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县域实践：以成都市X,县为例

陈和强，罗浩轩

（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 610059）

县域农业转型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中国农业转型的一般规律背后是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农业制度安排演化统一于农业工业化进程，进而使农业工业化呈现出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四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特征①罗浩轩.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农业制度安排与农业工业化进程的理论逻辑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03）.。国家层面上的农业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展示了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宏观图景。这一图景本身是由全国近3000 个县市区农业转型的拼图构成的。对农业转型的宏观图景研究可以阐释农业转型的一般性，而探讨构成这一图景的中观“拼图”，则不仅可以论证寓于一般性中的特殊性，还可以提炼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经验启示，对未来县域农业转型的具体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学界十分关注中国农业转型的研究，在概念上，陈航英将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称为中国农业转型①陈航英.中国的农业转型——基于农村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
罗浩轩从政策指向和实践结果出发认为中国农业转型是朝着规模化、资本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的“四化”转型②罗浩轩.当代中国农业转型“四大争论”的梳理与评述［J］.农业经济问题，2018（05）.。在特征上，刘守英指出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幅下降、农业投入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农业转型的显著特征③刘守英.中国的农业转型与政策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3（12）.；
龚为纲、张谦强调中国农业转型在国家干预的推动下呈现出两个特征：形成了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主力的农业经营体系以及以龙头企业等工商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整合④龚为纲，张谦.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J］.开放时代，2016（05）.。在动力方面，严海蓉、陈义媛提出中国农业转型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和自下而上的动力⑤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开放时代，2015（05）.；
黄宗智、高原则明确指出农户是比国家和企业资本更为关键的驱动力⑥黄宗智，高原.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J］.中国乡村研究，2013（00）.。在发展方向上，李二玲等人强调要实现规模化大宗农业与专业化精细农业并存，农业结构调整方向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更加匹配⑦李二玲，胥亚男，雍雅君等.农业结构调整与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以河南省巩义市和鄢陵县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8（05）.。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从省域层面出发对中国农业转型展开了深入研究。李小红、孔令孜等人指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广西农业转型面临着传统优势产业发展陷入停滞的困境，需要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步伐⑧李小红，孔令孜，宁夏等.新常态下广西农业转型升级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6（07）.；
马晓冬、孙晓欣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对2000—2014 年江苏省57 个县的农业TFP 增长进行了测度，发现江苏省农业TFP增长的空间分异明显，呈现由弱集聚向强集聚转变的态势⑨马晓冬，孙晓欣.2000 年以来江苏省农业转型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问题区识别——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J］.经济地理，2016（07）.；
冯俊华、刘静洁运用DEA 和Malquist 指数模型对陕西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动静态测算，得出技术进步是推动陕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未来要加强技术等现代化要素的投入⑩冯俊华，刘静洁.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评价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08）.。

2022 年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县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要增强县城产业支撑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此后，学者们开始围绕县域农业转型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县域农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关于县域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朱华晟，代嘉欣通过EMTI四维分析框架的构建，得出数字化技术在四川省理塘县的农业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⑪朱华晟，代嘉欣.青藏高原县域农业数字化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以四川省理塘县为例［J］.热带地理，2023（04）.。针对县域农业转型的影响因素，曾建中等人通过分析我国2014—2021 年1578 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得出：在技术传导、劳动力和资本传导效应影响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农业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①曾建中，李银珍，刘桂东.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金融研究，2023（04）.；
黄鑫等人将涉农生态问题视为制约当代中国县域农业转型的关键因素②黄鑫，于法稳，胡晓燕.县域涉农生态环境整治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若干典型案例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3（03）.；
郑宏涛、郑之帆强调县域农业转型离不开强大的本土人才队伍③郑宏涛，郑之帆.县域中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起点、任务与理路［J］.教育与职业，2023（03）.。对于县域农业转型的发展路径，潘启娣认为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内在价值，强化科技赋能金融支持县域农业发展④潘启娣.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新金融，2023（02）. X 县于2020 年撤县设区，但本文主要研究2018 年前后该县农业转型问题，故均以“X 县”指称。；
刘洋、严华指出必须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资源、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⑤刘洋，颜华.县域金融集聚、要素配置结构与粮食生产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22（09）.；
斯丽娟、曹昊煜认为不能忽视县域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相结合实现县域农业生态化转型⑥斯丽娟，曹昊煜.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

