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基于三重向度的比较论析

刘 儒,刘启农,向潇璇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现代化一般被视为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当现代化的各种模式在世界上展现时,中国……未能跨入先行者的行列……”[1]1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依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努力,探索出一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步实现了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总结概括,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22,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23,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与价值取向。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以和平发展为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明显挑战了以“西方优先”为基调的单边主义准则,破解了西方“资本至上”的价值内核,实现了对西方国家走战争、殖民、掠夺式现代化道路的全面超越,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价值观、实践观和世界观三重向度对中西现代化进行比较性论析,对于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鲜活特质,构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

十八世纪以来,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致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西方国家率先跨入现代化行列,塑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西方优先”的世界秩序。在此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几乎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西化”。“西方先进社会产生的最初影响是那么深刻,以致其他社会往往倾向于抛弃自己的制度而去全盘照搬西方先进社会的制度。”[3]5但是,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引领下,他们宣称的所谓民主自由、和谐发展、世界共生的现代化理想蓝图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意识形态分歧、发展观念分歧、贫困鸿沟和文明隔阂等困局。而中国基于独特的、和平的历史文化基因,破除了西方现代化“自我优先”的思维定式,倡导全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和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西方中心主义衍生出“自我优先”的扩张征服式现代化道路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于西方文化文明的基因,并伴随其工业化、殖民化渐成体系。现代西方文明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走出了具有对外扩张特征的西式现代化道路,旨在构建一个以“西方优先”为准则的国际秩序。然而,西方一再推崇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造就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相反,“西方优先”原则及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致使西方内部“无节制的衰退”,也对“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构成威胁。

第一,西方扩张式的现代化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经典价值体系。理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需要从西方文明初始思维模式及其运演逻辑中洞察其深层机理。西方文明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之上渐成体系,其核心价值包括理性、科学、自由以及对自身文化的绝对认同。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视哲学理性为通往真理之途。黑格尔对此评价道,世界历史的开端源于古希腊,因为那里存在“理性”的自我实现,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标。中世纪后,基督教教徒将形而上学与基督教要义融会贯通,将理性与神学相结合,认为上帝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永恒,强调“主客对立”,并自认为肩负了“同质化”全人类为上帝子民的重任,以传教士、十字军等方式向“未开化”的国家民族侵略扩张,现代西方文明的扩张性也来源于此。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进一步批判了专制、特权和愚昧,但同时强化了“理性”“科学”和“自由”的权威性。现代大工业的力量“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4]585。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现代西方文明自定义为集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和工业文明之精华而萃取出的“普世文明”。伴随着西方内部民族、种族优越感的日益强化,其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嬗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阶级利益基础,西方世界自认西方文明引领世界文明,代表了人类的发展方向,故而西方信奉的价值观为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普世价值”。近代以来,黑格尔、兰克、孔德、韦伯、雅斯贝尔斯等人进一步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精巧论证,旨在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并将这一体系冠以毋庸置疑且绝对标准的人类范式。关于该范式的最终目标,吉尔伯特在《美学史》中有过详细的表述,即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最高层级的存在,即统治者的地位。虽然汤因比、巴勒克拉夫等西方史学家明确指出“西方中心论”失之偏颇,但现代西方文明仍然继承了“西方中心论”的精神内核,以“非此即彼”与“主客二分”的价值观为导向,走向了与“自由平等”相去甚远的自反道路。

