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公地悲剧：内涵要义、发生机理和治理路径

纪 超

（山东省图书馆，山东 济南 250100）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1］。进入新时代以来，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行动纲领。《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从九个方面给出具体工作要求，指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之一。近20 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高速发展的实践证明，服务效能是公共图书馆的生命，只有具备一定的效能基础才能推进转型发展，进而不断提升服务层次、拓展服务广度、深度，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持续迈进［3］。作为政府向社会投放的公共物品，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资源被滥用、被破坏的现象由来已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公地悲剧”的特征，已经成为制约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将梳理服务效能和服务资源的研究现状，并结合省、市图书馆的一些案例和成熟经验，借用经济学、管理学中公共物品相关理论,探析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成因及作用机制，尝试厘清公地悲剧现象对于服务效能的不利影响。本研究试图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1 关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能的研究

学界有关公共图书馆效能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国内学者运用多维度多视角开展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图书馆评估与绩效［4］、业务效能［5］、人才效能［6］、技术运用［7］、法治环境下的服务效能［8］等方面。国外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相当完备，对于技术手段［9］、实现方法［10］、管理制度［11］、评价体系［12］等方面都做了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内研究在效能提升的必要性、影响因素、策略及路径等方面日臻成熟，尤其是在公共图书馆评估等方面彰显了中国特色，但某些领域仍然略显不足，如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一直囿于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而跨领域、跨学科研究方面相对不足。

1.2 关于服务资源破坏与管理的研究

服务资源破坏与管理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前后，即国内公共图书馆开始实行开架服务的发展区间。读者大量涌入可能是造成服务资源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一时期的问题，学者提出“以罚代管”的解决方案［13］。20 世纪末，“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逐渐被公共图书馆所接受，这一阶段的研究除了主张制定明确的赔偿和处罚细则以外，还提出提高服务水平来博得读者的支持和理解［14］。21 世纪初期的研究则带有很明显的人本管理色彩，不再一味强调处罚的重要性，而是由“硬管理”逐渐向“软管理”过渡［15］，走法律、制度约束［16］和道德教育［17］结合的路子。随着管理科学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与发展，近几年的研究成果［18］［19］结合公共图书馆业务特点，明显体现出西方企业管理、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

2.1 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

《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20］将服务资源定义为：“公共图书馆在开展服务过程中所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主要包含了硬件资源、人力资源、文献资源和经费资源。”本研究的服务资源特指硬件资源和文献资源，包含但不限于公共图书馆用于用户服务的设施、设备、馆藏图书及报刊等。

2.2 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按照萨缪尔森（Samuelson）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上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的定义，纯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s）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物品［21］。公共物品有三大特征［22］：一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是面向全社会成员共同提供，具有共同受益和联合消费的特点。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在一定范围内，某人或某组织对某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他人消费同数量该产品。三是受益的非排他性。即在技术上无法将拒绝为此种公共物品付费的个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或者即使能做到但成本极高。

图书馆学五定律（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提到“每个读者有其书”［23］，这体现用户在使用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时的平等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 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对这种平等性作出进一步解释：“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即便是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狱囚犯，也不应该被剥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24］。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25］传达图书馆应“对社会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为全体读者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等理念，这体现我国图书馆界对于《公共图书馆宣言》的深度认同。2022 年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26］再次强调“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社会地位和任何其他特征，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服务”。《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27］第72款、第77款规定，公共图书馆面向城乡居民免费开放、免费提供借阅服务。为充分体现服务的平等性，该标准在第66 条对残障人士服务做出专门规定。我国2017年颁布的《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按照平等、开放、共享的要求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28］，它旨在保障全体公民利用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权利，从法律层面赋予公共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由以上分析可知，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具备共同受益的特点。同时，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具体实践中都极难将某个人、某个组织排除在公共图书馆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资源具备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受馆舍面积、经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服务资源表现为有限性：第一，种类有限；
第二，具体到某种资源，其数量是有限的。用户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会造成消费的竞争性。

综上所述，服务资源具备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且具备一定的消费的竞争性，所以它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拥挤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使用公共物品理论解释和分析服务资源的滥用和破坏现象是合理的。

2.3 公地悲剧

2.3.1 公地悲剧的历史沿革

西方思想史中类似于“公地悲剧”的早期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2400 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29］。进入近代以来，英国数学家威廉姆·福斯特·里奥德（William Forster Lloyd），引入了“公地”和“公地使用者（commoners）”的概念，并将其理论应用到劳动力市场分析之中，为公地悲剧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30］。此后，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炼和发展了里奥德（W.F.Lloyd）提出的公地悲剧初步模型，并于1968 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名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正式提出公地悲剧［31］。