总之，以往对中国农业转型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从县域视角考察农业转型的学术成果比较少见。因此，本研究构建了以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和产业化模式组合而成的农业转型分析框架，以四川省成都市X 县农业转型为例，通过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了该县农业转型的做法和经验，希冀为其他地区的农业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一）成都市X 县县情

X 县位于成都市南郊，属于成都市二圈层，行政区域面积330 平方千米。2004 年，X 县下辖11 个镇、1 个乡，2014 年处于核心地区的W 镇撤镇设街道办。2019 年，X 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调整，改为4 个街道、4 个镇。2020 年6 月，X 县撤县设区。④潘启娣.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新金融，2023（02）. X 县于2020 年撤县设区，但本文主要研究2018 年前后该县农业转型问题，故均以“X 县”指称。X 县常住和户籍人口均在30 万左右，但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属于人口流入县。2020 年，该县户籍人口为31.92万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该县常住人口为36.4 万人，净流入人口4.48 万人。2020 年，X 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1.00 万元，高于成都市当年的8.57万元。

近年来，受到成都市“核心区”辐射作用，X 县发展迅速。一是城镇化率显著上升。2008年，X 县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2017 年已达到45%，2020 年则达到了53.1%，3 年内年均提升2.7 个百分点。二是三次产业快速演进。从产值结构来看，2008 年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为12.0∶56.3∶31.7，2017 年已经转变为5.8∶59.4∶34.8；
到2020 年，X 县一次产业没有变化，二次产业进一步下降，三次产业迅速上升，三次产业比为5.8∶41.3∶52.9。根据钱纳里模型，X 县已经属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并逐步迈入后工业化阶段。三是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迅速缩小。X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82 元，略高于成都市的26432 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从2008 年1.95∶1 下降到2017 年的1.70∶1，再下降到1.64∶1，低于成都市的1.8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调研情况说明

X 县是非常合适观察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县域实践样本。2018 年以前，X 县农业发展水平就处于四川省前列：曾被作为全国“三高”农业示范区、省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县、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省级个体私营经济试验区。X 县个体私营经济占全县经济半壁江山，涌现出多个在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17 年8 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在X 县打造农业博览园，在2018 年将其作为“四川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标志性项目”，并明确表示除需国家授权外的农业农村改革试点项目，均可在农业博览园探索实践，希望通过改革创新，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农业博览园的建设直接加快了X 县农业转型进程，不仅带动了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还实现了大规模农地整理，引入大量资本，推动数字农业技术赋能农业产业发展。同时，农博园本身还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为四川省乃至全国农业转型提供了经验。本研究以农业转型视域对比2018 年前后X 县的农业发展情况，分析其农业转型的相关改革举措，无疑对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国农业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8 年6 月，受X 县邀请，笔者牵头对规划中的农业博览园区域内的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状况调研并撰写报告。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农户进行了访谈，共完成有效问卷17571 份，调研受访家庭的人口总数为50909 人，问卷分“家庭基本情况”“劳动就业情况及意愿”“土地流转情况”“集中居住意愿”和“村社服务情况”五个部分，包含了农户生活样态、生产方式和公共服务供给等状况，较为全面的展示了2018 年以前X 县农业发展基础状况。2022 年11 月，调研组对当地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追踪调研。结合X 县提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对比2018 年的调研结果，我们分析了X 县几年来农业转型发展趋势。

