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音接触的对应借用、相似借用、音值借用和结构借用

戴黎刚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18）

什么是对应借用呢？陈保亚（1996）[1]162-164指出，语言的接触和方言的接触不一样，这种差别表现在借词的语音形式上；
北京话和西南官话属于方言之间的接触，它们相互借用时在声调上总保持着这样一种对应：

陈保亚认为，西南官话借用北京话时，其声调借用不是以相似原则借用（原文称为“相似接触”），而是以对应原则借用（原文称为“对应接触”）的，西南官话“搞kau53”的声调和北京话的去声相似，但它借入北京话时绝不读去声，而是读为上声（搞kau214），这个过程必须符合历史音韵的对应原则。

陈保亚还认为，皎平傣语也是用对应原则接受西南官话借词的，其过程应该理解为皎平傣语早期是用相似原则接受西南官话借词，由于借用程度深广，尽管皎平傣语声调调值发生了变化，皎平傣族仍然能够意识到原词和借词的对应关系，并继续用这种对应关系接受汉语借词，于是，相似性借用逐渐转化为对应借用。

对于皎平傣语的对应借用，曾晓渝（2003）[2]1-11提出了三点疑问：（1）西南官话阴平（55）、上声（53）两调的字，借入皎平傣语后均为第2 调，借词的一个调类匹配原词的两个调类，这不符合侗台语汉语借词与原词一对一匹配的普遍规律；
（2）皎平傣语里的汉语借词只有三个调类，而所借的西南官话是四个调类，那么，怎样理解调类之间的对应借用呢？（3）皎平傣语以33 调值匹配西南官话的213 调值，比用11 调值和35 调值更符合相似性借用，因为调域更相合。因此，曾晓渝认为皎平傣语是以相似原则借用西南官话的。

我们认为，曾晓渝所提出的三点意见都有道理。侗台语（包括傣语、侗语、水语、壮语）中的汉语借词往往包含两个借词层次，一个是古代汉语借词，一个是现代汉语借词。现代汉语借词，明显是侗台语以相似借用原则向现代汉语借用的；
而古代汉语借词看起来像是对应借用，其实还是相似借用，只是后来侗台语和汉语的调值发生了改变，使早期的古代汉语借词看起来像对应借用而已。由此可见，以相似原则借用是侗台语借用汉语的普遍规则，皎平傣语中的汉语借词也是以相似原则向汉语借用的。

托马森（2001）[3]129-153将语言接触机制分为7 种，分别为：（1）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2）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
（3）被动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
（4）“协商”（“negotiation”）；
（5）第二语言习得策略（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6）双语人的第一语言习得（bilingu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7）蓄意决定（deliberate decision）。

这些语言接触的变化类型，托马森都有例证，但是在国内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有的接触机制不好区别，因此也不好应用。比如，语码转换和语码交替，看起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接触机制，但在实际分析中，有时很难区分到底是语码转换还是语码交替。还有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些语言接触机制的确存在，但并非普遍的、常见的机制，比如蓄意决定机制。托马森指出，蓄意决定机制是说话人通过有意的决定或者有目的的行为来改变其语言的特征。但是，汉语未见蓄意决定机制的报道。退一步而言，即使汉语存在蓄意决定机制，它也不可能是汉语当中广泛使用的语言接触机制。

托马森所主张的7 种接触机制当中，最受中国学者认可的是“协商”机制。在“协商”机制当中，托马森阐述了中国学者常常提到的对应借用。托马森提出，语言接触存在“对应规则”（correspondence rules），也可以称为“借用常规”（borrowing routines）。它是双语人对所使用的双语音系对应规律的归纳总结。如果两种语言关系密切，并且有很多共同词汇的话，这种对应规则更显著。也就是说，“你语言当中的X，就是我语言当中的Y”。对应规则通常用来改造借词的语音，以使其本土化。在吸收外来词时，对应规则的运用通常是看不见的，只有这种规则运用产生错误时，才能被察觉到。托马森还举了例证（表1）：