第二,西方扩张式现代化决定了西方文明在与人类文明互动时充斥着“优先性”和“统治性”。马克思批判道,“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5]196,并且“强迫可用于蛮族人”是西方国家信奉的达尔文主义一以贯之的处世法则,因此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方式亦是司空见惯的。工业革命后,在工业制造业与军事实力的加持下,西方国家以舆论渗透、价值观同化、暴力征服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开启了泯灭人性的殖民扩张,确立了欧洲—大西洋的世界权力中心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形成了一个全球依附于英国的世界殖民体系。伴随着“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6]404,个体与个体不平等上升至文明体之间的不平等,创造出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文化体系,制造出“西方优越”的假象,也让其内部自我优越感达到顶峰。马兹利什提出:“欧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出自上帝旨意的事实。”[7]62韦伯宣称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理性主义[8]4。由此可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中,任何文明和民族都是西方文明多元文化的装饰品,无法摆脱依附于西方文明的宿命。近代大国崛起的实质都是西方内部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无论欧美存在什么样的分歧,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共识,决不允许“新的世界文明中心将由太平洋的新兴大国体现”。当今,美国维系了欧洲—大西洋的核心地位,它在维护“西方主宰”精神内核的问题上与西欧一脉相承,加之其后来居上的绝对实力,国际社会心照不宣地认同了“美国优先”的国际秩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斯皮克曼的“围堵理念”等地缘政治思想都集中反映了美国对“控制全球”的渴望。此外,福山等学者以西方为中心的专制主义话语导向向其他文明灌输所谓“历史终结论”观点,以维护和巩固西方文明的优先地位。这种“以西为尊”价值观的输入和泛滥致使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逐渐丧失文化独特性和文明主体性,被动接受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这一理念,时至今日,部分国家和地区实质上仍然是西方的殖民地或代理国。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浸润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土壤中,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主客二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现代化道路必然携带种族、文明、宗教、环境等优越性的历史基因,带有先天的排他性、扩张性和野蛮性。当前,西方文明已呈现下滑趋势,西方世界陷入整体性焦虑。为维护西方优先的国际价值体系,美国大搞极端利己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以极限施压、科技封锁等政策措施打压他国发展,导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严重问题,让全球新旧矛盾交织,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行。西方陷入的困境印证了其价值观无法为人类共同发展提供有效精神指引,无法为全球治理提供合理方案。未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能是西方独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应是以和平与发展、全人类共同繁荣为主旨的多元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

马克思曾指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9]44,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准则。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西方优先”的世界秩序并非凝聚人类共识的良策,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扩张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而中国自古倡导“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文化理念和处世价值,中国共产党更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凝练概括了全人类的基本价值共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源于“命运与共”的价值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命运与共”的观念基石。马克思的“共同体”“世界历史”和“人的解放”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引,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消除一切不平等和剥削状态,最终建立自由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塑造“命运与共”的统一体。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标识的载体。在中国古代百家思想中,“和”文化始终是个人、社会乃至国家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与周围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视为君子的重要美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将“和”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层面,认为“和”是万物相生相育的内在要求和存在状态。墨子也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与“天下兼相爱”的价值理念以实现和平发展。最后,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近代中国也是在西方欺凌压迫下开启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正视文化、文明的差异性,汲取和借鉴其他文明的精华,形成了与日本“转向型文明”不同的“回心式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旨在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形成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的新文明观,为推动走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南。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决定了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互动中彰显着“包容性”和“互鉴性”。当前,西方文明“自我优先”价值体系中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一定影响力,不平等的世界文明体系依旧存在。对此,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0]259,任何文明都有其价值的独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21,广泛凝聚人类共识。中国共产党主张世界各国共建互惠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丰富成果,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将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前途命运相结合的深远智慧。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自我更新,这是一个平衡当前国际社会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不平等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文明结构重构的过程。对于西方价值内核引领下的强权政治的殖民扩张式现代化,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2]23,这种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道路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沉重灾难,也会给世界带来混乱。当前,国际环境愈发复杂,全球治理严重赤字、经济艰难前行、多边机制改革诉求无果等现实问题接踵而至。相较于西方不可持续的“后殖民主义”发展理念,中国提出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摒弃了西方思维,突破了西方框架,这一新型国际合作理念与实践贯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指明了国际治理变革的新方向,是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据世界银行官方预估,“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相关国家760万人脱离极度贫困、3 200万人脱贫,大幅度提升参与国贸易收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2]9事实证明,以“命运与共”价值基础衍生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自我优先”惯性思维的强权政治,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控制欲驱使的扩张式现代化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内含着“命运与共”的和平理念,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主客一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彰显着平等性、包容性和互惠性,是一条携手世界各国共同进步的和平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60-61中国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绝非缓兵之计,也绝非战略掩饰,而是具有高度主体性的文明体的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为实现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最终形态已经到来。但由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剥削掠夺式现代化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却被少数人占有,不可避免地引致两极分化,造成阶级、民族、国家间的对抗性矛盾。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遵循和基本旨归,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至上”的实践逻辑,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正确向路。

(一)西方现代化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以“资本至上”为实践逻辑的暴力现代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在人类历史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从本质上看,被“异化”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总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以“资本增殖”为宗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极端贫困、阶级固化和社会政治撕裂,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普遍沉痛的灾难。