（三）分析框架

现代农业转型伴随的是生产方式、土地占有关系、分配方式等多个层面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并不等于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也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因素有机组合的整体系统①熊映梧.略论生产要素到生产力的转化［J］.求是学刊，1984（03）.。鉴于X 县农业转型的实践，本研究构建了以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产业化模式组合而成的农业转型分析框架。首先，农业部门也存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趋势。其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土地装备率明显提升；
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
在技术方面，农业部门正从土地节约型技术向劳动节约型技术转变；
从产业上，农业部门小部门化趋势明显。这些推进着农业要素结构从劳动力要素丰裕向以包括土地要素丰裕度逐渐提升在内的资本要素丰裕度逐渐提升的转变。其次，农业要素市场机制的健全对于农业转型至关重要。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若农业要素市场机制不健全，将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影响农业经营主体选择适应当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生产方式，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并无法最大化农业剩余积累，从而拉大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阻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后，农业转型需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金融制度以及培育新兴产业，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提供完善的要素市场机制，推动农业部门向农业工业化发展。

2018 年以前，X 县要素配置不均衡、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城乡发展差距大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阻碍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转型进程。其一，X 县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农村规划以及农村公共配套资源不足让农村地区的劳动力长期处于单向流出的状况，产生了普遍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空心化和农业兼业化现象。这不仅增加了当地农业生产经营的用工成本，而且还阻碍了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未能为X 县农业转型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其二，X 县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尚未建立和完善诸如引导群众集中居住的搬迁机制等配套制度，让部分农户对农业转型后的生产生活问题产生担忧，给土地流转和集中居住造成现实障碍，制约了当地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提升和现代化农田建设，无法为X 县农业转型供给大规模高标准的现代化农田；
其三，在城镇化快速扩张和城乡二元结构下，X 县农业发展空间日益缩小，农业固定资本投资遭遇严重的边际递减效应，农业投资增长乏力，农业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农业资本存量处于入不敷出，农业转型缺乏资金支持，未能有效提高现代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其四，X 县农业民营企业相较于其他产业而言发展缓慢，对农业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致使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政府和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特有的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约农业转型进程。

2018 年以来，成都市X 县以当地的农业博览园建设为契机，针对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农业生产要素组合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多管齐下，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配置水平，极大推进了农业转型进程。其一，X 县通过引导没有务农意愿的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加大对农业企业的补贴和强化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引育等措施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组织化和合作化水平，一批有资金、懂技术、会经营的实用型人才成为新时代新农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农业农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其二，X 县积极完善农业要素市场化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对全县范围内的农地进行空间重构和优化配置，鼓励农地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有效破解农业生产小规模经营的困境；
其三，X 县以政府为主导，把握资本准入机制和进入方向，引领社会资本竞相下乡促进农业转型，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的政府、市场、合作社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为社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领域获得收益带来了机遇；
其四，引导第四次科技革命成果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农业服务业体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速农业产业升级。

2018 年以前，X 县农业转型有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农地规模经营小和细碎化问题突出，农业投资增长乏力等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普遍问题。但X 县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为未来农业转型提供了基础。

（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业兼业化比较普遍

在受访的50909 人中，在劳动年龄内且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有32055 人，占受访家庭总人口数比例的63%，其中，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50909 人的21%。同时，在32055 人中有75.3%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迫使许多老年人不得不进入田间务农，农业劳动力严重老龄化。调研走访情况显示，由于本地城镇化水平较高，交通便利，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本县或成都市内务工，“离土不离乡”的特征明显，而在农村务农的多为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由于单靠农业生产经营难以实现经济自足，大量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调研走访中发现，农户多是“父母—夫妻—子女”的传统家庭结构。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上一辈父母往往只有1—2 个子女，年迈的父母跟随一对夫妻生活。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处在劳动年龄阶段且具有劳动力的夫妻，父母多在家中休养或从事简单的农活、手工活补贴家用。因此，一对夫妻通常要抚养包括未成年子女在内的3—4 个人，生活压力很大。从图1 受访农户家庭人口劳动力结构来看，有75.30%的劳动力以务工为业，而农业自营的人数仅占21.12%。此外，有25.44%的受访家庭劳动力在经商（13.71%）和在非农行业自雇经营（11.73%）。

