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抗争”:堀辰雄《姨捨》中的反战叙事

陈世华 柳田田

(1.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1)

创作了《神圣家族》《起风了》《菜穗子》等名作的日本近代作家堀辰雄,积极吸收西欧新心理主义文学思想,通过人物的感觉、意识和心理,表现近代社会不同时期日本民众的存在价值和生存处境。“如果相对近代文学来说现代文学的话,堀辰雄可以说是开启现代文学本质的作家之一”,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所表现出的“现代与古典合一的活力”(竹内清己,1984:220)也影响了三岛由纪夫等作家,一时引领着文坛新潮。

在日本政府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反战文学等进步文学创作受到强化管制的背景下,堀辰雄自1937 年至1941 年先后改编创作了《蜻蛉日记》《不如归》《姨捨》《旷野》等四部以王朝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姨捨》发表于《文艺春秋》1940 年7 月号,取材于平安时代菅原孝标女《更级日记》,作品延续着堀辰雄“在纯净的感觉与细腻精妙的心理分析中,蕴含着厚重的罗马式风格”(吉田精一,1963:8)的创作特色,在保留《更级日记》大致情节的基础上,改变了原著的体裁、叙事方式及部分情节,带有浓厚的“复述性色彩”(西川清治,1965:72)。堀辰雄在特殊年代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复述”并非简单的解释性作业,而是蕴含着深远意义。《姨捨》讲述了一位酷爱阅读物语的少女随父上京后,从闺中少女到入宫侍奉,最终嫁为人妻并伴夫远行赴任的故事。作品以主人公的两次入宫为主线串联起这位王朝女性的青春年华,并通过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变化推动故事情节和叙事进程的发展。主人公的两次入宫,牺牲了自己的人身自由,放弃了钟爱的物语,断绝了凡世的爱情。皇宫既是一种代表集体和荣誉的非现实空间,又是一种牺牲自我和梦想的现实空间。主人公在幻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无奈向现实妥协。作品中,个人为国家的牺牲被冠以“荣誉”的“美名”,实质上却暴露出平安时代女性在皇权统治下被物化的悲剧。堀辰雄在战时背景下的“经典重写”,表面上是顺应文坛潮流,规避政府对反战文学的严苛管制,实则以非激进的隐晦方式,揭穿“荣誉”战争之谎言,警示民众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被天皇蒙蔽、利用的危险,该作品也标志着堀辰雄成为“在深陷战争的昭和十年代,未受时局影响,专心坚守自己的世界而发展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谷田昌平,1965:64)。可见,《姨捨》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堀辰雄不惧强权、以特殊的隐喻形式揭露战争欺骗性、直击日本民众尤其是女性灵魂的反战之作。

皇宫构成了作品主要的空间意象,并由此衍生出虚实空间。在虚实空间的对立下,主人公的幻想与宫中生活现实形成无法化解的个人矛盾。同时,回归个人生活与奉献国家亦形成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在天皇极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此双重矛盾成为酿成个人悲剧的决定性因素。