2.3.2 公地悲剧的内涵

公地悲剧建立在四个假设之上［32］。

假设一：公地是“相对封闭且有限的”——存在使用的竞争性。

假设二：公地是“开放进入式的”——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发公地资源。

假设三：公地是“未加管理的”——公地管理处于真空状态。

假设四：关于“公地使用者”的假设。将公地使用者的“人性”定义为个体理性、自利的“经济人”。

基于以上假设，哈丁构想了一个公共牧场，任何人都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意放牧，而无法控制或阻止他人放牧。尽管牧羊人明知过度放牧将导致牧场退化和消亡，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优的个人博弈策略就是不断增加自己的放牧数量。最终，牧场因为不堪重负而逐渐退化甚至被完全破坏，所有人的利益都将受到损害。在这一模型中，每一名公地博弈者（牧羊人）做出的选择都是基于个人理性，而最终却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被哈丁称作为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揭示了有限的公共资源会因为无节制地自由使用和过度开发而最终走向枯竭。相关研究表明，“公地悲剧”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负的外部性，还会损害个体参与者未来使用该资源的能力［33］。

2.3.3 公地悲剧的应用

后世研究者将公地悲剧应用于公共资源的过度开发和非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河湖的过度捕捞、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现象。近年来，很多研究聚焦于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如个人信息保护［34］，共享单车［35］，轨道交通［36］等类公地悲剧现象。

2.3.4 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的公地悲剧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资源是由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与哈丁笔下的公地有着相类似的性质，也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或排他性太弱）。这意味着服务资源也有可能出现某种“悲剧”现象——即服务资源因基于个体理性、自利用户的过度使用或滥用而遭受破坏，从而使整个公共图书馆用户群体的利益受损。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调研得知，服务资源的公地悲剧主要包括对硬件资源和文献资源的滥用或人为破坏，集中表现在对实体馆藏（纸本图书、报刊等）的人为毁损、恶意占用、严重超期、偷盗等。2016年，搜狐网曾报道重庆市大足区图书馆每年新添书籍超过5 000册，但每年有1 000余册书籍遭损坏［37］。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其他馆也出现过类似情况［38-39］。文献回顾中发现，有关服务资源被破坏或滥用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跨越三十多年，遍布国家、省、市、区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可见该类问题由来已久，且具备相当的管理难度和普遍性。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公地悲剧现象不但给服务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各种服务资源的利用率。对于公共图书馆用户来说，较高的资源破坏率不仅影响使用和体验感，也会影响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度。公地悲剧现象涉及文献资源建设与流通、用户满意度、用户访问数据等多个有关效能评估的重要指标，其对服务效能提升的阻碍不可忽视。

有学者调查31 家省级公共图书馆用户违规处置政策发现，用户处罚一般分为三个等级，即口头教育、经济赔偿和通报批评，虽然这些措施针对不同违规情况，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40］。

公地悲剧基于四个基本假设，即公地是“相对封闭且有限的”，是“开放进入式的”，是“未加管理的”，公地使用者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本研究紧紧依靠公共物品理论，从四个假设入手，以最具代表性的实体馆藏（含纸本图书、报刊等）滥用或人为破坏为切入点，尝试分析造成公共图书馆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3.1 资源建设不合理加剧馆藏使用的竞争性

受资金、馆舍、人员、馆藏条件等主客观因素限制，公共图书馆存在着读者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和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从工作实践来看，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热门读物“一书难求”。以山东省图书馆馆藏的《平凡的世界》为例，数据显示该书月借阅量在30 册次左右，上架当天借出率为90%以上，在该馆借阅排名中长期“霸榜”。成套书籍方面，《三体》《明朝那些事儿》《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书“难见第一册”的现象长期存在。中小学课外读物的阶段性供需矛盾也很突出，尤其是进入了学校阅读推荐书目的《骆驼祥子》《朝花夕拾》《红星照耀中国》等书，在每个学期的特定时间段都会引发不少学生读者的需求，成为家长和学生用户争抢的“香饽饽”。此外，某些时事新闻和特定事件的触发同样会造成馆藏的供需矛盾，如影视剧《欢乐颂》《人民的名义》《人世间》的热播均引发一波相关图书的借阅高峰，建党100 周年则吸引大量读者对党史、军史、新中国史及其他党建读物的关注。针对供需矛盾，山东省图书馆适当增加副本数量，但仍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常常向一线馆员抱怨“借不到”。与这些热门读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馆藏购入量大、版本众多的馆藏则借阅量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从工作实际来看，“所需无馆藏，所采非所需”的矛盾仍较为明显，而这些颇具“竞争性”的实体馆藏的受破坏程度和污损率一直居高不下。