（二）户均农地规模水平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细碎化

受访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为52871.84 亩，其中自营14683.22 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8%，转包14573.05 亩，出租23615.57 亩，说明X 县土地流转比较普遍。承包地小于3 亩的农户占受访农户的68.35%，介于3—5 亩之间的农户约有26.41%，大于5 亩的农户仅有5.3%。有近70%的农户承包地不足3 亩，足以说明当时X 县土地细碎化程度。

事实上，X 县地势平坦，面积方圆，是适宜大规模农业耕作的。但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X 县人口稠密，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实施以后耕地高度细碎化。调研走访情况显示，大部分受访农户人均耕地不足1 亩，基本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

在调查的农户中，完全没有转包、出租土地行为的农户仅有318 户，而他们承包地规模都在3—5 亩之间。这些务农农户主要种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或从事水产养殖，户均年收入在4 万元左右，处于全县中下水平。同时，这些农户往往文化水平较低，缺乏除务农以外的其他谋生技能，比较担心未来规模化经营后可能会丧失这一收入来源。

（三）农业小部门化趋势明显，农业投资增长乏力

调研数据显示，2018 年以前X 县农业小部门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数占比迅速下降。2008—2017 年，X 县的农业产值从10.55 亿元小幅上升至17.63亿元，而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则从87.58 亿元上升到301.44 亿元，农业产值比重从12%下降到5.84%。这一时期，农业就业人数占比也从31.89%下降至26.06%，我们2018 年问卷调研结果显示这一数据还在继续下降。

随着农业小部门化，X 县农业地位不断下降。突出表现为，城镇化带来的城区面积快速扩张大幅挤占农业作业空间，耕地数量和粮食播种面积下降。2008 年X 县建成区面积为17 平方公里，到2017 年已迅速扩大至42 平方公里，10 年扩张了147%。与之相反的是，耕地数量严重下降，从2008 年的12930 公顷下降到2015 年的11997 公顷，严重影响了粮食播种面积。2008 年粮食播种面积为19129 公顷，到2017 年下降了近5000 公顷，为14334 公顷。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波动中缓慢增长，且遭遇严重边际递减效应。2008 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4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8.65 亿元的1.95%；
到了2012 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4 亿元，但占比下降到了1.20%。后来随着政策的重视，这一占比小幅提升。2017 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83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51.16 亿元的3.93%。造成农业固定投资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X 县农业投资回报率大幅下滑。2008 ～2017 年10 年间，X 县农业投资—产出比率（ICOR）从0.15 上升到0.78，说明其投资边际递减效应明显。

（四）农业民营企业发展缓慢，但农业产业化模式逐渐成型

相较于其他产业，X 县农业民营企业发展缓慢。2008 年，农业民营企业增加值为4.38 亿元，占全县民营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61.67 亿元的7.10%；
到了2012 年，农业民营企业增加值仅增加到了6.11 亿元，占比下滑到4.7%；
2017 年，尽管农业民营企业增加值上升到了32.79亿元，但占比进一步下降到了2.75%。X 县农业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对农业产业带动作用有限。该县农业产业发展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力量和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经过10 年发展，X 县形成了“大园区，小业主”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尽管X 县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但蔬菜种植面积和果蔬产量却逆势增长。2008 年，蔬菜种植面积和蔬菜、水果产量分别为3846 公顷、16.68 万吨和3.76 万吨。到了2017 年，这三个指数分别为4865.93公顷、23.25 万吨和4.54 万吨。得益于10 年来X 县果蔬生产形成的“大园区，小业主”模式，打造了L 村万亩蔬菜产业示范园、M 社区特色果蔬基地、X 镇韭黄种植基地、Y 社区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等农业产业。

以L 村万亩蔬菜产业示范园为例，L 村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适应当地气候条件一年三熟的“菜－稻－菜”生产种植模式，春菜以西红柿、茄子为主，秋菜以莴笋为主，既保证了农户的口粮生产，又增加了经济收入。2008 年L 村由政府主导，统一规划，实行“大园区，小业主”模式，建立了8500 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2009 年园区基本成型后，仅春季蔬菜产量就高达31560 吨，占X 县当年蔬菜总产量17.8%。