作品中主人公的境遇和心理空间被物理空间左右。主人公从贵族小姐到入宫为侍,再到嫁为人妻的身份转变,与其两次出入皇宫的物理空间转移相对应,其心理也渐从憧憬未来变得抑郁阴沉。入宫前,主人公酷爱物语,每天徜徉在物语世界,过着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自幼听闻各种物语的主人公尤爱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语》,为能阅尽世间物语而日夜盼望上京。上京后的主人公随父亲、继母、同父异母的姐姐居住,时而与小猫逗趣,时而翻阅物语,度过了一段安逸舒适、颇有趣味的闺中生活。其后,在经历了自小依赖的乳母撒手人寰、继母离家、宠物猫失踪、姐姐去世等家庭变故后,主人公本就孤独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霾,唯有物语给予其灰暗生活些许色彩。主人公从《源氏物语》中读到“与自己境况相似”(堀辰雄,2016:5)的夕颜、浮舟虽身世浮沉却也色绝天下,这让其在悲惨家境中始终抱有对未来的希冀,也对物语世界愈加憧憬。作者对入宫前“主人公一味沉迷物语,甚至连现实世界的事情都在物语中追寻,活在空想世界的生活方式”(山本裕一,2003:17)的强调,更加突显了主人公入宫后面对宫内生活现实的巨大心理落差。入宫后,繁忙的宫务让主人公深感不惯和压抑,宫内的勾心斗角致使其倍感孤独而常常彻夜不眠,主人公渐知现实世界“并非像物语中所描述的那般”(16)理想,皇宫不仅成为其自由的羁绊,更成为其梦想破灭之源。再次被唤入宫时,主人公因“难以拒绝皇家的召唤”(19),奉旨将两位小侄女一同带入宫中,自此埋下了两代人为皇家牺牲的悲剧种子。再次入宫后的主人公与沉着稳重、优雅潇洒的男子偶遇后芳心暗动,数言的交谈却在心中几经萦回。主人公出宫后,仍继续为皇家工作,偶尔进宫侍奉,时常思念起那夜偶遇的男子,却再未出现良机,这也让其愈感孤独寂寥,郁郁寡欢,“在侍女中变得少言寡语,常常一个人呆滞地看着什么”(23)。这段青涩朦胧的思恋一时成为其在深宫之中唯一的期盼与慰藉,但无疾而终、惨淡收场的结局使其心境再次变得阴郁而放弃幻想。对物语和爱情的幻想破灭后,主人公最终嫁与年长20 岁的前下野国守为妾,过着顺从现实世界而闭锁内心世界的婚姻生活。纵观主人公的一生,皇宫内外的物理空间使其内心由憧憬到阴郁至闭锁,亦使其放弃对一见钟情的男子的思念而终嫁年长国守为妾,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国守女儿在王朝末期贵族社会和家庭所带来的无法挽救的停滞和虚幻的憧憬中生活的绝望与不幸”(西川清治,1965:75)。换言之,主人公悲剧性命运是特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结果是进入皇宫使然,皇宫内外成为主人公命运明暗的隐喻。

建筑空间在小说中会产生空间幻觉(魏小梅,2012:7)。作品中,皇宫这种金碧辉煌的建筑空间带给皇民“进宫后便一生幸福”(15-16)的幻想,成为统治者天皇为蛊惑皇民自我牺牲而构建的,象征荣耀与机遇的非现实空间。处于皇宫之外的主人公虽然“总觉着有些不安”(16),但仍对皇宫抱有遐想,而其两次进宫的经历使皇宫由非现实空间彻底转变为现实空间。第一次入宫,宫中的繁忙事务、冷淡人情使憧憬物语世界的主人公体察到皇宫中暗黑的现实;第二次入宫,突如其来的爱情使本已勘破世情的主人公产生“物语与现实重合”(山本裕一,2003:22)的幻觉,然而在无奈现实的裹挟下,爱情在皇宫内再一次沦为虚幻,与爱慕男子的两次偶遇与错过是作者有意识地“在原著的基础之上,改编为‘永恒的恋人’的‘虚幻之恋’”(大森郁之助,1970:55)。对主人公而言,受天皇统治的皇民是她无法回避的身份,在皇宫这个代表极权的空间中,主人公不得不放弃幻想,舍弃属于个人的物语、爱情、家庭和自由,这便是“王朝女性普遍化的人生”(工藤茂,1998:5),是皇权统治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暗含着堀辰雄对天皇极权统治的批判与抵抗。

《姨捨》再现原著《更级日记》中“永恒地追求爱恋、追求梦想”的女性形象,而王朝女性在封建皇权的压迫下追求自我的困境也同样成为“近代女性的烦恼”(松原多仁子,1957:84)。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背景下,频受天皇蛊惑的近代日本女性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如何取舍成为当时女性的困境。

《姨捨》中的主人公追求着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梦想,但这种纯洁的向往却因响应皇权而泯灭。两次入宫使主人公认识到了皇宫内的残酷现实,出宫后嫁给国守为妾,心中一边牵挂着年迈的父母,一边回望京都感叹道:“尽管如此,我的一生也并非空空如也”(28),心怀入宫的酸楚随夫远赴流传着弃老传说的信浓。这种开放式结局使读者对主人公今后的人生走向充满了各种想象,但“堀辰雄认可了原著作者对信浓的本质是‘荒凉’的理解”(大森郁之助,1970:48),因此,主人公随夫远征的命运也如开篇那首弃老传说的和歌“行旅过更级,姨舍山上月依依,难解我忧戚”(纪贯之 等,2018:328)中所映射的那样,注定主人公往后人生终究难逃“被舍弃”的荒凉命运。堀辰雄在《姨捨记》中曾提及的“日本的女子无论是谁都几乎宿命般拥有单纯的梦想,知道是梦想却依然抱有幻想,她们从一开始便以放弃的姿态接纳人生”(堀辰雄,1954:157),这种日本女性特质也成为易被皇权蒙蔽和利用的特点。堀辰雄在战时借平安时代女性特点的分析,敲响了女性因响应天皇对外侵略谎言而酿成悲剧的警钟。