第一,西方现代化是被资本逻辑所异化、束缚,最终被资本支配的现代化。首先,西方国家不同的政党或政治组织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西方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正是这些被资本异化、束缚且缺乏政治定力的集团机构。在西方社会发展运行机制中,政党代表的利益多元性和不一致性会导致社会内在固有矛盾、政治斗争的长期存在。各政党不得不将制度视为利益集团斗争或政党之争强有力的工具。在制度发展完善的成长期,落后的领导力量致力于平衡利益分配,而无视制度的缺陷性、落后性以及国家适应规范能力的不良发展,最终导致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呈现对抗性矛盾。其次,“资本至上”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安排,归根结底是特权阶级谋取自身利益的现代化。韦伯将资本逻辑推动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理性化”的过程,正是“理性主义”的内在动力,驱散了神秘魅惑,揭开了自然世界的面纱,资产阶级才得以将生产资料集中化、扩大化,从而撬动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创造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服务,成就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的劳动生产并非以需求为中心,而是由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11],即资本的力量所牵引。长此以往,资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2]31-32。最后,伴随理性主义的膨胀发展,工具理性被资产阶级过分倚重并滥用,价值理性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均势发展,至少造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社会现象:其一,在经济理性引航下,“科学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异化为科学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13],完全分离了人除却理性之外的任何感情意志,滤透了人除却自私自利以外的任何追求,人异化为孤立的人、不完善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人全部沦为被资本异化的机器,越发偏离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其二,资本主义国家所吹捧的“自由”“民主”一再凸显个人价值的重要性,激化了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人的异化与社会异化相互交织发展,人与外在环境成为纯粹工具式关系,社会的维度彻底被边缘化。其三,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合理膨胀式发展下,“个体化的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欲望也无节制地膨胀,随之召唤出人对大自然的奴役意识,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第二,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战争暴力掠夺”为重要手段,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的,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多维分裂。首先,在资本主义完成第一个否定后,社会结构所依赖的前提由“人的依赖性”转向“物的依赖性”,即“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2]52。此时,现代社会完全被资本支配,工具理性彻底超越价值理性,人变为“抽象的人”“虚幻的人”,于是,资产阶级完全将“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9]33,而后以“资本增殖”的功利动机为驱动内核,以纯粹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导向,迫使劳动者无法占有自身的劳动,导致两极分化、阶级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806,诸如“圈地运动”“种族灭绝”等血腥历史,无不揭示了资本的罪恶。当今,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多种新的现代经济形式与改良主义政策,但其固有矛盾依旧存在,阶级固化、社会撕裂仍难以避免。其次,在工具理性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15]124,导致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再统一。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反复强调的个人价值,其实是“人的物欲化与庸俗化”。人们只看重个人利益,片面强调社会公共生活对个人的社会责任,而无视个人对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担当。长此以往,个体的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越来越薄弱,人们对公共福祉、社会正义等愈发冷漠,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撕裂等问题。最后,被资本贪婪虚伪意志所左右的西方现代化超限度地向大自然攫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给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严峻的生态、能源危机。虽然西方提出通过政府、市场、技术等绿色革新手段化解生态矛盾,但收效甚微。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制度性弊病引发的生产过剩、消费不畅等系统性、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导致国内市场千疮百孔,无法与资本贪婪逐利本性要求相适应,正如美国军事家马汉所述,“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16]230。在此情势下,资本意志必然要求资本载体跨越时间空间,竭力去掠夺、奴役其他国家地区,按照“资本势力”瓜分殖民地资源财富并将其作为资本输出地,以对外转嫁危机,获取超额利润,实现价值增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暴行批判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6]861-862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政党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而非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内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人的物欲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沟壑被资本前所未有地放大,因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掩盖的是其跨越时空的暴力掠夺等血腥历史,贝克特教授就曾称“战争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被“资本至上”逻辑所贯彻的西方现代化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殖民掠夺,让“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状态上升到“富有国家剥削贫穷国家”的状态。“这种世界体系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世界最终出现富裕与贫穷国家之分,或富有的核心、发达、工业化地区与依赖性的边缘、不发达、非工业化地区之分”[17]2,导致世界长期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旨归、以“人民至上”为实践逻辑的和平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准则。与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坚持以“资本至上”为起点和以“物质膨胀”为终点,进而对世界其他国家施行压迫剥削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理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旨归,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现代化,不但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还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营造了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