表1 Salish 语/＊n/和/＊l/的演变比较表

chilliwack 语和Thompson 语都是加拿大西南地区的土著语言，两者有同源关系。其原始母语Salish 语中的/*n/音位和/*l/音位，Thompson 语仍然保留，但chilliwack 语已经将这两个音位合并为/l/。换言之，chilliwack 语的/l/，既可以和Thompson 语的/l/对应，也可以与其/n/对应。因此，当Thompson 语向chilliwack语借用时，chilliwack 语的/l/音位，Thompson 语到底是以/l/音位来对应，还是以/n/音位来对应，这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比如（表2）：

表2 Thompson 语“蔓越莓”的借用比较表

托马森指出，Thompson 语其实应以/l/音位借用chilliwack 语的/l/音位，因为原始语当中，该音位也是/l/音位。Thompson 语之所以出现/n/音位，这是双语人运用对应规则时产生的错误。

可见，托马森的观点也属于对应借用或者对应类推（请见下文）一类。

王洪君（2014）[4]258-261认为借用机制有三种，其中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按音值借，即音值匹配型借词，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相似借用；
另一种是按音类借，即音类匹配型借词，其实就是对应借用。音类匹配型借词是指通过方言接触与源语建立音类共时匹配关系，然后受语按照音类匹配关系，将借入的外方言词类推到其他相关的语音形式。音类匹配与历史比较法严格按照语音条件的语音对应还不完全相同。王洪君特别强调，语音对应不一定语音相似，所以借入的音类匹配型借词的语音不一定在音值上与对方最为匹配，但是却符合音类对应的匹配规律。比如（表3）：表3 显示，苏州话的ɒ 音类和北京话的ai 音类形成了对应，两方言人的心理上都建立了ɒ＜—＞ai 的音类匹配关系，照此类推而产生了“揩”的khai 音。可见，按音类借用的原则，不仅涉及音类对应，还涉及类推。

表3 苏州话“揩”的借用比较表

我们认为，王洪君的看法有几个问题。首先，借用方向有问题。“揩”是从苏州话借入北京话，而不是从北京话借入苏州话的。要在“两方言人的心理上都建立苏州ɒ＜—＞北京ai 的音类匹配关系”，这不是偶然、个别的接触所能具备的，必须有广泛的、深入的语言接触才能产生。根据王力（1998）[5]419，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清末声母就已经从k、kh、x改读tɕ、tɕh、ɕ了。如果北京话的“尬、揩”借自苏州话却读为k-组声母，那么，它们应该在清末之前就借入北京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清末之前，北京人有必要、有可能在心理上建立与苏州话的音类匹配关系吗？汉语各方言区都要学习普通话或者北京话，而北京人则无需大规模或者深入地学习各地方言，特别是吴语。因此，北京人不可能按照苏州话音类对应类推自己的母语。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进京做官的苏州人所做的苏州话与北京话的音类匹配，但由于匹配失误导致了上述现象。果真若此，那么，北京话该字音则属于新增的个别误读，不属于对应借用或者相似借用的范畴。

其次，北京话有些字同样借自苏州吴语，却是相似借用。比如，北京话的“尴尬” kan55ka51，也是明清时期从苏州话的kE44kɒ21借入北京话的，这是学界公认的。“揩”和“尬”都属于中古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尬”属于苏州话ɒ 音类字，以“按音值借”的方式借入北京话。那么，“揩”也属于苏州话ɒ 音类字，为何却以“按音类借”的方式借入北京话呢？因此我们认为，北京话“揩”读为khai55，应当另寻原因。

再次，声母和韵母的对应借用，理论上似乎是存在的，但实际例证却非常难找。目前所见的声母和韵母对应借用的例证，实际上都是相似借用。因为声母和韵母的借用不必经过对应类推，相似借用更直截了当，下文继续论证。

金耀华（2019）[6]405-417赞同上述学者提出的对应借用。不过，他将其改称为“跨语言（方言）类推”。他以平顶山话入声字为例（表4）来分析：

表4 平顶山话入声调值借用比较表

金耀华认为，平顶山话“竹、觉”等字声调的变化机制，和北京话“揩”字一样，首先是双方言者建立了“源语中的X，就是受语中的Y”这一音类对应关系，其次是同源语素在读音上的跨方言类推。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揩”字借入北京话是通过词汇借用的，由于“揩”这一语素在北京话口语中缺失，缺少音韵学背景知识的双方言者就通过音类对应，类推出“揩”字的北京话读音。而普通话对方言语音的系统性影响，使从小就接受普通话教育的双方言者的母语方言能力出现损耗，造成本方言语音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必须借助普通话的语音知识来类推本方言语音，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第二语言影响第一语言”的现象。