在日本天皇极权社会中,集体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情感。平安时代,天皇作为极权统治者,天下之物皆为其用,人亦不例外;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时期,天皇被神格化,皇民皆成为实现其对外侵略政治野心的利器。在这种背景下,昭和时代的女性亦同平安时代女性一样被物化,成为天皇极权下被利用、被遗弃的牺牲品。《姨捨》表面上描述平安时代女性的悲剧,实则跨越时空,影射昭和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发动战争而利用女性的悲剧。《姨捨》中以平安王朝女性形象为原型创造的主人公,在进宫即能获得一生幸福的“甜言蜜语”引诱下进入宫内后,被冠以不容拒绝的责任感,使其在认清残酷真相后不得不放弃了自我。这种“甜言蜜语”式的欺骗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呈现:天皇将以侵略为本质的非正义战争伪装成构建“东亚共荣圈”的宏伟蓝图,所谓的“荣誉”之战的“美名”同样蛊惑人心。皇民在成为天皇所有物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我客体化,并在天皇的蛊惑之言中将这种客体化赋予了合理性,“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的——直接物性”(卢卡奇,1999:160),这使皇民非但无法拒绝天皇的号召,甚至自我物化而甘愿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此时的个体不得不放弃个人的自由、情感而被迫接受成为天皇对外侵略工具的价值灌输。

作品中的主人公不仅沦为权力的工具,同时也在家父长制下成为男性的牺牲品。当主人公的丈夫被授以万里之任时,主人公便离别父母随之前往,女性成为男性“附属物”的命运增添了女性的悲剧色彩。近代日本侵略战争驱使受天皇蛊惑的男性参与战争,女性则作为“附属物”被动员远赴战地,以身体为饲从事慰安妇和从军护士等工作,或被蛊惑进行“满蒙开拓”,或加入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等,成为战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无论哪种身份,战时女性皆被冠以“工具”标签,女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上野千鹤子,2019:37),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天皇制和家父长制下的女性命运,与平安王朝女性命运如出一辙。主人公在第二次入宫时将年幼的侄女带入宫中,该情节同样是对日本侵略战争时期,日本中小学生作为侵略后备军,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并强制进行军事训练,从而重蹈成人悲剧覆辙的隐喻。

皇权思想下女性被压迫的命运在平安时代的王朝文学中展露无遗,又在八百余年后的昭和时代上演。“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是以神话中的天照大神至历代天皇的传统为根基的”(豊秀一 等,2019),而明治政府为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实现侵略野心,将本已失去实权的天皇再次神格化,如天日隆彦等(2014)认为,丸山真男探究的“日本民众被迫长期处于隶属境地,并且驱使民众参与这次面向全世界的战争的意识形态原因”的本质,“在于向天皇寻求权力和伦理这种明治以来国家构造中固有的超国家主义”。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既使包括女性在内的日本民众成为侵略周边国家的工具,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无论是平安时代为国驻守的男性与为皇家奉献一生的女性,还是昭和时代为天皇而战的男性与服务战场的女性,皆失去个人与自我,被极权思想蛊惑成为集团中的一员,最终走向被极权所统制和利用的命运。

日本自建立近代国家以来,为摆脱长期对欧美列强与中华文明产生的劣等感,部分知识分子与国家融为一体,甘做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文坛号手。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在接受田渊紫织(2019)采访时认为,明治政府“利用被奉为‘日本古典’之最的万叶集来形成国民意识”,大肆宣扬“忠君爱国与万叶集之间存在无法分割的关系”,利用文学中浪漫的诗文,塑造民众畸形的忠君爱国思想。在20 世纪30 年代初,以保田与重郎为首的“日本浪漫派”激烈地抵制西洋近代文化,并憧憬所谓“崇高”的万叶精神,以此达到向天皇表忠、鼓吹战争的目的。1935 年,保田与重郎与龟井胜一郎等人以共同创办的《日本浪漫派》杂志为阵地,提倡以“古典回顾”的方式打开日本民族的危机局面。其文学主张随着战争的推进而进一步响应日本战时国策,并因此“在那些必须赴战场的知识分子预备军的大学生、旧制高中生等年轻的‘学历贵族’们的情感深处引发了共鸣”[小松(小川)靖彦,2018:2],一度成为日本文坛主流。