X 县休闲农业、旅游农业也是一大亮点。依托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靠近中心城区的地缘优势，X 县陆续举办乡村旅游节、梨花节、河鲜美食节、杜鹃花节，旅游综合收入从2008 年的6.7 亿元提升到2017 年的34.22 亿元，接待人次也从240 万人次提升到1408.3 万人次。

X 县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克服之前不利的基础状况。但这些基础状况受到乡村规划、农户意愿、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一）乡村规划确实加剧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

形成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农业补贴力度过小等。而乡村规划不合理、农村公共配套资源长期不足等问题，会推动农业劳动力进一步流出，使“空心化”现象恶化。

尽管X 县在2008 年以前充分利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重构城乡空间结构，提高了城乡土地利用效率，但只覆盖到了部分地区，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具体规划，导致宅基地空置问题严重。调研显示，X 县一些村庄仅对处于主干道的房屋进行了修葺，村庄内部的建筑老旧，呈现出外围是新楼，中心地带破旧和房屋闲置的典型“空心化”空间状态；
部分村存在农业用地被农家乐等经营场所占用现象，影响了原有农业用地布局。分散的宅基地增加了本地务工劳动力的通勤成本，一些人宁愿在工作地点附近租房也不回家，农事逐渐废弛，农业兼业化向副业化甚至“离农”方向发展。

造成“空心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教育医疗等配套基础设施不足。一些村庄过去都有中心小学，但在城镇化进程中被拆并，家长不得不将子女送至离家较远的学校就读。尽管各乡镇都有公共交通接驳，但部分家长怕耽误子女学习，选择就近陪读或让子女寄宿。

（二）农户担忧农业转型后生产生活适应问题

农业转型不仅牵涉到农户或转移人口生产方式转型，必然也要带动他们的生活方式转型。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户而言，他们将流转入更多的土地，需要学习更加专业的生产知识。而对转移人口而言，则要接受更有纪律性的工作和适应集中居住的生活。

调研显示，X 县农户对能否适应农业转型后生产生活存在顾虑。有58.58%的农户表示愿意，有36.12%的受访农户表示出流转土地的强烈意愿，仅有1.73%的农户不愿意流转（见图2）。而不愿意流转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想自己耕种，解决家庭部分口粮和蔬菜供应问题；
二是土地租金低，回收周期长缺乏吸引力；
三是想要继续保留土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

与土地流转相应的，是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图3 显示，受访农户普遍表达了愿意集中居住的态度。其中，非常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户占32.22%，愿意的占54.28%，总占比达到86.50%。还有7.09%的农户表示无所谓，仅有6.41%的农户不愿意集中居住。对于不愿意集中居住的具体原因，为数最多的是对搬迁补偿、搬迁地点以及搬迁房屋质量等不确定因素存有疑虑，其他比较多的原因归纳起来包括：一是因自己的房屋刚刚修缮或新建，不愿意搬迁；
二是集中居住后可能给自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便；
三是集中居住的环境与农户之前的散居生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不愿意集中居住；
四是部分农户缺少资金，如果补偿不到位就没有能力搬迁。

图3 农户集中居住意愿

尽管大部分农户表示愿意流转土地和集中居住，但在调研走访过程中，还是能感到他们对土地流转和集中居住后的生产生活适应问题的担忧。一些受访的年轻人表示，以往他们都只是在县城里兼职打工，农忙的时候还是要回来种地，如果在土地被流转出去后遇到企业裁工，自己的收入应如何保障？部分愿意集中居住的中老年人也向我们直言，集中居住后能否适应“上楼”的生活是个大问题。大部分受访农户都担心集中居住后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等会增加他们的居住成本。

（三）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配套不足影响转型进程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事关村集体、农户和外来业主等多方主体的切身利益。成功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能够为顺利推动农业转型提供制度基础和市场条件。但是，在调研走访中发现，X县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存在农户对改革的意义和重要性认知不足、改革相应的配套制度仍需要建立和完善等问题。