金耀华的“第二语言影响第一语言”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平顶山话的双方言者由于“母语能力出现系统性损耗，造成本方言语音知识的系统性缺失”[6]405-417的论断却未必可靠。近年来，普通话的推广力度空前，各地方言能力受普通话影响下降，这是事实，但以此解释平顶山话入声的变化却不一定合适。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些产生调类类推的字都属于中古入声字。如同属中原官话郑曹小片的郑州话（苏梦雅，2018）[7]21-71，受普通话的影响，现在已经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三种口音，其差异主要是入声的变读不同。与老年人相比，郑州青年人中古入声字有调类变读的，高达266 个字，而中古的平声字、上声字、去声字的调类无变异。这是本人根据《河南方言研究》[8]355-356以及《郑州方言志》[9]29-58的同音字表得出的结论。中古入声字，今郑州话的归类异于普通话，因此被普通话同化以后就按照普通话的调类结构重新归类；
而中古平声字、上声字、去声字，今郑州话分别读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格局已经和北京话对应，因此即使受普通话影响也不会发生新的串调现象。另外，郑州话对普通话调类的借用，看起来是对应借用，其实仍然是结构借用，也就是借用普通话的调类结构。当然，其后还可以存在调值借用，也就是再借用普通话的调值，从而使郑州话的调类和调值都变得和普通话完全一致，就像内蒙古的赤峰话一样。结构借用是语言同化的一种，而语言同化本身就是相似借用。

那么，郑州话和平顶山话为何只有入声字会发生“语音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必须借助普通话的语音知识类推本方言语音”，而别的调类不发生此类变化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原因是，郑州话和平顶山话只有古入声字今读的归调和普通话不同，因此才会受普通话的影响产生“对应借用”。

综上所述，“对应借用”是目前学界广泛认同的语言接触原则，虽然表述略有不同。它们存在的问题，上文已有分析。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认清“对应借用”的本质，以下分别分析。

上述“对应借用”的相关术语当中，以“对应借用”最为不妥。请比较（表5）：

表5 完全对应情况下的受语借用过程

如表5 所示，假设源语的i 音类只包含5 个字，而这些字受语都读为y，如此，源语的i 音类和受语的y 音类可以构成完全对应。那么，按照对应借用原则，借用应该如何发生呢？如果是受语的y 音类被源语的i 音类所代替，那么这样的借用过程，既有对应，也有借用，但与对应借用无关，故不能称其为对应借用，其仍然只是相似借用。

如果把表5 进一步扩展，那么就变成王洪君的“按音类借”，或者金耀华的“跨方言类推”，如表6 所示：

表6 不完全对应情况下的受语借用过程

假设源语的i 音类所属字共有7 个，而受语中这7 个字分为两类：Word 1 至Word 5 读为y 音类，Word 6、Word 7 读为a 音类。这样，源语的i 音类对应受语的两个音类，因此仍然不好应用“对应借用”。如果“按音类借用”或者“跨方言类推”，那么Word 6、Word 7 应该改读y，也就是表6 的阶段2；
如果借用继续，那就是表6 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表6 第二阶段受语的y 音类受到源语i 音类的影响进一步变为i。

现在的问题是，表6 的阶段2 真的存在吗？常言道：说有易，说无难。汉语方言声母和韵母相似借用的实例，比比皆是（就本人所见过的汉语语料而言，凡是发生声母、韵母借用的，都是相似借用，似未有反例）。而表6 对应借用的音变过程，看起来也合乎逻辑，但实例非常难找（甚至不存在）。我们以闽语枫亭话（戴黎刚，2013）[10]420-429为例（表7）：仙游枫亭话属于莆仙话，由于毗邻惠安，受惠安话影响严重。表7以仙游城关话代表受语枫亭话的第一阶段。