在保田与重郎等人主导的“日本浪漫派”掌控文坛的时局下,堀辰雄也展现出回归古典的文学倾向,但其战时四部古典题材小说的创作深受谷克多、拉迪盖、普鲁斯特、里尔克、莫里亚克等欧洲作家影响,“是离不开西欧文学影响的特殊的回归方式”(木村正中,1963:46),这与利用古典宣传国家主义来鼓吹战争的保田与重郎有着本质的不同。堀辰雄(1954)在随笔《姨捨记》(后更名为《更级日记》)中曾言及,自己少年时期便爱读《更级日记》,又因受保田与重郎和佐藤春夫对《更级日记》热爱的感染而重燃兴趣,从而创作《姨捨》。一向只专注于文学创作而鲜少参与政治的堀辰雄,在阐明《姨捨》的创作动机时对保田与佐藤的“特意”提及,在侵略战争时期蕴含着特殊含义。1935 年以来,以保田为首的“日本浪漫派”在反对近代以来占据思想主流的西洋文化而提倡回归日本古典时,曾将“日本王朝时期的‘女性文化’作为‘近代’批判的一环而调动起来”(坂元昌樹,2007:90),即保田试图通过积极赞扬王朝时代的女性文化来达到倡导国家主义、拥护王朝统治的目的。在1935 年发表的同名评论《更级日记》中,保田将原著《更级日记》视为“古典的浪漫派作品”(保田与重郎,1941:219)而一味地讴歌,“保田将与近代分析知性和理性相反的东西,通过其古典批评,赞扬和泉式部所象征的王朝时期女性和母亲形象”“根据这一系列女性表象的评论而引导出所谓新的‘文化’的‘传统’的创造和想象,尝试重新构筑日本的‘民族’概念”(坂元昌樹,2007:102),也就是说,所谓保田对近代西洋理性文化所采取的对抗性战略,是通过“创造和想象”,颂赞日本王朝时期的女性形象,鼓吹日本民族概念和国家主义,以使民众放弃知性和理性而达到“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保田站在西洋近代文化的对立面,对日本古典的重新阐释不过是借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宣扬国家主义,主张“胸怀‘历史精神’,将与永恒相关的‘死’转化为信仰”[小松(小川)靖彦,2018:15],这种借用古典文学蛊惑日本民众参战献身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与保田与重郎截然不同的是,堀辰雄对古典文学的回归并非用文学批评的方式,而是选择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重写、重述和“挪用”,这种方法“在渗透和参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实践中实现其控制和抵抗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张进,2013:194)。堀辰雄在《姨捨》中弃用《更级日记》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而改以第三人称叙事来打破第一人称叙事对读者的“欺骗性”影响,堀辰雄这种对《更级日记》的“经典重写”,正是其对保田歪曲解读古典,顺应日本帝国意识形态,鼓吹战争文化的一种反击。堀辰雄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深受里尔克影响,里尔克笔下的“‘爱之女’,别名是‘被弃之女’,是在孤独的不幸与痛苦中几乎视爱情为绝对之物,并在超越男性的存在时提高自我存在的女性”(田口義弘,1951:195-196),而《姨捨》中的王朝女性因入宫而失去自我、沦为权力的工具的形象,这也恰恰影射了战时皇权统治下女性“被弃”的相似命运,女主人公在远赴信浓的路上“时而回望京城的方向”(28)也暗含着女主人公内心对命运的抵抗与对摆脱苦难的希望。同时,主人公对物语与爱情执着而纯粹的追求,也象征着堀辰雄不与以“浪漫主义”文学之名宣传战争的保田与重郎之流为伍,一味追求纯粹的艺术世界,以“沉默的抗争”姿态隐晦地展现出其“自身对战争在文学上的抵抗姿势”(杉野要吉,1964:124)和作为文人志行高尚的风骨。