首先,“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8]55。不同于被资本异化的西方统治阶层,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领导力、组织号召力、自我革命力,成为唯一能胜任且执着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先进政党。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规定了固有制度属性,指明了发展归宿。一方面,马克思秉持以人为本的内在尺度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提出“自由联合体”的概念,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和现代化的终极归宿是共产主义,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崇尚和平,认为和平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最有利于实现人类本性的价值目标”[19]。对此,列宁进一步阐释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20]279,明确了和平发展是现代化的正确轨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定义了“人与现代化”的关系。其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力量是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因此,只有当人统摄于物,在不受他人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主体才能成为“现实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去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35,人的固有力量应该是社会力量。因此,人与社会和谐全面的互动是双向的,人会利用自身主观能动性去构建全新的社会关系,同时让自己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体。其三,人的意识不仅仅能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创造新的世界。因此,当人真正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才能够拥有足够的自由度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现象将会以和平发展的样态渗透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物质精神基础。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内在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现实归宿,建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奴役,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准确判断了中国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引领各族人民砸碎旧社会的枷锁,将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将中国引入现代化潮流之中。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制度构建中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不懈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22,明确了要推进“五个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双向互动。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共存共生的,个人价值与公共福祉、社会正义是相得益彰的。中国共产党人时刻提防资本溶蚀上层建筑,深刻反思资本、限制资本、驾驭资本,以价值理性领航工具理性,创造一切有利因素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14]666,才能理解生产力并为己所用。对此,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勇于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21]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着重强调从顶层设计出发,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体制机制的藩篱,革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冲突的部分,不断优化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民生保障方面,中国以强势的姿态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逐步实现人民的丰衣足食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人民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著名命题”[22]。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包括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中国注重“量”的积累,更注重“质”的飞跃,坚持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的观念。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格局与世界开放经济的良性互动更为深入、健康。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塑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最终造福各国人民。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的现代化,是“人民至上”的实践逻辑所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张让全世界共享发展成果,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性、发展性与福祉性。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高度自觉的政治定力与自我革命力不断强党兴党,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为人的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性力量,自觉承担国际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为构建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23]494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现代化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存在着普遍的共性特征,各国现代化需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对“特性”的探析显得更为重要。这种特性具体表现在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现实条件,选择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从长期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3]5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所推崇的“依附式”现代化模板,选择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内生性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刻板印象。

(一)西方现代化是“依附发展”的现代化,扰乱了新兴独立国家的现代化步伐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为其制定富国振兴的政策方针,引诱其复刻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和政治制度。但是,西方推崇的一元发展范式的真实政治目的是让“低度发展”国家以依附的姿态臣服于自身,以稳固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形成具有明显“主从关系”的资本共同体。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凡是不切实际套用西方现代化模板的欠发达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真正普遍的发展,反而持续加深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深陷现代化“陷阱”。

第一,西方现代化热衷推崇“普世价值”,诱使发展中国家套用西式模板形成依附关系。事实上,从殖民时代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客观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依旧以“隐匿者”的身份,刻意将亚非拉等国家定性为“低度发展”地区,以“救世恩惠”的表象,佯装为其提供“富国振兴”的现代化模式,从而干预其国家政策的制定,控制其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其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进一步巩固发达国家的中心统治地位。一方面,位居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关于现代化的每条理论假设与结论都在维护它的立足点,即世界历史呈一元单线度的直线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充分发挥其话语主导权,将自身血腥残忍的现代化史过滤美化,将自身政治经济体制唯一化,自定义为现代化的唯一规范“标杆”,从而构建起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合理”经验框架,并披上“民主”“人权”“自由”的虚伪面纱,向第三世界民众进行“普世价值”输出。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地区“必然或者自然”以此为目标并为之奋斗,主权国家但凡出现经济停滞等问题,都被批判为没有采纳西方提供的“药方”;另一方面,西方一以贯之地“唱衰”“围堵”与其发展观念不同的国家,以维护西方一元发展论的权威。当面对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渐入佳境并涌现出积极成果时,它们或是持批判态度或是直接否定此类非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如肆意打压“中国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对“中国模式”提出“慎用论”和“否定论”。“慎用论”认为中国仍然处于转型阶段,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称为“中国模式”过于心急。“否定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模仿套用。抑或是用诸如“威胁论”“崩溃论”等挑起“民族仇恨”和“民族隔阂”,再加之“孤立”“脱钩”“去风险”,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等层面遏制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充分暴露了西方现代化专制、压迫等不和谐特征。