早在2008 年，成都市利用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试先行”的权力，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未确权到户的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进行了清产核资和股份量化，并先后出台了《成都市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实施方案》《成都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指导意见》等政策文本并建立了“十步”工作法。X 县在2016 年作为成都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的6 个试点区（市）县之一开展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不过，改革本身是个细致且复杂的过程，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内容不仅是工作队伍要对政策吃透，还要做好农户宣传工作。但2018 年时调研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户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容表示“清楚”（41.59%），有49.09%的农户仅了解一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容，有9.32%的农户表示不了解。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群众习俗和意愿的配套机制。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不仅包括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股份量化等内容，还包括建立和完善集约精准保障乡村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机制，引导群众集中居住的群众自主搬迁机制，以及集体收益分配、审计监督、抵押融资等方面的配套机制。

（四）农业产业发展空间日益狭小

城镇快速扩张，挤占了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如前所述，2008 年X 县建成区面积为17 平方公里，到2017 年扩张了147%。而与之相应的是，耕地数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严重下降，耕地数量从2008 年的12930 公顷下降到了2015 年的11997 公顷，粮食播种面积从2008 年的19129 公顷下降到了2017 年的14334 公顷。需要指出的是，单位粮食播种面积的产量也在持续下降，反映了当地对粮食生产的不重视。2008 年，X 县每亩粮食播种面积产量为364.78 千克，到了2017 年，仅有292.49 千克，年均下降幅度为1.82%。

城镇化使处于成都二圈层的X 县近郊化，导致该县农业生产全面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是符合空间经济学规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在X 县农业小部门化和农业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背景下，如果农业劳动力“空心化”和农地细碎化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难以推进，那么该县农业将被边缘化，甚至有可能像成都市其他一些区域一样在“南拓”过程中“失去农业”。

农业博览园项目建设对X 县农业转型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X 县通过管理机制建设、全域农业发展规划、大规模撤乡并镇改街道、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和人才智力资源引进等一系列举措，一改本地农业发展颓势，加快了农业转型，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推广的政策经验。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成效显著

面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空心化”问题，X 县借助农业博览园建设的机会，积极引导务农意愿低的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强化对家庭农场的培养和扶持，推进家庭农场发展壮大。

一是引导务农意愿低的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转移。X 县围绕农业博览园相关产业引导本地劳动力就业，推动社区就业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通过网格员入户采集基础信息，同步采集劳动力基本情况、就业、培训情况等就业信息，促进劳动力供需双方匹配。农业博览园有科技农业、会展农业、休闲文创农业等功能，X 县围绕这些功能对劳动力进行针对性培训，同时健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发展社区服务扩大就业。

二是通过补贴加大对农业企业的扶持力度。X 县出台了“新乡村十条”，通过补贴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在本地乡村集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对新引进以农业种养殖为基础的农商文旅体科产业融合类发展项目，建成运营后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200 万元的补助。对新引进利用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5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对通过订单模式向连锁商超供应本区域生产的蔬菜、水果等的经营主体，按照年销售收入给予最高不超过10 万元的奖励。

三是强化对家庭农场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引育培养。加强基层农业从业人员培训，引导有资金、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乡村本土能人、返乡创业农民工、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军人等人才创办家庭农场。加强对乡村创新创业人员的智力支撑，对返乡入乡人员和“田秀才”“乡创客”等参加创新创业技能培训的，给予每人每年最高不超2000 元的补助。强化示范引领，健全和完善示范家庭农场动态管理机制，开展示范农场逐级审核、逐级评定，充分发挥示范农场示范带动作用，提升全区家庭农场水平。出台农民合作社区级示范社评定及监测办法，引导农业经营主体走合作化道路。

截至2022 年，X 县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2 家，销售收入196.08 亿元；
累计培育家庭农场403 个、农民合作社331 个；
组织开展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培训170 人，新评定职业经理人68 人，培育高素质农民93 人。

（二）多措并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率提升

随着农业工业化进程，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将从劳动要素密集型向土地要素密集型转型，但这需要通过朝着完善农业要素市场机制方向的农业制度安排演进来实现。因此，X 县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配套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提供条件。

