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与大学生人际冲突解决策略的关系：亲子三角关系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陈伟，房敏，孙颖，何一清

（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2.齐鲁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济南 250000）

近年来，高校学生人际问题日益突出，因关系冲突引起的重大校园恶性事件和危机事件频发，引发教育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冲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判断意义，其对于个体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在冲突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1]。冲突解决策略是区分建设性冲突和破坏性冲突的关键因素[2]，反映了个体社会化水平及社会技能的高低[3]。当前对于冲突解决策略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因素[4]，少有研究从关系互动的角度探讨原生家庭对于个体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考察家庭互动关系对大学生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父母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是指夫妻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几乎所有婚姻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并非所有冲突都会对子女发展造成影响，子女知觉到的父母冲突比隐蔽未被注意到的冲突更能预测其问题行为[5]。由认知—情境理论可知，父母冲突作为子女的日常压力源，其评估过程受到冲突频率、持续时间、解决情况以及冲突背景因素的影响。长期处于具有破坏性的父母冲突之中会激发子女对于消极情绪、父母依恋以及关于家庭完整性和稳定性所产生的不安全感，放大对于冲突的感知，进而影响到情绪调节和行为表现[6]。同样，情绪安全理论认为对父母冲突的情绪感知、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婚姻冲突对子女的影响[7]。婚姻冲突作为极具破坏力的因素，会从内部瓦解家庭结构的稳定构造，从而影响家庭的功能稳定性，引发子女心理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当父母处于婚姻冲突之中，为减缓两人之间的焦虑、冲突，焦虑的一方总会无意识地扯入子女，形成亲子三角关系，用来避免直接面对问题，以恢复家庭的稳定与平衡[8]。由此可见，亲子三角关系联结了父母冲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以及子女对父母冲突的应对情况，这也使其成为探索父母冲突对子女影响的关键变量。

亲子三角关系（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最早由Bowen 提出，后来其内涵和分类在研究中被不断深化和拓展。最初主要是指当父母发生冲突时，子女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以降低或转移焦虑与紧张，从而形成的父—母—子的三角关系[9]，通常包括跨代联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替罪羊（scapegoating）和亲职化（parentification）三大类。又因父母面对冲突时试图拉拢子女，子女是否固定选择与一方父母联盟，将跨代联盟细分为固定跨代联盟和非固定跨代联盟。因父母转移冲突焦点，联合起来共同指责还是共同照顾子女的不同，将替罪羊细分为攻击性迂回和支持性迂回，故而被划分为五种亚型。已有研究证实，与三大类相比，五种亚型的分类相对较为完整，可以解释亲子三角关系更多的变异[10，11]。尽管父母会无意识地采用亲子三角关系以缓解婚姻冲突和焦虑，然而三角关系未必总会降低紧张，缓解冲突。僵化的三角关系可能会对家庭及子女产生不良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将子女拉入父母关系之中以缓解冲突的行为，会导致子女身心发展受挫，产生问题行为和适应不良的人际互动方式[12-14]。

由社会学习理论可知，目睹父母如何解决冲突是子女习得冲突解决策略的重要来源。Rahim从关心他人和关心自我两个维度将冲突解决策略划分为整合（integrating）、回避（avoiding）、竞争（dominating）、顺从（obliging）和妥协（compromising）五种策略[15]。该分类被广泛应用于探索个体在面对冲突时的行为倾向[16，17]。由于整合和妥协策略同时关注自我和他人需要，常被看做建设性解决冲突的方式。若父母将子女拉入自身婚姻冲突中以回避问题，不仅不能让子女习得建设性解决冲突的方法，反而会使他们应对冲突时，习惯用逃避等策略压抑自身想法[18]。既有研究表明目睹并观察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将冲突中接纳和习得的经验用于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19]。

纵观目前国内针对父母冲突影响子女身心发展的实证研究，大都将焦点集中于子女问题行为及不良情绪[20，21]，或关注其对子女婚恋态度的影响[22]，很少在家庭系统视角下探讨子女冲突解决策略形成过程中父母冲突及亲子三角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性别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的多重复杂性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细观既有研究，男女生谁更容易受父母冲突影响[23，24]?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类型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论间存在不一致，且存在跨群体、跨文化的差异性[12，25，26]。即便是在同一文化背景同一年龄阶段下，也存在分歧性结论[10，27]。关于亲子三角关系的性别特点，已有实证研究形成两种相悖论断，部分研究尚未证实存在性别差异[9，10]，报告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在替罪羊维度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男生更易作为替罪羊卷入亲子三角关系，而跨代联盟和亲职化维度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不一致[11，12，28]。此外，冲突解决策略的研究发现男生更多使用竞争策略[23]，女生为维持关系和谐常避免使用消极冲突管理方式，如敌对和道歉[29]。基于性别差异的分歧性和复杂性，将其作为一个检测视角纳入研究实有必要。