3.2 实体馆藏具备受益的非排他性

《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宣言》《图书馆服务宣言》等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是以普遍均等（Equalityof access for all）理念为基础，面向全体社会大众开放的公共部门。自2011年初《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出台以后，截至2020年底，全国3 212个公共图书馆已经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41］。用户可持个人有效证件在公共图书馆自由阅览和使用各类馆藏资源，没有任何服务费用。这与“开放进入式”的公地颇为类似。公共图书馆无法使用“谁支付，谁受益”的收费方式把一部分破坏馆藏的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所以，实体馆藏在受益上的非排他性，是造成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3.3 管理制度未成体系且执行不力

哈丁笔下的公地是“未加管理的”，其管理制度处于完全真空的状态，而作为公共物品的实体馆藏却并非如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对实体馆藏的采访、分编、典藏、流通等关键环节建立整套的规章制度。但问题在于，有关保护实体馆藏的规章制度略显单薄，相当数量的图书馆除了建立一些针对用户的赔偿处罚措施再无其他，其工作重点在于事后的单纯处罚，而没有把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控制纳入制度体系，未能发挥出制度“组合拳”的威力。此外，从赔偿处罚措施的执行来看，阻力重重。以山东省图书馆图书借阅为例，污损图书最低收取定价30%的罚金，而丢失图书则视出版年限，最低给予定价200%的罚金［42］。然而，用户对此条款的认可度偏低，在实际执行中用户时常出现不满情绪，甚至多方投诉。公共图书馆并不是行政执法部门，不具备行政执法权，是否有权向用户收取“污损费”“逾期费”“丢书费”一直就饱受争议［43］。在公共图书馆实体馆藏这片“公地”上，虽然具备管理制度，但其既未形成体系又在执行上阻力重重，没有对公地悲剧现象起到预防作用和强有力的约束作用。

3.4 “理性”用户的自利行为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表明，人们所从事的每项活动都是利己的，且总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面对具备公共物品基本属性的实体馆藏，用户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表现为以满足个人私利为本。一部分读者为了免交办证押金，或是为了规避换书期限的限制，就把自己需要的部分内容从书中剪下、撕下。还有一部分读者仅仅是阅读时为了图自己方便，就在书上信手圈点、涂抹，造成大量图书无法继续使用只能下架的境况。而更多的读者则选择超期归还，甚至久假不归。其二表现为无法干预他人的“理性”行为。在公共图书馆这个“公地”中，博弈者（用户）明知破坏服务资源的恶果，但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个人力量防止或阻止他人的破坏行为。因此，所能做出的个人最优博弈策略就以满足个人私利为先，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竞相破坏实体馆藏也就成了个人最理性的选择。用户在使用实体馆藏时，其所付出的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相适应，加剧了“理性”用户的自利行为。如果对自利行为不加管控任其发展，那么在从众心理及破窗理论的暗示效应下，服务资源的公地悲剧现象也就无法消弭。