一是大规模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业博览园项目规划面积占X 县的40%，共涉及10.9 万人。实现项目规划，要求打破现有城乡格局，对覆盖全县近一半以上区域的人口、土地、产业进行空间重构和优化配置。为此，X 县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农村土地整治。笔者调研的农业博览园核心区ZH 村集中居住项目通过“集体土地片区开发中期贷款”模式，以集体建设用地的预期收益作抵押，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用于安置房建设。该项目对607.39 亩土地进行了整理，整理出了集体建设用地140 余亩。然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招引区文旅集团作为投资主体，以这140 余亩集体建设用地的预期收益作抵押，获得了中国银行8000 万元两年期贷款。

二是配套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X 县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开展了镇、村、组三级清产核资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在农业博览园范围内先行先试，建立完善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为基础，组建了村（社区）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劳务合作社。村（社区）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以股份形式量化到农户，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户以土地入股建立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则是在资源变资产、农民变成股民后，组织起来将没有务农意愿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输送。

不同版本的教材在编排方程内容时，都用到了“天平”这一情境，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用到了“天平”或者天平的变体“跷跷板”。这可能与天平平衡状态下两边质量相等这一特征密不可分。当数值从天平中抽象出来以后，自然就变成了左右两边相等的式子。因此，教师能很自然地突出式子两边等价这一属性。延拓开来，就是在列方程过程中，需要找到这样一种特殊的数量关系（等量关系）。那么，这是方程的本质吗？

三是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作为“四川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标志性项目”，X 县大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X 县发布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重点对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进行改造提升，在遵循国家、行业相关规定、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条件下，建立适合X 县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的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标准体系；
同时在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重点推进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等信息技术在高标准农田上的应用，提高农田灌溉排水等田间作业的智能化水平。

四是鼓励农地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X 县鼓励经营主体根据自身经营能力，结合区位条件、产业特征、产品特点，合理确定经营规模，采取出租、转让、股份合作、托管服务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土地流转通过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有序、规范进行。到2022 年，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已达到4.71 万亩，占X 县耕地面积的30%以上，其中种植业主要集中在500 亩以下，养殖和水产主要集中在50 亩以下。如果按照X 县注册的403 个家庭农场数量计算，每个家庭农场平均规模在116 亩左右。

（三）政府引领各类资本竞相下乡促进农业转型

农业资本深化是农业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①罗浩轩.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09）.，如果农业转型进程受阻，农业投资回报率将大幅下降，资本进入农业意愿也会明显下降。农业博览园建设不仅为X 县农业发展注入了资金，也为各类资本进入该县农业获得收益带来了机遇。

一是以高标准规划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博览园项目集农业博览园区建设和农业博览产业功能区建设于一体，力求打造全球领先的农业展会平台和世界知名的开放型农业创新基地。X县抓住契机，高标准规划农业产业发展：设计了覆盖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以及休闲农业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产业链；
制定了会展类、农产品加工类、休闲农业类投资强度不低于150 万元/亩，入驻核心区种养农业项目不低于40 万元/亩的投资强度标准；
配套了高标准的基础设施和包括科研中心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

二是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引领资本下乡。X 县成立了园区党工委（管委会），集合多方力量组建了农业博览园投资公司，具体负责农业博览园核心区的建设和管理，形成了“指挥部+管委会+投资企业+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截至2021 年，已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 余亿元，实施基础型、功能型项目184 个，引进落户重大产业化项目45 个。吸引了58 集团、德康农牧、喜马拉雅等一批头部企业落户，引进新希望、蓝城集团等“链主”企业，发展具有“六次产业”特征的农村新产业。

三是促进农商文旅体科教多种业态融合发展。为了拓宽农业产业发展空间，X 县推动乡村功能从单纯的经营农业向多种业态融合发展，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基础上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堵点”，把“乡村场景化、场景产业化”的思路植入商业逻辑，通过打造乡村生活场景、旅游消费场景、创新创业场景，培育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为特征的新乡村产业集群。