综上，本研究突破以往未将不固定跨代联盟和支持性迂回纳入实证研究的局限，从子女视角出发，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初步探讨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与大学生冲突解决策略的关系及其性别差异，为提升大学生冲突解决能力，化解校园危机提供有效干预点。理论假设模型M1见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M1

1.1 被试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华北地区5所高校大一至大四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1600份，剔除规律性作答和明显乱答或漏答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444份，有效率为90.25%。被试的年龄在17～25 岁之间（M=19.18,SD=1.27），其中，男生551名，女生893名。本研究所有被试均为统招全日制在读大学生，自愿参加本研究。研究程序和内容已经高校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冲突 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5]修订的父母冲突子女感知量表中的父母冲突分量表。该量表共19个条目，包括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和冲突解决3个维度，分为4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父母冲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0.909，各因子α系数在0.793～0.824之间。

1.2.2 亲子三角关系 采用张博雅[9]编制的亲子三角关系量表。该量表共20个条目，包括固定跨代联盟、非固定跨代联盟、攻击性迂回、支持性迂回和亲职化5个维度，采用6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卷入亲子三角关系的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59，各因子的α系数在0.626～0.792之间。

1.2.3 冲突解决策略问卷 采用张勇和刘红丽[30]修订的冲突解决策略问卷。原量表存在整合、回避、竞争、顺从和妥协策略5 个维度，共28 个条目，采用5级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采用相应的策略应对冲突。张勇等[16，30]在大学生和企业员工中进行本土化验证的结果表明其为四维或三维结构，在大学生样本中尚未有效区分出妥协策略。鉴于既往量表结构存在不稳定，在本研究中对其重新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经检验五因子模型拟合良好（χ2/df=4.978, GFI=0.930, AGFI=0.908, CFI=0.940,TLI=0.926,RMSEA=0.053），所有题目的因子载荷在0.47～0.79 之间。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24，各因子的α系数在0.765～0.897之间。

1.3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集体施测，被试自愿参与测试，问卷当场收回，时间约为20 分钟。采用SPSS 22.0和AMOS 24.0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经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第一主成分方差解释率为15.08%，小于40%的判断标准[31]。经单一方法潜因子途径检验，对所有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32]，结果显示该单因素模型拟合指标不理想（χ2/

df=19.212, GFI=0.874, AGFI=0.816, CFI =0.845,TLI=0.805,RMSEA=0.112）。综上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和冲突解决策略进行全样本和分性别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在父母冲突上性别差异显著（t=2.47,P＜0.05）；
在亲子三角关系固定跨代联盟（t=1.96,P=0.05）、非固定跨代联盟（t=2.03,P＜0.05）、攻击性迂回（t=5.05,P＜0.001）、支持性迂回（t=5.51,P＜0.001）和亲职化（t=3.04,P＜0.01）维度性别差异显著；
在整合（t=-5.79,P＜0.001）、回避（t=-2.08,P＜0.05）、竞争（t=2.40,P＜0.05）和妥协（t=-3.60,P＜0.001）策略上性别差异显著，在顺从策略上差异不显著。

表1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描述统计（n 全样本=1444，n 男生组=551，n 女生组=893）

2.3 父母冲突对子女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亲子三角关系的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冲突解决策略的作用机制，用极大似然法对图1假设模型M1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父母冲突到回避、竞争和顺从策略的直接路径不显著，亲子三角关系到冲突解决策略的个别路径不显著，父母冲突到支持性迂回和亲职化的路径不显著。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后进行重新拟合，得到如图2 所示的模型M2。M2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6.15,RMSEA=0.060, NFI=0.974, CFI=0.978, GFI=0.979。此模型拟合良好，表明父母冲突可以通过影响亲子三角关系类型中跨代联盟和攻击性迂回的卷入程度，进而影响个体冲突解决策略的选择。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3]（取样次数为5000），结果表明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均不含0，说明中介作用显著。具体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及效应值见表2。

表2 中介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与效应值

图2 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对冲突解决策略的路径模型M2

2.4 父母冲突对子女冲突解决策略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检验

基于男女大学生存在的显著差异，采用多群组分析深入探讨父母冲突对子女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机制是否具有跨性别的结构一致性。构建基线模型、测量加权模型、结构加权模型等探讨不同模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各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见表3），可以进行跨组比较[34]。进一步的模型不变性检验表明，与基线模型相比，其他模型拟合指标的改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性别大学生间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见表4）。由于上述说明的是整体性的无差异卡方检定，可能会蒙蔽特定因素负荷量的组间效果，因此还要具体检查两组模型路径系数的临界比率值差异[35]。具体来看，男生组中，非固定跨代联盟对顺从策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男=0.06,P＞0.05;β女=0.156,P＜0.001;CR=-1.117,P＞0.05）。女生组中，父母冲突对整合策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男=-0.095,P＜0.05;β女=-0.053,P＞0.05;CR=1.339,P＞0.05）；
父母冲突对妥协策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男=-0.123,P＜0.001;β女=-0.023,P＞0.05;CR=2.623,P＜0.01）。由CR 值可知，在0.01 的显著水平下，父母冲突到妥协策略的系数值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见图3模型M3。