第二,诸多脱离帝国主义控制的新兴独立国家跨入发达国家的道路并不顺利。伴随着现代化从西欧向世界各国的扩散,绝大部分欠发达国家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直接套用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化模板。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短时间内呈现出一定的增长态势,但长期来看,国家民族的“社会传统性”逐步消失殆尽,不但未能全面提升社会福祉,反而显著增强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扩大了与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当它们意识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所谓理想社会体制与发展模式不过是“空中楼阁”时,为时已晚。当然,韩国、新加坡等小体量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赶超发展,但它们的崛起并不是完全复刻经典西方现代化道路,更像是一种官僚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其中自然也离不开冷战等地缘政治格局的缘故。在当前国际分工生产中,西方长期占据产业链高端,依靠品牌知识产权,将低端产业、污染业转移,以维持自身高利润福利。广大非西方国家依附“中心”国家的高端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边缘地位,长期扮演着生产制造、资源消耗、产品销售的角色,使其科技水平长期局限于产业链下端,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在西方“极端自利”的国际体系论中,“依附式发展”的边缘国家可以上升至“依附式发展”半边缘国家,但中心国家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弗兰克对这种非对称性依附关系评价道,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显然,西方所构建的全新国际机制是一种“中心依附机制”,这种形式较殖民扩张的旧模式似乎文明一些了,但深层次机制并未改变。最终,资本涌向东方,利润流向西方,欠发达国家丢了市场也失了技术。也正如马克思所预言:“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405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本质是“依附发展”,即向“低度发展”国家提供西方现代化模板,诱使、教唆甚至威胁它们从属西方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价值体系,资源剥削性“利我”属性从未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深受西方资本剥削掠夺的迫害,深知“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的西方国家决不允许后发国家完美复刻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自己的竞争者。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的态势仍很明显,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依旧是世界格局的主旋律。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拓展了后发国家通往现代化的路径

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高歌猛进,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实践品格,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真正拓展了世界上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和平”理念,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几乎都是后发外生性现代化,因其自身现代性因素的不足而遭遇远大于先发内生性现代化国家的阻力。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对外扩张掠夺以累积自身现代性因素,进而支撑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模式,后发国家向国际社会转移其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的可能性和空间性几乎没有,需要更强大的自我消化能力。一方面,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悲剧印证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4]484,由内生性力量所主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路径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的正轨。正如明茨伯格所述,欠发达国家需要回到内生式发展为主的路线上来。具体而言,内生式发展模式注重以个体或群体的方式独立自主解决问题从而突破困境,需要在与本国实际高度结合的前提下通过构建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体系,以自主自尊的方式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保护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中国从根本上杜绝价值输出和道路输出,呼吁各国秉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探索具有国别特征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进程并声称,“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24]589,反对“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4]466。对此,习近平指出,现代化虽发轫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式现代化更不是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各国要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25]3,为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优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真正普遍的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西方国家自始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表面倡导“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要实现新自由主义一元领导下的多元参与格局。然而,“僵化的理论教条终止的地方,正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开始的地方”[2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中国必须摆脱依附西方的发展模式,只有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能真正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强调,中国要走上一条“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27]1464。改革开放四十余载,中国共产党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大力推进重要领域自主创新,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力图实现从边缘角色向主角的转换。当前,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相当一部分高科技领域的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实现了自主可控、自立自强,高新技术产业已占据全球市场重要份额。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2]19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铸就的伟大奇迹印证了马克思一元多线历史论的科学性。其中,一元性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正是生产力和经济力的变革,引导了世界历史演进过程;多线性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影响,不同的社会发展千差万别,即同种生产力可能会适应多种生产关系,即使是资本主义内部,其社会发展也是多模式多特征的。因此,国家社会发展模式是具备多样性特征的,世界的发展同样是多线的、多模式的。一元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性,共性与特性相统一构成多维度、立体交叉的世界历史。正如习近平所述,“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28]262。面对中西方现代化之争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给出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答,倡导全世界人民在“和平”思维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世界,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和平发展道路在“独立自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全力推进,以实事求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为准则的实践主张为世界其他国家迈向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切实可靠的另一版图。事实证明,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模式,弘扬团结协作精神才能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从不自诩“普世价值”,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命运与共”取代“文明隔阂”,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始终坚守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崭新样态,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对西方实现超越的同时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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