表7 枫亭话i 音类的受变过程

表7各字，惠安话都读为ɯ音类，仙游话则分别读为y音类和o音类。按照“跨方言类推”或者“按音类借”的方式，作为接触结果的枫亭话，其“资私”类字应该被类推为y 音类，但其“资私”类字却仍然读为o 音类。因此，表7 只有相似借用，不存在跨方言类推或者按音类借用。

表7 枫亭话的“资私”类字应该读为i，可仍然读为o，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正是相似借用的反向效应导致的。枫亭人认为自己的y 音类和惠安话的ɯ 音类差异大，因此就用相近的i 音类来代替y 音类；
而枫亭话的o 音类和惠安话的ɯ 音类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尚未被改造为i 音类。音值差异大，就发生借用，音值差异小，就不借用，因此，音值差异大小是借用发生的关键。可见，相似借用才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机制，和类推没有关系。

声母的借用和韵母一样，也未见过对应借用的实例，已有的实例也很可疑。金耀华“聚合关系的类推”的相关例证，其实也能用相似借用解释。比如徐州话“芝”类的类推（表8）：

表8 徐州话 音类的受变过程

表8 中，“知”类字和“芝”类字，普通话都读为 ，徐州话原本分别读为 、ts 两类，现在“芝”类字受普通话影响改读 。如果徐州话是受普通话影响把“知”类字的 类推到“芝”类字，这形式上也勉强可行（因为类推理由不够强）；
但是，如果把该过程看作是相似借用，不但可行，而且更直截了当。

再比如，平顶山话调类的对应类推，其实是相似借用（更确切而言，应该是结构借用）。下面以普通话阳平为例（表9），请比较：

表9 平顶山话阳平调的受变过程

表9 中，平顶山话的“竹、觉”原本属于阴平，现在受普通话的影响也改读阳平，如果从调类而不是调值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平顶山话借用了普通话的调类结构，因此，这是相似借用，而不是对应借用。

上述声、韵、调的借用过程，似乎都是相似借用和对应借用两可。那么，它们到底是相似借用，还是对应借用呢？我们认为，它们其实还是相似借用，下面以龙岩话来证明。龙岩话属于闽南话，原本与漳州话更接近，后来受客家话影响产生变异。我们以梅县话作为源语，以漳州话作为受语龙岩话的起始阶段，表10 中的“莺景情陵”类字，梅县话都读为前鼻音-n 韵尾，漳州话读为后鼻音-ŋ 韵尾。龙岩话原本应该和漳州话一样读为-ŋ 韵尾，现在读为-n 韵尾，这是受客家话影响导致的。但是，龙岩话的“丙猛”类字非常奇怪，漳州话这些字读为-ŋ 韵尾，客家话也读为-ŋ 韵尾，如果龙岩话是保留漳州话，那应该也是-ŋ 韵尾，如果龙岩话是受客家话影响的，那也应该是-ŋ 韵尾，可龙岩话偏偏读为-n 韵尾，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这肯定不是“跨方言类推”“对应借用”“按音类借”导致的，因为其源语梅县话也不读为-ŋ 韵尾。戴黎刚（2019）[11]67-75认为，这是龙岩话的内部类推导致的。也就是说，龙岩话iŋ 音类在逐步借用梅县话in 音值的过程当中，产生了“iŋ →in”的音变意识，这种音变意识带动了同属iŋ 音类的“丙猛”类字，也从iŋ 音类变为in 音类。由此亦可见，表10 龙岩话的“莺”类的in 音值字，是以相似原则借用客家话的，和对应借用没有关系。

八里罕话的新调类，虽然属于音类创新，但也是以相似借用产生的，如表11：

表11 八里罕话新上声调的受变过程

八里罕话只有三个调类，普通话的上声字，在八里罕话中并入了阴平。不过，受普通话（或者赤峰话）的影响，八里罕话中这些并入阴平的清上字，新产生了一个和普通话上声接近的降升型曲折调。可见，八里罕话调类借用也是相似借用。