（四）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技术加速农业产业升级

近年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农业产业的趋势方兴未艾。X 县在建设农业博览园的过程中，也迎着技术变革的“东风”，积极引导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农业融合，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二是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农业服务业体系。X 县培育孵化了农机专业合作社、植保技术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10 余家。将“O2O”线上线下结合模式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衔接，通过现代农业智慧平台为农户提供农资、育苗、植保、收耕、烘干、销售等全方位的服务，2022 年X 县接受农业数字化服务的面积超过5 万亩。建立了“自媒体销售+互联网众筹+平台化运营”模式，为鱼稻共生和鱼菜共生农场提供技术、设备和模式输出服务。

三是全方位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数字乡村治理。X 县建成“1+4+N”智慧服务体系，将70 项法人事项、202 项自然人事项下沉办理。搭建“数字农博+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有效链接乡村和城市，汇聚各类涉农数据管理平台54 个，实现乡村和城市的双向在线、融合共生。组建了数字科技产业发展集团，联合四川乡村振兴集团组建乡发数科集团，共同开展乡村数字建设产品、模式和案例的探索。利用云计算、5G 专网等新技术，建立了覆盖区、镇、村三级的区域医疗一体化信息系统。搭建涉农信用数据库，建成乡村金融惠民服务站100 个，实现助农信贷“一键”触达，让乡村金融服务进村入户。

本文以成都市X 县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以农业转型视域对比2018 年前后X 县的农业发展趋势，分析了其推动农业转型的相关改革举措。农业博览园项目是X 县农业转型的催化器，尽管这样的机遇难能可贵，但是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吸收外部资本投资以及加强技术改造升级等促进农业转型进程的相关政策具有示范性，可以为其他县市的农业转型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研究发现：

第一，农业生产要素并不直接等于生产力本身，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需要优化配置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农业部门也存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趋势，在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本身以及它们的要素组合不断升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离不开完善的农业要素市场机制，同样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为农业转型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第二，2018 年以前，X 县有着当代中国农业转型的普遍问题。一是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业兼业化比较普遍。受访的样本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5.3%，农业自营的人数仅占21.12%，大部分人务农都属于兼业。二是户均农地规模水平不高。X 县承包地大于5 亩的农户仅有5.3%。有近70%的散居农户承包地不足3 亩，X 县土地细碎化程度显著。三是农业小部门化趋势明显，农业投资增长乏力。城镇化快速扩张大幅度挤占了农业作业空间，耕地数量和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同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遭遇严重边际递减效应。四是农业产业化模式逐渐成型，但农业民营企业发展缓慢。农业民营企业与其他行业的民营企业相比发展缓慢，农业产业发展依靠政府和家庭农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形成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有效合力。

第三，X 县农业转型升级面临缺少乡村规划、农户集中居住和土地流转意愿低、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配套不足等因素制约。一是乡村缺少规划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因缺少规划导致的宅基地空置，农村教育医疗等配套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加剧了X 县农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二是部分农户对农业转型后生产生活适应问题存有顾虑。许多农户对土地流转之后的收入保障，集中居住后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抱有顾虑，导致其土地流转和集中居住意愿低。三是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配套不足影响转型进程。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本身还需要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保障乡村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机制等配套政策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地。四是农业产业发展空间日益狭小使农业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城镇快速扩张，挤占了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农业劳动力“空心化”和农地细碎化等现象的存在阻碍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进程，X 县农业逐渐被边缘化。

第四，2018 年后X 县以农业博览园建设为契机，多措并举，将当地农业带上了现代化发展快车道。一是积极引导没有务农意愿的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强化对家庭农场的引育培养和政策扶持，发展壮大家庭农场。二是配套推进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和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三是以政府为主导，把握资本准入机制和进入方向。X 县设计、制定了生态农业产业链和会展类、休闲农业类投资强度以及入驻核心区种养农业项目的投资强度标准，按照“乡村场景化、场景产业化”的思路促进农商文旅体科教多种业态融合发展。四是推进第四次科技革命成果在高标准农田上的应用，提高田间作业的智能化水平，积极引导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农业融合，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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