“古典回归”让堀辰雄在严酷的思想管制中得以实现作为文人创作的“自由”与作为个人的“自我”,除《姨捨》外,其创作的《蜻蛉日记》《不如归》《旷野》也皆通过对王朝女性悲剧的重写,展现其与文坛、政坛的“沉默的抗争”。1937 年发表的《蜻蛉日记》作为堀辰雄王朝文学改编系列的首作,与1939 年作为“续集”创作的《不如归》共同以王朝女流文学《蜻蛉日记》为蓝本。在新创作的《蜻蛉日记》中,堀辰雄将原著中哀叹婚姻不幸的女性日记改编为“一直追问自我存在价值,并在历经苦恼后从孤独中振作起来,与命运对抗的新女性故事”(鈴木裕子,2017:49)。作品中,女主人公形象与原著中薄志弱行、惙怛伤悴的道纲母大相径庭。女主人公面对出轨丈夫的薄情,最终自我觉醒,“反而使自己蔑视致其受苦的丈夫,建立坚强自信的自我”(西澤真理子,1999:38),并流露出展望未来生活的积极之态。而在《不如归》中,故事中心由小说《蜻蛉日记》中的女主人公与丈夫兼家的婚姻悲剧转移至女主人公与贵公子右马头的情感纠葛,同时将原著中女子一如既往向丈夫索爱的态度改编为对丈夫冷淡、放弃的姿态,这样的人物设定映射了女主人公反抗自身受男权主义迫害的不幸命运。堀辰雄王朝文学改编系列小说中的终篇《旷野》于1941 年12 月面世。该作品取材于《今昔物语集》卷三十第四篇“中务省大辅之女在近江郡司为婢”,同时受到《伊势物语》的影响。作品讲述了中务省大辅之女在家道中落后,主动劝说丈夫近江守卫另娶他人,自己却沦为近江郡司的婢女(实为近江郡司之子的情妇),后被近江郡司之子送与已是国守的前夫,与之相认后因愧疚横死的故事。面对降临的不幸,女主人公时而烦闷,时而忍耐,时而自弃,时而又小小地下决心反抗,但最终仍沦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部因封建体制而葬送的爱情悲剧“摆脱原著的时代限制,创造新焦点”(高橋秀晴,2010:2),从而,创作出女主人公更加不幸的故事。《旷野》发表之际恰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在此特殊时期,作品中以弱者女性的反抗形象,表达了“始终为作为文学者而感到幸福的堀辰雄与时局的‘沉默的抗争’”(山本愛弓,2017:153)。此外,堀辰雄将主人公身份由原著中的皇族改写为贵族,从某种程度上,是以特殊的隐喻方式对“赞美天皇”的反对。

从1937 年至1941 年,堀辰雄接连创作的四篇王朝题材小说,均书写了封建时代女子试图反抗现实的悲剧。该系列女性悲剧人物的设定一方面表现为“被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展现出反抗意识和希望意识。对于悲剧人物,堀辰雄认为:“真正崇高的人物,在与命运作抵抗时,一边经历种种苦难,一边在人生某处留下不为人知的泪痕,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丝毫放弃与生俱来的崇高,受尽千辛万苦而生活到最后。”(堀辰雄,1951:142)因此,堀辰雄以“古典回归”的方式重新演绎“女性世界之苦”,展现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世俗幸福的女性们追求“‘比命运更加伟大的生命’姿态”(田口義弘,1951:196),同时,以女性的苦难世界影射二战时期民众的苦难世界,借由女性的反抗之势隐晦地表达其自身的反战情绪与对国家、民族、民众命运的忧虑。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强化思想管制的背景下,“在我们必须要书写所谓‘浪漫’的使命面前,堀辰雄书写近代恋爱伦理,实则反抗支配着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世俗性的社会,强调自由的表达和空想。但这也暗示了在错误的时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浪漫’”(山本愛弓,2017:148),其通过“经典重写”的方式赋予古代女性悲剧以现代性,将批判矛头直指近代日本的天皇极权,以文学的方式批判日本在天皇极权鼓动下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行径。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以昭和天皇为权力中心的日本政府极力煽动知识分子为军国主义道路服务,提出回归日本古典、塑造民族精神主张的“日本浪漫派”即是迎合当时日本国策的部分文人群体。深受西欧文学思想影响的堀辰雄却站在与鼓吹战争而复活日本古典价值的“日本浪漫派”对立的立场上,通过以日本王朝文学为蓝本的“经典重写”方式创作了《姨捨》等系列小说。《姨捨》通过主人公入宫前对宫内荣耀、机遇、幸福等的空间幻觉,以及入宫后残酷现实带来的命运对比,警示了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女性响应皇权号召可能带来的悲剧。在天皇的极权统治和对外侵略背景下,《姨捨》主人公的个人悲剧不仅揭示了女性在天皇极权统治下封建王朝时代的悲剧,也影射了侵略战争时期女性受天皇蒙蔽而献身的时代悲剧。《姨捨》的创作无疑是在警醒女性看清幻觉背后隐藏的日本政府险恶用心,该小说与其他同系列作品也因此成为印证堀辰雄反战思想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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