迹从低到高,MetS患病率呈逐渐增加趋势,分别为0.3%、4.9%、25.8%。将PPWR分组按四分位间距分为:Q1<0.00、0.00≤Q2<0.86、0.86≤Q3<1.85、Q4≥1.85。见表1。

表1 各妊娠期BMI轨迹组的人群基本特征

2.2 妊娠期BMI轨迹的构建 使用LCGM对713例妇女的孕早、中、晚期BMI构建轨迹,得到轨迹1、2、3,各组中妇女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5.2%、46.3%和8.5%(图1)。

图1 713例妇女的妊娠期BMI轨迹

2.3 不同妊娠期BMI轨迹组及PPWR分组与MetS诊断指标发生异常数间的关系 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示,妊娠期BMI轨迹分组和PPWR分组均与MetS诊断指标发生异常数间呈较弱正相关,即妊娠期BMI轨迹越高或PPWR越多,MetS的诊断指标发生异常数增加(P<0.05)。见表2。

表2 妊娠期BMI轨迹分组及PPWR分组与MetS诊断指标发生异常数间的关系

2.4 MetS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妊娠期间血糖异常、妊娠期BMI轨迹分组、产后体重滞留分组与MetS患病均有关(P<0.05),但年龄、妊娠期间血压异常、胎儿性别、产次、教育水平与MetS患病均无关(P<0.05)。见表3。

表3 MetS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5 妊娠期BMI轨迹分组与MetS及其各诊断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轨迹2相比,轨迹1和轨迹3的发病风险OR(95%CI)值分别为0.06(0.01～0.47)和6.15(2.81～13.44)。同时,与轨迹2相比,轨迹1的中心型肥胖、TG升高、HDL-C降低的发病风险OR(95%CI)值分别为0.08(0.05～0.15)、0.27(0.11～0.69)、0.42(0.29～0.60);轨迹3的中心型肥胖、TG升高、血压升高、HDL-C降低的OR(95%CI)值分别为15.95(6.93～36.71)、3.20(1.45～7.05)、2.75(1.26～6.03)、1.90(1.09～3.31)。见表4。

表4 妊娠期BMI轨迹分组与MetS及其各诊断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OR(95%CI)]

2.6 PPWR与MetS及其各诊断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妊娠期间血糖异常、妊娠期BMI轨迹分组、PPWR分组纳入进一步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与Q1相比,Q2、Q3与MetS患病不相关,Q4与MetS患病呈正相关(OR=3.63,95%CI为1.10～11.96)。与Q1相比,Q3、Q4均与中心型肥胖、TG升高呈正相关(Q3:OR=2.89,95%CI为1.50～5.58;OR=3.77,95%CI为1.33～10.70;Q4:OR=8.43,95%CI为4.52～15.73;OR=3.26,95%CI为1.19～8.94),且随PPWR分组增加而增大。见表5。

表5 PPWR分组与代谢综合征及其各诊断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OR(95%CI)]

本研究对妊娠期BMI进行轨迹的构建及分组,更好地反映了妇女孕期体重的动态变化情况。有研究对壮族自治区孕妇进行孕期体重轨迹的拟合,与本研究得出的轨迹较一致,但是他们选择了包括孕前、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及分娩前的五个点,更好地观察到了孕10周开始体重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3]。本研究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三个点在满足了各个条件后很好地拟合了三条轨迹。本研究观察到妊娠期BMI轨迹组增高或PPWR越多,MetS诊断指标异常数越多。孕妇孕期体重增重过多、身体发生代谢改变会对母子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不良健康影响[7]。本研究结果显示,处于轨迹3的妇女发生MetS是对照组的6.15倍,处于轨迹1的妇女发生MetS是对照组的0.06倍。已有研究表明,过度GWG的长期代谢后果包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MetS[14]。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发现轨迹3组妇女TG升高、血压升高、HDL-C降低等发生呈正相关,不同的是他们采用总的GWG值来观察与MetS发生相关性,我们则以轨迹的形式来表示。而McClure等[15]结果显示,GWG过高与血压、血脂、葡萄糖与MetS无相关性,但GWG导致中心型肥胖进而增加心血管风险。本研究也发现中心型肥胖与MetS呈正相关,与文献报道一致[6,15]。

Wahabi等[16]发现,产后12个月体重滞留会增加心脏代谢风险。本研究发现,产后1年产前BMI增加超过1.85个单位的妇女是对照组妇女发生MetS的3.63倍,与多项国外研究结果一致[17-18]。有文献报道,妊娠后1～2年HDL-C下降[19],但本研究未显示产后体重改变与HDL-C有关。研究表明,妊娠次数与HDL-C水平改变无关[19],这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结果。Kirkegaard等[20]发现,体重正常/体重不足女性中,体重减轻>1 BMI单位会增加28%的CVD风险。但本研究未发现这种相关,可能是国际BMI分类标准不适于中国女性,中国女性的BMI标准应该比其低几个单位[21],处于正常的国际BMI分类标准的欧美女性可能整体依然较中国女性的BMI高。Vetter等[22]研究减肥干预措施对血压、血脂、血糖等心脏代谢危险因素的影响,发现与增强型减肥组相比,常规型生活咨询减肥组体重减轻最少,也与心血管代谢风险更相关。本研究发现,Q3、Q4组的妇女与产后中心型肥胖、TG升高相关。

综上所述,妊娠期BMI轨迹组增高或PPWR较孕前增加1.85个BMI单位的妇女,MetS诊断指标异常数越多,MetS患病风险越大。目前,妊娠期及产后体重情况与MetS的研究迫切但不够充分,本研究开展前瞻性纵向研究对此进行探讨,为临床工作者指导妇女妊娠期及产后体重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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