4.1 优化资源建设，弱化竞争性

“资源为王”是图书馆界的热门主题，资源建设合理化建议一直是学界的研究重点。根据周金龙［44］的问卷调查研究，5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在质量和数量上不能满足其利用需求。因此，调整和改善资源建设，缓解馆藏供需矛盾，弱化资源使用的竞争性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是乘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东风”，深入推进数字资源建设。公共图书馆可结合用户需求遴选热门馆藏，打造专题特色数据库。数字化馆藏相对于纸本资源具有不易破坏、检索方便、即时获取、可供多用户同时在线访问等优势，将大大缓解馆藏供需矛盾。二是精准化增加常用实体馆藏的供给。公共图书馆应高度重视有关实体馆藏破坏的数据，结合用户问询、检索、借还等服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精准识别用户需求，使馆藏建设趋近科学化、合理化。三是创新馆藏建设方式。改变单纯依靠图书馆进行馆藏建设的传统模式，适当引导用户参与馆藏建设，如进一步深化读者决策采购（Patron Driver Acquisition,PDA）的应用。实践证明，PDA重构了图书采购业务流程，把读者从流程的最末端移至最前端，在缓解馆藏供需矛盾的同时，也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45］。四是整合社会资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拓展馆际互借的广度和深度，除了继续巩固公共图书馆馆际互借体系以外，还可以考虑整合高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的资源，利用新媒体（如图书馆公众号、“圕人堂”QQ群组等）加强资源交流和馆际互动，进一步拓展馆际服务的“朋友圈”。另一方面，继续释放社会力量参与资源建设的活力，积极探索“图书馆+社会力量”的融合发展模式［46］。五是活化休眠资源。通过采访、漂流、捐赠等形式让闲置的、休眠的阅读资源重新发挥知识价值，这符合“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服务理念。如山东省图书馆通过举办“换书大集”活动，为用户提供文献资源的交换交流平台，让休眠的阅读资源重新“活”起来［47］。

4.2 利用非收费方式，适当建立排他性

由于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致力于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无法像私人物品那样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来建立受益的排他性。但是，公共图书馆可以考虑规避收费，利用非收费方式适当建立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并非完全剥夺用户使用馆藏的权利，而是根据用户行为，动态变更用户的权限，目的在于将一部分“失信用户”与其他用户的权益做人为的分割管理，趋近或达到“谁支付谁受益”的管理效果，从而保障全体用户的权益。如：利用技术手段建立用户积分和升降级制度，给予使用习惯良好、无不良记录的用户提供更宽泛的借阅权限和更加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对于滥用或破坏服务资源的失信用户，视其具体情况回收部分权限或降级服务。最有代表性的管理手段是用户分级管理。如珠海市图书馆于2018 年推出用户积分制管理模式，逾期归还、污损和丢失都要扣减相应积分，减至零分以后将暂停使用资格，用户可以通过参加阅读活动、做志愿者等增加积分［48］。

表1 我国6个以读者信用积分为基础的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情况统计［49］

4.3 建立信用评价机制，约束用户的自利行为

用户信用评价体系对自利性行为进行维护和引导，有利于诱导人的“自利”与组织机构的“利”归于一体［50］。在公共图书馆建立用户信用评价机制的重要作用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教育作用，能够培养用户诚信阅览的习惯，督促其自觉遵守和维护公共秩序，建立“知识是财富，诚信也是财富”的正确理念。另一方面是惩戒作用，它有助于提高用户破坏实体馆藏的个人成本，缩小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值，从而能够有效抑制失信行为的动机，减少实体馆藏被滥用与破坏现象的发生。从形式上看，有自建用户信用评价体系，依托第三方征信体系以及二者相结合三种模式。上海市各级公共图书馆把读者借阅信息接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逾期一年以上、偷窃文献、偷窃设备等不良行为将被上传至该平台。用户的负面信息将被保存1-2 年，这些记录对信用评估会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银行审贷参考依据之一。截至目前，一旦产生负面信息，尚没有措施来修复或删减不良记录，而对于信用较好的用户，图书馆则提供免押服务［51］。

4.4 创新管理机制，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

西方学者认为，制度层面上治理公地悲剧的方案之一是引入产权，以公地私有化的方式来实现“非公地化”或者“去公地化”［52］。而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资源既属于公共物品，也属于国有资产，私有化路径并不适用。为此，深化公共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便成为治理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和公共图书馆主管部门应继续推动创新管理机制。首先是继续推动和完善地方立法。将保护公共权益、合理利用公共资源摆在法律法规的突出位置，为公共图书馆建立相关制度提供政策指引。其次是确保政策合法性，依法分配用户权责，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注重政策的合理性，特别注意合理调整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是科学选用政策工具。充分重视和发挥各级图书馆学会的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中的建议、监督和协调作用。完善政策制定的咨询系统和信息系统［53］，鼓励用户、机构、社区、文化志愿者等公共图书馆相关方参与公共图书馆事务管理。