不仅音类创新类型的借用是以相似借用完成的，音类转移的借用也是以相似借用完成的。我们以湘语益阳话为例。益阳话有种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去声变入”（徐慧，2001）[12]。这些“变入”的字（包括古清去、浊去、浊上）全部属于文读音层次，其白读音则分别属于今益阳话的阳平和去声两个调类。如表12：

表12 益阳话“去声变入”比较表

益阳话有五个声调，分别为：阴平34、阳平13、上声41、去声21、入声45。表12 中益阳话清去的白读音是阳平13，浊上、浊去的白读音是去声21。但是，他们的文读音都读为入声，这是为什么呢？戴黎刚（2009）[13]33-41认为，这是益阳话受西南官话影响产生的结果。西南官话（比如常德话、吉首话）的清去、浊去，多读35 一类的中升调值。但是，益阳话阳平调值是13，去声调值是21，都与西南官话的35 调值差异大。当益阳话从西南官话借用35 调值时，因为35 调值和入声45 调值的调型相似，这些新借字就并到入声了。因此，益阳话这些清去、浊上、浊去字，是以相似借用的方式借用西南官话的去声调值；
同时，益阳话是以音类转移的方式而不是以音类创新的方式完成借用的。简言之，即使是音类转移，也照样发生相似借用。

同化是从源语的角度而言的，受变、自变、借用、类推则是从受语的角度而言的。我们认为，音类的借用不必以音类对应为前提，尽管受语和源语的音类往往是对应的。语音借用分为两种，一种是音值借用，一种是结构借用，他们本质上都是语言同化，都属于相似借用。汉语声母和韵母都是以音值借用的方式而不是“对应借用”的方式实现同化的。但是，声调较为特殊，它包括调类和调值两方面，因此，声调借用涉及的内容分为调值借用和调类借用两类。如此，声调的借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借用源语调值，一种是先借用源语调类结构，再借用源语调值。声调的“对应借用”实际上是结构借用。至于类推，其实是受语基于大量受变基础上的自变，它既与受语的受变相关，也与受语的自变相关（戴黎刚，2013）[10]420-429。而借用属于受变，纯粹的借用与自变无关。

应该说，对应借用（包括跨方言类推、按音类借）可以解释绝大多数结构借用的例子。但是，对应借用意味着在借用源语的音类时，受语必须先有音类与源语对应，然后受语按照音类对应借用源语的音类。那么，如果受语没有与源语对应的音类，借用还能发生吗？这又分为三种情况：

（1）受语是零音类，因此源语/受语不能形成对应，如桂林话中古日母字（张辉，2010）[14]25-41：

表14 中的日母字，北京话都是读为ʐ，老派桂林话都是没有声母的，所以老派桂林话不存在和普通话声母对应的音类，因此无法运用“跨方言类推”，也不能“按音类借”。可是，新派桂林话都产生了声母z，假设老派桂林话的“Word7”也没有声母，那么新派桂林话该词也会改读z 声母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可见，其借用过程与桂林话和北京话是否有音类对应无关。

表14 桂林话日母字的受变过程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调类，那么，声调的对应借用（包括跨方言类推、按音类借）可以成立吗？其实照样有问题。从理论上讲，完全有可能存在没有调类的汉语方言，这样就不能按照源语/受语音类对应的模式进行借用。但是，汉语的音节都有调类，所以具体例证不好找，不过我们有近似的例证。比如，金耀华（2019）提到的老派八里罕话只有三个调类，缺少上声调，普通话却有四个调类，对于老派八里罕话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其上声原本就没有调类，既然上声没有调类，就不能按照调类对应借用，也不能按照调类对应跨方言类推。但是，新派八里罕话照样产生了上声调，这也说明借用无需音类对应。

（2）源语是多音类，而受语是单音类，因此，源语/受语不能形成明确的对应。请比较表15：

表15 多音类源语/单音类受语的受变过程

假设表15 源语的5 个字分别读为y、a、e、u、o 音类，而受语只读为i 音类（该类的实际例证，请见表11），源语/受语之间就无明确的音类对应关系。那么，这样的借用还会发生吗？答案是肯定的，受语无疑也将改读y、a、e、u、o 音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受语借用源语的音值，也可以认为这是受语借用源语的音系结构。但是，我们不宜认为这是源语/受语之间的对应借用，因为它们的对应关系无法明确；
也不能认为这是跨方言类推，因为根本就无法类推。而“按音类借”的原则，不仅与音类对应有关，还与类推有关，因此也不能适用。