表3 多群组分析适配表

表4 模型不变性检验表

图3 性别的差异检验图M3（括号外的路径系数属于男生模型，括号内的路径系数属于女生模型）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分性别的中介效应检验[33]，发现在男生模型中，非固定跨代联盟在父母冲突到顺从策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95%置信区间包含0，父母冲突对顺从策略的影响仅通过攻击性迂回起作用。在女生模型中，父母冲突到妥协策略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非固定跨代联盟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23；
而在男生组中，父母冲突既可以通过非固定跨代联盟起作用，也可以显著直接负向预测妥协策略，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为33.3%。具体数据见表2。

总体来看，大学生的冲突应对方式相对比较积极，更多采用合作化的策略来应对冲突，如整合和妥协策略，对于竞争策略使用最少，这与已有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倾向于采用合作方式来解决宿舍冲突的结论相一致[36]。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在父母冲突、亲子三角关系和冲突解决策略上性别差异显著，男生对父母冲突的感知更为强烈，更容易卷入亲子三角关系，在应对自身人际冲突时更倾向于使用回避和竞争策略，与女生相比，更少使用整合等建设性解决问题的策略。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亲子三角关系是父母冲突影响子女冲突解决策略选择的重要变量。父母冲突可以通过影响亲子三角关系中跨代联盟和攻击性迂回的卷入程度，间接影响冲突解决策略的选择。综合来看，高父母冲突家庭中，父母一方固定地拉子女联盟以缓解婚姻冲突的方式，在子女冲突解决策略形成中起消极作用。当子女选择固定站在父母冲突的某一方时，也会面临被另一方父母排斥的风险，导致其不容易形成整合策略，在面临自身人际冲突时，更多采用竞争策略来应对。由家庭系统理论可知，当子女固定地与父母一方联盟以对抗另一方，会导致其仗着联盟关系破坏家庭规则，在面临自身冲突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从而采用竞争的策略来应对[11]。其次，本研究发现非固定跨代联盟对冲突解决策略形成的影响具有双面性。除发现非固定跨代联盟显著影响回避、顺从策略外，其对整合和妥协策略的预测作用也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尽管子女在父母之间摇摆，面对父母拉扯和冲突时陷入两难困境，产生回避和顺从行为，但根据家庭需要选择不固定与父母一方联盟的过程也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导致其反向形成增加了在自身冲突解决中的合作性。这也提示在临床干预中，要辩证地看到非固定跨代联盟在子女冲突解决策略形成过程中的双重作用，挖掘其中的积极元素。此外，攻击性迂回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顺从策略。攻击性迂回是子女充当替罪羊从而缓解父母冲突的典型表现。当父母过于关注子女问题行为，以指责处罚的方式予以管教，将其当做转移婚姻冲突的有效策略时，会导致子女形成自己是父母婚姻冲突导火索的负面认知，从而在面对自身人际冲突时，表现出更多的顺从行为[27]。

综上，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跨代联盟（固定与非固定跨代联盟）、替罪羊（攻击性迂回与支持性迂回）和亲职化在父母冲突对大学生冲突解决策略形成中的不同作用，支持将亲子三角关系的五种亚型纳入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在具体探讨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时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发展性差异。社会化可能是形成男女间不同行为表现的重要原因[37]。相对而言，社会较接受男生表现出攻击行为，而期待女生表现出退让及亲社会行为，因而女生在冲突应对时更容易采取妥协折中的策略。已有研究证实在父母冲突情境下，青少年男生更容易呈现出消极应对方式[12]和更多的偏差行为[38]。本研究中男生顺从策略的形成仅通过攻击性迂回起作用也证实了父母冲突对男生外化行为的影响作用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既往探讨父母冲突对子女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青少年，较少关注大学生群体。事实上，父母冲突对子女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两者测量间隔时间越长，影响越强[39]。儿童64个月之前经历的父母冲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16 岁时的问题行为[40]。尽管大学生已从物理空间上实现与原生家庭分离，心理空间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因素的侵扰和影响。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后期和成年初期两大发展任务的关键期，在应对自我认同危机，发展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如何剥离家庭施加于自身的影响。因而将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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