就公共图书馆来讲，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建立一整套适宜、充分、有效的制度体系来弱化服务资源的竞争性、适当建立排他性以及约束人的自利性。一是确保制度的适宜性。公共图书馆应秉承“询证决策”思维，多途径开展针对公地悲剧现象的调研，高度重视倾听对外服务部门和一线馆员的声音，畅通用户意见的表达渠道，重视与用户和服务资源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引入PDCA 循环，促进制度策划、制度执行、效果评价、总结提升、新一轮制度策划的良性循环。二是确保制度的充分性。摒弃过去仅仅靠事后处罚的旧有思路，着重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惩戒与补救”三位一体的公地悲剧治理制度体系，并将制度体系纳入图书馆顶层设计。在内容上，体系应包括用户权利、用户义务、公共信用、诚信激励、公共精神的建立与维护等。三是强化制度执行，保障制度有效性。应从制度的适宜性、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和执行意愿、目标群体的接受度以及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找出制度执行的阻滞因素，进而规范执行程序、强化执行能力、优化执行工具。四是持续改进制度体系。“常制不可以待变化”，制度体系应充分理解和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法规、文化市场、用户需求、用户心理等因素的变迁，通过主动性的持续改进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从而保障制度体系策划有据、执行有序、检查有力，总结有益。

4.5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层次

“图书馆是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坚持守正创新，大力推进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服务层次，这既是图书馆的固有属性和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服务效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治理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一把利器。公共图书馆应紧紧围绕用户需求，全力解决用户在使用图书馆服务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和疑惑点，逐渐突破阵地服务、文献服务、被动服务等旧有的服务模式，积极向智慧化服务、个性化服务、多元化服务转型。通过创新服务模式来提升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让用户不再拘泥于传统服务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一是打造“图书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资源服务新业态。通过文化场馆与图书馆的合作和双向互动助力全民阅读，实现服务资源的共创共建共享，为用户拓展资源渠道。二是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深入合作，探索开发教育类资源共享平台，深入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赋能赋智。基于馆藏资源大力开发VR/AR/MR 体验项目，让馆藏资源“活起来”“动起来”“火起来”。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培养对数字文化服务具有高黏性的用户文化社群［54］。四是文旅融合，升级阅读体验。通过开发研学旅游项目等形式，将旅游与阅读相结合，吸引用户实地亲身感悟书本中的人物、古迹、故事，变单纯的书本阅读为“立体阅读”，让用户循着书本来，带着文化走，促成“诗”与“远方”的完美融合。五是探索服务资源需求主动发现机制，通过用户需求的识别，记录和分析为用户量身定制服务提供方案，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人找资源”为“资源找人”。

4.6 “以文化人”，培育用户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体现为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公共责任的秉持［55］。公共精神促使参与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业、提升公共责任意识，有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对于维护公共利益、达成公共政策目标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公共精神的缺失会引起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产品破坏短缺、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秩序混沌失序等问题［56］。因而，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多渠道多层次培育用户公共精神，帮助用户建立和提升公共责任意识，对于用户资源公地悲剧的治理具有功能性意义及手段性意义。

一是将用户纳入公共图书馆的治理体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理事会制度等多种形式引导用户充分参与图书馆治理，向公共图书馆提供决策信息、表达利益诉求、反馈政策执行情况，并探索构建用户参与的图书馆政策咨询机制。二是打造公共精神符号。无形的公共精神需要有形的公共实体予以承载和体现，这就是公共精神符号。赋予公共图书馆设备、设施、馆藏、服务场景等服务资源以公共精神内涵，使之成为公共图书馆特有的公共精神符号，营造正面、积极的文化气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用户自觉调整和规范行为。厦门大学图书馆推出“嘴替”标语用以规范学生违规行为，把硬性管制变成了用户之间的柔性监督。三是公共图书馆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渠道，组织和引导用户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培养更多的富有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的“用户领袖”，以辐射和带动更大规模的用户群体。

虽然用户是服务资源公地悲剧的重要诱导因素，但并非“始作俑者”，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失位更应为“悲剧”的产生承担更多的责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2019 年发布的《NSW 战略规划：2019—2023》提道：与其要求用户通过了解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来改变自己，不如由图书馆主动了解用户的工作方式，让图书馆成为用户不用改变自己就能融入的大家庭［57］。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效能的提升，不是单纯要求用户适应图书馆的既定的管理和服务模式，而应当是建构在图书馆主动适应用户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用户需求和习惯，与用户完成双向奔赴。正如吴建中馆长所说，图书馆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不仅要满足读者学习和阅读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并适应他们对生活、工作、就业、创业、研究的需求［58］。所以，要让服务资源的公地悲剧变成“公地喜剧”，就不能仅仅关注“用户应该如何做”，而应“刀刃向内”推动办馆理念、管理机制［59］、治理能力的自我革新，多多思考“图书馆应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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