（3）源语是单音类，而受语是多音类，因此源语/受语不能形成明确的对应。请比较表16：

表16 单音类源语/多音类受语的受变过程

假设表16 中的源语是i 音类，而受语读为y、a、e、u、o 多个音类（该类的实际例证，请见表8）；
那么，在源语影响之后，受语无疑都得读i。这肯定不是类推借用，也不能“按音类借”，而是逐个相似借用，或者是整体借用源语的i 音类。

上述三种情况，源语和受语的音类都无法对应。当方言区的人熟练地掌握源语之后，他就非常了解源语的音系结构，在使用自己的母语时，他会不自觉地将源语的音系结构，包括调类结构，反过来应用到自己的母语中，重新组织自己的母语，源语的结构怎么样，受语的结构就重组为怎么样，从而使其母语的结构更接近于源语。可见，这种重组和受语原有的音类结构无关，因此无需在源语和受语之间建立音类对应。

换言之，所谓的“对应借用”实际上是结构借用。

音值借用和结构借用（常被误解为“对应借用”）都属于相似借用，都是语言同化的一部分，只是处于同化的不同阶段而已。下面以平顶山“客刻克”类字的同化进程为例：

平顶山的“客刻克”类字，原本读为khai24①，其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产生了文读音，与白读khai24①并立，构成文白异读，此时，他们的调类仍然都是阴平。接着，平顶山话的白读音消失了，同时在原有的文读音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文读音。这个新的文读音与旧文读音相比，声母和韵母未变，但是声调变了，新调类和普通话完全相同，可见是被普通话进一步同化产生的。此时，平顶山话的音系格局已经和普通话几乎完全一致了，唯一的差异就是它们的调值。可以推知，在不久的将来，平顶山话“客刻可”类的调值很可能由31 变为51，其他所有调类也很可能如此变化。如果这样的话，平顶山话就被普通话完全同化了。内蒙古的赤峰话，与普通话很难区别开来，就是因为它受普通话强烈影响而被普通话完全同化了，其同化进程比平顶山话稍快一步。

声母、韵母的借用，通常都是音值直接借用，显示不出同化的阶段性。不过，声母、韵母受变过程，其实也具有阶段性，下面以蛮话为例（戴黎刚，2017）[15]26-35：

蛮话分布在温州市苍南县，它是以闽东话为基础，受温州话的强势影响而成的。表17 显示，中古的群母字，今福州话读为k，温州话读为dz。今蛮话则分读两类：一类读为dz，既有文读也有白读，这明显是直接借自温州话dz 的层次；
另一类读为g，该层次既不像温州话的dz，也不像福州话的k、kh，实际上，它是在闽东话原有的k、kh 声母的基础上，借用温州话的浊音特征形成的，其性质与闽东话、莆仙话的声母类化相似，都属于半同化。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古浊音字产生半同化呢？原因在于，这些白读字属于蛮话口语常用字，是蛮话的底层，使用频率更高；
因此，它们即使发生变化，也会比其他字的变化慢一拍，仍然保留受语的部分语音特征，从而使声母的借用具有阶段性。

表17 蛮话中古浊声母的阶段性受变比较

语音借用不必以音类对应为前提，尽管受语和源语的音类往往是对应的。语音借用分为音值借用和结构借用两类，他们都属于相似借用，本质上都是语言同化。声母和韵母都以音值借用的方式直接同化。在音值同化完成以后，音值借用也可以看作是音类借用。这样，从表面上看，受语和源语的音类对应就构成了“对应借用”。声调包括调类和调值两部分，所以声调借用的内容涉及调类借用和调值借用两方面。声调的同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调值直接借用，一种是先结构借用再调值借用。声调的“对应借用”实际上是结构借用。类推是受语在受变基础上的自变，它既是受变也是自变。借用则属于受变，纯粹的借用与自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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